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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后是一个轻步兵营，两个炮兵骑兵排，他们穿戴的是在上海制造的军服和军帽（以取代在“快帆皇后”号失事时丢失的军服）。接着便是“喜气洋洋”的司令官，穿着大礼服，帽子上插着白色的羽毛饰，陪同他的有：他的两位准将冉曼将军和柯利诺将军，以及本茨曼和施米茨上校，康普农少校，各单位头目、各部队首领和参谋部军官，“只见金光耀眼的一群人，肩章、饰带、绶带上的金饰，帽子的羽饰，上光的皮革，无不放出夺目的光彩”（埃里松语）。军人的队伍由第101团的乐队殿后，他们的后面是外交人员的队伍。
101和102团的旗帜以及海军陆战队的旗帜引导着特使。法国的全权代表，让－巴蒂斯特－路易·葛罗男爵，穿着一身黑色服装（他的大礼服在“马拉巴尔”号海难时丢失了），佩着勋章和饰带。他坐在轿子里，由八个身着号衣、头戴法国三色帽的轿夫抬着。在他前面，四名士官抬着一只带有皇帝纹章的银盒，里面放的是由点缀着蜜蜂图案的蓝色天鹅绒包裹着的1858年条约文本。
队伍的最后，是身着野战服的两个炮兵骑兵排和两个步兵营，“迈着军人的步伐，整齐划一，正好给惯于以貌取人的中国人留下深刻的印象”（布隆戴尔语）。但孟托邦写道，他原本没想到，还有一支非正规部队，使看客们大饱眼福，这就是来自各个部队的女炊事员！“这些妇女们大多数非常年轻，她们穿着半男半女、半军半民的服装，像男兵们一样踩着鼓点齐步行进，把好奇的中国人都看傻了。”
钦差大臣恒祺，率领一队身着礼服、骑着马的官员，在安定门前迎候法国人的队伍。葛罗对这一姿态表示赞赏。随后，队伍又顶着烈日前进了，路上花了两个小时。巴赞库说：“诚然，这支置身沙场的部队，在远离法国五千法里的地方，并没有战神广场上受阅部队那么风光……”。但孟托邦尽他最大的努力，使他的队伍像英国人一样规模庞大，虽然不如他们光彩夺目，但至少和他们一样军仪威严。
不过一个小小的麻烦还是影响了法国人的军容。地面上覆盖着一层厚厚的煤灰，路面又没有洒水。按凯鲁莱的说法，在漫长的行进过程中，法国部队“只得在黑尘形成的云雾里穿行，尘土钻进我们的衣和胡须，进入胸腔和眼睛，使我们口干舌燥，呼吸困难，两眼难睁”。
葛罗男爵和孟托邦将军，在使团成员和参谋部军官们陪同下抵达礼部，“一座外表相当难看的庞大建筑”（樊国梁语），受到恭亲王和几位中国地位最显赫的高官迎接。这些官员都是文官——武将均被排除在外——他们服装的前胸襟上都显赫地绣着或鹳、或雉、或孔雀等鸟禽的图案……
巴吕描述当时的场面说：“当葛罗下轿时，恭亲王上前来到礼部大堂的门口。亲王施中国礼（与满族的礼仪不同），双臂向前伸出，双手抱拳致意。法国特使脱帽回礼”。
亲王走上前来迎接特使，但特使抢在他迈过门槛之前迎上前去。亲王向他伸出手来。双方相互寒暄一番。亲王重又拉起特使的手，引他来到位于自己左边的座位。这在中国是贵宾的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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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一章 签署和约（5）
