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理很明显，那些胜利地削除群雄、横扫六合、统御全局的创业者，经过历史长期的层层汰洗、苛刻选择，终于被推上了政治历史舞台，登上了龙廷宝座。当时，他们风华正茂，因缘际会，风虎云龙，主动权在握，有尽多的驰骋天地，具备了大展其才的条件；而到了筹谋立嗣继统事宜时，则往往处于“英雄迟暮”之秋，濒临行将谢幕的窘迫处境，时不我与，被动应付，选择余地很小，而变数却很大，受到诸多客观因素的制约，还会有种种棘手问题横置其间，因而，必然会大伤脑筋，难于措置。
在“家天下”、世袭制的国家体制下，一切封建帝王，尤其是开国皇帝，对于继统问题无不极端重视，都把它看做是立国之基、社稷之本。当取得皇位之后，他们所昼夜焦虑、刻刻在念的，便是自身的统治权如何巩固，这一家一姓的帝统又如何得以顺利地传承下去。 而随着统治权力的日趋巩固和高度集中，王位继承问题便愈发成为封建专制制度下“悠悠万事，唯此为大”的核心问题。
应该说，对于继统问题，朱元璋还是绸缪甚早的。还在做吴王时，他就确立了嫡长子朱标为世子；位登九五之后，随即册封为皇太子。鉴于太子朱标生性仁和，温文雅驯，老皇帝朱元璋认为，立国之初，国事繁剧，边防多事，朝廷中掌控要津者都是开国元勋，很怕他驾驭不了，因而多次想要更换太子，但朝臣们都以“违反古制，恐致祸乱”为由，极力加以反对。
所谓“古制”，肇源于封建王位的世袭制，内容主要是指“皇位嫡长子继承制”，其出发点是为了保持朝廷与社稷的稳定。具体内容，《春秋·公羊传》概括为十四个字：“立嫡以长不以贤，立子以贵不以长”。按照汉代学者何休的解释：“嫡”谓嫡正夫人（皇后）所生之子，尊贵无匹，故按年齿长幼来安排；“子”谓一般妃子所生之子，位有贵贱，又考虑到会有同日而生的情况，因此，以地位（贵）为权衡标准。就是说，在皇后与妃嫔所生的诸子中，皇后所生之嫡子具有优先的继承地位；而在皇后所生的诸嫡子中，长子又具有优先继承权。
朱元璋尽管是刚愎自用、率意孤行的一代枭雄，但在这一事实上而不是学理上的难以逾越的“礼制”的障碍面前，为了避免众多皇子为争夺帝位而兄弟阋墙，互相仇杀，也只好打消更立太子的主意。为此，他及时地采取了补救的措施：为了便于朱标驾驭全局，他用尽权谋，剪除群雄，诛戮功高震主、权倾朝野的开国功臣，即所谓“削光带剌的手杖”。可是，天意不遂人愿。一切收拾停当，偏偏朱标又病死了。这样，便再次面临着由谁来继统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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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皇帝的难题（2）
老皇帝的本意，是想借此机会更立皇后所生的四子燕王朱棣为太子，因为他的个性与风格与自己相似，勇武有谋，坚忍、果断，又战功卓著。但是，由于朱棣不得人心，大臣们便以“虽嫡非长”为由，极力加以抵制。他们说，如果立燕王为太子，那将置同为皇后所生的次子、三子于何地？怎能令国人心服？而立皇太孙，名正言顺，前朝多有先例，可以确保江山永固，上下心悦诚服。老皇帝尽管并不完全称心如愿，但碍于“古制”，也只好曲意认同。结果呢？十分不妙，最终酿成了兵权在握的叔叔朱棣夺取侄子朱允炆皇位的“靖难之役”。
实际上，纵览两千余年封建王朝的历史，存在类似烦恼、遇到这种难题的，又何止朱元璋一个人，可以说，那些开基创业的帝王，在交班与继统的问题上，没有谁不是大伤脑筋，颇感棘手的。
