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说，我就是喜欢这个季节。人家以为我是扯谎。在他们那过于正常的思维中，我矫情得不可思议。然而，我真的是喜欢这个季节。我完全可以再等些日子，等到绿树成阴鸟语花香时再到柴达木。可是，我没有。因为我觉得那种时节不可能体现大西北的真正风格。
大漠在烈日的烘烤下和我一样激动起来。这是一种博大的激动，漾漾荡荡，使得山梁、沟坎、土丘同时出现了一片舒畅的纹络，浑然一体，横无际涯。大戈壁大荒漠大西北就应该是这副样子，不需要修饰，不需要装潢，不需要卖弄风骚。绿色可以美化所有的山峦原野，却独独美化不了戈壁滩。
所有的美化在这里都未免显得虚伪和矫情，因为它们没有能力进行这种博大的覆盖，充其量是几个漂亮的纽扣而已。裸着身子要纽扣哪怕再漂亮的纽扣又有何用？不如干干脆脆来他个全裸，那有多么痛快！
痛快的裸露便无法掩饰它的残缺。大西北到处都是残缺。干涸的河床，龟裂的土地，斑秃状的骆驼刺，还有随处可见的残垣断壁。对于一个游人来说，你可以不喜欢这种裸露的残缺。你可以把它看得粗俗不堪。你甚至可以诅咒烈日下的座座残丘像一万个娼妇撅起的缺乏弹性的屁股什么的，你可以任意驰骋丑陋的想像力，因为柴达木那片畸形的地貌会不断地刺激着你。但是，我太偏爱这片土地了。
正是这种残缺的地形地貌激活了我的才思。在我的眼里，这一大片屁股状的土丘神圣得好似万千和尚那排列有序的高深莫测的头颅。那皱褶般的沉积相全都是凝固的智慧。
柴达木是一个经受过巨大苦难的地方。那每一处的残缺都在向我诉说着它遭受到的那一次次深重的摧残——原始地块的解体，元古代和古生代的南北边缘裂谷，中新生代的断陷、萎缩、扭曲，那种惊天动地的撕裂破碎，那种鬼神皆惊的翻腾沉降，使得一片美丽的汪洋大海，破败成这片盐泽漫布的丑陋荒漠。多少生命在这种巨变的灾难中沉沦，被埋葬在２０００多米深的泥岩层下。这两亿年前的灾变使这片生机勃勃的土地从此进入了漫长的苦难期。
翻过当金山口，公路两侧越加荒凉。起初还能不时见到一簇簇骆驼刺、沙棘，它们尽管稀少，却顽强地证明着自己的存在方式。即使再渺小，也是一种生命的现象。可是，仅仅一晃就什么也看不到了。满目皆是泛着硭硝的荒漠，鳞状排列，平坦而破碎，苍白干燥得没有一丝灵性，好像划根火柴扔过去就可以点燃。
你觉得这就是在月球上或者到了火星上。
在没有生命的地方行进，人的躯体内的水分迅速风干。先是咽喉干涩，吞咽困难，接着，双唇就裂开了道道口子，不时渗着血丝。得不断地喝水，不断地润喉，润唇。公路单调乏味，笔直得几十公里不打弯儿。顺着飘飘摇摇的柏油路望开去，就像一刀把个完整巨大的板块切为两片，乌黑的刀口无法愈合，板块也就永远无法合拢。
我不知道古往今来已经有多少人先后进入过柴达木。我也不甚清楚第一个闯进这片不毛之地的人究竟是谁。据说，早在一个世纪前，就有好几位外国探险家走进了这片瀚海。有印度的探险家辛格，瑞典的斯文海定，匈牙利的斯俊仪。俄国的普列热瓦尔斯基最具探险精神，他先后4次出入过柴达木。外国比我们中国拥有着更多的探险家。在广袤的大西北，到处可见外国探险家的足迹。但是，这些人不过如过眼云烟，他们很快就被瀚海淹没。只有一个人与这片土地构成了永恒，这个人就是阿吉老人。阿吉祖籍乌兹别克斯坦。１８７４年他的父辈逃荒来到新疆。据载阿吉第一次进入柴达木盆地是在１９１４年。从此，他就与这片土地相依相偎，须臾不曾离开过。人们都说他是一张柴达木的活地图。他为解放军剿匪带过路，也为寻找石油的勘探者带过路。他是一个极富传奇色彩的老人。他的故事或者说他的业迹在柴达木已经是有口皆碑。我感兴趣的并不是他为我们作了多少了不起的贡献，而是他这位漂泊者的后代在广阔的不能再广阔的中国西部有得是可去之处，何以偏偏选择了最不宜生存的柴达木，并且永不还家？
