蠢的一面，而且很容易被低级笑话逗得哈哈大笑。只要给他们一个合适的空间，他们的无聊下流就会取代日常生活中的礼貌有节。而这样一个合适的空间当然就是座敷。
艺伎必须迎合醉酒后的客人顽皮下流的态度，她们还得忍受客人一个劲的无聊傻笑。但是如果这一切表现得太过分，艺伎就可以转而变成一个严厉的妈妈，用苛责的语气跟客人说话。日本男人似乎很喜欢这种感觉，他们愿意成为受到溺爱的小男孩。美国男人看到日本同事竟然纵容自己陷入如此没有男子气概的情境，往往都会大为惊骇。
实际上，日本人往往都是通过身体接触、宴会游戏、滑稽闹剧而营造出一片欢腾的景象，而这些在美国人眼里，就和童年的娱乐活动没什么两样。美国成年人不仅与这类娱乐保持距离，甚至还带有嘲讽的态度，但是日本人在这一点上却毫无约束。当然，愚蠢和无聊也会发生在美国人身上，可是这跟日本人的幽默完全是两码事，不具备可比性。在日本社会，也许只有艺伎花街才能成为“婴儿”的天堂，日本男人在这里能够得到完全的自由。
在都都逸表演完了之后，大家一起喝了很多酒。主人把他的三味线借给我，于是我唱了好几首小歌。这群新客人对我的表演感到格外惊讶。在我们离开酒吧时，大部分客人都打算回他们的酒店。我带着剩下的四个想吃夜宵的客人穿过鸭川河，来到一家艺伎们晚上最喜欢光顾的面条店。一个先斗町舞伎和她的妈妈桑也在那儿，“菊子，这是你的客人吗？”那位妈妈桑问道。“是的，”我回答，“是东京来的客人。”
这次宴会的主人在回酒店之前给了我一个信封。“多谢关照。”我向他道谢，将信封摺进了和服的胸前。第二天吃早餐时，我打开那个信封，发现里面竟然有四张面值一万元的纸币（大概相当于120美元），一下子把我吓住了。可是坐在对面的妈妈桑却说：“昨天晚上你做得非常好，这是你应该得到的回报。”一旁的欧巴桑一边收拾早餐的碗筷，一边轻蔑地对我说：“看来这些日子你很红嘛，是不是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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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出赴宴
艺伎有时候会和客人一起外出赴宴。就跟在花街举行宴会一样，一般这种宴会也由公司买单，而且看起来和普通的晚餐约会没什么区别。有一次，在我的妈妈桑去乡下小住期间，我受到凝香茶屋的邀请，说是去附近一家牛排餐厅吃晚餐。这次活动是凝香帮她的一个客人安排的，这位客人也邀请了她，还有里见、一梅和一照。如果妈妈桑在家的话，她也会被邀请同往。这位客人请我们这么多人一起吃牛排，如果算上一梅和一照的佣金，他差不多得花掉将近三百美元。
那天晚上我们全都被牛排撑饱了，而这位客人在里见吧的军歌声终于为整晚的娱乐活动划上句点。尽管他非常慷慨，但我觉得他有点多管闲事而且不太招人喜欢。“喏，戏票的钱，”他说道：“你喜欢歌舞伎吧？拿着这个去看看歌舞伎表演好了。”我之前看见他和凝香商量过什么，而且问凝香要了一个信封，看来就是为了给我小费的事。我对他表示谢意，把祝仪收好了。在日本，人们是不能当着送礼人的面打开礼物的，而当我回到家时又非常疲惫，所以直到第二天早上我才拆开了祝仪袋。
