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多慈同学放着小苹果不画，非要画我这只大苹果，大家看看，还真有些传神呢！只要同学们画得好，想怎么画就怎么画，老师无所谓。”
孙多慈在同学们羡慕的眼光中，多少有些得意，而对胡衡一老师的深爱，也由此埋进心间。“在一女中学校，教师中对我期许最殷切者，为图画教师胡衡一先生。”直到晚年，在台湾每每向朋友回忆旧事，她依然如是说。
胡衡一冬天穿的那一身宽大长袍，质地非常好，是正宗的杭州绸缎，黑底子金色图案，远远看去，既洋气，又做派。他自己也非常得意，常常在课堂上向学生炫耀，这样的衣服，在安庆女中，恐怕只有他胡衡一独一件。
在安庆，他们胡家是财大气粗的名门望族，绵延至今的百年老字号“胡玉美”，就是他们家祖传的制酱产业。“胡玉美”创立于道光十八年（1838），这之前，创始人胡兆祥与岳父曾先后在南庄岭、三步两桥开设“四美”与“玉美义”，但生意一直做不上去。后两家分营，其岳父在大南门药王庙对面另开“甘玉美”，胡兆祥挂出“胡玉美”招牌。相比之下，“胡玉美”跳出家族管理的小圈圈，放手让外姓行家经营酱园业务，短短几年就发展成规模，使老城酱园业胡、甘二姓之争，最终以“胡玉美”并购“甘玉美”而结束。“胡玉美”也因此奠定老城制酱业不可动摇的老大位置。“胡玉美”主要产品就是蚕豆酱，它的特点，简单概括就是色泽红润，豆瓣柔软，咸辣适中，可口开胃。说来简单，但在制作过程中，却凝聚了胡氏祖先无尽的智慧与才思。蚕豆酱是起源于四川，发展在安庆。能在安庆成功，并能上打武汉，下打南京，更在1915年荣获巴拿马万国博览会金奖，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在川酱基础上，依据江南一带饮食习惯，弱化了其中的麻、辣、咸，又浇淋小磨麻油，增强了其香其鲜。制酱本身，从技术发展成为工艺，在赢得顾客的同时，也赢得了市场。
胡兆祥是胡衡一的曾祖父，在安庆，排在四世。经过五世、六世的共同努力，到第七世“怡怡堂”和“古欢堂”手中，胡氏酱业已经有很大的规模。但真正形成品牌效应，是在“古欢堂”七世胡子穆的手上。胡衡一是“怡怡堂”七世，与胡子穆共一个曾祖父。他对“胡玉美”的贡献，就是为“胡玉美”设计了商标。商标图案本色本土，取安庆东门外振风塔为原形，注册为“振风古塔”。商标设计出来，先用在瓦罐蚕豆酱的红色封口招牌纸上，之后又用到瓶装酱油的彩色瓶签和虾子腐乳的彩色包装纸上。这也是安庆最早注册的产品商标。胡衡一对学生们说：“我的这枚商标设计，不在于设计本身，而在于设计思路。想想看，安庆振风塔是万里长江第一塔，俗有‘过了安庆不说塔’之誉，胡玉美蚕豆酱自然借它广为传播。当然，胡玉美蚕豆酱卖到哪里，也把振风塔的名气带到哪里。”
三、 家有变故（2）
胡衡一之子胡庆汉，上海电影译制片厂导演，著名的配音演员，法国影片《红与黑》中的于连、《巴黎圣母院》中的斐比斯，都是他的配音。
同样对孙多慈宠爱有加的，还有国文教师李则纲。
父亲孙传瑗对李则纲非常佩服，他说他的国文不怎么出众，但绝对是位有见解的历史学家，书教得活，能超越课本的局限，独抒己见，给学生以启示。当时的中国历史教科书，大都按照远古、中古、近古分期，概念模糊，缺乏科学性。李则纲在讲课时，对这种模糊分类不以为然，他将自己的观点写成剖析文章，在权威杂志《教与学》上发表，引起安徽教育界的关注。李则纲是在省立第一师范学校毕业后，考入武昌高等师范学校的。后回安庆，分别在安庆女中和安庆高级中学任教。新中国成立后，他曾出任安徽省博物馆馆长。著作有《史学通论》、《安徽历史述要》、《中国文化史》等。
