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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谈到商朝的王系可能借鉴世界其它地区的风俗习惯时，实际上这个态度本身就说明张光直先生并不是一个坚定的“中国文明独立说”。他说 ：“具有开阔视野的严肃的商史学家，如果存有客观的心理，并不认为商史、商制都已搞清楚，不必再行研究的话，他们一定会发现那些民族学上描述轮流继承制度方面的资料，尤其是马来半岛（Malaya）、蔼理斯岛（Ellis ）的弗他弗尼（Futafuni）、尤宁群岛的法考福（Fakaofo ）、太平洋岛屿中的罗图马岛（Rotuma）等地区的有关资料，对商代制度的研究具有极大的启发意义，同时还会发现这些王国与中国古代的民族文化还说不定可以搭上些亲戚关系，他们的王制，尤其值得注意。”
张光直有关商王多支王族轮流坐庄的说法恰合了我的设想，中国商朝并不是由单一势力组成，而是多民族多势力的集合。并且，他把中国东部文化的视野引向概括的太平洋以及南岛文化区域，这是我极为赞赏的。由于他长期在台湾参加考古工作，这方面他是个权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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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周朝
张光直先生或许更赞同周朝是中国文明的开始——西方人多持此论。“周朝统治的九百年开创了激动人心的新纪元，在此期间，在全中国的广大范围内，中华文明的诸方面都经历了一些根本性的变革，这些变革终于导致了古代中国形成的终结，是中华帝国及其2000年以后的传统风范之开端”。
我更愿意把这个开端挪到“后商”。周继承了太多“后商”的文明，包括文字。
对于周的起源，张光直先生建议“从西安附近的丰镐地区开始回顾”，在汾河下游和渭水流域“这些地区的古文化发展序列依次是“仰韶文化（新石器时代）、龙山文化（新石器时代）和西周文化”。我想说的是，这里与夏、商可能采取过近似的联姻或结盟手段。但我也注意到这个事实，它的“发源地”（实际上就是来到中国之后的定居地）比夏商更西，夏之初更多提及的是山西南部。有关这一点或许可以结合《锁定两海》中以及部分犹太人族群从西北进入中国陕西然后流落为部分臧缅人的事实，并且这条通道反向也成立，也就是说，从中东过来的某些群体可能从中国西南地区进入陕西。
说到周朝与商朝的之间过度有许多话题都已经在其它地方讨论过，但有一个却是始终没有提及的，那就是爵位制度。中国与西方共同拥有一个古老的贵族制度，他们同样为五个级别！可能由于性质非常接近，也或许根本就是同源，所以在翻译的时候中西方贵族制度完全对应，这就是：公、侯、伯、子、男。这个制度中国有，欧洲也有。最初在两种语言文献中看到他们就让我惊讶不已。
据说中国的这个贵族序列从夏朝甚至先夏就有了，比较确切的商朝就有这个称呼，西周固定下来。《孟子。万章篇》说：“天子一位，公一位，侯一位，伯一位，子男同一位，凡五等也”。在英语中他们表现为：公（Duke）、侯（Marquis）、伯（Earl 或Count）、子（Viscount）、男（Baron或Lord）。
实际上我们可以看出来他们之间还是有点差别，这就是“天子”在中国也占据了“一位”，并且最后的“子男同一位”，数量上竟然恰合一样“5”个。除这5个等级之外，中国与西方都还有另外的一些级别划分，但这5个爵位是单独比较常用一个体系。他们是同源关系还是一个巧合？