我以为里面会是5000日元（15美元），因为这个数目刚好是歌舞伎门票的价格。但是，信封里竟然有50000日元。我第一个反应就是：这个客人一定还有什么企图，所以预先给了我这么多小费。我把钱放回信封，心里七上八下，多么希望妈妈桑能够在家啊！我猜测，只要这笔钱在我这里，那个客人就一定以为我接受他的某种暗示了，这种想法真是令我苦恼极了。忐忑了好长时间，估摸着凝香妈妈桑应该起床了，于是赶紧去她的茶屋找她。
“早上好呀，菊子，”凝香满面春风地跟我打招呼。我跟着她走进起居室，然后给她看了信封里的钱。“哦，真是很慷慨的祝仪呀，”她这样评价。“那么，你想跟我说什么呢？”
看来她根本不明白我的意思，于是我直截了当地问：“他是不是期望我为他做什么事呢？”凝香摆着手，大声说道：“哦，不是这样的，你一定是误会了。我知道你的想法了，不过你根本不需要担忧。他在给你小费之前曾经问过我，付给你小费是否妥当。我并不知道他打算给多少小费，但是五万日元的数目我并不太吃惊。事实上，他完全没有别的企图——他有太多的钱供他挥霍，他也喜欢这么做，因为这样让他感觉自己很了不起。你记住他了，这就行了，而且你昨天已经道过谢了，事情已经全都结束了。”
“真的这么简单吗？”我仍然不敢相信，凝香再三向我保证，于是我决定听她的话，不再为这件事烦心。实际上，后来我果真再也没有听说过那位客人。妈妈桑回家以后，有一天喝下午茶时，我跟她说了这件事。“首先你根本不需要那么不安，”她说道：“跟着你们的妈妈桑会了解一切事情的进展，你要信任她们。不过幸好你先去咨询了凝香的意见，没有做什么轻率的举动。”
听着妈妈桑的这番话，我再度想起妈妈桑们在艺伎和客人之间所起到的桥梁作用。妈妈桑们有着自己的客人，她们将客人的兴趣都记在心里，然后让艺伎们来满足客人的兴趣。调节这两者之间的平衡，就是她们的秘诀所在。不过正因为她们在两边都有发言权，所以有时候会两边都不讨好。妈妈桑们确实要照顾好艺伎——“妈妈”和“女儿”的关系隐含了这一意义。但是从客人的立场来看，他们会认为这是一种干涉。
曾经有一些熟悉的客人喜欢单独带我出去用餐，然后向我倾诉他们对于艺伎的普遍看法，有时候还会对某个特定的艺伎作出评价。也许这是因为他们觉得我既是先斗町的一员，又没有真正属于先斗町，所以对他们与花街之间漫长而复杂的关系会比较容易理解。有一位客人抱怨说，他对和艺伎之间的浪漫情调都不抱希望了，因为妈妈桑们总是会随时闯入。但这位客人同时又表示，相比较而言，他还是更喜欢有妈妈桑在场的座敷，因为，知道这些艺伎处于妈妈桑的保护之下，他也感觉轻松不少。而对于妈妈桑这个群体，他没有过多评价，他只是觉得这群女人大都很孤独，而且有过悲剧性的人生经历。
对他来说，座敷是一个非常完美的娱乐地带，不会对他的日常生活圈子造成侵犯。“不过您是一个相当受欢迎的客人呢，”我告诉他，“如果您选择做哪位艺伎的旦那，那个艺伎一定非常开心，您确定自己不会为这种事情忧心吗？”“不，一定不会，我可不想扯上这种麻烦事，”他说。这位客人喜欢举办座敷的原因就在于，他可以在座敷上纵情谈笑，但却不至于陷得太深。既然他已经人到中年，有着稳定的家庭，事业也蒸蒸日上，那么他实在没有必要让一段火辣辣的罗曼史打乱他的生活。
鸡尾酒VS御酌
日本人的宴会与美国人的宴会差异很大。美国人认为宴会最主要的功能是为各类人士提供社交机会，同性别宴会——如新娘聚会或者男人交谊会——虽然也含概在广义的宴会概念中，不过一般还是会被美国人视为特殊形式的聚会。相反，日本人的宴会通常都是同性别的，男人们举办只有男人参加的聚会，女人们也喜欢纯粹都是女人的场合，因为这种情况之下，日本人才感觉最能够放松和释放真实的自己。不过也有例外，那就是艺伎宴会，这恐怕是在日本最常见到的男女混合宴会了。