前一天与额尔金进行签字仪式过程中的冷漠气氛，被亲朋好友相聚的气氛所取代。深谙外交手腕，善于掌握分寸的葛罗，使年轻的亲王感觉轻松自在。与额尔金不同的是，他努力向亲王表示出他的敬重，让亲王深信他本人和他的君主都怀有和平与和解的愿望。在此前一天饱受英国特使侮慢折磨的恭亲王，这才感到心平气和。他后来甚至还露出了微笑。给两位全权代表以及双方的主要陪同人员都献上了茶，但一直怀有戒心的孟托邦要确认他的茶与亲王的茶出自同一只茶壶……
外交手续可以开始了，使团的二号人物巴士达伯爵担任法方司仪。巴赞库记述道：“双方交换和平条约的文本，查验印玺。条约的法文本誊录在漂亮的羊皮纸上，中文本写在烫金的书板上，然后恭亲王和葛罗都在文本上签字画押。
此时，在礼部附近发出一声炮响，这是给部署在安定门的炮兵发出的信号，于是，后者发出二十一响礼炮，以示庆祝。亲王花了很长时间仔细研究条约和带有拿破仑三世头像的法国国玺。葛罗送给亲王一套法国钱币，“包括了价值一百法郎的金币直到只值金币千万分之一的小生丁”。亲王对此深感兴趣，并请人说明以法郎为单位的法国币制，一种远比中国币制简单实用的货币体系……从钱币上的人头像又谈到了肖像画，特使还向亲王赠送了两张法国皇帝和皇后的“漂亮照片”以及一幅亲王本人的照片。
葛罗为自己未能穿着礼服与亲王会面表示歉意，因为他的制服在锡兰的海难中丢失了。这使他得到了下面颇具意味的回应：“噢！彼此彼此。本王亦未穿礼服。尊驾之华服毁于水，本王的华服毁于火”。二人相互道贺，还以欧洲人的方式握了手。亲王称赞孟托邦将军杰出的军事才能。他告诉葛罗说，他将很快以朋友的身份前来拜访。茶点已经准备好了，他们并没有被毒死！
双方在一片此伏彼起的“请、请”声中道别，阿尔芒医生说。
德斯凯拉克·洛图尔伯爵尽管身体十分虚弱，仍坚持到场，他说：
“……对于所有曾参加战斗的人，对于所有经历过痛苦的人，这真是美好的一天。在队伍里，我是一个可怜的家伙；但是肉体上有多么疲惫，我的灵魂就有多么喜悦，而且，在条约签字的过程中，我甚至还放任自己跟那些曾关押过我、几乎把我害死的中国官员们友好地交谈几句，开几句玩笑”。
条约批准过后，孟托邦回到住所，他惊奇地发现，八个穿着恭亲王府号衣的伙计，在亲王府一名副将的带领下，抬来了好几只红漆大箱，里面装着无数的美味佳肴（燕窝、禽蛋、鱼翅、等等），据说它们一个比一个鲜美，只是对西方宫廷来说，它们都是无法下咽的……。法国的记事者们对这种令人难以置信的美食不惜笔墨地津津乐道，不过他们对海参以及“不敢恭维”的烈酒都持强烈的保留态度。
还有这么一个小掌故。孟托邦说，按当地风俗，收到如此贵重礼品的人一定要拿出大把的赏钱打发这些伙计。于是，他为这顿不同寻常的晚餐花了八十块皮阿斯特的赏钱，相当于在“英式咖啡馆里一顿上等晚餐的价格”。
葛罗也并没有被人忘记，他同样收到了恭亲王派人送来的十五只漆盒，里面装满美馔珍馐，还配了各式水果，足可作为一顿丰盛精美的晚宴。一道又一道的海味山珍，据说都十分鲜美可口，但问题仍然在于，它不合蛮夷们的脾胃……。凯鲁莱不惜以一整页的篇幅把它们一道道罗列出来，然后坦白地说：“所以这些东西都让人倒胃口”，特别是那样禽啊，肉啊，都覆盖着一层金黄色的浆汁，表面上看起来很诱人，却使人难以下咽，因为不知道那到底是些什么东西……。宾客们只好吃些干鲜水果，聊以果腹。
英国的特使，以及俄国和美国的公使，也都享受到了由中国政府赠送的这种御膳。
值得纪念的一天过去了，晚上，孟托邦将军长长地舒了一口气。他承认，对他来说，这是他一生中最美好的一天：“这个宣告战争取得完全胜利、宣告战争结束的日子，是我漫长的戎马生涯中最为美好的一天。直到今天，每想到那个日子，仍然使我激动不已”。
第二十一章 签署和约（6）
葛罗大喜过望，特别是由于最近这几天来，中国方面的游移不定和额尔金的强硬态度，使他一直心急如焚。10月26日，他在写给外交大臣的信中说：
