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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个意思，也很对，人民确实需要管理。我们现在不就被管理着么？当时的情况是，人民比较自由（奴隶除外），生活没有目标，大家都稀里糊涂混日子。这个现象表面上看很不错，想干嘛就干嘛，想到哪儿算哪儿。可要过日子，不好混。今天想干这个，明天想干那个，老忙着改行，掌握不了一定的技艺，就没有稳定的工作和收入，拿什么混下去？混个温饱都成问题。而管仲的这个方法能管理着大家如何往下混，避免大家无头苍蝇似的瞎混。
如果人民没有管理，那么国家就没有管理；显然更不合理。打仗没钱，征兵没人，因为各方面都缺乏专项人才，物资都供应不上。这种国家，别说打人，挨打还差不多。不仅落后要挨打，没有正确的管理也要挨打。书包 网 。 想看书来
一个招聘总理的面试（5）
齐桓公对管仲说的这些合理和不合理，说实在的，没消化多少，也不是很感兴趣。但他以自己的理解，明白了其中两个意思：一，人民被管起来了，有秩序了，国家安定，和谐社会。二，有用的人，今后将不缺乏了。而且这两点的满足，基本可以保证国家不挨打。
姜小白一看能保证自己国家不挨打，那就憋着要打人了。姜小白的大哥齐襄公姜诸儿，就很有黑社会大哥的潜质。在位的时候就一心要做诸侯们的老大，看谁不顺眼就做掉，根本不商量。可惜雄心虽大，方法欠妥，手段是简单加粗暴；一边糟蹋老爹攒下的遗产，一边强行起步，结果冷不防后院起火。最后老大的壮志不仅未酬，连命都搭进去了，还留下个烂摊子。姜小白是他的同胞老弟，虽然不是一个亲娘，但从小一起光屁股长大，性格上有相似之处，想必也怀着一腔当老大的雄心。不然，后来怎么老是偏爱召集诸侯开会？但是姜小白比他哥明白，想当诸侯们的老大就不能蛮干，要务实，必须先打好基础。基础就是实力，有了实力才能在诸侯面前说话算数。
管仲这些看上去合理，又行之有效的治国方针；把姜小白潜意识里沉睡的那颗雄心唤醒。一改之前的谨慎，现在勃勃如沸水上面的茶壶盖子，不仅产生共鸣，还要奋发向上。而要奋发就得准备打仗，因为多数诸侯很务实，拳头大小和明白道理的快慢速度是成正比的。于是，姜小白直奔主题。
他问管仲；国家安定以后，是不是就考虑组建军队，威风一下？
管仲说；那样就暴露了。我们张起旗鼓，扩军备战，摆明了是要搞人家。人家为了不被搞掉，也要扩充军备，天天磨刀，更难搞定。必须要秘密进行。
姜小白很不理解，既然是整军备战，不弄出点动静是不行的。修造盔甲、兵器、战车，每天要叮当乱响不说；就是军队训练，也要擂鼓吹号。何况召集军队也要去通知，接头暗号还没发明出来，土匪都不会。所以，哪一样动静都不小！一切都秘密进行，不是要称霸，而是搞兵变。
身为国君的姜小白头一次搞兵变，不在行，所以继续向管仲请教。
管仲说出了闻名天下的一句话：“作内政而寄军令。”
这个意思是，内政中包含军事组织。具体操作为，每个家庭出一名士兵，由管理五个家庭的基层干部轨长带领，组成最基本的战斗单位，五人小组。十轨，五十名士兵，为一小戎，有司率领。这样一直到乡，就有军队一万。各级军事统领由各级内政部门领导担任。士兵平时在家搞生产，战时归建参加战斗。亦兵亦民。春、秋两季以狩猎的名义搞整编和操练，不显眼。小部队的训练，在下面就可以搞好。大部队的配合演习，在郊野狩猎中完成。