李则纲对孙多慈清新如水的文字极为推崇。每每读孙多慈的作文，总是半眯着眼睛，尤其读到他欣赏的句子，摇头晃脑，似乎陶醉于其中。李则纲是枞阳人，口音重，读到忘情处，孙多慈都不知道他在读什么东西。
受到老师鼓励，孙多慈转而对国文开始产生浓厚兴趣，尤其是新出版的文学期刊，像什么《创造》、《小说月报》、《东方杂志》等，几乎爱到如醉如痴地步。只要能找到，关到房间一看就是半天。父亲鼓励她，帮她四处去借，遇上周日，还带着她去谯楼后面的省立图书馆去找。
省立图书馆馆长吴季白，是安庆女中的创始人，跛着一条腿，慈眉善目，看到孙多慈来，总喜欢拍拍她的肩膀，“我是你的老校长啊，想看什么书，自己来就行了，老拖着你爸干什么？”
孙多慈后来在《创造》季刊创刊号上读到了郁达夫的《茫茫夜》，读着读着，就有一种困惑，作家笔下的安庆“城”，怎么一下子变得遥远而陌生了？就产生了疯狂的或“痴”或“醉”的想法：沿着作家的描写，去实地考察她生活的这座城市。
初冬一个暖洋洋的周日上午，将《创造》季刊夹在腋下，孙多慈就由大南门走出城外。
太阳悬在远处的江面上，泛着一些白色。在招商局码头附近，孙多慈翻着《茫茫夜》，认真地一家家寻找，她想看看到底哪家旅馆，是小说中主人公质夫夜间两三点钟乘船抵达安庆后，住的“一家同十八世纪的英国乡下的旅舍似的旅馆”。小说中，质夫第二天一早“就坐了一乘人力车上学校里去。沿了长江，过了一条店家还未起来的冷清的小街，质夫的人力车就折向北去”。从方向上判断，因为是“折向北”，那这条“冷清的小街”只能是东城口街。于是孙多慈也顺着新修的沿江马路走了过去。果然就感受到了小说中描写的景致：“车并着了一道城外的沟渠，在一条长堤上慢慢前进……”转脸东望，“以浓蓝的天空作了背景的一座白色的宝塔，把半规初出的太阳遮在那里。”而换一个方向，路的西边，“是一道古城，城外环绕的长沟，远近只有些起伏重叠的低冈和几排鹅黄疏淡的杨柳点缀在那里。”孙多慈十分兴奋。
沿着书中说的“一条长堤”往北去，路是顺着护城河蜿蜒的，不宽，勉强能行两三辆黄包车。护城河西是高高的城墙，远远能看见“孤立在那里的一排电杆的电线”。孙多慈看着就有些发呆，眼中的画面，或者前世，或者来生，非常熟悉，似乎早印在心中。多少年后，她在南京中央大学艺术专修科读书，才知道这实际是幅不用任何修饰就非常完美的油画构图。
徐悲鸿眼中的纯洁少女孙多慈。
再往前，就是主人公质夫任教的安徽省立法政专门学校了。此时学校正以全省契税收入七十二万元为基金，筹办安徽大学。因为父亲孙传瑗也参加了学校的筹办工作，还带自己到学校来过两次，因此孙多慈对这一带比较熟。顺着护城河堤向西，还是围着老城墙绕行，大概半个小时吧，就看到北门外的吊桥了。过吊桥，走北城口街，进集贤门，绕城走了大半天，这才又回到了城内。《茫茫夜》中，质夫本是想到城内去的，但“在城内又无熟人，又没有法子弄得到一张出城券”，所以就放弃了进城的念头。想到这个细节时，孙多慈正走在北门内正大街上，当时就生出一种后怕，如果天晚了，我也进不了城，那该怎么办？但看到沿街商铺红红绿绿的招牌，闻到从沿街饭店飘出的油香气，她的心又变得轻松了。这才是她能够真实感受并能坦然行于其中的“城”啊！
三、 家有变故（3）