说的远一点，像战国时期的赵武灵王。这是一个很有作为的君主，锐意改革，胡服骑射，一直得到后人称赞。他在位二十七年，初立长子章为太子，后来娶了宠姬吴娃，生下了少子何，便把太子章废掉，进而又把王位让给了少子何，是为赵惠文王，自己做了太上皇，住在沙丘的行宫。少子何即位之后，心怀怨怼的长子章不甘心北面称臣，便起兵发动叛乱，兵败之后，逃到沙丘宫他的父亲这里来避难。太上皇很同情他的处境，不忍心看着他惨遭屠戮，便开门加以接纳，把他保护了起来。岂料，追兵闯进沙丘宫，穷搜不舍，到底还是把他抓住、杀掉了。他们害怕日后受到追究，索性一不做二不休，把太上皇也就地囚禁起来，不供给任何食物。太上皇饿到极处，只好在园林中探寻鸟巢，取卵、捉雏充饥，终致饿死宫中。
再比如，隋王朝的建立者杨坚。隋文帝平定江南，统一中国，结束了自东汉末年军阀混战以来长达四百年的南北对峙、分裂割据的局面，使中国再度成为一个整体，促成了隋唐两代的繁荣、昌盛，大大地推进了古代中国历史发展的进程。而他本人也躬行节俭，励精图治，堪称是一位英主。但是，由于他是借助宫廷政变而夺得帝位的，因而对于擅权、窃位问题防范意识极强，以致猜忌多疑，草木皆兵，最后导致建储失当，所传非人，不出十四年，就使繁荣富强的隋王朝归于覆灭。
杨坚有子五人，在接受北周禅让、登上帝位之后，及时地确立了嫡长子杨勇为皇太子。而杨勇赋性宽仁厚道，待人接物率直任性，不懂得伪装掩饰，曲意逢迎；加上有两件事没有处置好，使他的太子地位发生了动摇。这两件事：一是他在冬至节接受过百官朝贺，引起了文帝的疑忌，认为他在培植个人势力，从而对他严加戒备；二是没有接受母后为他选定的元妃而自择所爱，以致失宠于嫉忌为怀的母亲。这就为野心勃勃却聪慧狡黠、善于伪装，从而博得父母欢心的皇二子杨广趁势夺位提供了机会。
当长兄正式被废黜为庶民、皇太子的金冠稳稳地戴在了自己头上之后，杨广自以为大局已定，时机成熟，便日益骄纵无忌，原形毕露，竟然调戏他父亲的宠妃。文帝这时才看清了他的狡诈嘴脸，顿生废黜之心。杨广察知这一情况，遂抢先下手，用毒药害死父亲，抢登帝座。结果引发了内乱，双方出动了数十万兵马，在中原的广阔战场上，展开了一场浴血凶杀，朝野上下莫不震惊。
文帝先前曾自豪地夸下海口，炫耀他的五个同胞儿子，“可谓真兄弟也，从此再无纷争，江山永固”。然而，曾几何时，“再无纷争”的“真兄弟”，为强烈的权势欲所驱使，互相猜忌，势同水火，最后，五人竟无一善终，成了绝大的讽刺。
宋代著名史学家司马光在《资治通鉴》中，就隋文帝易储一事，曾有如下的评论：
从前，周大夫辛伯规谏周桓公说：“ 宠爱的姬妾等同于皇后，宠幸的臣子专
擅朝政，宠爱的庶子与嫡子媲美，大城与国都匹敌，这是造成国家混乱的根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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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皇帝的难题（3）
作为一国之君真的能慎重对待这四个方面，那么混乱能从哪里生起呢？”隋文帝
只知嫡子与庶子之间多争夺、藩王孤弱会使皇室动摇，却不曾料到，势力均衡、
地位相近了，即使是同父母所生的亲兄弟，也同样会相互倾轧，拼死争夺。按照
辛伯的话来考察他，不是得其一而失其三吗？
这种责备有一定的道理，但只是就事论事，没能抓住问题的要害。酿成宫廷祸乱的总根子，在于王朝“家天下”和皇位世袭的体制。这个总根子不拔除，“得一失三”固然不行；那么，四者均得，难道就能彻底地消弭祸患吗？其实，四者之外，还不知有多少种危机、火种隐伏在龙墩上。