这样做的好处是，不动声色地组建好了军队，一旦战事爆发，打击敌人有突然性。
另外，管仲对此还有一个更好的解释。同一个伍的士兵，一般都是同宗。祭祀祖宗的时候，同享酒肉；办丧事的时候，大家一起落泪。宗族的概念，使大家有福共享，有难共担。人与人相伴，家与家相邻，世代同住一地，从小一起游戏。彼此非常熟悉，所以夜间作战时听到声音，不会出现误伤；白天作战能相互看见，足以认识同伙，彼此帮忙；死了一个，跑出来四个报仇。那种欢乐的心情，能使他们拚死互助。在家时共同欢乐，行军时融洽无间，战死时一起哀伤。所以，防守就坚固不移，作战就英勇顽强。
这个思路，应该源于管仲年轻时走南闯北讨生活，看到的一次民间械斗。中国历史上这种民间的宗族私斗比较频繁，为水源，为矿产，为女人，为信仰，为一个接受不了的眼神，为一次不友好的举动，打冤家。吴、楚两国就曾经为一片桑叶而打得不可开交。先是两家打，然后范围扩大，逐步升级。宗族介入，继而是地方政府出马，最后双方甚至动用了国防军；由两家的纷争发展成国与国之间的械斗，结成死仇。
隐蔽加突然，又增强战斗力；很对姜小白追求新生事物的胃口。他想，这个好办法也只有管仲能想得出来，其他人一时半会儿还琢磨不透，那些诸侯更别提；我先搞起来，他们还傻着呢；到时候，做诸侯的老大就不一个梦想，而是很现实的一件事情。因为心里太高兴，所以也说不啥来；姜小白只有拍大腿叫好，“好！”这一声确实真挚，发自内心。
待遇的误区
但是国君的“好”不可以白叫，必须要封官，所以姜小白当即拜管仲为相国，相当于现在的总理。有件事必须要说明一下，《韩非子？说难一》中描述了当时管仲拜相的另一番情景。
拜完相以后，管仲不去干活，摆出一副为难的姿态，站着不走。还说；臣现在得到宠信，但还是卑贱。姜小白立刻答应，把他的位置排在高子和国子前面。管仲还不走，继续说；臣现在尊贵了，但是还穷！姜小白没嫌他罗嗦，马上批给三处封地。而管仲还是没去干活，又说；臣有钱了，但跟国君的关系还有一段不小的距离。
头两个都痛快答应，这第三个要求姜小白也没犹豫。为了让大家都看到自己和管仲的亲密无间，当场起身就向管仲叫干爹。
有个叫宵略的人，就此事做了一番评判。说管仲做得对，大家应该体谅管仲，他这么做不是贪，而是为了治理国家。地位低的人管不了地位高的，压不住；穷人管富人，根本就没人听；关系远的当然比不过关系近的。这位宵略同志显然是个中下层人士，而且比较有爱心。
韩非紧接着对宵略做了认识上的批评。认为这不是伸手要权要钱要当爹的理由，就算是奴隶奉国君的命令去做事，能不能得到有效执行，是国君的权威够不够的问题，也是不是能依法办事的问题；与个人的身份无关。管仲不是糊涂，就是个人欲望太强烈。
两种观点谁对谁错不好说。但就这个事情的本身来讲，不太靠谱。
在齐国，高、国二子代表着两个势力庞大的氏族，有威信，有人气。在奴隶制向封建制还未完全过渡的情况下，他们就是齐国国君座位能否安稳的有力支撑。说句不好听的，国君的位子坐得牢不牢，要看他们的脸色。而且高、国二位在姜小白的即位上，可是出了大力。不仅提前报信，还出兵支持打公子纠和鲁国，保证新政权的稳固，没让姜小白被赶下台去国外旅游。高傒，大白兔先生，小白从小就和他就交好，联络国子一起把小白扶上台。这是同志加兄弟的友谊。
相比之下，管仲刚从遣返的囚犯身份改行做相国，工作还没开展，就主动要求地位排在高、国二位之上，姜小白难道就不怕这两人对此不满？即使高傒能表示理解，国子的思想工作恐怕不太好做。况且，姜小白就算再有远见，也不敢断言管仲的改革就一定成功，拍胸脯保证霸主非我莫属。纵观姜小白的一生，对给过自己帮助的人总是很好，没有用人朝前、不用人朝后的现实人品。