孙多慈之所以一生都喜爱这座江滨小城，很大程度上就得益于这一次绕“城”而行得来的印象。中年之后，每每和儿女忆及，言语中还淡淡有一种甜蜜。过了知天命之年，独自在台北的画室，秋风四起，寒露渐生，童年关于“城”的印象，也时不时会浮到眼前来。
变故起于1929年的初秋。
变故之前，没有任何征兆。那天中午，一家人正围着桌子在吃饭。孙多慈说她下午放学回来晚一点，要和同学李家应去华中电影院看一场电影。父亲当时停住筷子，望着她，温和地问：“哦？什么电影？又是哪位明星主演的？”
那一阶段，父亲特别忙，很少看到他在家里呆。孙多慈有些气，就硬硬地说：“你现在政务缠身，哪还有时间看电影！说了你也不会知道的，王汉伦的《女伶复仇记》，听说过吗？”
孙传瑗“呵呵”笑了，“说别人可能不知道，王汉伦我却十分熟悉，小时候我还抱过她呢。她的父亲彭名保，光绪年间是日新蚕桑公司经理，东门外的那一片桑园，都是他们公司种植的。她的真名叫彭琴士，字剑青。后来从艺，自己把名字改了，叫王汉伦。”又说，“彭名保早年任安庆电报局会办时，在黄甲山，还设计发明了一部电话机呢！”
孙多慈一双眼睛睁得多大。“不会吧？王汉伦是安庆人！她可是了不起，《女伶复仇记》是她自己出钱拍的，导演请的是卜万苍，高占非、费柏清、陆品娟、蔡楚生等演员，都在里面扮演角色。我们同学都说好看死了，特别惨！”
“去吧，去吧。记着早点回来！”孙传瑗话语中，充满对女儿的爱意。
确如女儿所说，1929年夏秋的孙传瑗，不仅忙，而且忙得不可开交。但再忙，他的心里也非常高兴，因为这一阶段，是他政治生涯中最为春风得意的一段时光。
这年3月，蒋介石下令，委任原冯玉祥旧部方振武，出任讨逆军第六路军总指挥。5月，又以“皖人治皖”为由，调任方振武为安徽省主席。
方振武与孙传瑗同是寿州老乡，两人早年就有过交往，不过一个从文，一个习武。当年孙传瑗带蒙养学生投奔安庆时，方振武刚刚从安庆武备学堂毕业。后来在街头相遇，方振武还有意笑话他，“你这个寿州才子，胆子真大，怎么敢私下带学生投奔省城？家长真要追过来，还不把你给一刀劈了？”就笑笑，两人距离因此拉得更近。
安徽武备学堂原先在抚署东侧的演武厅，与尚志小学堂只一街之隔，从东围墙插上去，几分钟就到了。后来学堂搬迁到北城外敬敷书院旧址。光绪三十年（1904），安徽巡府诚勋招募新军三百名，就是交由武备学堂首届毕业生训练的。这之中有光绪三十四年（1908）打响新军起义第一枪的风云人物熊成基。方振武在武备学堂，属于思想激进的学员，但勇中有谋，心机很深。武备学堂毕业后，方振武先是在安徽新军中任队官，后投奔到南京第九镇统制徐绍桢部，被冷御秋协统提拔为排长。武昌起义爆发，方振武随徐绍桢响应起义，并身先士卒，屡建战功。1913年，讨袁战争失败，方振武逃往日本，在那里见到孙中山，又加入了中华革命党。1918年，方振武任广东护法军政府海军陆战队大队长。1924年，在奉系军阀张宗昌部，先后任直鲁联军别动队支队司令、补充旅旅长、二十四师师长。1925年12月，率部追随冯玉祥，任国民军联军援陕副总指挥，第三方面军总司令。
任命方振武为安徽省主席，表面看，是蒋介石对方振武的信任，实则不然。这年年初，中国局势出现新变化，蒋（介石）、冯（玉祥）、阎（锡山）、李（宗仁）等各派，矛盾由暗转明，形成公开冲突。先是蒋桂战争，后是蒋冯大战。方振武是冯玉祥旧部，自然是蒋介石重点防范的对象。这年6月，方振武来安庆赴任，第六路军被整编为两个师，也随之调至安徽。与此同时，蒋介石则将其嫡系韩德勤部调皖，用以牵制方振武，削弱他的军事力量。
