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徽巡抚招募三百新军，交由武备学堂首届毕业生训练，称安徽武备学堂练军。后练军改组为新军第二标第三营，熊成基、倪映典（后赴南京南洋陆师学堂深造）就是练军成员。张汇涛、范传甲、石德宽等辛亥革命志士，都是岳王会在“老三营”里的骨干力量。
一、 晚清斗士孙传瑗（4）
这年年底，安徽督练公所成立步、马、炮等弁目训练所，常恒芳觉得是新的发展机遇，报名参加了炮兵弁目所。孙传瑗也想跟着过去，常恒芳阻止了他，“你这身子骨单薄薄的，拿拿笔杆子还可以，动真刀，动真枪，恐怕力不能及。”
光绪三十三年（1907）七月六日，星期六，徐锡麟在百花亭安徽巡警学堂发动起义，掏枪把参加毕业典礼的巡抚恩铭给撂倒了。常恒芳并不知道，当时他在东门外，正和孙传瑗一道，由卸甲坡往上走，准备从枞阳门进城，结果给拦住了，盘查了很久才放行。向路人一打听，才知道巡警学堂那边出了事，巡抚大人中了枪，生命危险，已经接同仁医院戴世煌医生过去了，但凶多吉少。
常恒芳半天没有说话，后来恨恨地咬了咬牙，“这个徐锡麟，还是抢在我们前头了！”
当天晚上，传来巡抚恩铭去世的消息，隔一日，又有消息传过来，徐锡麟已经就地正法了，地点就在巡抚衙门外的东辕门。死之前，胸膛被剖开，把一颗心活活给掏了出来。说是巡抚夫人特意吩咐的，她说她不能理解，恩铭对徐锡麟恩重如山，非常信任，才把他安排在巡警学堂会办这样重要位置上，他怎么能狠下心，一枪把恩铭给杀了呢？这颗心，还是人心不是？
接下来，安庆风声吃紧，岳王会在安庆的革命活动，也受到官府注意。特别是常恒芳的身份，更是遭到怀疑。不得已，常恒芳只好逃离省城，远赴定远县萃华学堂教书，以躲避风险。之后不久，他又东渡日本求学。安庆岳王会的工作，改由炮营队官熊成基取代。第二年，他们在安庆组织了震惊朝野的炮马营起义。
韩衍也是岳王会的骨干成员，孙传瑗与他相识时，他还在督练公所做文案。韩衍是江苏丹徒人，说话家乡口音很重，激动起来，语速变快，孙传瑗根本听不懂。韩衍是武将，但更是文才，而与孙传瑗交往，更多时候，是在一起谈诗论词。韩衍在这方面造诣很深，孙传瑗读过他的《绿云楼诗存》，其中有好多首，他不得不拍案称绝。如《月夜登宜城野望》“一塔忽骑江水住，城阴凉月白纷纷。菱湖欲啮大龙尾，片片荷花夜入云。”如《雨后登安庆城》“雨后蛟龙入水深，碧天尽处海沉沉。城头又与黄昏近，一寸斜阳万里心。”把自己的心情糅入地方景色之中，既自然，又贴切。
光绪三十四年（1908）十月，韩衍来到孙传瑗住所，邀他一起参与创办《安徽通俗公报》。韩衍说：“当前革命的困难是什么，是民众的意识的觉醒。怎么办？最好的做法，就是办一张给他们看的报纸。《安徽通俗公报》就是这样一份报纸，它用通俗的语体文，猛烈抨击时弊，鼓吹革命，从而唤起民众。”孙传瑗不待他说完，就把手高高举起来，“只要是为革命的事，一定要算我一个。”
报馆设在姚家口萍萃楼客栈，离尚志学堂只有几步路。客栈老板毕少斋，骨子里也是激进的革命者。他说他开客栈的目的，就是为淮上老乡来省城革命提供方便。《安徽通俗公报》是安徽首家民间报纸，资助者除咨议局议员王龙廷外，还有皖北教育会吴性元、杨元麟等。因为经费严重短缺，报社总编辑韩衍和三个编辑孙传瑗、陈白虚和高语罕，也是义务性质。虽说一日三餐能保证供应，但也就是咸菜就白饭，根本闻不到肉腥。倒是每每稿件编成，且有几篇得意的力作，编辑们就去搜韩衍的口袋，然后到萧家桥买几个铜板的花生，打一两百钱高粱烧酒，以此表示庆贺。喝得高了，几个人就在小客栈里扯着嗓子乱吼。