而管仲要展开自己的抱负，刚开始急需强有力的支持。无论是国君的首肯，还是下面的通融、协作；都是成功的基本保证。国君答应得很痛快，而下面抡起铁锹和稀泥，事情也不好办。虽然管仲具有当仁不让的性格，可为了顺利改革，也犯不上自己搬块大号的拌脚石迈过去，来显示个性。以他的政治头脑和对形势的洞察力，在那种情况下，不会提出这么不着调的要求。
封地也应该是陆续给的。一下子给三块？姜小白那是不打算过了。排位和认干爹应该都是改革成功以后。齐国强大了，小白也做了霸主，管仲无论是在诸侯间的国际声望，还是在本国人民的心中，都占有很大的比例，地位排在前面顺理成章。姜小白开始的时候没少干错事，感激管仲当初的谆谆教诲，使自己没跑偏；认做干爹，才在情理之中。
而且从姜小白的为人看，很实在，不抠门。爱惜人才不是空口说说过瘾，是真下本钱。比如宁戚，在街头击牛角伴奏演唱求官，姜小白听他歌中咏志，认为不错，带回宫交谈以后就赏，还要给官做。群臣反对，认为这家伙是卫国人，人品怎么样不好说，反正离着不远，先派人去调查一下再看看。而姜小白的说法非常大气：“不然。问之，患其有小恶。以人之小恶，亡人之大美，此人主之所以失天下之士也已。”
人总有小缺点，而因为小缺点不用有大才的人，君主就失去人才；派人去问，就是担心有小缺点，省省吧。政审都不用搞就给开工资，姜小白确实豁得出去。
由此来看，地位、封地、干爹的称号；都是姜小白主动给的，不是管仲老着面皮申请的。管仲伸手要待遇的这件事，不知道是谁造的谣？
两次长勺之战
宏伟蓝图规划好，就等着甩开膀子大干。偏偏不顺心，著名的“长勺之战”爆发了。之所以说它著名，是因为中学课本有这一段内容，里面的主角曹刿因此而家喻户晓，甚至被某些人上升到了古代著名军事家的高度。其实这是一次规模很小的局部战斗，说它是以弱胜强，理由都不充分；而以少胜多的说法，更是完全不靠谱。
《左传》中对大规模的战斗，都有比较详细的记述。比如双方主帅是谁，是不是国君亲自带队，战斗过程等等；写得都很清楚。小规模的战斗，一语带过。而这次战斗的描述，也比较详细；但就是只描述自己，没描述对手。所谓齐军主帅是鲍叔牙的说法，完全是《东周列国志》作者的想当然。
况且，姜小白也没有大规模攻鲁的理由。去年秋天就大败鲁军，逼得鲁庄公跳车，换了辆轻车才安全跑回了家。幸亏同时还有大夫举着他的旗号在小路频繁出没做掩护，不然根本跑不回去。之后就是鲍叔牙领兵压境去要人。鲁国没讲任何条件，完全接受。杀了公子纠，放回了管仲，包您满意；召忽自杀只是个意外。
这样的有求必应，已经给足了面子。如果还是耿耿于怀，火气不消；那是精神不健康。转过春天来还继续跟鲁国过不去，姜小白不是战争贩子，就是精神出现了异常。从各方面的观察来看，姜小白两者都不是。而且，改革和战斗一手抓，他也忙不过来。
这一次的长勺之战，应该是一支小部队的骚扰。只为占块地，或者是抢点东西。鲁国刚吃了败仗，成了惊弓之鸟，以为齐国大举进犯，所以非常重视，才有曹刿的表现机会。从参战人数上说，鲁国只会多不会少，实力也弱不到哪里去。
《管子？大匡》对长勺之战也有记录，但发生的年份不一样。那一次发生在桓公三年，相当于鲁庄公十二年，起因是齐国攻宋，鲁国去救援，击败了齐国，姜小白愤而攻鲁，在长勺被鲁军大败。而《左传》记录的，是发生在庄公十年春，什么原因没说，也没提规模。
