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车里飘出许多剪报，散落在公路上。尽是一些奇闻轶事，得克萨斯发现一颗巨大的鸡蛋，蘑菇长得像雅舍·海菲兹雅舍·海菲兹，著名俄裔小提琴演奏家，他的侧面轮廓分明，鼻子挺拔。——译者注，南瓜大的萝卜，小萝卜大的南瓜。
警察在整理烧焦的占星术杂志和衣物时，发现佩塔尔的钱包里塞着九千多美元现金，她的日历簿上记着出事前那天早上要见一个叫布鲁斯·卡得的人，在康涅狄格的贝肯福尔斯。还有一张七千美元的“私人服务”费收据。警察说，看来她把孩子卖给了布鲁斯·卡得。
奎尔坐在他的起居室里，用红红的手指捂着脸呜咽，说只要孩子没事他什么都可以原谅佩塔尔。
为什么我们悲伤的时候会哭泣？姑妈想道，狗、鹿、小鸟都两眼干干地默默忍受痛苦。动物沉默的受苦方式，也许是一种生存的技巧。
“你心肠好，”她说，“有的人会因为她卖了孩子而诅咒她碎裂的尸体。”牛奶快变质了。糖钵里因为插入湿咖啡勺而结着棕褐色的小块。
“我决不相信她卖掉了她们，决不。”奎尔喊道。他的大腿撞在桌子上。沙发嘎吱一响。
“也许她没有。谁知道呢？”姑妈安慰他说。“是的，你心肠是好，像西安·奎尔，你可怜的爷爷。我从没见过他。我还没出生他就死了。可他的照片我见过很多次，脖子上用绳子挂着一颗死人的牙齿。防止牙痛。他们相信那一套。他们说他性格非常好，爱笑爱唱。谁都可以拿他开心。”
第三章 勒箍结（4）
“听起来像是头脑简单。”奎尔对着茶杯抽泣着说。
“哦，也许他是，这倒是我第一回听说。他们说他掉到冰下后还喊‘天堂见’。”
“我听说过，”奎尔说，他嘴里唾液咸咸的，鼻子肿了起来。“他还是个孩子。”
“十二岁。在捕海豹。他捕了和别人一样多的白海豹，突然癫痫病发作，从冰上掉了下去。1927年。”
“父亲有时给我们讲他。但他不可能是十二岁。我从没听说他是十二岁。如果他十二岁就淹死了，就不可能成为我的爷爷。”
“啊，你不了解纽芬兰人。他虽然只有十二岁，却已经是你父亲的父亲了，不过不是我的父亲。我母亲——你的奶奶——也就是西安的姐姐阿迪，西安淹死后她和另一个兄弟特维来往。他也淹死后，她嫁给了科基·哈姆，也就是我的父亲。他们在奎尔岬住了很多年——我就是在那儿出生的，后来我们搬到了锚爪港。1946年我父亲去世后我们离开了那里——”
“淹死的？”奎尔说，不由自主地听入了迷。他用纸巾擤了擤鼻子，叠起来放在茶碟旁边。
“不是。我们来到臭烘烘的锚爪港港口，被那儿的人群当成烂泥一样对待。有一个可怕的女孩，眉毛上长了一块紫色的皮疹。朝我们扔石头。然后我们就到美国来了，”她唱道：“‘心儿要去远方，地球多么悲伤’，这首歌我现在只记得这么一句了。”
奎尔不愿意想到自己的爷爷是一个乱仑的、有癫痫病的、杀海豹的孩子，但是没有选择。未知的家族之谜。警察冲进去的时候，那个穿着褪色的骑手牌短裤的摄影师正对着电话吼叫。奎尔的两个赤身裸体的女儿往厨房地板上喷了洗涤剂，正在上面溜着玩。
“她们没有受到明显的性猥亵，奎尔先生，”电话里的声音说。奎尔听不出说话的是男是女。“房间里有一台摄像机。到处是空白胶片盒，可是摄像机大概卡住了。警察进去的时候他正在给卖摄像机的商店打电话，冲店员发火。一位检查儿童受虐待的儿科专家给孩子做了检查。她说没有查出他对她们有什么身体上的侵犯，只是脱光了她们的衣服，替她们剪了手指甲和脚趾甲。但他显然是有企图的。”
奎尔说不出话来。
“孩子们在社会服务处贝利夫人那里，”那个苍白的声音说，“你知道在哪儿吗？”
