鉴真入住东大寺戒坛院之北的僧房，世人称之为唐禅院。
天平宝字三年（759），鉴真受赐故新田部亲王旧宅，他在那里建立了伽蓝即唐招提寺。依照唐朝的习惯，国立伽蓝称“寺”，私立伽蓝称“招提”。鉴真打算隐居于此研究律学，于是以“唐律招提”命名。这里后来成为官寺，所以加上了“寺”的名号。
唐招提寺里有著名的鉴真和上坐像。据说是在鉴真七十六岁去世之前，弟子们按照他当时的容貌塑成。这座脱活干漆坐像，双目轻闭，嘴角略带微笑。鉴真六十三岁那年，在第五次东渡失败后失明。鉴真的传记《唐大和上东征传》中写道
——时和上频经炎热，眼光暗昧。爰有胡人，言能治目，遂加治疗，但眼遂失明。
第五次东渡遭暴风袭击，船漂流至海南岛，损失惨重。鉴真一行从海南岛渡海至对岸的雷州半岛，巡锡各地后经桂林到达广州。此前在端州，即以砚台闻名的端溪附近，荣睿不幸病逝。荣睿是当初邀请鉴真东渡的日本僧人之一，他的去世一定让鉴真感到格外哀痛。《续日本纪》有如下记载
——时荣睿物故。和上悲泣失明。
那么，为鉴真治疗的胡人又是什么人呢？
唐代广州有众多*商人乘船而至。*人在中国被称为大食（音“塔支”）。在*语中，商人的发音是“塔支尔”。
——你是哪里人？
——我是商人（音“塔支尔”）。
或许就是这样的对话使塔支（大食）成了国名。
西方人来中国也可经海路，并非只有穿越塔克拉玛干的那一条路线。
当时的中国人或许还不懂得区分*人和波斯人。从海路来中国的商人应该不只是*人。
不知那位胡人眼科医生是*人，还是波斯人。但普通中国人肯定都把他们看做是跟自己相异的人种。鉴真在旅途中患病，竟然愿意让一个来自异域的胡人治疗自己宝贵的眼睛。在当时，做手术应该是一件冒险的事。鉴真胸襟宽广，对胡人也没有偏见。正因如此，他才可能毅然前往日本。
仔细端详鉴真和上坐像的脸部，会发现他的右眼稍有异样。制作这尊坐像的工匠们一定是坚定的写实主义者，但并不是艺术意义上的写实主义。
眼看着自己长期以来视为精神支柱的人即将死去，如果不趁现在把他的音容笑貌原样记录下来，今后将失去精神上的依托。
弟子们心怀着这样的忧虑，把师父鉴真和上的身姿容貌一丝不苟地塑成干漆像保存下来。如今在坐像的鼻子下方以及下颚部分，还能看到细密的胡须痕迹。就连这样的细节之处，弟子们都力求惟妙惟肖。
五 唐招提寺的西域气息（2）
鉴真的弟子们犹如被一股强烈的意志所驱使，哪怕一个微妙的细节都不曾放过，连师父眼部手术的细微疤痕也做了忠实的描摹。
关于鉴真和上的死因，没有确切的记载。依我们的想象，七十六岁的老僧在去世之前，想必已是形容枯槁。然而直到临死，鉴真和上似乎并未如此，僧衣下包裹的仍是结实的身形。
对胡须以及眼部手术留下的疤痕之类的细枝末节，弟子们采取了忠实的写实手法，而从整体上来看，仍有理想化的倾向。他们一定是满怀着祈愿来塑造他们心目中师父“必当如此”的样貌。据说鉴真和上的去世并不突然，身体的不适始于当年春天。
鉴真和上坐像的确可说是日本造型艺术的最高杰作之一。这尊塑像向来十分有名，加之最近又归省中国，更加名声大振。其实唐招提寺的鉴真和上身后，还掩藏着一座不那么抢眼但值得注目的佛像。
那尊据说是药师如来的立像——因佛像右臂折断，无法断定结印的种类，但大致可判断是药师如来像。一般说来，如来立像通常是右肩着衣，而唐招提寺的这尊佛像却裸露着右肩。