《管子》一书虽有稷下学宫管仲学派整理著书一说，但书中对其他历史事件的记录与《左传》所记载的相互吻合，而且更详细具体；可信度较高。这样看来，长勺之战发生过两次，第一次是小规模的，《左传》记录了；《管子？大匡》没提，因为没有必要。第二次是大规模的，《左传》没记录，而《管子？大匡》有详细记录，还提到了规模。
两次长勺之战，胜利的一方都是鲁国，齐国两次被打得跑路；一个地方，跌倒两次。为什么《左传》对第二次大规模战斗的胜利闭口不谈，而对第一次的小胜大肆渲染？有两个原因，一个是国民士气，一个是内幕。
第一次的胜利，正值鲁国新败，国民士气需要鼓舞；而且胜得理直气壮，所谓师出有名；所以大书特书。而且曹刿同志对曰的最后两句，明显有点故弄玄虚，画蛇添足。“夫大国难测也，惧有伏焉。吾视其辙乱，望其旗靡，故逐之。”
春秋至战国这段时期战争的主力兵种是战车，这个东西在当时相当于现在的坦克。在战斗中有冲击力，能打能撞，而且居高临下，杀人方便。但也有缺点，目标大，笨重，场地要求比较高，必须在平原上才能使用，进山容易翻车，过不去的沟沟坎坎要人来推，丘陵地带都不好使。所以，那时候作战，必须选择开阔地带，遇到泥坑都要绕着走。晋惠公就是在一次与秦国的作战中，马陷进烂泥坑，没人来推车，被活捉了。所以，在平原上打埋伏，搞不搞都一样；战车目标大，老远就能看见。步兵可以凑合隐蔽，可是步兵打兵车的埋伏，很不凑合，基本上是去填坑。所以，在此前和此后几百年的战斗里，都没人动这平原打埋伏的脑筋。曹刿同志的这个想法，多余！
第二次长勺之战虽然取得大胜，但在第二年姜小白组织全齐国武装反扑的时候，鲁国立刻服软，一劲求饶（自贬为关内侯，服从齐国领导）。接着又在与齐国的会盟当中，国君鲁庄公亲自持刀以同归于尽相威胁，曹刿胁从，用流氓手段要回了被占土地与和平。这些做法和行为，对于鲁国“礼仪之邦”的名声，显然有很坏的影响。国君带着大臣一起去绑票，好说不好听。有损国格和国体，记录下来真是丢脸。为了国家的体面，史官舍去了平常心，不与记录。
说到底，第一次长勺之战对齐国来说，是一场小规模的无足轻重的战斗。
既然无足轻重，姜小白也不折腾，大家还是安心搞改革。管仲改革的大刀第一个挥向了农业。在工业革命兴起以前，农业在世界上是一项最重要的工作。毕竟大家都要吃饭，不吃饭还干劲十足的是神仙。所谓手中有粮，心中不慌。由于齐国粮食产量不仅一直上不去，还持续下降；所以，必须当头等大事来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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肥水难流外人田
当时的土地制度不好，是井田制。这个概念很抽象，直接说不容易明白，换个说法就好理解。土地大部分是国君和领主（就是国君赏赐了封地的人）的，叫公田，相当于人民公社；农民的土地很少，叫私田，相当于自留地。农民先要耕作公田，等于给人民公社出力；但无论干得怎么样，这个公社都不发给工分，换取生活用品，什么也不管，完全是尽义务，白干。干完公田才能去自留地劳动，这个收成才归自己。当然，大家都没经过政治学习，思想觉悟都不高。所以耕作公田时，大家都不积极，能对付就对付，该糊弄就糊弄，偷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