韩衍身材短小，面部黧黑。他又不注重仪表，常年穿一件蓝色长大褂，头发蓬乱，胡须满面。他走路的步子很快，每每街头疾走，不认识的人，都要避让三分。那时他已经结婚，家住四方城，居名“绿云楼”。他的夫人红叶，也是个女才子，结婚前因为敬重他的诗文才华，常来请教。韩衍另存目的，一诱再诱，结果就把她哄到手了。绿云楼内，家里除几件简单家具，几乎四壁如洗。韩衍并不在意，他搂着夫人红叶的臂膀，一脸悠然自得：“你们要做革命党人，就得准备过这样的清贫生活！”这句话对孙传瑗触动很大。
一、 晚清斗士孙传瑗（5）
同是寿州老乡的高语罕，年稍小两岁，早年为陈独秀《安徽白话报》的主要作者，文章锐气十足。但他对孙传瑗的才气十分敬重，尊其为“十年以长”。有时做些时评，拿捏不住，总递过去让孙传瑗参考一下。孙传瑗相对保守，也不多说，就劝他，“你应该找蓍伯去改一改。”而韩衍总是热情支持，“蛮好，为什么不能用？就这样发出来。”孙传瑗也敬仰韩衍的激进，但具体到稿件上，他的那种沉稳，或者说暮气，就表现出来了。一定意义上，这还是受孙家鼐的影响吧。
《安徽通俗公报》是宣统二年（1910）十一月停刊的，在这之前，报纸发表多篇文章，揭露了泾铜矿务公司发起人方玉山对外出卖矿权的黑幕，并极力声援铜官山民众驱逐英籍矿师麦奎的活动。报纸由此招来对方的怨恨，报馆多次遭到身份不明的流氓骚扰。入冬后不久，韩衍在街头遭人暗算，有人斜冲过来，对他腹间连刺了五刀。幸好发现得早，及时送到同仁医院，才把一条命保住了。孙传瑗去医院探望，韩衍一双眼睛气得布满血丝，“想用这种流氓手段吓倒我蓍伯，那也太小看我了！”说话口气，仍是条血性汉子。但谈得深了，多少还是有些伤感，“我们这些人，怕最终还是倒在他们的黑手之下啊！”
上世纪20年代，安庆街头的舞龙灯表演。
这句话居然不幸而言中，两年后，1912年4月的一个晚上，韩衍从都督府大院往家里走，行至同安岭街头，再遭歹徒刺杀，因失血过多，永远倒在安庆这片土地上。此时韩衍的身份，是《安徽船》的主笔，《青年军报》和《血报》的主编。“以言破坏则血洗乾坤，以言建设则以血造山河，公理所在，以身殉之，则以血饯是非！”之后好多个夜晚，孙传瑗都会在梦中看到韩衍，一口江苏乡音，依旧怪怪的硬硬的充满血气。从梦中惊醒，孙传瑗就睁着眼睛，耐心地等着又一个黎明到来。
同是在1912年4月12日，农历二月二十五，孙传瑗夫人孙汤氏，在同仁医院，为他们家添了个可爱的千金。这是他的第二个孩子。三年前，也就是在创办《安徽通俗公报》时期，一位年轻貌美且温柔善良的少女，走进了他的生活。那一阶段，孙传瑗在报社工作，七事八事特别多，有时候两人三四天见不到面。但女朋友特别理解，一句多余的话也不说。之后不久，他们便组建家庭，开始了甜甜蜜蜜的夫妻生活。一年后，大儿子孙多拯出世。为这一个“拯”字，孙传瑗可以说是脑筋费尽。此时的孙传瑗，抱有远大理想，既想拯救国家，又想拯救民众，为儿子取名“多拯”，就是想自己报国报民的理想在下一代身上延续。女儿的出世，阴阳相冲，多少也缓冲了他思想中激进成分。尤其是韩衍被害，更让他对这个世界，多了些宁谧、和谐、平静的渴望。为女儿取名“多慈”，正是他这种渴望的表白。“慈爱”，“慈善”，“慈悲”，“慈祥”，“慈和”，他希望将来女儿能以这仁爱之心，温暖她自己，温暖整个世界，也温暖他这个做父亲的。“安庆人都说，女儿是父母贴身的小棉袄，我孙传瑗也有贴心的小棉袄了！”抱着女儿，孙传瑗快活地又啃又亲，疼爱之情，溢于脸上。
