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过。不过罪不在他。国家干预是有深刻经济与社会基础的，没有凯恩斯也会有其他“斯”。自由主义者的批评对社会是有益的，但想埋葬凯恩斯主义就太天真了。
黑格尔说：“存在的就是合理的。”这里“合理的”不是说存在的东西一定正确，而是说它有存在的理由，有必然性。凯恩斯主义就是这种意义上的“存在的”。
经济学家要学胡适
我一向敬佩胡适先生。这不仅是由于胡适是中国新文化运动的主将，由于他对中国文化进步作出了独特的贡献，而且还由于他的独立人格和他对政府的态度。
胡适是受美国教育的自由主义者，从本质上是与国民党的专制对抗的。但他绝不是革命者，企图用暴力推翻这个政权。他不反体制，不反政府，但也不是现存体制和政府的帮手，甚至帮凶，当“抬轿派”。他对蒋氏政权的种种专制行为持强烈的批评态度，希望政府以和平、渐进的方式推进*化。足以体现他这种立场的是他没有组建，甚至参与任何以反政府为目的的政党、组织，也没有在政府中当官（仅当过四年驻美大使也是出于抗日的目的，至于当北大校长，当年并没有“副部级”的级别，不算什么官），始终保持了知识分子独立的身份和独立人格。今天，经济学家受到民众批评，成为“千夫指”，根本原因还不在于他们水平低，而在于缺乏胡适的这种态度。
胡适这种态度的基本立场是不反政府、不反体制。黑格尔的一句名言是“存在的都是合理的”。这句话的意思，不是说存在的都是好的，而是指，无论它好与否，它的存在有必然性。用暴力手段推翻这种合理的存在必将引起社会*。无论动机有多善良，社会都要付出惨痛的代价。而且，革命之后，由于社会基础没有变，代替旧政权的新政权，并不一定比旧政权好，也许由新贵代替旧贵，比旧政权更坏。社会进步在于渐进，革命的结果不一定是进步，有时还是退步。不反政府，不反体制有利于社会的稳定。社会只能在稳定中进步。这种进步才会造福于社会和民众。
中国的改革有其固有的弊病，也产生了种种问题。但这是社会进步过程中无法避免的。对于政府主导的市场经济我一直心存疑虑，但仔细一想，这也是必然的。从政府完全控制的计划经济一下走向完全自由的市场经济可能吗？有这个政府主导的阶段，逐渐放开政府对经济的直接控制，才会有以后更自由的经济。三十年的改革经济证明，渐进式的市场化改革成绩是主要的。中国是一个中央集权的大国。中央集权存在了几千年，肯定有它的合理性，企图在短期内，从根本上改革，造成整个社会不适应，岂不要天下大乱吗？大乱之后并不一定是大治，往往是更集权。这就是我们所说的“欲速则不达”。因此，作为经济学家，不应该沉醉于那些自由主义的空谈中，还应该从中国的现实出发。对政府提出的改革总体方针，我们应该持支持的态度。反对政府的总方针是无利于社会进步的。尤其是不能由于改革中的各种问题，而否认改革的总方向。
当然，支持政府的改革总方针，并不等于以“歌德”为主，对政府所做的任何事情都唱赞歌，甘当“抬轿派”。这次经济困难中，经济学家受到指责，就是因为他们抬轿抬得太过分了。一味地歌功颂德，预言中国前途一片光明大好，会以１0％以上的增长率再持续增长二十至三十年，结果出了这么大的问题。而且，无视经济增长中贫富差距扩大，环境污染和资源浪费的问题。
知识分子的社会责任是批评而不是歌颂。胡适的一生贯穿了对国民党专制的批评，有时甚至是很强烈的抨击。经济学家也不能对政府所做的一切都称其高明、伟大，而是要“鸡蛋里挑骨头”，进行批评。这种批评也许正确，也许不正确，但如果政府以诚恳的态度去听，总会得到启发，有所改进。即使他们批评的不全对，让他们说出来，又有什么可怕的呢？当年蒋政权在大陆崩溃，不在于胡适等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批评，而在于它没有听这些批评，甚至压制这种批评。文人的话不是皇帝的“金口玉言”，没有“一言兴邦，一言灭邦”的作用。我们的知识分子一向缺乏批评意识。这里有体制和传统的原因，但重要的一点还是知识分子有把自己的知识当商品卖，总想用知识换名利的想法。“缺钙”的原因还在于自己的“基因”。胡适20世纪50年代初流落美国，生活相当艰难，但他仍没有改变过去批评国民党的态度，没有想到用自己的知识和地位去换取荣华富贵，这一点非常值得我们学习。何况现在的经济学家还没有穷到当年胡适的地步。