另外，衣服沿两脚之间呈Y字形下垂的衣纹，以及眉、眼、鼻、口向着脸部中央较为集中的相貌特征，还有富于重量感的腰部，等等，都是在同时期的日本佛像上看不到的特征。不仅在日本，即使在中国也不多见，但这些特征却常见于西域壁画及板绘。
唐招提寺的这尊据推测是药师如来的立像，显示着一种经由唐代与西域相连接的要素。透过这尊佛像，我们仿佛可以看到求法僧鉴真身后西域的影子。
鉴真第二次东渡以失败告终。这次东渡的团队规模较大，随行者中，有大量专攻玉石、绘画、雕刻、石碑、刺绣等工艺的匠人。加上僧侣，总共一百五十八人。可是等到了第六次东渡终告成功的时候，人数规模已大大减少，随行者包括扬州白塔寺僧法进等，一共才二十四人。
假如第二次东渡计划得以成功，一定会给日本的美术史带来相当的影响。第六次东渡时，同行人员中已没有画工之类的匠人了。纵然如此，随鉴真东渡日本的都是佛门中人，他们应当可以胜任佛教美术的顾问。东渡的人数之所以减少，恐怕是由于经费不足。可以想见，关于佛像、佛具，也改为以指导当地人制作为主的方针。
随同鉴真的二十四人中，有三位特别成员：
胡国人 如 宝
昆仑国人 军法力
瞻波国人 善 听
很显然，这三名是非汉族成员，他们的人数相当于全体的八分之一。
瞻波是位于现在越南南部一带的古国，或写作“瞻婆”、“占城”等，唐代以前被称为林邑。
秦始皇统一天下时，在此地设象郡，下置林邑县。中国秦代以来设有郡县制度，县置于郡之下。
汉时在越南设日南郡，下置象林县。东汉末期，这一带建立了独立政权。如前所述，中国的“县”是下设单位。从“悬”字的字义可知，“县”也可表示悬挂于某物之下的含义，即表示附属于郡、州、府等行政单位之下。当地独立时，不宜再用县名，于是改称象林邑国，或略称为林邑国。
越南北部长期受中国文化的影响，而南部林邑自2世纪末独立之后，多受印度文化影响。来自印度的不只是文化，更有大量印度人迁入该地。
玄奘的《大唐西域记》第十卷中，有一段关于瞻波国的记述，但并不是指越南南部的林邑国之后的那个瞻波。瞻波显然是印度一带的国名，位置在现在印度比哈尔邦帕格尔布尔市一带，位置靠近孟加拉国。据记载，瞻波国民风淳朴，国民信仰小乘佛教，也杂居着异道之人。
五 唐招提寺的西域气息（3）
后来东印度的瞻波国人大量迁居至越南南部，从此人们就用同样的名称来称呼这里。
唐朝以前，这里的国名还是中国式的林邑，不知从何时起变成了印度式的瞻波。印度移民人数众多，他们文化影响力逐渐渗透当地。
虽说不知从何时起，但在中国，出于惯性，人们还是长期沿用“林邑”这个国名。大约在757年该国发生政变后，国名改为“环王国”。有人认为中国用“瞻波”或“瞻婆”来称呼这个国家是在唐代元和年间，即9世纪之后，然而这不过是从中国的角度所见的国号变迁。对于瞻波而言，很早以前就一直使用着“Campa（瞻波、瞻婆）”这个称呼。
撰写于日本宝龟十年（779）的汉文文献《唐大和上东征传》，从时间上看，应该使用“林邑”或“环王国”的称呼。
早于鉴真十数年前，有一位名叫佛哲的音乐家，乘坐遣唐使的船与婆罗门僧正一同来到日本。据文献记载，佛哲是林邑人，文中并未使用“瞻波”这个的地名。据说佛哲是在出海捞珍珠时遭遇海难，被婆罗门僧正搭救后一同来到日本。
在同一时期，对于从同一国家来到日本的两个人，用统一的名称记录他们的国名似乎是当然的。但事实并非如此。
