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会像30年代周扬在上海时,妻子即将临盆,手里硬是连妻子住院生孩子的钱都没有,急得他到处告借。
(二)当国家在大范围内实行供给制(和包干制)时,正是计划经济初期建立的时候,完成了向指令型计划经济的过渡,也就完成了作家由自由职业者向配给工资制的转变。
1955年的知识分子待遇(1)
1955年年底,中央统战部以及“中央研究知识分子问题十人小组”已对中国知识分子的现状作了调查,掌握了许多真实情况。
1956年初,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的《关于全国高级知识分子人数的调查报告》 指出——
一、到1955年为止,全国高级知识分子只有10万多一点。其中高等院校的教育人员3万多。 这显然与6亿人口的大国不相适应。
二、高级知识分子绝大部分生活比较清苦。和抗战以前(20…30年代)相比,现在(1955年)高级知识分子的货币工资还是低得多。以大学教授为例,1955年的最高工资为252元6角,而抗战前夕(1937年上半年)可达当时法币600元,折合人民币1500元 (以战前法币1元折人民币元计);若用百分比,则为,通俗地说,1955年高级知识分子收入只相当于抗战前夕的六分之一。
于是,一个借鉴苏联经验的“特定津贴”办法,即《关于高级知识分子待遇问题的意见》提交中央会议讨论:在全国范围内选出八百多名突出人才实行特定津贴,每月能保证工资达到新人民币500元左右。(相当于抗战前夕的三分之一,或30年代前叶的30 %)。
这八百多人的名单,包含了当时中国文化界、教育界、科学界、卫生界的代表人物精英:
陈寅恪,中山大学教授,现有月薪253元;
顾颉刚,历史研究所研究员,218元;
翦伯赞,大学教授,元;
向达,北京大学教授,元;
俞平伯,文学研究所研究员,185元;
季羡林,北京大学教授,元;
王力,北京大学教授, 元……
这些都是中国高等院校一流的文史学者专家,但他们的平均工资只有二百元左右。
值得一提的是,这张名单遗漏了一些不该遗漏的名人,例如没有吴宓的名字……
(见《关于高级知识分子待遇问题的意见》)
1956年1月7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了《中共中央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指示草案》,这是为 1月14日开幕的“关于知识分子问题会议”提供讨论、修改的文件。该草案提出:
“必须对目前高级知识分子的政治状况和历史作用有一个正确的认识”,并认为当前的主知识分子队伍已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拥护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的进步分子,已经占多数”。“党中央要求全党一切组织,首先是同党外高级知识分子有密切关系的科学机关、高等教育机关、文化机关、文化团体、经济机关、企业、卫生机关、军事机关等机构中的党组织,迅速地坚决地消除在对待知识分子问题上的缺点和错误”。
1月14…20日,中国共产党在北京召开了“关于知识分子问题”会议。中共中央各部门、各直辖市和各省区的负责人、在京的中央委员、候补委员以及科学、文化、教育、卫生等有关部门的党员负责干部上千人参加了会议。
会议着重研究了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开始后,加强党对知识分子和科学文化工作的领导,以及妥善解决有关知识分子的工作安排和生活待遇等方面的问题。这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召开的第一次全国知识分子工作会议。
会上,周恩来代表中共中央作了《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报告》,肯定了知识分子在社会主义建设中的地位和作用。他指出,经过建国后六年来贯彻执行党对旧知识分子团结、教育、改造的政策,我国知识界的面貌已经发生了根本的变化。我国知识分子中间的绝大部分“已经成为国家工作人员,已经为社会主义服务,已经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报告强调社会主义建设“必须依靠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的密切合作,依靠工人、农民、知识分子的兄弟联盟”。 周恩来指出,中国共产党目前在知识分子问题上的根本任务,就是必须加强领导,克服缺点,采取一系列有效的措施,最充分地动员和发挥现有知识分子的力量,大规模地培养新生知识分子,以适应国家对于知识分子的不断增长的需要。
周恩来尖锐地批评了党政部门对知识分子问题存在着宗派主义倾向,具体表现为“低估了他们 (指知识分子 —— 引者注) 在我国社会主义事业中的重大作用”,“而我们目前对知识分子的使用、帮助和待遇中的某些不合理现象,更妨碍了知识分子现有力量的充分发挥”。周恩来并提出:
1。对所使用的知识分子应给予充分信任与支持,让他们有职有权,重视他们的研究成果; 2。改善对他们的使用和安排;
3。为他们创造必要的工作条件(如配备助手、解决资料、制订合理的升级及奖励制度等)和必要的生活条件。
