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阿姨也知道了，棒子面有营养。刚开始下去吃小米饭，嗓子眼根本咽不下去，就吃一小碗，挨饿，饿得受不了了也得吃，慢慢就习惯了，现在总是想吃。
大实景演田庄剧，“皇协军”小队长发传单（1）
在敌后我提倡了田庄剧。
我写过一篇文章叫《田庄剧》。农村要搭台演戏得动员人，得竖旗子、杆子，很麻烦。田庄剧就是利用现成的街道、打麦场、大的院落，用实景演戏。
当时田庄剧很出名，我们演了几个田庄剧。
第一个田庄剧是方冰写的剧本叫《石头》。故事简单极了。石头出去打柴，老婆在院子里洗衣服，日本人乘机从筒楼下来到他家去调戏他的老婆。这个女的一看“太君”来了无理，就往屋子里跑，日本人追到屋子里，她又从屋子里跑出来，想跑掉，日本人堵着门不让她走。靠墙边有一个梯子，这个女的上梯子爬到墙外面去了，日本人追上去，这个女的就从墙上房，从房子的这边上去从那边下来，绕了一个圈，又跑回屋子里去了，日本人追进屋子里抓着她了。
这时演员在屋里，只看见枕头、被子、瓢、碗、罐从门、窗户扔出来，打在观众席上，一会儿没有声息了，她被日本人杀了。正在这时，石头背着柴回来了，一进门见情景不对，就拿着斧子在门外面等，日本人一出来，他就拿斧子把他砍死了。砍死后可惹了大祸了，日本人在村子里有据点啊。村长来了，村长是身在曹营心在汉，实际上是我们的人，说：“你赶快走，你惹上事了，别待了。”给了他一个通行证，让他赶快到山里去参加八路军。石头跟村长两个人把他妻子扛起来，用席子一卷，拿着铁锨出去埋了，随后村长送石头走了。
这个戏是我导演的。演戏就在院子里，用院子的一个小门，院子里有两间房，有一个梯子靠在墙上。观众是伪村长和岗楼里的伪军，放一枪下来看八路军演戏。他们坐在院子的一头看演出，跟真的一样。演日本人的是一个日本反战同盟的盟员，很多日本人被我们俘虏以后参加了日本的反战同盟，他们也跟我们一起抗战。他们演日本人，说日本话，穿着他们自己从日本带来的衣服，跟真的一样。老百姓一看吓坏了，特别是伪村长一看以为是真的，结果都是我们的演员。这个田庄剧演得很好。
还有一个田庄剧叫《慰劳》。写剧本的是王黎，我导演的。我们武工队在敌战区的边缘区活动，这个村庄发生了一件事情：有一个老百姓，她丈夫参加了伪军，而且是“皇协军”的小队长。日本人在保定集结要扫荡晋察冀边区。没来之前，她丈夫给她发来一封信，问能不能请她去保定见见面？这个伪军想他老婆了。他老婆在我们解放区，我们武工队正在村子里，经过村支部讨论可以让她去，而且劝他回来看看老母亲。妇救会长也认识他，他们从小就在一起。她说：“我给你保险，保险你回家没事。”她走了以后，我们就布置了，编了这个戏叫《慰劳》。
没有两天，这个“皇协军”的小队长回来了，穿着便装，还化了装。来的那天，村子里为了迎接他，打扫得干干净净，把街道都命名了，什么解放路、光明路啊，还杀了一口猪。村长、村委会委员都是他的叔叔大爷，首先请他到村公所坐坐，然后让他回家看看。他到家一看，家里很好，又请他在村里看看，村政权请他吃了一顿饭，吃完饭请他看戏。
我们选了一个大院子，有三间北房，是地主的，摆了一排桌子，还有茶壶、茶碗，他的母亲、老婆都陪他坐着看戏。