艺伎陪宴的宴会与西方的夫妇聚会有着根本上的不同。虽然这两者的目的都是通过酒精的作用使欢宴的气氛不断高涨，可实现这一目的的过程是不一样的。这两者之间的差别可以通过鸡尾酒会与御酌的比较一探究竟。
御酌在日语里是斟酒的一种敬语，隐含着与客人共饮的意思——这也是营造宴会氛围首要的先决条件。因为在日本，独斟独饮的场面向来就用来表示悲凉与忧伤。为客人斟酒是艺伎最重要的工作职能，艺伎在这方面的出色表现能够建立起欢乐的宴会环境。｛60｝不过，“喝老婆倒的酒”就完全是另外一种意思；这句谚语其实是一句反话，用来形容怕老婆的丈夫。无论如何，在日本人看来，为了营造愉快的宴会氛围，觥筹交错的饮酒方式与酒品本身同样重要。
日本人认为鸡尾酒会恰恰表明了美国人的内在性格。｛61｝参加鸡尾酒会就意味着显露自己对某种酒品的个人喜好；全部食物都一次性端上来，不会专门送到某个人身边，更不会帮某个人单独斟酒；每个人都只顾自己喝自己的，不管其他客人。当宴会上的每一个人都握着自己的酒杯时，感觉就如同一个个自我封闭的个体，而简单的碰杯根本不足以融化彼此之间的坚冰。只有当酒精的作用上来之后，大家才有可能跨越交流屏障。日本人对于这种交际方式是没有办法满意的，所以站着进行的男女混合鸡尾酒会在日本一直流行不起来。
我在京都以艺伎身份参加了半年座敷之后，遇到一个偶然的机会，到东京一个美国朋友的父母家里住了几天。由于我已经习惯于做一疑了，所以坐在椅子上、说着英语都让我感觉有点怪异。有天晚上，朋友的父母邀请三对美国夫妇到家里开鸡尾酒会，我也参加了。经过日本文化熏陶以后，我确实也对这个酒会感觉很奇怪。
H先生为大家调好了酒，并且在桌上摆了一圈，充分履行了他作为主人应尽的义务。可是根据日本人的观点，这样一个有地位的男人做这种事情显得有些滑稽；因为在日本人的宴会上，斟酒的工作是完全由艺伎来承担的。H太太的表现属于非常理想的女主人形象，她对朋友们笑脸相迎，眼神里流露出她的真心诚意。但是由于在客人到达之前，她跟我说了不少客人的坏话，所以这个形象在我心里就大打了折扣。
艺伎们在客人到达的前后表现也不一样，但我从来没有见过哪个艺伎会在尖酸的批评之后，马上又奉上甜蜜的职业微笑。这个鸡尾酒会在客人们的极度陶醉中落幕，女人们互相亲吻对方的脸颊，男人们互相诚挚地握手，男人和女人之间还有恋恋不舍的真情拥抱。再一次，我在自己国家的文化背景中，感觉自己像一个陌生人。在艺伎宴会上，虽然也会发生大量的身体触碰，可是日本人从来不会以这样的方式进行彼此的身体接触，尤其是在说再见的时候，大家会全都退回原位，恭敬而正式。也许正是因为在美国的鸡尾酒会上，只有结束的时候身体接触才被允许，所以大家就把这一机会发挥到极致了吧。
真心与表面
要想在社会当中左右逢源，常常需要我们隐藏自己的真实意图，这种情况在日本和在美国都存在。虽然这两种文化都承认在真实意图与表面态度之间有巨大的鸿沟，但是对这种鸿沟的反应却不太一样。
日本人将人类在社会中这种进退两难的局面称为“本音VS建前”，也就是真实感受与社会所需表现的对抗，而且他们认为这两者的分裂是社会生活的必然产物。有一个很好的例子：在一部电影中，一位承受着丧子之痛的母亲，依旧端正僵直地坐着，和儿子生前的老师进行交谈。所有的日本人都既同情又崇敬这位母亲，因为她没有被灾难打垮，没有将真实的感情倾泻而出。观众会格外敏锐地体会到母亲的心境，因为他们自己就常常处于类似的情境中。日本人认为某些表面态度是社会的一种需要，这根本和虚伪扯不上什么关系。这是帮助人们在社会中生活的一种方式，考虑到社会和其他人，真实感受不应该时时挂在脸上。