这里所说的“必要的生活条件”之一,就是大力提高知识分子的工资待遇。具体说来,就是上述《关于高级知识分子待遇问题的意见》所提出的:对于突出人才实行特定津贴,每月能保证工资达到新人民币500元左右(合今人民币5000元)。但是这个英明正确的建议,由于反右斗争、大跃进和“文革”连续的政治运动而未能兑现;一直到20世纪90年代末,才得到落实。
1956年1月20日,毛泽东到会讲话,号召全党努力学习科学知识,同党外知识分子团结一致,为迅速赶上世界科学先进水平而奋斗。
1955年的知识分子待遇(2)
会议结束不久,中共中央政治局作出了《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指示》,国务院成立了科学规划委员会,制定了《1956—1967年科学技术发展远景规划纲要》,全国掀起了“向科学进军”的热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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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个行政级别
1956年6月国务院《关于工资改革的决定》,基本确立了我国此后将近40年的工资制度,具有划时代的意义。由此确认的“级别”,成为中国干部、军人、工人、职员(除农民以外各类社会人群)的政治经济生活排序的主要标准。同时确定的城镇户籍制度,跟劳动工资制度一起,成为决定共和国人民生活状况的基本因素。20世纪后半叶中国的城乡差别,由此定型。
这次国家干部的工资改革,建立了国家机关、企事业单位等几大类分配制度,其中党政机关的干部实行职务等级工资制,把干部分为30个行政级;企业工人分为8个(个别工种为7个)技术等级;专业人员,如教师、科技人员、文艺工作者、医务工作者也都相应有了自己的等级系列。且各系列之间可以互相换算,如高教1级和文艺1级大致相当于行政8级;文艺7级大致相当于行政13级,高教8级大致相当于行政17级,等等。
评级定职的标准,采用一职数级、等级线上下交叉的做法;依据资历和职务,参考德才进行评定。一般说来,正部长为3…5级;副部长为5…8级;正局长为8…10级;副局长为9…13级,正副处长为14…17级,正副科长为17…22级,等等。
地方干部,如安徽省委副书记马天水为行政7级;上海市委宣传部长张春桥为行政8级。
有些单位特别是中央领导部门因其特殊性,配备干部级别很高。如中国人民大学校长吴玉章,按级别至少为正部3…4级。在中国人民大学,10级(元)、11级(元)应为正局级而担任中层干部(处长)的,也为数不少。再如当时中央宣传部科学处处长于光远为行政8级(元),副处长为行政10级(元);而文艺处处长丁玲是行政7级(322元);挂名在中央宣传部(和电影局)任副处长的江青是行政9级(到文革期间1968年破格提升为5级)。当时新华社社长不过为司局级,因为新华社曾隶属于新闻总署;而新华社国际部副主任(副处长)李慎之为行政11级(相当于一般的司局级)。这些官衔为“处长”者,都属于“高干”待遇。
这次国家工作人员工资改革后,干部及其家属的生活费用,改由个人负担;同时,干部住用公家房屋和使用的家具、水电,一律缴纳房租、家具费、水电费。但这些费用的数额很低,通常只有几角或几分钱。同时,对国家干部中因多子女生活困难者,特殊照顾(类似供给制包干办法):仍用政府福利费予以补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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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分子的待遇标准(1)
1956年对于知识分子订立的工资标准,基本上套用国家干部的级别,把各行各业的知识分子纳入组织机构,以便加强监督管理。但在制订时缺乏三个重要的考虑:
(一)没有规定今后若干年内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和物价的变化,将各级工资数额进行相应的调整,以反映社会经济产值的增长,而避免实际工资的降低;
(二)没有建立一套工资晋级的制度,以激发劳动创造的积极性;以至于后来十几年的助教、研究实习员都没有提升为讲师或助理研究员;教授和研究员普遍年龄老化;
(三)没有全面考虑福利、保险和养老金制度。
大学教职员月薪
教授月薪(六类地区,即京津等地)分四级:一级教授 345元,二级教授 元,三级教授 元,四级教授 207元;(注:三、四级教授跟一、二级副教授交叉)
副教授月薪分四级:一级副教授 元;二级副教授 207元;三级副教授 177元;四级副教授 元;(注:四级副教授跟一级讲师交叉)
讲师月薪分四级:一级讲师 元,二级讲师 元,三级讲师 106元,四级讲师 元;
助教月薪分四级:一级助教78元;二级助教69元,三级助教62元,四级助教56元;
校务管理人员(大学正副校长、大专独立或学院正副院长):行政6级(368元)—13级(元),相当于副部级到副局级。
科学研究人员(如中国科学院)月薪
研究员月薪(六类地区即京津等地):一级(正研)345元,二级(正研)元, 三级(正研)元;四级(副研)207元,五级(副研)177元,六级(副研)元;