1912年，在江苏宜兴，十七岁的徐悲鸿，第一次踏上上海的土地。“年十七，始游上海，欲习西画，未得其途，数月而归。为教授图画于和桥之彭城中学。”他创作的白描戏剧画《时迁偷鸡》，在《时事新报》上发表，并获二等奖。这也是他公开发表的第一幅作品。
二、 安庆街头美少女（1）
晚年孙多慈在台湾，应台湾“国史馆”馆长罗家伦委托，绘制大幅的辛亥革命先烈和开国元勋的油画，不知为什么，只要一拿起画笔，她的眼前，总是浮起生她养她培育她的那座城市——安庆。而平时，有多少次，她铺开纸，想把自己印象中的安庆老城画下来，但始终不敢下笔，那里承载有她太多爱太多恨太多忧太多愁，她害怕一落笔，就把自己对这座老城的印象给冲淡了。
走在台北街头，海风拂面，孙多慈的心中，常常生出许多莫名的愁绪。她知道，这种愁绪叫思乡。孙多慈是寿州人，但她并没有到寿州去过，她的童年，她的少年，她的青春时代，都与安徽省城安庆紧密地联系在一起。
孙多慈对安庆城的认识，出自她手中的画笔，出自她从绘画角度的观察。
什么时候对绘画产生兴趣的？记不清了，也许与生俱来吧。稍大一些，大概###岁，就喜欢老模老样地夹着一个小画本，满大街地跑，看到什么都想把它画下来。
印象最深的是1921年初秋，一个暑寒陡生异变的日子。不知为什么，小小的孙多慈突发奇想，想爬上镇海门城楼，俯在雉堞之间，隔着江水，画画江南那片秋色。
是学校不上课的周日，一大早就从家里溜出来了。离吕八街不远，只两三分钟的路，往南，便是繁华的三牌楼。沿街店铺有一半门还没有开，但街上人流涌动，或来，或往，十分热闹。过往的人个个神色兴奋，相识的还会隔着人群打个招呼，“有消息吗？”“没有！”摆摆手就过去了。孙多慈夹在人群中，向南，过四牌楼，上登云坡，穿胭脂巷，由高高的石板街下来，就这样被推着搡着登上了镇海门城楼。
出门时还是闷热的天气，结果站到高高镇海门城楼上时，风就带着寒意了。雨点从半空中飘落，落在裸露的臂膀上，有一丝沁凉。长江水很大，城外的街面上，漫有浊黄的江水，拉黄包车的车夫，赤着一双脚在水里跑，踩出的水花向上，车轮压出水纹往后。
根本没有她安心作画的地方。
往东的城墙上挤满了人，往西的城墙上也挤满了人。人群中，有长衫马褂的文人儒士，也有赤着胳膊的乡村野夫，身份不同，神色一致，个个都有“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之凝重。昨晚有人在城墙头上守夜，不少竹凉床还没有来得及收起来。城楼下的城门洞口，有许多的市民在那里把守，进城出城的每一个人都遭到盘查，奇怪的是，对那些衣冠整洁的中年男子，盘查得总得格外仔细，反过来，一些看上去就是劳苦汉子的人，基本挥挥手就放行了。更怪的是，不管是盘查的还是被盘查的，大家都非常认真地对待眼前的事，既没有反感，也没有抵制。
孙多慈正睁大眼睛好奇地观望这一切，束在脑后的小辫子让人给提起来了。回头一看，是父亲孙传瑗。“你这小丫头，不好好在家里呆着，跑到这儿干什么来了？”手伸开巴掌举在半空，似乎马上就要落下来。
她并不慌张，傻傻地笑着，知道父亲疼她还来不及呢，怎么舍得把这一巴掌打下来？
上世纪20年代安庆城热闹的庙会活动。
果然，父亲低下身，拦腰把她抱了起来。看到她带的纸笔，便笑了起来，“嗬，我们家的小画家到这来画画了？来画画也好，把这难得的大场面画下来，让大家知道我们安庆是座什么样的城市，知道我们安徽人是群什么样的血性汉子。”