我不是学者，且做个大胆推理。随同鉴真和上来日本的瞻波人善听，很可能不是越南的瞻波国人，而是来自《大唐西域记》中记载的那个位于印度的瞻波国。
来自林邑的佛哲是一位音乐家，传说雅乐舞曲中的林邑乐就是由他传到日本的。单从名字来看，鉴真一行的瞻波人善听似乎也是个擅长音乐的人，或许他是鉴真和上为指导日本的佛教音乐而特意挑选的人才。
佛哲当初并没有前往日本的打算，是因为遭遇海难被婆罗门僧正搭救才随行来到日本。想必鉴真也不知道日本已经有个名叫佛哲的音乐家。
在中国一方看来，天竺在广义上也属于西域。因此，我认为鉴真一行的善听是天竺——西域人。
鉴真多次东渡失败，开初曾打算连同工匠也一起带到日本，但最后抵达日本的应该说都是能够向当地人教授佛法的骨干成员。
关于音乐方面的人才，如前所述，且推测鉴真选择的是瞻波的善听。
佛像制作方面，被给予重任的应该是昆仑国人军法力。传说在唐招提寺讲堂里的丈六弥勒像和胁侍菩萨像就是由军法力制作的，制作时间据推定是在天平宝字（757—765）年间。如果这是事实的话，这两尊佛像就应该是除据说是鉴真和上带来的不空索观音和八部众像之外，唐招提寺最古的佛像。
这位军法力是昆仑国人，但这里所说的昆仑国与横亘在帕米尔高原至新疆南部的昆仑山脉并无干系。
“昆仑奴”这个词常见于唐代传奇小说，有一篇小说即以《昆仑奴》为题。有人说昆仑奴是黑奴，应该是来自南方、被卖作奴隶的人。从地理角度来看，不太可能是来自非洲的黑种人，而是东南亚一带的人。
奴隶没有人身自由，被当做货品一样买卖。与货品一样，奴隶也以产自远地者为贵。在历史上的某个时期，拥有东南亚的昆仑奴和朝鲜的高丽婢曾被看做是富豪的象征。
《旧唐书》有如下记载
——自林邑以南，皆卷发黑身，通号为昆仑。
所说的昆仑应指越南以南的马来半岛、爪哇、苏门答腊、细利洼一带。
从这一带前来中国的贸易船被称为“昆仑船”。由此可知，昆仑国人并非单指奴隶。在港口城市，一定会有为做生意而来并从此定居下来的人。另外，昆仑奴因其高价，通常不会受到主人的苛刻待遇。txt电子书分享平台
五 唐招提寺的西域气息（4）
唐代小说《昆仑奴》里那个名叫磨勒的昆仑奴，是个奋力成全主人姻缘的好人物。磨勒的主人爱上官家的歌姬，磨勒冒险带她出逃。追赶而来的家丁包围了磨勒，他却如游隼一般地逃脱了，密密麻麻的利箭也没能射中他。故事结尾提到，十年后有人偶然看到磨勒在洛阳城中买药，面貌一如往日般年轻。
既然能在洛阳城中买药，可见昆仑国人并非全都是奴隶，他们也可以因主人的意志而重获自由。
昆仑国人军法力的经历我们无法得知。既然能有缘成为鉴真和上的弟子，他一定是一位热心的佛教徒，也可能是一位为寺院制作佛像和佛具的匠人。
鉴真和上曾担任住持的扬州大明寺是一座大规模的寺院，应当拥有相当数量的佛像师。东渡日本时，想必鉴真和上会挑选手艺精湛且身强体壮的佛像师同行，想必昆仑国人军法力就是那个合适人选。
不论是乐师还是制作佛像的工匠，鉴真和上并没有拘泥于汉人。只要实力相当，不论瞻波人，还是昆仑人，都无所谓。不由让人想起那个把事关重大的眼部手术交给胡人医生来做的例子。
在随鉴真和上来日本的三位特殊成员中，最值得注目的当属胡人如宝。
瞻波的善听和昆仑国的军法力来到日本以后的事迹鲜为人知。虽有传说军法力制作佛像，却没有确实证据。包括如宝在内，这三位特殊的成员在东渡日本的团队中还算不上重要成员。
《唐大和上东征传》中列举着鉴真的随行人员：
