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启超在澳洲期间，不畏劳苦，不畏艰险，遍访华侨埠户、到医院看病人，进入工矿区，体味平常华侨的民生疾苦，得到了澳洲同胞的欢迎，澳胞深受感动，纷纷答应捐款救国，梁启超的影响震动了澳大利亚政府。每到一地，政府官员必定到场欢迎，甚至总督、议长还主持欢迎会，陪同参观。一时，澳洲华侨无不扬眉吐气，深感骄傲自豪。
梁启超一面四处演说，激发华侨的爱国热情，扩大中国的影响，另一方面，四处活动寻求资金援助。毕竟梁启超来澳洲的最终目的就是募捐资金，支持保皇会活动开销。原开始，梁启超见到澳洲的繁华，还以为一定会有所收获，可是，当时间一点点过去，梁启超的心情一点点失落起来：勤王运动时，华侨早已捐款甚巨，有的甚至已经捐了多次，经济早已支持不住，再说勤王运动的惨败沉重打击了侨胞们的信心。尽管保皇会在逐步扩大，可是募捐却不尽人义。梁启超在给康有为的信中这样说道：“雪梨已加捐至五六次，人心倦极矣。”“雪梨人之热心而耐久不衰，真可敬也，然亦已到极点矣。”
可是，康有为却没有这样认为，他竟然怀疑梁启超将捐款装入私人口袋，要求梁启超将捐款的详细收支情况报告上缴，让梁启超的对此更加不满，二人的沟壑也越来越大。失望委屈让梁启超苦不堪言，然师权观念让他只能忍气吞声，黯然垂泪。梁启超在澳洲的美景中陷入了彷徨，心底升起丝丝凉意。
尽管澳洲之行没能得到多少捐款，可是增进了保皇派与华侨们的感情，使得保皇会不断得到壮大，影响得到加强。梁启超在游澳期间，受到了报界、华侨、澳大利亚政府的高度赞扬，声望得到进一步提高。1901年4月，梁启超结束了长达半年的旅澳生活，准备辞别澳洲，起程回日。华侨们依依不舍，纷纷赠送礼品、诗歌、书画，以表对梁启超的谢意。当时有诗赞：
政尚维新夙有色，君民筹就义光明，
狂澜力挽中原局，砥柱应留万载名。
可见当时澳洲侨胞对梁启超的才华、智慧和卓越成就的钦佩。梁启超得知后，和诗一首，赞扬澳洲华侨的无私伟大：
一曲骊歌带别色，归于时节近清明，
胸中落落无穷事，爱国原来不为名。
4月18日，梁启超、罗昌踏上航轮告别了雪梨，告别了这帮远离祖国的游子。轮船在太平洋上缓缓航行，梁启超百感交集，心情格外激动。海涛激起一阵喧哗，如仙乐一般，流畅在梁启超的耳畔，伴随着他度过了这平静的几日。轮船跨过珊瑚海后，折向西北行，经菲律宾东北行驶，5月31日抵达神户，随后赶往东京的家里。这时，家中喜气洋洋，原来梁启超又作了父亲。梁启超欣喜之外，心情颇为沉重，望着妻子惠仙，深感惭愧。自己常年在外，家中没能照顾，如今还一事无成，于是便给儿子起名“思成”，希望儿子将来能够早有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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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返报界显雄风
澳洲之行后，梁启超回到东京的家中，正值梁思成出生，所有的不快和郁闷随着浓郁的亲情渐渐消于无尽。“吉田宅”中整天充溢着欢声笑语，望着满脸沧桑的父亲、贤惠的妻子、天真的女儿、勤劳的王桂荃、还有“张牙舞爪”的小思成，梁启超心中填满了幸福，脸上泛起了欢乐的波纹。
家庭的幸福，亲人的笑容并没有让梁启超沉溺其中，反而带来了无尽的斗志。他明白，自己的目标不是自己的快乐，而是天下所有中国人的幸福。稍做休息，梁启超和汤觉顿便赶往横滨，开始了新一轮的拼搏。