二
历览整个封建王朝史，在传位、交班问题上，遇到难题最多的应以唐朝为最；而开国帝王唐高祖李渊，首先就碰上了最感棘手、甚至是无法措置的难题。
开头那两句诗，只要调换一个字，变成“晋阳一旅兴王易，建业千宫继统难” （这里的“建业”作动宾短语用，而不代表金陵），就非常切合唐初的实际。
李渊带领建成、世民、元吉同胞三兄弟，据晋阳起兵反隋，很快就攻下长安，建立了唐朝。遵照皇位嫡长子继承制，李渊登极一个月，即立嫡长子建成为皇太子，同时封世民为秦王，元吉为齐王。为了在朝臣和诸子中树立太子的威信，高祖经常对建成委以重任，每次临朝，都让太子随侍左右，以帮助他洞悉国事，增长才干。而把领兵出征、削平四方割据势力、镇压各地农民起义队伍、广泛扩展地盘等重要军务，都交给了世民。本来，在灭隋立国过程中，主要是依靠世民的智谋和勇敢，现在，由于他战胜攻取，屡建奇功，勋劳卓著，就更加树立了崇高威望。
在这种情势下，双方都积极采取对策，壮大自己的势力，从而在王朝内部形成了两个针锋相对、水火不容的政治集团：一边是才华出众，功高盖世，时时觊觎王位的次子世民，一边是防范意识和危机感日益增强，必欲尽早剪除世民，否则无以自安的太子建成。在世民手下，有一大批著名战将，还有号称“十八学士”的谋士、智囊团队；而建成与元吉串通一气，外结朝臣，内连嬖幸、宠妃，在高祖面前交相诋毁、打击世民。双方斗争已经达到了白热化程度。
在这一始料未及的严重态势面前，高祖陷于极度的苦恼之中，突出地表现于他同世民的一次谈话。他说：
“首建大谋，削平海内，皆汝之功。吾欲立汝为嗣，汝固辞。且建成年长，
为嗣日久，吾不忍夺也。观汝兄弟似不相容，同处京邑，必有纷竞。
“纷竞”是一种委婉说法，其实，他已经闻到了血火拼争、刀兵相见的火药味。他确实处于两难境地：明明知道，世民劳苦功高，应该得位；可是，建成据位已久，又腾不出来。这叫做“摸摸犄角也疼，揪揪耳朵也疼”，首鼠两端，莫衷一是。原本是想通过调节、说合，来缓解矛盾；结果，矛盾日趋尖锐，已经到了不可收拾的地步。
现在，他又想出一个点子，于是对世民说：“当遣汝还行台，居洛阳，自陕以东皆主之，仍命汝建天子旌旗，如汉梁孝王故事。”所谓“梁孝王故事”，是指汉文帝立长子刘启为太子（后为景帝），同时赏赐功勋卓著的次子刘武（即梁孝王）建天子旌旗，从千乘万骑，规格拟于皇上。李渊的意图，是想借鉴汉文帝的经验，通过施行“平衡术”来避免兄弟间的激烈冲突，缓解矛盾，以保全诸子。但他并未深加考虑，雄鸷残忍、野心勃勃的秦王毕竟不同于慈孝的梁孝王，如果令他独据关东，不啻如虎添翼，最后必然导致一朝二主，国家分裂。后来经过建成提醒，老皇帝也就幡然省悟，收回成命了。
在太子一伙看来，解除危机的唯一出路，就是一不做二不休，立刻干掉秦王。可是，高祖又下不了这个狠心。恰好这时，突厥发数万骑兵大举进犯，太子趁机提议由齐王元吉代替世民率兵出征，以夺取世民的兵权；齐王又提出条件，要尉迟恭、程知节、秦叔宝等秦王府的大批将领随军出征，采取“釜底抽薪”的策略，来架空秦王，乘机杀掉。高祖并没有想到这一层，也就点头同意了。但秦王府的智囊却看得一清二楚，他们立刻商议对策，最后决定伏兵玄武门，截杀建成、元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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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皇帝的难题（4）