欧洲的封建制度公认与周很接近，我认为可以深入考察一下再下结论，根源可以从地中海沿岸以及红海考察起，重点或许可以放在希腊与意大利半岛那里，甚至延伸到小亚细亚。
假如我们把中国的“王”作为一种总督类型，也就是“皇”之下的一个级别，实际上中国的“天子”有可能相当于西方的“Duke”。这样也就好解释为什么秦嬴才“始皇”，之前中国的国家首领确实并非“皇”。在西方，皇帝之下的最高爵位确实就是“Duke”。那么实际上拿英语的爵位对照周朝的爵位可能就是：天子（Duke），公（Marquis），侯（Earl 或Count），伯（Viscount），子男或许为两个爵位合并了，所以是（Baron和Lord）。
在后世的许多作品里，由于夏商没有传下来许多文字，所以一切都由“周”这个会流利说话的族群说了算。因而有关周灭商的传说都是以德胜人，但实际上考古证明周人在生产力上也远远超过周围的文明：“张家坡出土的新材料足以证明，周在伐商之前，就已达到了比当地……的文化高得多的水平” 。很值得追究他们的根源来自哪里，他们是凭空就发达了还是有通往文明核心的神秘通道？商为什么没有抑制住他们？或者我们更需要问：商为什么更落后了呢？也许，这个问题依然要从交通工具上的革新发展来要答案，比如马匹的广泛使用是否对于这个改朝换代产生了作用，而其中的一个族群使用了他们另外一个族群没有使用他们，就足以造成很大的差别。
周替代商是一个内陆战胜海洋文化的例证，考虑到周已经在陕西附近发展了很长时间。尽管商周之间存在密切的姻亲关系，但集团利益压倒了一切。周之取代商很可能还有其它我们没有观察到的环境外因。
周人与商人文化上既统一又有区别的事例在卜辞方面得到展示。周人也占卜，并且记录于龟骨。“但在几个方面，其与殷人卜辞有明显的差异。首先，它们非常小：最大的字长8毫米，宽5毫米，不过最小的字仅长、宽各1毫米，需用放大镜才能看清。其次，卜辞中的月相词语，清楚地表明，被用于占卜的宗教历法是太阴历，这些月相词语颇有特点，殷人的甲骨文中没有这项词语。再次，卜辞的内容，是关于发生在周王朝朝廷中的事件及祭祀活动。最后，其甲骨整治和钻凿形制与殷人的大不相同。”
这些特点显示出，周与商之间不仅在文化上分道扬镳了，而且各自大有戒心，比如字刻得那样小，恐怕就是不愿意让人轻易发现。一个直觉是，即便商周同宗，周朝统治者也发展了新成员，否则他们为什么连宗教历法都不同了呢？
天文历法引出的秘密（1）
据说古代全球人都使用“太阴历”，周人就使用了“太阴历”。至今依然有几十个国家与地区使用“太阴历”，这就是###教国家，或许我们该说阿拉伯半岛的人们对于“太阴历”更执着一些。“太阴历”的使用主要是因为农业的方便，它来源于“朔望月”的周期。
“朔望月”是个重要的天文概念，意思是：月球轨道中月球与太阳或地球处于同一直线的两点之一。“朔”在天文上是指月亮黄经和太阳黄经相同的时刻，黄经差等于0度，这时在地球上完全看不到月亮；“望”时黄经差是180度，在地球上看到的月亮是满月。连续两次“朔”或“望”之间的时间叫一个“朔望月”。“朔望月”的长度并不是固定的，有时29天19小时多，有时仅为29天6小时多， 平均长度为29天12小时44分3秒。
中国的夏商周三代并非统一的“阴历”，只周朝使用了“阴历”。据说对于商朝的历法使用情况专家意见比较混乱，认为使用了阴阳历，但阴阳历中也包含了“朔望月”的太阴历。夏朝的历法还并不十分清晰。无论如何古人的历法一定与“月相”或“朔望月”有密切的关系，所以“朔望月”本身可能有着恒久统一的政治意义。