1921年的安庆，注定就是多事之秋，先是为教育经费之事，发生了震惊全国的“六？二惨案”，安徽省立第一师范一位叫姜高琦的学生，在去省议会就政府克扣教育经费一事请愿时，被持枪士兵连刺七刀，虽经抢救，最终还是因伤势过重而身亡。接下来，北洋政府内阁总理靳云鹏收受倪道烺四十万巨贿，任命亲信李兆珍为安徽省省长。消息传到安庆，引起社会各界的强烈反对，他们采取最原始的做法，组织两千余人睡卧江岸，日夜轮守城门，不许李兆珍下岸入城就职。
孙多慈眼前的一切，就是安庆居民守城的场面。
本身就是浩大壮观的场景，在童年孙多慈的眼光中，又被无限地放大，因而给她留下强烈而深刻的印象。这次写生经历，江南秋色没有画成，但另一幅现实的画，让孙多慈一生永远都记住了这座长江北岸的城市——安庆。
二、 安庆街头美少女（2）
事实上就在这一天，李兆珍悄悄乘利济号轮船来到安庆，不过他是在五里庙下的船，后又化装成农民，改坐小民船，在小南门上岸入了城。尽管如此，抗议群众仍不依不饶，商界罢市，学生罢课，码头工人还闹起了罢工。僵持了十多天，缩在政府大院的李兆珍也觉得没有意思，这鸟官，不做也罢，于是又一身苦力打扮，悄悄逃离了安庆。
父亲后来和孙多慈在一起回忆，那个月的25日，安庆社会各界盛大###，大概有万余人吧，在黄家操场，庆祝安徽“驱李”运动的胜利。之后举行的环城大游行，场面那个热烈，场面那个壮观，在安庆城，旷古未有。游行队伍如潮水，涌到哪里，震天的口号喊到哪里，飞舞的传单就散到哪里。这个印象孙多慈是有的，因为当时她正在双井街口，游行队伍黑压压就过来了，前不见首，后不见尾。参加游行的人，每个手里都摇着一面小旗，长方形的纸，或红或绿或黄，贴在小木棍上。孙多慈眼尖，一下子看到妈妈也在其中，就拼命地喊。但妈妈没有理她，只是向她摆摆手，又跟着游行队伍走过去了。
童年孙多慈对绘画只是一种爱好，也仅仅限于简单的摹仿而已。但这种在她看来非常简单的摹仿，却引起玩伴们的惊讶。有一次父亲无意中看到了，也惊奇不已，“这是我们家丫头画的？不会吧！多慈还有这种天分？”
有这种天分的还有她的弟弟孙多括。
孙多括小姐姐三岁，从小就和姐姐特别亲，无论孙多慈到哪里去，他总不依不饶跟在身后。与孙多慈亲密无间的小姐妹李家应总是笑他，说他是姐姐身后的小跟屁虫。看到姐姐画画，他也夹在中间凑热闹，关键是他的悟性极高，只要他拿起画笔，基本是画什么像什么。那时候家里刚刚装电灯，一只十五支光的灯光，吊在桌子上方，孙多慈和弟弟各霸一方桌子，画靠墙根长的葡萄树，画院子里悠闲踱步的大公鸡，画庙会时挤在人群中买的小风车。有时候姐弟还相互对画，不过画到纸上的姐姐方头大耳，弟弟也不知道像个什么怪物了。
那时候是母亲孙汤氏最幸福的时候，倚在门框上，静静地看着他们。父亲在家时，她还把他喊过来，两人立在一侧，脸上淡淡浮一层笑容，一看就是半天。“想不到我们孙家，一大一小，还出了两位天才画家！”父母相互交流的言语中，始终有抑制不住的得意。
孙多慈的母亲孙汤氏。孙多慈作于1935年春末。
那时候孙传瑗在安徽省政府做秘书工作，母亲也在省立第一女子高等小学教书。父母对艺术，对文学，以及对世界的认识，通过日常的言谈举止，深深印在孙多慈和她弟弟心中，并由此影响到他们的兴趣爱好。后来孙多慈在《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