《清议报》1898年12月23日，创办于日本横滨居留地139番，介绍民主自由，传播西方先进文化，成为中国报界的先锋。梁启超去了檀香山后，报社交由麦梦华主持。麦梦华秉承康有为的旨意，凡革命、自由、独立、自主等方面的文章一概不予刊登，梁启超的《印冰室自由书》也不得不停止刊发。由于梁启超的离开，特别是报纸特色的改变，使《清议报》陷入了低迷，完全没有了以前的那种引领报界的气势。这种情况让梁启超气愤不已，可在那种情况下显得无能为力。
事隔一年之后，梁启超重返《清议报》，开始了大张旗鼓的整顿。1901年10月，复刊《印冰室自由书》，介绍俄国的自由思想，又陆续发表了《中国积弱溯源论》、《十种德性相反相成义》，反对奴性，鼓吹革命，号召民众起来为争取“与统治者相等的权利”。梁启超在《清议报》上“疾呼而棒喝之，以冀同胞之一悟”，重新振兴了报社，又开始了“执天下言论之牛耳”。
《清议报》将“倡民权”、“衍哲理”、“明朝局”作为办报特色，吸收西方文化精华，传播与中华大地，启迪人民心智。梁启超规定该报以维持中国之清议，激发国民之正气，增长中国人的学识，发明东亚学术为宗旨，“陈宇内之大势，唤东方之顽梦”， 成为刺向清王朝封建专制的尖刀。
1901年12月21日，《清议报》第一百号发行，梁启超等在报馆举行了百号纪念仪式，这对于当时的中国社会简直是一种怪闻。当时的中国以保守闻于天下，向来无所谓的祝典，使得这“前无古人”的功绩流离于历史之外，有赞叹而无继述，有率循而无扩充，有考据而无纪念。 三年来，《清议报》经历了无数的风雨，1899年的火灾，1900年的低迷，还有清政府时时刻刻的压制，可以说，《清议报》在坎坷中一路蹒跚走到如今的地步，浸满了梁启超和报社同志的汗水。在百号发行的日子里，梁启超将这一切记录在中国救亡史的一页里，开创了报界的又一先河。
不幸的是，第二天报社又一次遭受浩劫。还在流亡中的慈禧太后因为嫉恨梁启超的言论，再一次买人将《清议报》馆烧了个精光。悲愤中的梁启超愤然写道：
志未酬，志未酬，问君之志几时酬？志亦无尽量，酬亦无尽时。世界进步靡有止期，吾之希望亦靡有止期，众生苦恼不断如乱丝，吾之悲悯亦不断如乱丝。登高山复有高山，出鹰海更有鹰海，任龙腾虎跃以度此百年兮，所成就其能几许？虽成少许，不敢自轻，不有少许兮，多许奚自生？但望前途之宏廓而廖远兮，其孰能无感于余情？吁嗟乎男儿志兮天下事，但有进兮不有止，言志已酬便无志。
这时的中国国内刚刚经历了炮火，义和团运动失败，八国联军攻入北京，慈禧太后逃亡，千年古城被清洗一空，遭受了前所未有的浩劫。8月，和约签定，中国彻底沦为了半封建半殖民主义社会。社会上要求变法自强的呼声越来越高，清廷为了敷衍外界，数下维新上谕，屡次接见外宾，维新的空气日益蓬勃起来。这时，文化思想界也掀起了改革风潮，以适应运动发展的需要。梁启超也在这一时期创办广智书局，约请中国留学生翻译大量西方文献资料出版，供中国学者研究使用。
《清议报》被迫停刊，并没有使梁启超向顽固势力屈服。由于学术界掀起了维新热潮，梁启超为了指导运动的发展，又竭尽财力，创办《新民丛报》成为学术界的一支旗帜。
1902年2月8日，《新民丛报》在日本横滨创刊，每月一日、十五日发行，社址在横滨山下町152番，所需款项均从广智书局所借。