一切计议停当，世民便立即进宫，向高祖告状，揭发建成、元吉勾结后宫嫔妃要谋害他的阴谋。高祖觉得事态越来越严重了，便命令太子和齐王次日早晨进宫，他要亲自进行核实。次晨，秦王率领尉迟恭等战将，埋伏在出入内宫的必经之路——玄武门内外。建成、元吉出发前，已经接到张贵妃的密报，备述秦王告状始末，因而早有警觉；入门后，又发现一些异常情状，遂即掉转马头，准备返回东宫。这时，秦王拍马赶上，呼叫：“太子、齐王，缘何还不入朝？”太子闻声，回头寻看，一箭正中咽喉，呜呼哀哉；元吉也当即被乱箭射死。
秦王派遣尉迟恭禀报高祖，说：“太子和齐王作乱，秦王已起兵诛杀了他们，恐怕惊动了圣上，特意派遣我前来警卫。”高祖和群臣听到这个讯息，都大惊失色。高祖说：“不图今日竟见此事！”但大错已经铸成，只好承认既成事实。三天过后，便宣布秦王为太子，全权处理国家一切政务，并表明了要提早交班的意愿。两个月后就当了太上皇，由太子李世民继位。
后人在敦煌藏经洞中，发现一篇少头缺尾的唐人作品，王国维先生为它定名《唐太宗入冥记》。说是玄武门之变后，建成、元吉阴魂不散，入冥告状。阎王决定抓世民的魂灵前来对质。世民甚为惶遽，后由一个判官替他应诉，以“大义灭亲”为辞，回答阎王爷的质问：“为什么杀兄弟于前殿，囚慈父于后宫？” 这一作品显系小说家言，但并非全属子虚乌有。当时李渊曾被囚系，让出皇位原本出于被迫，即在唐代，已早有传闻。
清代学者王夫之在《读通鉴论》中指出，论者“谓高祖之立建成为得‘嫡长之礼’者，非也”。“初有天下，而创制自己，以贤以功，为天下而得人，作君师以佑下民，不可以守法之例例之矣”。意思是，初得天下，完全可以创制垂法，立贤能、有功者为皇储，而不必拘守“立嫡立长”的成例。那么，废掉太子，改立秦王呢？“亦非也”。“太原之起，虽由秦王，而建成分将以向长安，功虽不逮，固偕谋而戮力与偕矣。同事而年抑长，且建成亦铮铮自立，非若隋太子（杨）勇之失德彰闻也，高祖又恶（何）得而废之？故高祖之处此，难矣。非直难也，诚无以处之，智者不能为之辩，勇者不能为之决也。”这是说，不是难不难的问题，而是根本就无法解决。
再听听司马光的意见：“立嫡以长，礼之正也。然高祖所以有天下，皆太宗之功；隐太子（建成）以庸劣居其右，地嫌势逼，必不相容。”那么，怎么办呢？他也没有办法。只是设想：假如高祖有周文王舍伯邑考而立武王那样明智，太子有泰伯让国于弟那样贤达，秦王有子臧辞曹国而不受那样节操，则祸乱就不会发生了。说的完全在理，只是说了等于没说。——如果当事者都是圣贤，当然就一切都划然冰释了。
倒是下面的几句话分量很重，它特意强调了“玄武门之变”的后果与影响：“夫创业垂统之君，子孙之所仪刑（型）也。彼中、明、肃、代之传继，得非有所指拟以为口实乎！”意思是，创业的君主都是给后世子孙做榜样的。当中宗、肃宗之世，玄宗、代宗都是通过武力夺权，继承了大统。这当是从太宗的所作所为中找到了依据。
三
因为建储问题而耗尽精神、心力交瘁，清代的康熙皇帝，可算是一个典型。
说起他的功业，确实是彪炳千古，有口皆碑；对于传位、继统的重要性，他也非常清楚，因而很早就做出了安排。早在康熙十四年，就是他仅仅二十一岁时，就立了皇后生下的皇二子胤礽为太子，为什么没有立皇长子胤禔呢？因为他是庶出。按照历代通行的皇位继承的体制，应该立长立嫡，康熙皇帝在嫡、长两方面作了一点选择。
为了培养太子胤礽，可说是煞费苦心，从小就延请名儒教诲，康熙皇帝自己曾亲自为太子讲授“四书五经”；稍长，无论是南巡北狩，都令其随行，并亲自传授治国之道，“告以祖宗典型，守成当若何，用兵当若何。又教之以经史，凡往古成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