阳光脸上身上沾着巧克力，在玩一个带动一连串塑料齿轮装置的把手。小兔在一张椅子里睡着了，眼球在玫瑰色的眼睑下转动。他把她们抱到车上，紧紧地搂在他暖热的怀里，喃喃地说他爱她们。“这两个小姑娘长得活像当年的菲妮和范妮，我的两个妹妹。”姑妈说，飞快地点着头。“简直一模一样。菲妮现在在新西兰，海洋生物学家，对鲨鱼了如指掌。今年春天把胯骨摔坏了。范妮在沙特阿拉伯，她嫁给了一个放鹰的。也得在脸上罩一块黑布。过来，小姑娘们，好好跟你们的姑奶奶拥抱一下。”她说。
可孩子们却冲向奎尔，紧紧抓住他，像坠落的人抓住窗台，像一束带电粒子飞弧射向对面的电极，完成一个电路。她们身上带着“谢拉弗里”牌洗涤剂那种金盏花和香蜂草的气味。姑妈看着她们，脸上的表情深不可测。也许是渴望。
奎尔在困境中，看到了一个刚强的老妇人。他惟一的女亲属。
“留下来陪陪我们吧，”他说，“我不知道怎么办。”他等着姑妈摇头说不行，她马上就要回去，只能再待一小会儿。
她却点了点头。“待几天。帮你们安顿安顿。”她搓着手，好像侍者刚在她面前放下一盘佳肴似的。“你可以这样看，”她说，“你得到了一个重新开始的机会。新的地方、新的人、新的景物。一块干净的石板。你看，有了新的开始你可以做你想做的任何事情。在某种意义上，我自己也在这么做。”
她想起了什么。“你想见见华伦吗？”她问。“华伦在外面汽车里，梦想着昔日的辉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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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勒箍结（5）
奎尔想象那是一位老态龙钟的丈夫，不料华伦却是一条长着黑睫毛的脸皮凹陷进去的狗。姑妈打开后车门时，它嗥叫了起来。
“不要害怕，”姑妈说。“华伦不会再咬人了。他们两年前拔光了它的牙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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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拉呱鸟（1）
在纽芬兰，普通绒鸭被称为“拉呱鸟”，它们习惯于聚在一起呱呱齐叫。这个名字与帆船时代有关，当两只船在大海上相遇，他们便会降下帆桁，大声交流消息。为了两相靠近，处于上风的船会降下它的主帆桁，而处于下风的船则降下前桅的最下桅桁。这便是“聚拢拉呱”。一个女人穿着油布雨衣，牵着一个孩子的手，走在公路边缘。奎尔的旅行汽车开过去和她并排时，她凝神望着湿漉漉的汽车。一个不认识的人。他把手抬起几寸，可是她已经垂下了目光。那孩子呆滞的面孔。红雨靴。他超了过去。
通向面袋湾的道路从锚爪市顺坡而上，跨过那片高地，然后直插向房屋和几艘停船。晒鱼的木架，是昔日遗留下来的云杉净木做的支架，用来腌制咸鱼。他经过一座漆成红白两色的房子。门在正中间。这一处那一处散落着一些船坞和渔民的库房。突起的岩石上摊着层层渔网。
毫无疑问，那就是报社了。门的上方钉着一块经过风吹雨打的柚木板。画着一只呱呱鸣叫的绒鸭，上面写着“拉呱鸟”。房子前面停着两辆卡车，一辆是锈迹斑斑的新型道奇车，还有一辆式样较老但通体锃亮的丰田货车。
从里面传出喊声。房门猛地朝里打开。一个男人从身边奔过，钻进丰田车。排气管突突震动。马达有些堵塞，然后好像很尴尬地沉默下来。那人看着奎尔，钻出货车，伸着手朝他走来。面颊上皱巴巴地布满粉刺疤痕。