刘元举的西部情结……《西部生命》（6）
我捧着一张他的照片，长时间地端详着。岁月使照片过于陈旧，过于平静，骑在骆驼上的那个大胡子老人也过于平静。作为背景的泥岩山系也都过于平静。在平静中寻找答案太难了。我试图使自己平静下来，去接通阿吉老人的信息。可是，我无法进入那种境界。我只能按照我的思路剪裁他：他不喜欢热闹，不喜欢城市，他追寻苍凉，扑向残缺，就像我，在城市里活得憋憋屈屈，却在这里豪情飞扬。可是，我只不过是个匆匆游客，他却在这里终其一生。阿吉老人不同凡响，解释他就像解释乔达摩·悉达多何以出走一样愚蠢。但是，我宁愿相信阿吉老人不是佛，他是人。他是一个极富个性的老人。
我崇尚有个性的人。因为，我就是一个有个性的文人。我信奉没有个性就没有天才。可是，多一份个性，在现实生活中就得多一份的磨难。人生的苦楚常常就在于你没有办法保全属于你自己的个性。你越是意识到你个性的重要你就越是为其不断地失去而悲叹。个性的磨损就是心灵的磨损。许多年来，我是处在一种个性的自我挣扎中。为了保护那日益稀少的都快磨光了的个性，一步一步地延伸着心灵的苦难历程。可是，我仍然为我个性太少而惶恐。正像我为自己写不出奇诡的文章而惶恐。在走进柴达木的时候，我突然发现了我的个性竟依然那般强烈。这简直叫我大喜过望。
由于我过于看重个性，我崇拜梵高，崇拜郎保洛。郎保洛和梵高不一样，但他们都是极有个性的人，他们都有着巨大的孤独意识。或许我也是始于孤独感，在郎保洛葬身黄河的一周年之际，前往黄河源追溯他的漂流遗迹。
为了感受孤独，感受生命。那一次没有人陪同，我在海拔四五千米的荒原上一脚高一脚低一脚重一脚轻，摇摇摆摆，因高原的强烈反应，我无论如何也控制不了平衡。我像个愚蠢的醉汉。那时的我自恃年轻气盛，竟敢孤零零地在没有人烟的高原上奔走。其实，我恐慌得不得了。幸亏我在夜幕降临之前看到了一座黑牦牛毛编织的帐篷。那是一座会移动的帐篷，藏民们所有的帐篷都会移动。特别是在春天里，他们放牧，会随着阳光的变化而移位，以选取最温暖的坡地扎寨。那座给了我生的希望的黑色帐篷，在我的心目中，已经胜过所有的大宾馆，大酒店，大城市。
无论什么时候在我眼前浮现，它都是被一片灿烂激动的祥光笼罩着，格外亲热，格外生动。
那一次孤行，给了我许多宝贵的生命体验，我储蓄着，珍藏着，培植着，生怕流失得太快。毕竟7年了，忽然我觉得我生命的质量并没有因之这种储存而改变多少。当我为越来越多的俗尘笼罩而无法脱身之时，我又一次选择了柴达木。我渴望得到一次拯救。哪怕是一次暂时的解脱。
此时此地，我望着车窗外那板结的盐泽，没有一丝情感色彩。不管我的心绪发生什么变化它都无动于衷。它只有冷漠而没有温情，想到这里寻找一点安慰一点寄托简直幼稚得可笑。
我无法解释阿吉老人的选择。但是，我可以解释千千万万的石油人。
他们是在一个火热的年代里进行了一次火热的选择。柴达木的真正主人，真正可歌可泣的人应该是他们。