“我们取得了圆满的成功，并且远远超出了我的预期。我同我的英国同行进行了坚决的斗争，他屡次欲将事情推向极端，而这将影响全局，并常常使我想到，他极欲推翻清王朝并向南京的叛匪伸出援手”。葛罗还借这个机会向伊格那替叶福表示敬意，他曾“不动声色”地利用了伊格那替叶福的才干，伊格那替叶福也确实向他提供了“真正的帮助”。
另外，葛罗还为自己与恭亲王建立了良好的关系感到高兴：“我与恭亲王的会见，无论从哪个方面，都是与众不同的。此前一天别人对他有多么盛气凌人，我今天就刻意表现出对他有多么礼貌尊敬”。他洋洋自得地写道，恭亲王当着所有文臣武将的面，大声地对他说，如果他能在北京再呆上几天，他将作为朋友而非钦差大臣登门拜访。
除了向西方开放新的贸易口岸外，北京签署的协议和条约还允许在北京常驻外交人员，承认基督教的合法性，以及允许外国人到中国的所有地区游历，只要他们持有领事馆颁发的护照。制订新的海关税则，使鸦片交易合法化并对鸦片征税，鸦片从此不再经由外商与中国官员相互勾结形成的走私渠道输入中国。想到海外定居的中国人，从此获得了移民的自由。在这个表面看来无甚危害的条款背后，实现着隐藏着劳工贸易——也就是贩卖劳工——的合法化。正如贸易自由掩盖着鸦片交易一样……
同样，旅行自由为商人的活动以及传教士的活动提供掩护。中法条约中有一款明确规定：“应如道光二十六年正月二十日上谕……又将前谋害奉天主教者之时所充之天主堂、学堂、茔坟、田土、房廊等件，应赔还交法国驻扎京师之钦差大臣，转交该处奉教之人”。
后来得知，皇上原来在下述三个方面不愿做出让步：外国使节在京师建立驻所，由领事馆颁发护照的制度以及开放长江进行对外贸易。
外交官乔治·德·凯鲁莱认为，尽管在投入战场的军事力量中英国人明显占上风，但条约中各款对联军双方给予了同等的待遇，他对此感到满意。不过，要硬说天平并没有向英吉利海峡的任何一边倾斜，就有些过分了。
实际上，英国得到了一个额外条款，租借了位于香港岛对面的一块陆地，九龙半岛。后来的事实表明，这是中国政府方面做出的一项重大让步，尽管当时它不过是一块不毛之地。保罗·瓦兰敏锐地指出：“我们没有在天朝帝国的沿海得到任何立足之地，而英国人远比我们深思熟虑，他们不仅已经得到了美丽的香港岛及其优良港口，还想方设法使中国出让了广阔的九龙半岛。它位于陆地之上，面向香港，确保而且加强了他们的优越态势”。
孟托邦心里也不是滋味。必须从舟山及其港口撤出，使他极不情愿，他认为，舟山及其港口本来可以用来抵消英国人对香港的占领，同时也可以抗衡俄国和美国的贸易进犯。他对葛罗不满，认为葛罗是为了避免冒犯额尔金才在这一问题上做出让步。“我发现我们从这场战争中所获甚少，”他这样抱怨，还补充说这是他与法国特使之间唯一的“阴影”。
葛罗对孟托邦将军的指责十分恼火，不过他反倒强调他们之间的良好关系。在写给图韦奈尔的信中，他说：“他无疑尚未理解这一决定的全部意义，但我希望，他将来更成熟，尤其是经验更加丰富的时候，会赞同这一决定”。但他仍然有信心说服孟托邦撤出舟山群岛，不管出于自愿还是应他的请求。在葛罗看来，保留舟山群岛是不可能的事。舟山从1842年起被英国人占领，后来已经归还给中国人。在他的思想中，舟山岛“无论对英国还是对法国，都不是一块可以据为己有的土地”。要避免这些土地成为与中国发生冲突的诱因，这是不言而喻的。但更为重要的是，要避免使它成为与英国发生冲突的诱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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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一章 签署和约（7）