这个戏编得也很简单。日本人扫荡抓了两个“花姑娘”，一个老的，一个年轻的。日本人糟蹋完了以后再“慰劳”伪军，伪军配合皇军“作战有功”。伪军的队长有点不高兴，说：“皇军岂有此理，他们玩剩了的给咱们，咱们不要，我们也去找。”没想到两个女的送来一看，老的是他的妈妈，年轻的是他的老婆。他妈妈骂他：“你还是人啊？是畜生！你跟日本人一样。”他老婆打了他。他就给他母亲跪下来。这时，我们就在台底下呼口号：“打倒日本帝国主义！”看戏的小队长也激动了，也伸手喊：“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喊完了，这个手就放不下来了，他意识到不对了，他是“皇协军”。大家看到他把手慢慢放下来。
大实景演田庄剧，“皇协军”小队长发传单（2）
看完戏以后，他一定要和演员、导演见一面。我们和他见了一面，他很难过，也很感动。他说：“我觉得我不是人，你们的戏演得很好，我不该欺负中国人。”他要求工作，说：“你们给我点工作，让我干什么都行。”
我们说：“为了你的安全，你还是好好地回去，你只要不打中国人就行了，不欺负老百姓就行了。”
结果他病了，躺在炕上，起不来了，也吃不下饭。他的老婆来了，我们劝他，没办法，给了他好多我们印的反日传单，送走了。
第二天，保定就乱了，日本人发现火车上，很多地方都有共产党的传单，实际上就是他搞的。
郎宗敏演母亲，演媳妇的叫宋琦，华君武的夫人。我们演田庄剧用实景演戏，有的在街头演，有的在村口演，或者在工厂演，不用搭台子，晚上演戏没有汽灯就拿一个吃饭的碗，放点油，搁点棉花，一烧呼呼冒着黑烟。
我们有时在敌占区演戏，演到半截敌人来了就跑。我那时也画画，在农村画壁画，写标语。在敌后这几年知识分子不仅得到了锻炼，而且为抗战做了贡献。我本身也是，我觉得是比较可贵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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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抓”走，在敌后演《日出》
在敌后工作了几年，后来我参加了冀中火线剧社，当了一年副社长，那是被“抓”走的。冀中军区司令员是吕正操，政委是程子华。火线剧社请我去讲课。刚讲了一课，日本人扫荡来了。一扫荡就要行军，一行军就跑远了，和西北战地服务团脱离联系了，越跑越远，跑到冀中去了，过了平汉路，到了饶阳、武强一带。
我要回去，吕正操说，你不要回去了，你就到我这儿来吧。我马上下个文，你当副社长。
我说：“不可以的。我是来讲课的，你不能把我扣在这儿。我要和组织上说。”
他说：“谁是组织？我就是组织。”
贺龙一二○师搞篮球队，我们有一个同志做县长的，打了一场篮球就被“扣”下了，发军装，发枪，参军了，进了篮球队。他说我是县长。贺龙说县长你不要当了。欧阳山尊也是叫贺龙“扣”下的，在一二○师当火线剧社的社长。
我那时拍了《日出》。吕正操有时晚上派警卫员来找我，说：“司令员找你。”
我问：“什么事？”我骑着马到了司令部。他说：“我睡不着，找你聊聊天。”
我们从托尔斯泰聊到泰戈尔、罗曼罗兰……他喜欢唱戏，过去唱过京戏，在旧军队里呆过，我们聊到上海舞场……走的时候，他说送你两盒烟。
后来吕正操提出让我拍《日出》，我就拍了《日出》。因为我给曹禺的《日出》搞过布景，也演过一个角色，有一些经验，在敌后我也可以拍《日出》。
《日出》的演员都是“土包子”，农民挺多，有的是北京的初中毕业生参加革命的，没见过这种场面，穿过西装没穿过高跟鞋。演顾八奶奶的叫刘艳锦，她是北京的初中生，参加革命到了晋察冀，演方达生的叫陈静波，都是“土包子”。没有沙发，我们就把几个行军的背包连接起来，竖的两个，后边摆两个，拿绳子一绑，拿个毯子铺在上面。没有高跟鞋，画个鞋底子，找农村的铁匠，打一个薄薄的铁底子弯起来，上面钻很多眼，用针缝在鞋底子上，做个木头跟，钉子钉上，很漂亮。做旗袍、花衣服没有花布，我们那时候穿军装，我就拿土布画花布，然后拿着画好的花布来裁旗袍、做花衣服，什么都是自己搞。