这次经济困难，国内经济学家，尤其号称“主流”的经济学家受到指责，正在于他们缺乏这种知识分子应有的批评精神。面对美国的次贷危机和金融危机，他们坚持中国一枝独秀的观点。这就使政府失去了及时调整政策的机会。其实国外经济学家早就提出了“拐点论”，预言了中国在高速增长后会有一个向下的拐点，但被国内的经济学家斥之为“中国崩溃论”，还给予驳斥。在一片乐观的气氛中，经济危机出现了。此后，政府采取了刺激经济的政策，出台了4万亿的支出计划。对此也是一片赞扬声，而忘却了这种刺激可能引起的副作用。只要政府做好，就是好的，这似乎成了这些主流经济学家固定的思维模式，因此，他们被大众称为“抬轿派”。抬了轿子固然可以换得名利，但对国家，对人民有什么好处呢？人人都来抬轿，轿子到了悬崖边上没人提醒，危险必然发生。做胡适这样的知识分子，就是不破坏轿子，不把轿子往悬崖下推，也不抬轿子，但随时提醒轿子可能会遇到的危险。破坏轿子和抬轿子，所做的事完全相反，但结果往往是相同的——使轿子颠覆。
现在的经济学家中，想把轿子推下悬崖的人不多，但他们所说话也并非不可听。国外的一些经济学家恐怕属于这一类，但他们指出的轿子行进中的许多困难，尽管有所夸大，也不完全正确，但仍然值得我们注意。绝大多数主流经济学家属于抬轿派。真正的“提醒派”现在则太少了。我提倡经济学家学胡适，就是希望经济学家当“提醒派”，而且要尖锐一些。只要不以名利为目的，学习胡适的态度还是没有什么危险的。向胡适学，关键还在于个人的良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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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智库缺钙
智库又称思想库（thinktank），是独立于政府的政策研究和咨询机构。中国的决策走向科学化和*化，智库的作用不可缺。据中国自己的统计，中国的智库机构有两千多个，甚至超过美国的1777家；而据美国的统计，中国的智库机构仅74家。不过智库的量并不重要，关键在于智库的质量。
美国的智库所起的作用是中国的智库远远赶不上的。这其中的原因很多，但重要的一点是中国的智库严重缺钙，即缺乏独立性，没有自己的独立见解。
缺钙首先是缺钱，不能养活自己。接受政府的拨款就要听政府的话，为政府服务；接受洋人资助的，不敢得罪洋人；靠地方政府和企业养活的，则要为它们服务。“拿人家的手短”，经济上没有独立性，学术上就没有独立性。当然，这种有人养的智库也是必要的。政府应该有自己用财政养活的智库，研究制定政策中的各种问题，比如，财政支出的投资乘数有多大，货币乘数有多少。企业也要有自己的智库，研究企业决策中遇到的各种问题，比如是否与另一企业合并或是否进行某项投资。这些智库虽然也为出资者服务，但学术上坚持实事求是，不迎合部分领导的意图。研究什么是由出资者定的，但结论不是来自出资者。
一个社会要有多种声音，民间的智库同样必要。民间智库在研究的内容和结论上都要有独立性，可以与政府的智库唱对台戏。这些智库可以由各种基金会养活。现在不少人把捐助理解为扶贫，资助希望工程或帮助穷人解决一些问题。这是一种误解，比扶贫更重要的是资助各项社会公益事业。智库就是其中之一，基金会出钱，但对智库研究什么，得出什么结论并不管，智库就可以提出自己独立的见解。智库之间也可以展开竞争，优者能得到基金会的资助，生存下去并求得发展，劣者只好自生自灭。基金会如果起到扶强灭弱的作用，智库就可以健康发展。
但是，缺钙绝不仅是钱的问题。缺钙不仅仅是缺钱，还有许多其他因素。智库是以文人为主体的，中国的文人历来由统治者养活，自来就有缺钙的基因。封建社会中只有媚上才能荣华富贵，光宗耀祖，计划经济下不媚上连生存都困难，何谈发展。市场经济了，除了媚上，又开始媚钱。“有奶就是娘”成了一些文人的至理名言。为了钱可以付出一切，何况独立性？其实市场经济下的文人完全可以靠自己的知识，有尊严地生活，但长期以来养成的媚骨，要改也难呢！这里需要改变的是社会经济体系。不能以金钱、社会声誉来评价文人，文人也不能以追求名与利作为人生目标。一个社会需要众多有独立人格的文人。他们发出的不同声音可以使政府有纠错机制，这样社会才能和谐。社会與论如果都是同一种声音，那太可怕了。只要智库的领导者和成员有这种独立精神，智库就不会缺钙。
文人的独立人格和智库不缺钙，还需要来自本身的能力。学术上没有水平，研究工作没成绩，哪里有独立的底气？过去鲁迅、胡适、陈寅恪、傅斯年这一代人都是有自己的独立性的，说到底还在于他们学术上的成就。在一个浮躁的时代，很少有人下决心坐十年冷板凳去做研究工作，独立的底气从何而来？这就使我想起这次经济危机之前还有一些著名的经济学家大讲中国经济可以高速运行二十年以上，大讲美国金融危机对中国没什么影响，无论世界如何，我们仍可以独善其身，中国不会大起大落云云。这种对经济的错误预测使政府失去了调整经济政策的最好时机。这样的专家能独立起来吗？由他们领导的智库，能不缺钙吗？某些智库没有对现实问题进行深入的研究，只是坐在办公室里靠上网收集资料，推测上面的意思而作出结论，没有自己的独立研究能力，能不缺钙吗？