相随弟子，扬州白塔寺僧法进、泉州超功寺僧昙静、台州开元寺僧思讬、扬州兴云寺僧义静、衢州灵耀寺僧法载、窦州开元寺僧成等十四人，藤州通善寺尼智首等三人，扬州优婆塞潘仙童、胡国人安如宝、昆仑国人军法力、瞻波国人善听共二十四人……
一共二十四名成员，但文献在前十四人处告一段落。这是否意味着这十四人是弟子——至少是直系弟子？而对于其余十人，似乎采用降格的表述。
而且这段记述并未全部列举二十四人的名字，包括十四名直系弟子也是如此。也没有记录见于其他文献中的扬州白塔寺惠云、婺州的仁干等人的名字，也许名列其中本是一种荣誉。能肯定的是，至少在表述上是有所区别的。
从上述记载可知，胡国人安如宝在鉴真一行中，属于所谓的第二梯队。然而成为唐招提寺事实上的后继者的正是这位如宝。来日本之时名列下等，或许因为他年龄尚小。
据《日本后纪》的记载，如宝逝世于弘仁六年（815），享年八十四岁。由此可以推算如宝在二十二岁时随鉴真离开中国，较之常年陪伴鉴真的弟子们，的确非常年轻。
也许鉴真考虑到抵达日本后的长久之计，深感让年少有为者同行的必要。这时鉴真自己已经年过六十，常年以来随行的弟子们也都不再年轻。
今后将前往一个陌生的国度——日本，开始新的宗教事业。而身边的弟子们习惯的是唐朝的生活，对他们而言，在未知的土地上开展新的活动似乎有些晚了。
今后在日本的土地上，他们也许很难适应。
鉴真一定非常担忧吧。
就算身边的弟子们能够协助鉴真在日本的宗教活动，但就承担后事而言，他们似乎难于胜任。托付后事，必须找更年轻的人。
需要的是既熟知唐朝的生活，又不会因留恋之心而放不下过去年轻人。可以想见，鉴真正是考虑到这一点，才会让像如宝那样优秀的青年僧人同行。《唐大和上东征传》中把“安如宝”写作“安宝如”，“安”是姓氏。保留着俗姓，说明如宝还未正式受戒成为僧侣。其他门弟自法进以下，名字前都没有写姓氏。
五 唐招提寺的西域气息（5）
胡国人安如宝是来到日本以后才正式受戒成为僧侣的。为他授戒的正是师父鉴真和上。
抵达首都奈良两个月后，鉴真在东大寺大佛殿前为以圣武天皇、皇后、皇太子为首的四百人进行了授戒仪式，如宝也是其中之一。
中国人把塞外民族总称为“胡”，意义相当于日语中的“ebisu”。
虽然也有像“东夷”、“西戎”、“南蛮”、“北狄”这些词，以不同的方位来称呼外族，但“胡”却有所不同。所以，要问与鉴真和上同来的年轻人安如宝是哪里人，光说是胡族人不足以判明，只可确定他不是汉人。
也有一说，认为如宝是朝鲜人，如《招提千载传记》的记载。
不过，关于“胡”这个称呼，说是塞外民族的总称，但因时代不同，用法也各有倾向。
在秦汉以前，比如在“胡服骑射”这个词中，“胡”主要指匈奴。而唐代所说的“胡”多指西部的塞外民族，西方天竺的佛教被称为“胡教”，佛陀是“胡神”，“胡商”则多指波斯商人。李白有一首著名的《少年行》，诗中写道：
落花踏尽游何处，笑入胡姬酒肆中。
通常认为，这里的胡姬应当是指波斯美女。
如前所述，《唐大和上东征传》成书于宝龟十年（779），相当于中国唐代宗时期。这部书虽然是由日本人淡海三船撰写于日本，但它依然带有唐朝文章的特色。因此，不可能把胡国人理解为朝鲜人，而且此书中还有关于朝鲜僧人的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