演出那天，我记得程子华做了开场讲话，很隆重。他说：“这在冀中的文化史上是一个转折，是一个很大的贡献，感谢剧团，也感谢凌子风。”
我们从天黑演起，演一场拆一场布景，再搭下一场布景，直到天亮才演完，整整演了一夜。演完了，大家叫：“日出，看日出。”“陈白露”说：“太阳要出来了，但不是我们的，我们要睡了。”
天真的亮了，观众该行军了。还有时演着演着，“嘭！嘭！”敌人打炮，赶快演完，演完收拾起来，我们也跑了，那时候搞工作很有意思。
我是1941年回“西战团”的。“西战团”的政委去找我。他化了装，扮成老百姓，跑到我们住的村子里，也不去找领导，就住在村子里。
我一出来看见他说：“嘿，你怎么来了？”
“你别吵，跟我来。”他说，“你赶快跟我回去，咱们逃回去。”
我也正想回去。我说：“走。”我跟“西战团”有感情了。他带来一大堆信，每封信都是骂我的，什么都有，有的甚至骂得很难听：“凌子风，你做官，当了社长就不回来了。”
我说：“我要回去。”回去找剧社领导谈判，结果领导说：“听凌子风的意见，他要走就走，要留就留。”这边说：“你要跟我走。”那边说：“你不要走。听我一句话。”
回去以后，在“西战团”我们又搞武工队，演了好多戏，还办了好多期农村艺术训练班。我们办了晋察冀乡村艺术干部学校，我当校长，培养农村剧团的导演、演员、剧团干部，办得还不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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难忘的岁月，雕刻中国第一枚毛主席像章（1）
在敌后活动到1944年我们又回到延安。
我们沿途行军，一边行军一边演出，走到哪儿演到哪儿。每天要走六十里，从河北走到延安要一个多月。
有一件事情可以谈谈。王昆生孩子，夜里头走到一个高山顶上，肚子痛，要生了，这可怎么办？在高山顶上，又刮着风。我们就把皮大衣全都脱下来。大家拿着皮大衣，六个人围一个圈就是一个帐篷，顶上边再盖一个大衣。我们有一个男卫生员，平时给上点二百二，吃点奎宁。他给接生，就在草地上。夜里，而且是在敌战区，不能点灯怕被敌人发现了。当我们听到孩子哭了，哎呀，这个心情啊，高兴极了。完了以后，一个人拿着大衣把孩子一裹，王昆往背上一背，下山了。下山以后，我们还要行军，王昆不能带着孩子走，坚壁在老乡家里。
我们到延安以后，差不多两个月，她一个人才回来。听说我们把她留在老乡家了以后，她得了产后热病，村子里的支书到敌占区的县城里给她请中医，看病、吃药把她救活了，但是孩子死了。等到回来的时候，她是一个人回来的，那种生活是很苦的。
郎宗敏也有个孩子，回延安时要我们轮流给她背。有一次我背着她的孩子过山西。山西有个高山叫骆驼岭，像驼峰一样高。我背他的时候是春天，拿我的被子包着。那天夜里，下小雨，棉被越来越湿，也越来越沉，我手扒着山上的草，脚底下站不稳，就这样你背一段，我背一段，现在这个孩子已经上大学了。后来我就得了一个病，一直到现在都没法治。背着他走路，衣领都翘起来了，雨水落在脖子里，回延安以后没多久我就发现我这儿痒，一抓没有激灵，到医院用针刺也没有激灵，那地方的神经坏死了。左手后来也有点酸麻，直到现在没法弄，落了这么一个病。
我们这些老战友，确实是同生死共患难，一起生活，一起工作，一起创作，合作得很愉快、和谐。非常想念这些老同志，有时真的感到比亲人还要亲。