“你都看见了，”他说，“有时候你就是走不成。我是特德·卡德，是该死的所谓总编辑，技术编辑，改写员，版面设计，广告编排部和邮件收发主任，铲雪开道工。你呢，或者是一个大广告客户，想来刊登一条横跨四页的广告，声明你货栈里的那些笨头笨脑的日本靴子有多么值钱，或者就是我们屏住呼吸等待的奎尔先生。到底是哪一个呢？”他的声音里充满怨气。因为魔鬼长期以来对特德·卡德钟爱有加，像灌满一只冰淇淋火炬筒一样，给他灌满瘙痒和烦躁。他身体中间像字母是“Ｘ”。脸像被叉子抓挠过的农家干酪。
“我是奎尔。”
“那么进来吧，奎尔，见见这支土匪队伍，其中最坏的是该死的纳特比姆和他那双勒人脖子的手。杰克·巴吉特先生呆在自己家里，用甜言蜜语哄骗他那骨瘦如柴的胸膛，希望能咳出那一口积累已久的了不起的痰，他咳了一个星期也没咳得出来。”他真可以上台演说。
“这就是所谓的报社，”卡德讥笑道。“这位是比利·布莱蒂，”他指点着，像指点一块路碑。“他是一条老鱼狗。”比利·布莱蒂个头矮小，眼看就快八十岁了。坐在一张桌子旁边，后面的墙上贴着颜色如同昆虫翅膀的油布。他的脸好像是刻着扇形纹路的木头。蓝色的眼睛嵌在倾斜的眼眶里，眼皮很厚。他歪着嘴唇露出一个淡淡的微笑，面颊便鼓胀起来，一道伤疤样的细沟从鼻子直达上唇。浓密的眉毛，头发从前额梳向脑后，颜色像一只古董手表。
他一靠上去桌子就摇晃起来，上面铺着一张教堂义卖交易会的海报。奎尔看见有篮子、木头蝴蝶，和装在廉价尼龙袜里的送给幼儿的礼物。
“比利·布莱蒂，负责家庭版。他有几百个通讯员。你可以看到，他从邮件里捞到不少宝贝。有一大批人追着他给他寄来各种新闻。”
“啊，”比利·布莱蒂说。“还记得那个二马佬给我带来了几只彩绘的燕鸥蛋吗？手绘的风景。夜里突然爆炸了，淌得满桌子都是。后来这里臭了整整一年。”他在印着钻石图案的厚运动衫上擦了擦手指，运动衫的肘部打了补丁，上面沾着白色的圆溜溜的胶水滴和纸屑。“二马佬？是二马佬湾的那个吗？”
“噢，是的。二马佬——大块头，又笨又傻，不动脑筋，思想简单的那一类家伙。以前海湾的那一边有一大堆这样的人，”他朝奎尔岬示意了一下，“所以人们用他们的名字作了地名。”冲奎尔眨眨眼睛。奎尔不知道是否该笑一笑。便笑了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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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拉呱鸟（2）
靠近窗户的地方，一个男人在听收音机。他那黄油色的头发拢在耳后。两只眼睛靠得很近，长着一抹小胡子。桌上有一包进口海枣。他站起来和奎尔握手。笨拙地走过来。格子花纹的蝴蝶领结，脏兮兮的套头毛衣。从宽扁的鼻子里挤出英国口音。
“纳特比姆，”他说。“北极的纳特比姆。”半真半假地朝奎尔抛了个敬礼，模仿某部泛黄的战争影片中的一个人物。
“这是Ｂ鲍费尔德·纳特比姆，”特德·卡德说，“倒霉而丑陋的英国佬，一年前被扔在很不好客的纽芬兰海岸，现在还呆在这儿。且不说别的，他想象自己是专门负责国外新闻的。每篇新闻都是从收音机里偷来，再用他的生花妙笔改写一番。”
“而该死的、下贱的卡德又拿过去用他的胡言乱语任意瞎改一通。这只该死的水老鼠刚才就是这么做的。”