在远古，一种新的历法改革或启用具有重大的政治意义，甚至某些民族会赋予历法以特殊有政治或历史意味的名称，比如###国家使用的“太阴历”实际上就被称作“迁徙历”（所谓“希吉来”），以纪念他们历史上的重要迁徙：先知穆罕默德于公元622年率穆斯林由麦加迁徙到麦地那。
中国是否也会发生类似的历法改革的命名事件呢？非常碰巧的是，“夏商周”与朔望月之间产生了一个奇特的关联。
“朔望月”这个天文术语在英语里为“syzygy”，拉丁语为“szygia”，希腊语中为“suzugia”，几种外语之间变化很小，从读音与拼法上都能看出来十分古老。他们的音节如此明显，很有东亚的语言意味。很明显“朔望月”在汉语中是一种偏于意义的表达，假如说它来自一种外语，那么我们要说它是一个“意译”，而不是“音译”，这很明显。“syzygy”的另外一个词义是“联合”、“会合”。
要么是太巧合，要么我就这么简单地找到了夏商周三代的姓氏来源，并且同时说明了他们的关系性质“联合”：
“Syzygy”三个音节的发音“sizidVi ”恰合中国的夏姓“姒”（si）、商姓“子”（zi）以及周姓“姬”（ji）！
并且，其先后顺序竟然与夏、商、周的先后顺序完全一致！
是夏商周为同时存在的一个结盟联合体，还是他们以此庆祝从不同道路不远万里来到中国的胜利“会合”呢？还是，夏商周三代到达中国之后就签定了一个“轮流坐庄”协议，从而按照这个先后顺序各自400年的吃果果了呢？
如此排序也可能是其它的考虑，比如由于第一个王朝用了“朔望月”之第一个字“si”，商为了表示自己是夏的合法后续就采取了“zi”，周同样考虑问题就使用了“ji”。
当然也可能从一开始他们三家本来就具有“姒”、“子”、“姬”的姓氏，由于他们三个的特殊“联合”行为，所以到后来“syzygy”就具有了“联合”的意义。后来中国的这个概念通过某些途径传播到了欧洲去，并且这个词汇代表了一种“三代”共同使用的历法的一部分——有人可能觉得这很困难，似乎中国与欧洲交流不太可能，但后面的一些证据会告诉你，唯有如此才更合理，事实本身远比我们现象更大胆。
假如在“三代”错落并存的推理框架下应该这样解释（参考《锁定两海》之《“但”与“周”的关系》），由于但人从中东出走的时间大约为公元前1500年前，可以认为是他们来到中国才有了三姓的固定，而这个背景是三家可能制定了一个具有某种联盟意义的协议。当时为商人当政，夏人未散，按照先来后到就赐以新姓给三族。做这个推理主要是想较为具体地推测出“三代”命名的时间。
为什么夏的“姒”还有“妯娌”及女性意味？夏只是取了“sy”音，至于单个字的意义是后来根据夏朝实际上为一女性领袖而特别赋予字型和意义的。他们有联合在一起时的意义，也有分开来之后的单独衍生的新的含义。其它两者同，有关“子”后面还有更详细的单独解释，也是同样道理。
可能现在我们还无法圆满地解释“朔望月”（syzygy）与“夏商周”之间的神秘联系，但终有一天总会有人来彻底解开这一秘密。但我认为我们已经看见了冰山一角，我这里的牵强附会只能算是一种抛砖引玉。
商朝是阴阳历合用。这个信息对我们后面的某些分析是有好处的：地中海东北地区的人们使用阴历，而埃及却是太阳历的制定者，很可能红海流域都使用太阳历。这个历法现象是不是把商朝的统治者指向一种文明混合呢？假如商朝曾经是“轮流坐庄制”，那么天文历法的混合使用也就合理了。
“朔望月”由于是以月亮为核心的一种历法，所以这个历法之下很可能隐含着一种宗教：崇拜月神。但这并不意味着这是唯一当时人们的崇拜，实际情况是，中国以及世界各地长期崇尚万物有灵，所有的天体与动物、甚至看不见的物质，只要是人们可以想到的都被赋予神灵存在，只不过类似“月神”这样的会更重要而已。