武官从文，方振武两眼一抹黑。而此前的安徽，政府官员走马灯调换，没有任何公信力。让方振武略感欣慰的是，在省政府长长的工作人员名单中，他看到了旧友孙传瑗的名字。 。 想看书来
三、 家有变故（4）
方振武立即密招孙传瑗，在他办公室，两人相聊至天黑。
“民族独立，民权自由，民生幸福，这是中山先生一生追求的理想。我此次来，一定要将这个理想在安徽实现！”
“怎么做？多办它几个学校，多出它几张报纸，多杀它几个害民的土匪头子！”
“辛亥革命在安徽，寿州老乡流血流汗，是出了大力啊！我们一定要在省城安庆建一座淮上军烈士纪念碑。”
方振武在屋内来回踱着步子，说到高兴处，死命地拍自己的前脑门。孙传瑗一直点着头，受方振武影响，他的血管里，被压抑多年的青年时代的刚勇，又有萌生的冲动。但安徽官场人际关系复杂，加上蒋介石的独裁统治，这位寿州老乡的抱负，能否得到实现，还是一个大问号。
果然，第二日，蒋介石密电放到了方振武的办公桌上。
电文抬头客气得不能再客气，但内容却冷冰冰不容他有半点更改：“叔平兄：又着民政厅长吴醒亚，财政厅长袁励宸，建设厅长李范一，教育厅长程天放赴任。中正。”
面对密电，方振武愣了半天。但作为军人，他的天职只有两个字，服从。他只能按蒋介石已经搭好的框架行事。
1929年夏，安徽新一届政府成员名单出台——
主席：方振武
委员：方振武、方植之、吴醒亚、苏宗辙、郭子清、袁励宸、程天放、李光炯、江、李范一、孙传瑗、石友三
秘书长：方植之
民政厅长：吴醒亚
财政厅长：袁励宸
建设厅长：李范一
教育厅长：程天放
面对这样的名单，方振武哭笑不得。要说蒋介石没有给自己面子，那是说不过去的，毕竟秘书长方植之算是自己的人，苏宗辄、孙传瑗、郭子清三人都是方振武极力推荐的。但这四张牌在整个名单中，能有多大分量？况且民政、财政、建设、教育四大厅的权力被控，秘书长方植之手中又能有多大权力？
安庆百姓对方振武的“皖人治皖”却抱有无尽期待。初到安庆那几天，沿街商家几乎日日鞭炮不断，市民们也天天举着小旗上街游行，“欢迎方总指挥来安庆主皖”的口号，此起彼伏，喊得方振武都生出烦意。那些天，安庆城大街小巷，比正月里玩龙灯、接财神还要热闹。
受这种气氛影响，孙传瑗情绪高涨，信心大增，工作劲头加大，工作节奏也加快了。母亲孙汤氏总是开玩笑对孙多慈说：“看你爸爸，手里稍稍掌一点小权，就屁颠颠不知天南地北了。”孙多慈自然向着爸爸，“才不是呢，爸爸本来就有本事，只不过大材小用，没有发挥之地罢了！”
但这一切，只不过两三个月工夫，在孙多慈看王汉伦的《女伶复仇记》的那个下午，事情陡然发生了变化。对于孙多慈，由火的高峰至冰的低谷，那场电影是个分界点。
放学出校门，孙多慈和好友李家应一起赶往天后宫华中电影院。天后宫原先是建在福建会馆内的庙宇，祭的是天后娘娘妈祖。早些年，春秋两度大祀，香火旺盛，半条街热闹非凡，以至于后来喧宾夺主，名气超过福建会馆，成为安庆城一大去处，并由此叫响了一条街道。天后宫往东，火正街走到底，便是安庆五大城门之一的枞阳门，出了城门，就是安庆人说的东门外了。福建会馆早些年气势了得，天后宫从东到西半条街，都是它的地盘。父亲孙传瑗说他第一次进福建会馆，看到大有亭榭楼阁，小有名花珍木，左荷池，右石山，就怀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