纳特比姆的新闻来自像患了偏头痛一样嘈杂乱响的短波收音机。当无线电波清楚的时候，它发出一种男高音的哼哼声，而当极光静电噼啪爆裂时，它便咆哮起来。纳特比姆趴在桌子上，耳朵贴近接收机，搜寻着短波，捕捉那些嘶哑号叫的外国声音，并根据他当天的心情对新闻加以扭曲篡改。调节音量的旋钮掉了，他用一把餐刀的刀尖插进金属狭槽里转动，来调整声音高低。他坐的那个角落里有一股收音机的气息——灰尘，热量，金属，木头，电，时间。
“只是为了不让别人告你剽窃，我的老儿子。”
纳特比姆尖刻地笑了起来。“我发现你已经恢复镇静了，你这只纽芬兰屎壳郎。”他朝奎尔靠过去。“是的。极为有效地保护你不犯剽窃罪。每个句子都充斥着印刷错误，原来的作者根本认不出是他们自己的文章。我来给你看几个例子。”他在文件夹里翻找，抽出一张破破烂烂的纸。
“我给你念念他的一篇不知所云的杰作，让你开开眼界。第一稿是我写的，第二稿就是报纸上登出来的那个样子。消息：‘缅甸的锯木厂老板和仰光发展联合公司星期二在东京聚会，考虑当地销售和出口热带坚硬木材的联合方案。’再看卡德弄成了什么。‘面锯木丁老权和迎光发展耿会公司星期三在东京娶会，标出烈带竖毛木材’。”他坐回吱嘎作响的椅子里，让那几页纸落进字纸篓。
特德·卡德挠挠头皮，又看了看他的指甲，“不管怎么说，它首先不过是一篇偷来的玩意儿。”他说。
“你现在认为滑稽了吧，奎尔，你笑了，”纳特比姆说，“尽管你想用手掩着嘴笑，你且等着他来糟蹋你的东西吧。我念这些例子给你听，是让你知道前面等着你的是什么。‘胶合板’会变成‘绞肉板’，‘渔民’会变成‘鲜民’，‘西伯利亚’会变成‘四利亚’。杰克·巴吉特就是把我们的文章托付给了这样一个人。不用说，你肯定在问自己，‘这是为什么？’就像我在许多漆黑的不眠之夜问我自己那样。杰克说卡德的打字错误给报纸增添了幽默。他说它们比字谜游戏还有趣。”
房间那头的角落用一块碎料隔板隔开。
“那是杰克的办公室，”卡德说。“那边是你的小角落，奎尔。”卡德傲慢地一挥胳膊。一张桌子，半个文件柜，刨光的柜顶上铺着一块方胶合板，一本１９８３年的安大略省电话簿，一把只有一个扶手的转椅。桌子旁边竖着一盏只有在３０年代的旅馆休息室里才能找到的那种台灯，粗粗的红电线像老鼠尾巴，插头有棒球那么大。
“我该做些什么呢？”奎尔说。“巴吉特先生想让我做什么？”
“啊，除了他自己，谁也不好说。他想让你正襟危坐，等他回来。他会告诉你他希望怎样。你只管每天上午都来，不定哪个好日子他就会露面，面授机宜。翻翻过去的报纸，熟悉熟悉《拉呱鸟》。开车到处逛逛，认认我们仅有的四条道路。”卡德转过身去，在计算机上埋头苦干。
“我得出去转转，”比利·布莱蒂说。“采访一个用龙虾触须作护身手镯出口海地的家伙。借用一下你的货车，卡德。我的车散热阀坏了。在等零件。”
第七章 拉呱鸟（3）
“你总是在等零件修你那条破船。不管怎么说，我的车今天起动也不太好。随时都会熄火。”
比利转向纳特比姆。
“我今天是骑自行车来的。我想你也可以骑车去。”
“我宁可走去，也不愿蹬那辆破车把腿累断。”他清了清喉咙，扫了一眼奎尔。但奎尔把目光转向了窗外。他新来乍到，不愿意卷进这件事情。
“唉，好吧。我就骑车去吧。每趟也就十八英里。”
一分钟后，他们听见他来到外面，骂骂咧咧地骑上吱嘎乱响的自行车。
半小时后，特德·卡德离开了，发动他的货车，顺顺当当地开走了。
“出去喝酒去了，”纳特比姆快活地说。“去买他的彩票，然后大醉一场。你注意到了吧，他想让货车起动就能起动。”
奎尔笑了，用手捂住下巴。这一天后来的时间，这一星期后来的日子，他都在翻那本破旧的电话簿，看以前出的《拉呱鸟》报纸。
这是一份印在一种薄纸上的四十四版的小报。六个栏目，朴素的大字标题，半英寸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