当时的中国报社无非是上书改革言论，翻译西文书籍，并且记事繁简，编辑混杂无绪，管理混乱，犹如一乳牙幼儿四处涂鸦，鉴于此梁启超将《新民丛报》作为引导报界的武器，使之轰动于海内外。《新民丛报》采用西式装订法，一改中国古老的线装书式，封面为套色的中国地图，以崭新的面貌问世。内容上，《新民丛报》采“合中国道德为教育方针”，以教育为主脑，以政论为辅从，在介绍新知识、新思想的同时，重向国人描绘新中国、新世界的蓝图，激发广大民众潜在的爱国主义感情。可以说无论从形式上还是内容上一切都是新的。梁启超在上面发表的名篇《新民说》成为中国思想启蒙运动的宣言书，至今影响着中国的社会。
梁启超为了宣传西学，大量购买西方哲学，社会科学著作，使其成为中国思想启蒙的理论指导。“有新学术，然后有新道德，新政治，新技艺，新器物，有是数者，然后有新中国，新世界。”大量西方著作的引进使得孟德斯鸠、卢梭、伯伦知理、边沁等西方学术巨人踏进了中国，成为中国思想界的启蒙火种。梁启超以法国伏尔泰、俄国托尔斯泰、日本福泽谕吉为榜样，如饥似渴的阅读移植西方学术理论，以服务祖国。
《新民从报》的发展突飞猛进，梁启超顿时忙碌起来，为了更好的投入报社工作，梁启超迁家于横滨，每日奋笔疾书，时常每天写五千多字，甚至连三十岁生日也在前往东海道的汽车上度过。梁启超整日文思如涌，感情激荡，《新民说》、《新史学》等作品陆续与读者见面，掀起了一阵惊心动魂的文界“飓风”。《新民丛报》出版后立即引起抢购热潮，发行万余份，还根本不能满足需求，社会上更是翻印成风，“清廷虽严禁不能遏”。
在《新民丛报》蓬勃发展的同时，梁启超又以大无畏的精神投入到文界革命中来，开始倡导“文界革命”，如文学革命，诗歌革命，史学革命等，使整个文化思想界焕然一新，许多报刊如《新湖南》、《新广东》、《浙江潮》等破土而出，开创了中国新文化运动的第一个高潮。在这种情况下，梁启超开始倡导使用新文体，使“其文条明晰，笔锋常带感情，对于读者，别有一种魔力焉。” 梁启超同时创办了中国第一份专门刊登小说的杂志《新小说》，翻译外国政治小说，发表国内小说，发起了“小说界革命”，《佳人奇遇记》、《世界末日》、《十五小豪杰》、《新中国未来记》等如清风般沁人心脾，所采用的新文体杂以小说中，“开文章之新体，激民气之暗潮”。
是年，梁启超开始采用“饮冰子”作为笔名，在《新民丛报》上发表文章，其中就有那篇有名的《饮冰室自由书》。关于“饮冰子”的缘由，还有一个感人的故事。相传，古代有位叫沈诸梁的大臣，上朝时接受了皇帝交给的重任，事关国家安危，心中万分焦急，回到家中便饮冰水来结心中烦躁。梁启超自号饮冰室主人，以“饮冰室”为书屋，以“饮冰者”自励，告戒自己以国家安危为己任，时刻准备为了革命进行斗争。这也让他的文章充满了爱国激情，成为当时中国学术界的指挥棒。
《新民丛报》影响着整个中国社会，而作为他的实际领导人的梁启超也成为了公认的“执中国舆论界之牛耳者”，这对于常居海外的梁启超来说，不可不为一个奇迹。他的志友黄遵宪这样给予他高度评价：
《清议报》胜《时务报》远矣，今之《新民丛报》又胜《清议报》百倍矣。惊心动魄，一字千金，人人笔下所无，却为人人意中所有，虽铁石人亦应感动，从古至今文字之力之大，无有过之此者矣。罗浮山洞中有一猴，一出而成妖作怪，东游而后，又变为《西游记》之孙行者，七十二变，愈出愈奇。吾辈猪八戒，按所容置喙乎，惟有合掌膜拜而已。
引领思想启蒙运动
岁月如水，生命如歌。梁启超客居异国，出访、办报、筹款等等让他为腐朽的清王朝拼命奔波，勤王运动的失败宣告了他几年来的努力付之东流，一去不复返。1902年，梁启超正满三十岁。都说“三十而立”，可是他却壮志未酬，甚至流落异乡，岁月无情，苦苦折磨着这位“当时最为耀眼”的明星。“风云入世多，日月掷人急，如何一少年，忽忽已三十。” 梁启超用这首诗来宣告自己的重新焕发，1902年便成为他一生中最有纪念意义的一年，开始了他一生中的黄金时代。
