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普通民众而言，建国六十年的后三十年和前三十年相比，最大的变化莫过于自由和平等。
和建国前三十年相比，后三十年对普通人感受最明显的是自由和平等的程度越来越高。
个人不再贴有“黑五类”的政治标签，公民身份一律平等；恢复高考，人人在分数面前一律平等；农民不用再向过去那样固定在土地上，而是北上南下进城务工，取得了自由流动的平等；商品充足，不需再等待分配，取得了自由选择的平等。
公民的自由度和三十年前相比更是大大提高：可以批评政府而不必担心扣上“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帽子；可以自由出国而不必担心有里通外国的“敌特”嫌疑；可以自由*而不必担心被戴上“作风不正”的帽子；公民可以自由选择生活方式和工作方式不必担心被人指为“不务正业”。和三十年前相比，社会的宽容度大为提高。至于个人财富，更不是三十年前的任何一年可以同日而语。
实际上，建国六十年的许多成绩和不足都可以在公元2008这一年里通过一系列的事件集中体现出来。
发生在年初的冰雪灾害既考验了国家的应急机制也验证了国企在国家应急事件中的独特作用。
“*门”事件的发生和传播，实际上是中国性自由现状的真实写照。改革开放使人们的性观念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开放。其大胆、刺激、躁动直逼美国上个世纪六十年代“性解放”时期。婚外情、未婚同居、试婚、夫妻互换、网络夫妻、*、同性恋、双性恋等五花八门的*形式都能在现实生活中找到原型。而与此同时，一个严酷的事实是中国正处于巨大的性活跃期和性病、艾滋病的高传染期。
五？一二地震，实际上是对党和国家救灾应急机制和执政思维的考验。考验的结果令人满意。“以人为本”的救灾理念不仅获得了国内民众的衷心拥护，还获得了国际社会的高度赞赏。人民军队和广大消防武警、公安官兵、医护人员、志愿者齐心协力、奋勇救灾的事迹让听者动容、闻者落泪。中国人民面对灾难的坚强、面对灾难的互助让世界留下深刻的印象，中华民族的凝聚力在大灾面前得到了空前的加强。在抗震救灾中涌现出来的爱心既是三十年改革开放的重要成果也是民族的精神财富。
北京奥运会和亚欧国际峰会在北京召开彰显了中国的国际地位和国际影响力。奥运期间，八十多个国家和地区的政府首脑和王室成员先后来到中国访问。这和建国初期只有寥寥十几个国家和我国建交的国际环境相比，中国已今非昔比，中国现在已成为具有重要国际影响力的大国。
神七飞天，使中国成为掌握空间技术的三大国家之一。它使中国在未来的空间竞争中处于十分主动的战略地位。它同时也是中国科技水平高度发展的标志。
发生在2008年的山西尾矿库溃坝事件反映了地方利益集团的形成和对人民生命的漠视；而发生在深圳的歌舞厅失火事件则是典型的官商勾结事件，它不仅反映了某些地方行政部门的监管不力和不作为，它还反映了我们制度的缺失和监督的乏力，反映了利益相关团体和个人的胡作非为，反映了吏治*的严重程度。
2008年三鹿奶粉事件是假针、假药、假鸡蛋等造假事件的继续和放大。它反映了企业道德的缺失和诚信的丧失。不仅如此，它还反映了相关行政部门的不作为。
2008年发生在贵州、甘肃等地的民众骚乱事件反映了某些地方政府和某些部门长期漠视民众利益和民众呼声，对突发事件处理的举措失当、应对不力。
2008年年底的中国海军赴亚丁湾护航标志着中国海军走出国门，这是继600多年前明朝郑和下西洋后，中国舰船再次驶入印度洋地区。它标志着中国海洋时代的开始。
发生在2008年的一系列事件虽然显得有些突如其来，但它实际上是过去几十年矛盾沉淀的显露和爆发，它仿佛提醒我们：建国六十年到了！中国在迎来机遇的同时也将迎来挑战。