凡是在北京有什么会议，他们总要到家里来。有一次来了好多人，吃点，喝点，玩玩，吹吹牛皮，都在我这儿不走了，就睡在地板上。晚上洗脚，拿了一个大澡盆，围了一个圈，五六个人都脱了鞋洗脚，你搓搓我的脚，我搓搓你的脚。我的女儿在门那儿扒着门看，看爸爸和叔叔、伯伯们洗脚，挺好玩。
等他们走了，第二天，我女儿跟我说了一句话，说：“我这才知道什么叫老战友。”很有感触。
1944年，我们西北战地服务团回到延安，做了一些演出。西北战地服务团在农村生活了六年回到延安，带回很多前线的戏剧，在延安普遍演出，影响很好。特别轰动的有一个戏叫《把眼光放远一点》，作者是胡丹佛，我演老大，陈强演老二，李百万演儿子。还演了《粮食》、《纺棉花》等很多戏，带来了新的气象。
后来西北战地服务团解散合并到“鲁艺”了。我在“鲁艺”戏剧系教书，同时也演戏。演了一个戏叫《前线》。《前线》是苏联考涅楚克写的。我演柯尔罗夫，王大化演奥格涅夫，导演是舒强（据查是王滨、沙蒙，舒强是演员，可能记忆有误——整理者）。
我记得在“鲁艺”演了几个戏，《前线》是一个，还有《把眼光放远一点》、《前方在演戏》。《把眼光放远一点》，萧三还给我写了一篇文章。在延安这个时期，我除了教书以外，演了几个戏，还排了几个戏，有一个剧本叫《粮食》，陈荒煤编剧，我导演，演员是田方。
有一天我正坐在小板凳上排戏，排着排着有人说话，哎，哎，这个样子，怎么怎么。一看是总理，坐在我旁边，导演开了。我很激动，站起来。他说：“还是坐着好。”坐在那儿聊天，他说，他演过戏，在南开的时候，男扮女装。我不是雕毛主席像章吗？原底让总理拿去了。
总理说，你这个像雕得很好，把主席的气质雕出来了。你能不能给我看看原底？我说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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难忘的岁月，雕刻中国第一枚毛主席像章（2）
我那是在一块碎砚台上雕的，然后翻砂。总理看了说，很好，你能不能送我？我说可以。他说，你给我刻几个字吧。我说算了，不用刻，你知道我雕的就行了，不要留名。
这个原底在哪儿现在没找到。总理经常跑“鲁艺”，看看，聊聊，谈谈，他有这个传统。进城以后，他也跟艺术界来来往往比较亲近，有时到“人艺”、“青艺”去。
在延安的时候，我还参加了秧歌运动，记得跟李波演过《打花鼓》，跟王大化演过《兄妹开荒》，跟于蓝演过《夫妻识字》。
1945年日本投降。有一天，我正在房子里，听见外面在喊：“噢——”我就往外跑，有一种恐惧感，因为窑洞有时塌方，很可怕。金紫光的夫人就是在窑洞里砸死的。两人晚上睡觉，听见外面土方在掉，就跑出来，刚跑出来，他夫人觉得不对：“我得回去拿衣服。”女同志穿短裤不行，刚进去拿衣服，坏了，塌了，山也塌了，砸死了。第二天把大山刨开，才找到人。
所以我一听见外面喊叫以为是塌方，正在这时王大化跑进来，抓住我就打，我也不知怎么回事。
我说干什么？干什么？他也不说，疯了，最后说：“日本投降了。”
我们马上跑出去。哎呀，“鲁艺”那个院子里，四个人一排四个人一排在一起跳，拿着火把围着场子转，游行，很多人。有的人正游行着就倒了，嘴里吐白沫，激动的。
游行完了我们马上出去宣传抗战胜利。“鲁艺”在桥儿沟，旁边有一个小饭铺，这个卖面的喊：“吃面！吃面！吃面不要钱！”他也很高兴。
我们到新市场扭秧歌。新市场卖果子。卖果子的把一筐果子倒在地下，满地都是果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