助理研究员月薪为:七级(助研)106元,八级(助研)元,九级(助研)78元;十级(研究实习员)69元,十一级(研究实习员)62元,十二级(研究实习员)56元;(注:以上科研级别跟大学教员级别相对应:教授相当于研究员,讲师大致相当于助理研究员,助教相当于研究实习员,等等。)
[附]其他如:主任医师的工资定为元到元;主治医师的工资为91元到177元;工程师的工资定为元到元。大中专毕业生的定级工资:研究生毕业为62元;大学毕业为56元,中专毕业为37元。
知识分子的住房条件
全国各校对教职员的住房和家俱配备等,都制定过分配标准。典型的方案如下:
住房标准(1952年—1955年)以房间数计算——
A,家属宿舍:副教授(处长级)以上,每户2间半至3间半(半间为厨房);讲师、教员(科长级)每户2间至2间半,个别家庭人口多的讲师可住3间半;助教及一般干部每户不超过2间。
B,单身宿舍:副教授每人1间;讲师、科长2人1间;助教、一般干部3人1间。
1956年制订的住房分配标准,一般改为以使用面积或居住面积(平方米)计算。
A,家属宿舍:正副教授、正副教务长、总务长每户63平方米;讲师及正副处长级每户50平方米;正副科级人员每户4l平方米;助教及一般干部每户以30平方米为限。
B,单身宿舍:教授、副教授,每人28平方米,两间或一大间;正副处长级每人以不超过24平方米为限;讲师,每人15平方米一间;助教和一般干部,每人8平方米(2人1间);勤工以5平方米为限(3人1间)。
1956年,有些大学新建教工宿舍楼,正教授4间一套(使用面积86平方米)、副教授3间一套(72平方米)、讲师为2间一套(58平方米)。
这样的住房标准,虽然合理,但是到1958年以后就没有真正兑现过。反右派斗争和十年浩劫期间,“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倍受歧视,各校住房越来越拥挤,助教、研究实习员之中的新婚夫妇没有新房,30多岁、甚至40岁还只能挤住在集体宿舍的“筒子楼”里。从1958年到1978年甚至到80年代,20多年积压的住房紧缺问题成堆,被称为“老、大、难”的顽症。
官职、级别、资历
在这次评级定职中,注重的首先是级别,其次才是职务。职务只决定具体工作的责任和义务,级别才决定政治地位和经济报酬。同样担任局长或县长,但是行政级别可以不同,待遇可以有相当的差别。干部调动职务时,级别随着人事档案一起移交。因此出现很多官大职小(级别高职务低)、职大官小(职务高级别低)或有级别无职务的现象。如作家孙犁,行政9级(253元),职务只是天津日报的副刊编辑。
当时以行政13级划线。13级以上享受高级干部待遇,可以在住房、汽车、差旅、饮食、疗养、保健等方面,有权受到各种特殊和免费的方便;又14—17级为“中层干部”,衣食住行用等照顾面就缩小一些;18—23级为基层干部,待遇一般没有什么特殊性。但是后勤、财务等掌权的基层干部,有“县官不如现管”的说法。这是典型的品位权势划分。
定级别以后,大多数干部由于物质生活水平的明显提高,心情舒畅;但有少数干部为评定级别不如意,而闹情绪。如作家姚雪垠,原为上海大夏大学教授;后调入河南省文联,只被评为文艺8级,相当于讲师;级别评低了,出现思想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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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分子的待遇标准(2)
资格也起重大作用。首先要看“何年何月参加革命?”1937年7月6日抗日战争爆发前夕为一条线;1945年9月2日抗战胜利日为一条线;1949年9月30日新中国成立前夕,又是一条线。履历特别要紧,延安干部比白区干部吃香,这是不言而喻的。
[附注]北京市即6类地区行政级别月工资为:1级644元,2级581元,3级517元,4级460元,5级414元,6级368元,7级322元,8级元,9级253元,10级元,11级元,12级元;13级元; 14级138元;15级124元;16级元;17级99元;18级元;19级78元;20级70元;21级62元;22级56元;23级元;24级43元;25级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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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上层统战对象的照顾(1)
这次评级定职,对于统战对象——担任重要职务的非党人士,有所照顾,待遇甚至略高。最突出的实例:宋庆龄被评为行政1级,月薪为644元,而刘少奇、周恩来、朱德等党政军领袖,则评为行政2级,月薪581元。副总理陈云、邓小平、黄炎培、郭沫若等为3级(517元)、正部长均在4级(460元)5级(414元),副部长可评到6级(368元)、7级(322元)。著名侨领陈嘉庚即被评为3级(517元)。特别一些本身曾为民主人士或实业家的部长、省长,并不看重“俸禄”,而是看重国家给的“品位”。例如章伯钧,被任命为交通部长,工资为行政3级,每月517元;罗隆基,被任命为森林工业部长,工资为行政4级,每月460元;章乃器,被任命为粮食部长,工资为行政4级,每月460元。
“高知”的定级
当时的文化人,一般也都愿意“收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