未来的中国，还有许多事要做。
中国将面临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市场化、国际化的挑战；中国还需着力解决区域差距、城乡差距、个人收入差距；中国还需向特殊利益集团和*势力“宣战”；中国还需在知识产权保护和人才选拔机制方面迈出更有力的步伐；公民的法制观念和道德观念需要加强和重建……
未来的中国，任重而道远！
第八章：未来四十年（中国2009—2049）
***根据2008年的各项统计看，中国在迎来开国60年时确实达到了建国以来最好的时期：中国经济近30年来保持了年均的快速增长；2008年国内生产总值已达24万亿元；财政收入已远远超过4万亿元；一大批重产工农业产品跃居世界首位；经济总量已跃居世界第三；外汇储备量世界第一；体育文化蒸蒸日上，2008年北京奥运会获金牌总数第一；财政收入是1978年的50多倍。且近三十年来，中国的国力一直呈上升趋势。
但是盛世之下也有危机，如果这些危机不能很好的消化和解决，历史出现反复和逆转的可能并非不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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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章：未来四十年（1）
从2009年开始，未来四十年将可能成为中国历史上的黄金时期。
从历史上看，西汉王朝、唐朝、辽国、西夏、金国、清朝都在这个时间段里（即从开国60年到开国100年）达到了自己的鼎盛时期。其中又以西汉武帝时期、唐朝玄宗时期、清朝康、雍、乾时期最为突出。
根据2008年的各项统计看，中国在迎来开国60年时确实达到了建国以来最好的时期：中国经济近30年来保持了年均的快速增长；2008年国内生产总值已达24万亿元；财政收入已远远超过4万亿元；一大批重产工农业产品跃居世界首位；经济总量已跃居世界第三；外汇储备量世界第一；体育文化蒸蒸日上，2008年北京奥运会获金牌总数第一；财政收入是1978年的50多倍。且近三十年来，中国的国力一直呈上升趋势。
但是盛世之下也有危机，如果这些危机不能很好的消化和解决，历史出现反复和逆转的可能并非不存在。
中国共产党第十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对现阶段中国发展的特征做出了如下判断：
经济实力显著增强，同时生产水平总体上还不高，自主创新能力还不强，长期形成的结构性矛盾和粗放型增长方式尚未根本改变。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初步建立，同时影响发展的体制机制障碍依然存在，改革攻坚面临深层次矛盾和问题。
人民生活总体上达到小康水平，同时收入分配差距拉大趋势还未根本扭转，城乡贫困人口和低收入人口还有相当数量，统筹兼顾各方面利益难度加大。
协调发展取得显著成绩，同时农业基础薄弱、农村发展滞后的局面尚未改变，缩小城乡、区域发展差距和促进经济社会协调发展任务艰巨。
社会主义*政治不断发展，依法治国基本方略扎实贯彻，同时*法制建设与扩大人民*和经济社会发展的要求还不完全适应，政治体制改革需要继续深化。
社会主义文化更加繁荣，同时人民精神文化需求日趋旺盛，人们思想活动的独立性、选择性、多变性、差异性明显增强，对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提出了更高要求。
社会活力显著增强，同时社会结构、社会组织形式、社会利益格局发生深刻变化，社会建设和管理面临诸多新课题。