1902年，是梁启超思想最活跃、著述最多、最富创造力的一年，《新民说》、《论学术之势力左右世界》、《新史学》等纷纷面世，将文化、学术界搅得天翻地覆。
《新民丛报》是梁启超一生中创办的最为出色的报纸，而能够成为当时最有影响力的报刊，《新民说》可以说是居功至伟。1902年，《新民丛报》一创办，梁启超便开始以“中国之新民”的笔名在上面发表《新民说》，直到第七十二号，全文共有20节，目的是“使国民知受病所在，以自警厉，自策进”。
梁启超在经历一系列的打击后，对中国上层社会彻底绝望了，开始把中国振兴的希望寄托在广大民众身上。梁启超在涉猎一系列的西方著作、考察西方社会后，清晰地看到了中国民众的落后和麻木不仁，通过与西方“人格最完美之国民”的对比后，梁启超提出了著名的“新民理论”，发动了中国的思想启蒙运动，并由此奠定了他在中国现代政治思想史上的地位。
《新民说》中梁启超认为“民弱者国弱，民强者国强”，而国民素质则决定一国政体的优劣，正是由于中国民众的落后性，使得中国只能由专制政府统治，陷入了暴政轮回的深渊。鉴于此，梁启超把所有的精力全放在了培养中国新民的工作上来，他时刻坚信，“苟有新民，何患无新制度，无新政府，无新国家。”
何谓新民呢？梁启超认为首先要是国民，具有国家思想观念，以维护国家利益为第一义。中国人民之所以不知国家大事，主要是缺乏社会公德，因此梁启超认为树立新公德、新道德才是培养新民的首要大事，但是仅仅只有国家观念还是不行的，新民还需要具有高度的政治觉悟，充分自治能力，优秀道德品质和处理各种事务的能力，这些都是作为新民必备的基本素质，可是对于中国人的现况来说，这无疑是水中捞月，痴人作梦罢了。因此梁启超认真研究了英美等国新民的发展历程，提出为提高国民素质的两条途径：一是“淬厉其所本有而新之”，一是“采补其所本无而新之”。也就是吸收西方先进文化精华的同时，继续发扬民族的优良品质。梁启超对中国的落后国民性、奴隶性进行强烈抨击，宣扬“新民思想”，完成以新民来推翻专制政府的大业，改造中国，建设一个民主富强的新中国。
梁启超的“新民理论”促进了一个民族的觉醒，一批批知识分子走向了民族振兴的道路，影响着一批如毛泽东、鲁迅、张君励等伟大人物，著名作家胡绳这样评价道：
梁启超在戊戌政变后到1903年是作了富有成效的思想启蒙工作，帮助许多原来只知道四书、五经、孔、孟、老、庄的人们（特别是青年）打开了眼界，并且从封建文化和资产阶级文化的对比中，更感到自己民族的落后，更强烈的燃烧起救国和革命的热情。
《新民说》为广大民众找到了为之奋斗的目标，而且生动的描绘了新中国的蓝图，梁启超甚至提出了做新民的要求，可是如何实现却仍面临严峻的考验，成为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梁启超查阅了许多书籍，认真研究并吸收了西方著名学者著作的精华，提出了一个“学术救国”的思想理论，将学术上升到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
在二十世纪的中国，武力才是决定一切的根本，没有武力，再大的抱负也只能是空想，天方夜谭，戊戌变法就是做好的例子。在反对者的压力下，你只能偷偷逃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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