四十年前，第一批勘探石油的队伍就是从这里开进了柴达木。那时候，没有路。一天也走不出几里。没有水，全靠自己背。每个人身上所带的那点水简直无济于事，在茫茫沙漠中被头上的烈火炙烤，被脚下的沙子蒸烫，维持不了多久就干得人浑身冒火星。那个时候过来的勘探队员至今对水都有着一种特殊的情感。他们当中有多少人在陷入死亡的边缘时靠喝自己的尿才侥幸活了下来。我结识了总地质师顾树松。在见到他之前，我已经听到了他的好多事。他有过3次陷入死亡的大沙漠中的经历，3次都是靠喝自己的尿才得以生还。他不仅与险恶的自然坏境搏斗，他还得承受着巨大的政治压力，他被打成右派。他以右派的身份第一个翻越了英雄山。那座山几乎不可能翻越，所以取名叫英雄山。翻上去的人无疑就是英雄了，而他上去了也不是英雄。他是冒着巨大的危险带着几个人硬是攀上去了，为了架设通讯线路。他说那时候他的命一点也不高贵，就是死了也不过是死个右派。
他是个相当乐观豁达的人。在我接触过的知识分子中还没有一个像他这般经历了那么多的生死考验，那么多的折磨，居然还会这么乐观。他说到自己每一次的历险就像在诉说别人的故事。他如今已经退居二线，下半年就要退下来了。老伴已经到了杭州养老基地等着他。可是，当他听说最近要有一批人去西藏搞勘探，他就又像当年那样吵着叫着要到西藏去。他对我说，好多年轻人不愿去那里，嫌海拔太高，我想，我一个老头子了，给他们年轻人做个榜样。他们还好意思说不去吗？
这个62岁的上海人，矮敦敦的个子，浑身充满过剩的精力，行动起来相当灵活机敏，年轻人一般。他居然提出和我掰手腕。当然，我没有掰过他。我为此而震惊。我觉得生命对于他简直就是个奇迹。从他的身上怎么也无法找到3次经历死亡的痕迹。更找不到苦难的影子。他能活下来是个奇迹，他活得这么乐观是个奇迹，他活得这么健壮这么年轻更是奇迹。
刘元举的西部情结……《西部生命》（7）
我不能不为之感叹：神奇的柴达木，神奇的生命力。
我听过许多关于骆驼的故事。柴达木的骆驼是柴达木人最亲切的伴侣。
它们一队队行进在茫茫大漠中。那一座座驼峰，排列在一起像大沙漠中生动的波浪起伏向前。勘探队员们靠它们驮水驮粮，如果不是它们的奉献，将会有多少人在进入这片荒芜的盆地时无法生还。人们称它们是沙漠之舟。它们比人类有着更多更大的耐性。可是，有那么一只骆驼因为饥渴一下倒在了滚烫的沙漠中。驼工拼命拖拉，它像一座坍塌的沙丘，立不起来了。驼工知道它是渴的，跟队长请求给它一点水喝。可是，仅有两桶水，那是全队人好几天的水量，每个人嘴上都干裂得淌血却没有一个人舍得去喝桶里的水。只有倒下的人才有资格喝。可是，倒下的是骆驼，不是人，所以，它没有权利喝。驼工再哀求也没有用。当那位驼工含着热泪与瘫倒的伴侣进行生死告别时，那头巨大的骆驼本已无法抬起的头上扬了一下，又沉重地耷拉下来，枯涩的两眼闪着沙漠般的迷惘。年轻的驼工突然动了感情，长跪不起。他与这匹骆驼已经有着难以割舍的情感。队伍要走了，不能因为一匹骆驼而影响行程。于是，有人过来拖他，拖出了一道沙迹。那头已经奄奄一息的骆驼就在这时，突然缓缓地往起站了。它摇摇晃晃，浑身打颤，就像一座没有联接点散了架的木头房子歪歪扭扭地挺了起来。所有的人一下子惊呆了，眼睁睁盯着它一步一打晃地追赶着队伍。
它没走出几步，就像一座板房哗啦一下子散在了地上，那被压着的沙层浮泛起一串沙尘。驼工哭了，勘探队的人也哭了，就连队长也眼圈红了。那头骆驼被掩埋了。这是三十多年前发生的事情，如今，只要一提起那骆驼，人们总说那是一头通人性的骆驼。我想，再过些年，柴达木一定会到处流传关于骆驼的民间传说。传说中的骆驼一定像狐仙蛇仙那么充满灵性。