对外开放日益扩大，同时面临的国际竞争日趋激烈，发达国家在经济科技上占优势的压力长期存在，可以预见和难以预见的风险增多，统筹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要求更高。
所有这些都表明，未来几十年的中国：兴盛之下蕴藏着危机，机遇面前蕴含着挑战。
未来四十年，中国还将迎来两个很关键的年份：
2021年，中国共产党将迎来建党100年。
20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将迎来建国100周年。
中国在21世纪能否和平崛起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取决于未来四十年；而未来四十年中国是否能稳步前进则取决于未来十二年。在这十二年当中，党的十七大提出的科学发展观能否得到完整准确的理解并在党和国家的各项制度中得到体现和执行；能否将它融入到地方各级政府甚至全体国民的意识中则至关重要。
未来几十年，中国还有很多的事要做。而我们对未来的认识和把握，在很大程度上则取决于我们能否从中外历史的成功经验和失败教训中吸取有益的营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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遗嘱政治和制度的建立
中国古代制度中的头等大事便是皇位继承制度。 txt小说上传分享
第八章：未来四十年（2）
从秦始皇建立中央集权专制国家开始，皇位继承就成为封建帝国最为重要的
头等大事。虽有“立贤立长”“立长立谪”等陈规，但围绕着皇位更迭，仍然会上演一幕幕的故事。
秦始皇本来属意于长子抚苏，但后来登基的却是二儿子胡亥；唐高祖本来是准备传位于长子李建成，却不料次子李世民捷足先登，发动“玄武门之变”不但杀死太子李建成，随后还逼退了唐高祖李渊；赵匡胤本来想传位于儿子，却不料在“烛影斧声”之后，由弟弟登基；朱元璋本已安排好孙子朱允炆接班，不料四儿子朱棣谋逆，朱元璋死后没几年，朱棣便发动了“靖难之役”，推翻了侄儿朱允炆，自己做起了皇帝。
开国皇帝们尚且如此，后世之君在继位问题上遭遇的挫折就更多。就连一代雄主汉武帝、唐玄宗、康熙等都在晚年不约而同和太子发生了激烈的冲突。太子轻则被贬，重则杀头。在朕即国家，朕即法律的时代，制度废立经常如同儿戏。
没有了制度做保障，“人亡政息”便成为必然。而皇帝的遗嘱也经常成为一纸空文。
公元86年，一代雄主汉武帝去世。遗诏霍光、金日磾、上宫桀、桑弘羊辅助幼帝。但没过多久，四人辅政便成了实际上只有大将军霍光秉政。虽然后来霍光忠实地执行了汉武帝的政策，但汉武帝临终前安排的“集体辅政”体制事实上已遭到了破坏。虽然汉朝在霍光手中任然稳步向前，但大臣专权的格局已经形成。皇权遭到消弱。史书上记载：宣帝对霍光“内严惮之，若有芒刺在背。”霍光之所以后来没篡权，完全是由于个人修养的原因。到了西汉末年王莽登场，大臣专权的弊端和本质便暴露无疑。相比于后宫干政、外戚专权而言，皇帝临终指定大臣集体辅政是一个较为开明的举措。但事实上，在封建专制的年代，大臣集体辅政的体制却经常遭到破坏。
明英宗是明朝建国以来第一位幼年天子。公元1435年，年仅9岁的英宗即位。即位之初，军国大事操持在太皇太后张氏和内阁三杨手中。这实际上也是一个集体辅政的格局。太皇太后张氏是仁宗的皇后、宣宗的母亲、英宗的祖母，很有才智，在英宗朝的前期政治活动中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国家大事多禀裁决。三杨，即历史上杨士奇、杨荣、杨溥，是明朝历史上少有的“名相”。他们历经永乐、洪熙、宣德三朝。有着丰富的治国经验。