智库有钙的关键还在于其本身的研究能力。你的研究成果正确、预期准确，有说服力，自然会得到社会公认，你独立的言论也自然会受到重视，基金会也乐于资助。这种独立也来自学习。对于国外的研究，我们不能言听计从，但亦要重视吸收别人有用的研究成果，不能一概否定。举一个例子，前几年国外盛行中国经济崩溃论，我们一律斥之为反华合唱中的一曲。崩溃论中确实有对中国问题的扩大和恶意倾向，但他们看出了中国经济过热所引起的后果，并提出了中国经济出现拐点的预测，许多观点还是值得我们注意的。作为官方表态，驳斥这种观点是必要的，但作为一个独立的智库，还是应该不受意识形态的影响，吸取其中可取的内容。智库的独立性正在于不受主流意识形态的左右，能客观公正地看问题。
中国的发展需要有不同类型的智库，这需要制度的完善，也需要智库自身的努力。缺钙并不可怕，怕的是满足于缺钙，补钙需要外在环境，也需要内在努力。
创业板险上加险
创业板的最终上市引起股民的极大兴趣。但股民在进入创业板之前，必须了解它与主板有什么区别。
在创业板上市的企业是从事科技创新的中小企业。科技创新是一项高风险的投资。这些企业规模小、风险大，不可能依靠自有资金，也难以从银行获得贷款。它们创业所需的资金来自风险投资公司、基金或者股市。在发达国家，股市成为这类企业筹资的主要渠道，美国的纳斯达克就是这种股市。这类企业的特点是高风险、高回报。如果创业不成功，筹来的资金就会付诸东流；如果创业成功，则有高收益。20世纪80年代网络兴起时，许多网络公司都是用这种方法筹资的。成功的固然有，但失败的也无计其数，真是“几家欢喜几家愁”。这类企业通过股市筹资的最大好处就是共担风险，共享利益。企业本身或风险投资公司与基金也许无法承受如此大的风险，但通过股市把风险分摊到更多人的身上，承受风险的能力就强了，投资失败不至于引起社会震荡。同时，这些企业的收益由更多的人分享，也有利于社会和谐。而且，创业板的股民也成为这类企业投资的导向。大家看好你企业的项目，股票就有人购买；大家不看好你企业的项目，股票就没人购买，企业当然无法投资了。
从创业企业这种高风险、高收益的特点来看，与普通股票相比，创业板的股票就是“险上加险”。创业板股票与普通股票有同样的股市风险。股市受宏观形势、企业业绩、政策走向，甚至流言蜚语的影响。这些因素很难准确预测。因此，股市的波动，甚至大起大落都很正常。“股市有风险，入市须谨慎”，这句股民极为熟悉的话，正是对股市风险的写照。但创业板的股票在这种风险之外还有另外一种风险，那就是创业企业从事科技创新的风险。而且，这些企业进入股市，这种风险就要被放大。这就使创业板的股票比一般股票的风险要大得多。如果说普通股票“有风险”，创业板股票就是“更有风险”，如果说普通股票进入“须谨慎”，创业板股票就是“须更加谨慎”。
那么，什么人适合进入创业板当股民呢？按照对风险的心理承受能力，我们把人分为风险厌恶者、风险中性者和风险喜爱者。风险厌恶者是讨厌风险的人，这类人承受风险的心理能力弱，股市一有波动就心惊肉跳，这类人不适合进入创业板股市，甚至不适合进入普通股市。风险中性者比风险厌恶者承受风险的心理能力强一点，但也不适合进入创业板市场。只有风险喜爱者以承担风险为乐，要的就是那种刺激，最适合进入创业板市场。换言之，天生爱冒险的人应该成为创业板的主力股民。此外，承受风险的心理能力也与承受风险的实际能力相关。所以，资金雄厚的股民进入创业板更为适宜。
当然，我们所说的承担风险也不是赌博式的“撞大运”，那是一种赌徒的做法。从风险中获益靠的是理性分析。说到底，能在股市赚钱，靠的还不是“运气”，而是分析判断的能力。这一点对于创业板市场更为重要。
建立创业板市场是中国经济和股市发展的需要，祝愿创业板市场一路走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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绩效工资之忧
政府决定在事业单位实行绩效工资，而且首先在学校和医院实施。这有利于提高这些单位员工的积极性，并增加他们的收入，当然是一件好事。在事业单位引入企业的激励机制也是改革的一种尝试。但激励机制是一把“双刃剑”，运用得好，可以提高效率，运用得不好，也会成为“负激励”。即使在企业里，绩效工资也并不是一用就灵。在事业单位，要考虑的问题就会更多。
事业单位与企业不同。企业以利润最大化为目标，它们把自己合法赚的钱以绩效工资的形式发给职工，无可厚非。但公立学校、医院之类事业单位的目标绝不是利润最大化。它们应该以提供更多更好的社会服务为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