冷湖是石油人建的第一座城市。也是柴达木的第一座城市。这座城市现在已经没有石油人了。他们一部分去了花土沟，更多的人在敦煌建立了七里镇。冷湖有许多建筑已经破败，显得清冷。当我走进冷湖的那一片坟场，我看到了那么一大片坟莹，我感到一种铺天盖地的凄冷。这里有许多不朽的灵魂。起码可以在民族自强的史册上震古烁今。有著名的地质专家，有正当年华的石油工人，有第一批进柴达木的勘探队开路队长，还有他的妻子——柴达木的第一个女勘探队员。无论生前他们有着怎样的轰轰烈烈，死后，也都一样躺在这里和戈壁滩一同沉默。这是一座很大规模的墓地，我无法数清究竟有多少座。要是放在任何一个城市里，恐怕都得分成几个。
但是，这么大的墓区与周围那么宽阔的空间相比，也仅仅占了小小的一个角落。我在墓地中寻找着一个死去的人。其实，我还不知道他叫什么名字，也不知道他是哪方人氏，我只知道他曾经是青海石油局的局长。
青海石油局建立已经40年了。先后上任的局长也不算少。但是，不会有别的局长比他的命运更惨烈。别的局长可以选择提升，可以选择调走，而他则选择了自戕。那是一个是非颠倒的年代，他失去了做人的权利。他可以忍受大戈壁的所有艰难困苦的折磨，却独独忍受不了人格的侮辱。恶劣环境造就人的生命强度，但这种强度太脆了。他是爬到了电线杆上用一根绳子结束了自己。让我震动的是他为什么爬到电线杆上而且挂在顶端的部位。
他为自己选择了一个高度。大戈壁没有比电线杆更高的部位了。我觉得他
不是屈辱的自戕，而是一种高傲的选择。
于是，电线杆在我的眼前总是迭印着一个十字架。局长那低垂的头颅也总让我想到耶稣。事情已经过去二十多年，但每一年的清明，局长的儿子都要千里迢迢赶来为父亲扫墓。
就在我到了七里镇那天，那两个已近中年的儿子又来了。他们和我住在一个招待所，很遗憾我没能与他们交谈。我是很想与他们谈一谈的。我想听听他们对柴达木和对生命的理解。
人最宝贵的东西是生命。生命对于人来说只有一次，这谁都知道。生命的学问是一个最重要的学问，却也是最易忽略的学问。人的生命放在这无边无际的瀚海，实在渺小。再高大坚实的坟冢也经不住风沙的侵蚀。那一片片躺在西部古战场的汉墓群如今也被流沙夷为平地。那些还没有抹平的荒冢也不再像坟莹了，倒是那一片片雅丹地貌的残丘更像陵园。
我执着地在花土沟的油沙山下寻找阿吉老人。那片墓地比较散乱，有的已经迁走，坑的旁边遗留下一顶石油工人的安全帽。这座海拔3000多米的墓场没有什么规划，随便埋。据说是因为生者在选择风水。这么大的地盘选择余地可太大了。那么，阿吉老人选择了什么位置呢？到这里来的人几乎没有不来看看阿吉老人的。有一位上海老教授，拖着一条伤腿在这么散乱的坟地中寻找阿吉。他找不到，却还要找。他走遍了所有的坟冢，终于来到了阿吉老人的面前。
其实，阿吉老人的墓就在坟地的边缘，最挨近路的地方，也是出入最方便的地方。我一步步朝着那座红砖砌成的弧形走去，那时候，四周静极了，我把脚步收得轻一些，再轻一些……
刘元举的西部情结……《西部生命》（8）
4 一种生命现象的诠释
——西部系列
刘元举
通往柴达木的柏油路很是平坦，车子驶过，几乎就没有一点激动可言。
路旁没有树木，没有植被，就连荒丘也远得不着边际。在这种地方开车是不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