“三杨辅政”不但在明朝，即使在中国封建社会两千多年的河流中，这一段历史也是需要大书特书的时期。集体辅政、“三权鼎力”格局在这一时期显示出非常良好的作用，将明朝的政局稳步的推向前进。
皇帝、太皇太后、三杨“三足鼎立”，三杨之间又互为倚角，这种结构在很大程度上制约了专制。使朝政向着遵循制度的方向发展。可惜，这种格局维持了不到十年便被打破。公元1442年，太皇太后张氏去世，英宗的贴身太监王振势力日炽，三杨随后便陆续谈出政治舞台。多极鼎力的政治格局重新回归到皇帝的*。于是，导致明政权由盛转衰的“土木堡事变”便不可避免的发生了。
明朝有两段有名的托孤案例：一个是“三杨辅政”，另一个便是穆宗托孤。
公元1527年5月22日，明皇宫中传出穆宗病危的消息。三天之后，内阁大学士高拱、张居正、高仪被招入宫中。高拱等人进入寝宫东偏室，见穆宗坐在御榻上，榻边帘后坐着皇后、黄贵妃，10岁的太子朱翊钧就立在御榻的右边。穆宗抓住高拱的手，临危托孤：“以天下累先生”，“事与冯保商榷而行”。接着，司礼太监冯保宣读皇帝给太子的遗诏：“遗诏于皇太子。朕不豫……你要依三辅臣并司礼监辅导，进学修德，用贤使能，无事荒怠，保守帝业。”。 最好的txt下载网
第八章：未来四十年（3）
三辅臣即高拱、张居正、高仪三人，司礼监即太监冯保，此时还兼提督东厂。
按照穆宗的布置，高拱是外廷顾命大臣中排名最前的；在宫中，小皇帝主要还是依靠冯保。贴身太监加上外廷重臣，再加上皇太后，这是一个比较稳定的三角结构，但这个结构在穆宗死后不到一个月就发生了变化。
大臣高拱和太监冯保有了矛盾，穆宗死后，高拱便处心积虑想方设法除掉冯保。在高拱的授意下，工科都、使科都、礼科都等先后有人弹劾冯保。张居正和冯保关系密切，表面上赞同高拱驱逐冯保的建议，实际上紧锣密鼓与冯保密谋如何驱逐高拱。
双方的斗争在6月16日便有了结果。这天早朝，传来圣旨：“今有大学士高拱专权擅政，把朝廷威福都强夺自专，通不许皇帝主专。不知他要何为？我母子三人惊惧不宁。高拱著回籍闲住，不许停留。”这一段话吓得高拱面如死灰，汗下如雨浑身瘫软，伏地不能起，第二天便坐着一辆骡车离开京城。高拱一走，高仪也坐不住了，惊得呕血三日而亡。至此三位内阁顾命大臣中只剩下了张居正一人。从此以后，万历朝的前十年，小皇帝的生活基本上受三个人规范：一个是自己的生母慈圣太后，一个是司礼监掌印太监冯保，一个是内阁大学士张居正。
慈圣皇太后生活非常简朴，一心想让万历成为一个有为之君，对他管束甚严；太监冯保知书达理、喜欢琴棋书画，很有涵养，虽赶走高拱却并无野心；张居正身为大臣却与宦官勾结，这本来是一件让人痛恨的事情，但张居正忠于职守、一心为国，所以对朝政并无不利影响。
万历朝的前十年，明政府在张居正的领导下焕然一新。吏治改观，财富增长。这是明朝历史上最后一段美好时光。1582年张居正死后，一切便开始改变。而张居正自己也在他去世两年后遭到万历皇帝的清算，“人亡政息”的悲剧再次上演。
四位辅政大臣曾跪在皇帝灵前发誓。齐心协力辅佐幼帝，但时隔不久彼此便离心离德。
清王朝也有两个著名的托孤案例：
1661年，弥留之际的顺治皇帝将皇位传给了8岁的儿子玄烨，并任命索尼、苏克萨哈、遏必隆和鳌拜四人为辅政大臣。
四位大臣曾在顺治灵前发誓，齐心协力辅佐儿童皇帝玄烨。最初，誓言的热度尚可将他们团揉在一起，同舟共济、不计较私怨。但当权势、利益发生不断冲突而又无任何制度约束的时候，誓言便成了一句空话。没过多久，鳌拜便一枝独秀，大权独揽。文武百官尽皆出自其门下，心腹遍布各地，其权势对皇权构成了直接的威胁，专权长达八年之久。直到1669年，才被康熙割职。
继顺治托孤整整二百年之后，清王朝再次上演托孤旧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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