但是从美国人的观点来看，这种两难的困境往往会招致人们的猜疑，他们倾向于认为真心与表面之间的差异意味着欺骗，特别是如果这两者之间的差异太大的话，人们更会将之视为奸诈的表现。H太太的客人们如果亲耳听到那些诋毁的话，他们一定感到很伤心——或者他们实际上也对H太太颇有微词。尽管现实政治迫使人们不得不持有这种两面性，但承认这一事实总是让美国人不太舒服。这也就是美国人对艺伎抱怀疑态度的原因所在。
“你怎么能在那么虚假的谄媚中泰然自若呢？”一位美国妻子刚和丈夫及其日本同事参加了一个艺伎宴会，一回到家，就迫不及待地这样质问丈夫。美国女人会认为艺伎们蜂拥在自己丈夫的周围，是应该受到谴责的行为。她们一定不是出于真心而那么做，女人心想。其实，艺伎的这种行为根本无关虚伪，而只是为了社会和本身职业的需要，但这一点对这位妻子来说却很难接受。在美国客人离去以后，艺伎们迷惑地问我，为什么那些外国女人的目光都像刀子似的飞过来，这让她们很不舒服，因为日本人的妻子是不会做出这样的反应的。我想，这种限于语言障碍而做出的无声的谴责，就是因为美国人对真心与表面的差距有着本能的敌对情绪。
非正式座敷（1）
有些客人就像一双合脚的鞋子一般令人舒服，例如佐藤先生。这位先生是先斗町十年的老顾客了，他还和其他先斗町的本地人一起上小歌课程，这儿所有的艺伎都很喜欢他。佐藤先生是那种不需要艺伎装腔作势的客人，在他面前，艺伎们可以坦白地说任何想说的话。有些艺伎称呼熟悉的客人做“哥哥”，如果年纪比较大就称“爸爸”，当然这些称呼都带了一点调笑的色彩。不过，艺伎们确实把佐藤先生当哥哥来对待，而且决不会在他面前卖弄风情。
像其他先斗町的艺伎一样，我也和佐藤先生有着这种亲切的关系。由于我们是小歌课程班的同学，所以佐藤先生见证了我在小歌演唱上的艰难起步。他常常用赞扬来鼓励我，还把自己研习多年得来的技巧和经验传授给我。很多中年商人学习小歌只是为了修饰自己作为艺术鉴赏行家的形象，但佐藤先生不一样，他是发自内心地喜欢这门艺术。有一次他请我出去吃晚餐，结果我们聊的全都是关于小歌的话题。
那天我们用餐的饭店也是由小歌课程班的一位男同学经营的，起初这是一家茶屋，当他从母亲那里继承下这份家业之后，就在妻子的帮助下把茶屋改造为一家饭店了。十年之前，他就清醒地意识到，先斗町不可能负担得起这么多家茶屋了，而他家这栋倚靠着鸭川河的建筑地理优势十分明显，如果改造为一家更多元化的门店，生意应该会更不错。不过，这家名叫珍酒屋的饭店，依然保留了不少旧式茶屋的风味。在先斗町，并非所有的旧式茶屋都能完成这么漂亮的转型。在珍酒屋旁边的那家山富屋，现在就变成了一个聒噪的家常饭馆。其实这家店地理位置也不错，但里面的榻榻米都磨旧了，让人很难想起它从前那高雅精致的模样。还有一些茶屋干脆就直接拆掉了，取而代之的是新式的漂亮酒吧。
当我们在珍酒屋吃过晚饭后，佐藤先生提议到凝香茶屋去坐坐，于是我们给凝香打了电话，然后慢慢地溜达过去。凝香穿着宽大的棉质上衣和裙子在玄关迎接我们，从她的装扮一望而知，今晚的座敷是纯粹的非正式座敷。凝香在厨房里搜寻可以用来下酒的小吃，但是找来找去也只有一些干沙丁鱼能够烤着吃一吃。不过，她也知道，我们到这里来主要是想让她作陪，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