不过，人们还是能看到，一贯奉行实用主义的英国人，要求并且得到了一块割让的土地；而一贯奉行理想主义的法国人，只满足于要求宗教信仰自由……这无疑是由于心态的不同！一方是世俗的现实主义，另一方是纯精神的诉求。这是响当当、实实在在的物质实惠，与理想化、不求回报的精神境界之间的对立。对此，阿尔芒·吕西有他特有的表达方式，既充满煽动性又竭尽挖苦之能事：“于是，不论是英国人和还是法国人，我们都按各自的天性达到了自己的目的。他们为贸易而战，而我们为理想而战。他们打开了输出鸦片的大门，我们打开了传教的大门。让英国人统治吧！吾皇万岁！”。
孟托邦拿条约中关于恢复天主教传教自由和归还信教者被充之教产的第六款聊以自慰。在他看来，法国的影响完全依赖于天主教的传教士们，这是唯一能够同英国的贸易分庭抗礼的一种力量。他希望，把公使馆建在北京也将产生最佳效果，因为公使馆在皇上的兄弟恭亲王身边有一位神通广大的中间人，即孟振生主教。
同样，在葛罗看来，在中国首都恢复基督教的合法地位以及建立常设公使馆这两件事，似乎是“使现代文明尽快进入中华帝国所必
须打开的大门的双扉”。
1原诗为意大利语。其原文“一大把”（buonaparte）与“波拿巴”（Bonaparte）谐音—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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咸丰皇帝与英法决战硃谕（1）
（1860年9月12日）
咸丰十年七月已未（二十七日）
列举历年英人桀骜情形，惟有舆之决战。
硃谕：从来中华之于外国，首重怀柔，互市通商，原所不禁。我朝二百年来，海国贸易，均在广东。嗣准五口通商，仍以两广总督为钦差大臣，总理其事。历任诸臣，办理诸多未协，以致舆戎召衅。叶名琛自任总督，刚愎自用，其于辨（理）通商等件奏报，多有不实不尽，大失众心，致有咸丰七年冬间之事。英吉利领事人等，遽启兵端，闯入我边城，袭据（掳）我官吏，当以叶名琛孽由自作，事有使然，犹未即兴问罪之师。八年间，领事额尔金等赴诉天津，当谕直棣总督前往查办。该领事等乃乘不备，攻踞海口炮台，直驶津门。爰命大学士桂良等往与面议，息事罢兵，所请条约数十余件，多有肆意要求，桂良等为之恳乞恩准。自古要盟不信，本属权宜。旋令桂良等驰往上海各国贸易地方议立税则，再将所立条约讲求明允，以为信据。乃英国领事普鲁斯等，不肯在彼平心定议。
上年仍复驾驶兵船来津。我大沽海口设立防兵，因谕该领事，如有要议事件，当向北塘行走。普鲁斯桀骜不驯，遽在大沽逞其凶横，毁我防具。经统兵大臣痛加轰剿，亦系自罹殃祸，莫可怨尤。如米（美）利坚国使臣，独自北塘登岸，随带从人，进京换约，我中国礼待无亏，从容毕事。似此各国使臣，顺逆皆所自为，谅亦中外所共闻知。本年英国领事人等，仍复驶船津口，我中国绝人不为已甚，仍饬疆吏前往海口，豫为接待。并令大沽统兵大臣，如外国人等自北塘登岸，即是来议事件，不得先自藉端生事。不料该领事等，虽自北塘登岸，而实包藏祸心，夹带炮车并马步各队，安心寻衅，复启兵端。试思北塘天险，当该国人换船登岸之际，我兵如果有心相害，开炮轰墼，若辈岂能犹自全耶？该领事等不思感化，惟事逞凶，竟由北塘抄至大沽后路，到处占据，并即驶船阑入津城。因桂良是前年在津原议之人，又令驰往与之理谕。犹冀该领事等稍知礼义，但能所求不出情理之外，亦必与以优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