天文历法引出的秘密（2）
月神在阿拉伯地区长期具有重要的地位，可能即与此有关，实际上我们也可以把###教看作是这一古风的传承，大多数###教的装饰物都有一弯月亮。而犹太教则是一种太阳崇拜，基督教也同样。
有人可能诧异为什么某些地方月神崇拜比太阳崇拜更有市场。这是因为在古代月亮更容易被作为历法象征存在，而太阳似乎最初时期并不如月亮那样能够规律性地呈现出“月”的含义。我想人类可能有“月”的概念早于“年”，并且最初人们不一定能够把太阳与“年”的观念统一起来，还认识不到太阳的重要。在今天科学的天文知识之下我们才知道原来月亮不过是一颗地球的卫星，而地球也得围着太阳转。但是在蒙昧远古时代，日月或许没有今天这样大的分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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占卜方式
占卜是三代时期一个特殊的现象，并且这个龟甲现象被往往夸张到“中国独有”而成为中国文明独立起源的另外一个证据。
中国商周龟甲卜辞确实是比较独特的，但是商朝其它的占卜记录或方法却并不特殊。以肩胛骨占卜为例，至今也出现于欧洲许多地方，从与中国相连的俄罗斯到法国、甚至是英国的苏格兰高地，都有利用绵羊肩胛骨（spealbone）占卜的习俗。张光直先生也说：“烧灼动物肩胛骨占卜的习俗，（商朝）不久以前还在北半球新、旧大陆的广大地区流行过 。”说明这个占卜习惯是全球性的，并且非常古老。
商朝还有其他类别占卜。张光直先生说：“古代中国占卜有多种；藤野岩友列举了粟卜、蠡卜，鸡卜，虎卜，樗蒲卜，十二棋卜，竹卜，牛骨卜，灼骨卜，羊胛卜，镜卜，响卜等，而以龟甲及易卜为要。殷代占卜最为人所熟知的是龟卜和牛骨卜。陈梦家所说的，……以血（尤其犬、豕、羊家畜的血）为最具有巫术能力的。巫术之祭的用牲重其血。”这些占卜方式多与世界其他地区尤其是与中东占卜方式重叠。
注意一下中国占卜的发展，作为“三代”之首的夏目前考古看也只有肩胛骨占卜，并无龟甲占卜；是商突然启用了龟甲占卜，他们还与羊甚至牛肩胛骨同时使用。今天看来如此重要的一种方式或许是一种很偶然的产生，比如某位商王的丈母娘使用了两次，而他们特别灵验，然后龟甲就流行开来。或许是一股新的政治势力加入了商朝统治阶层。
龟甲占卜比较明显有海洋特色。中国最早出现有龟甲的遗址在新石器初期的河南贾湖，龟甲中间有一些数目的石子，有人怀疑为占卜行为，但未确定。当时这些遗址就地理而言可能处于汪洋大海中的小岛上。后来渤海湾到东部都有龟甲的发现，但无卜辞，都说明龟甲与沿海文化之间的关系。商所倡导的精神领域的主导方式不可能不影响到周人，因而最后周也继承了龟甲的占卜习惯。
我们可以认为，龟甲占卜属于中国的东部文明，与西部文明无关。这是东方的特殊。西方也有其特殊，中国本土暂时并无发现有继承，比如两河流域以及意大利北部出现的对于动物肝脏的占卜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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航海与外面的世界（1）
新石器时代“从东北到华北的交通，可能更多地通过海岸的路线；在龙山文化时期，辽东半岛和山东半岛，在文化上有着明显的相似形，其相互间的联系，只能通过航海船只来进行。 ”
龙山文化距今约4000年至5000年，是新石器时代晚期的一种文化，属铜石并用期，因1928年首次发现于山东省章丘县龙山镇的城子崖而得名。一般认为商文明直接来自龙山文化，其前为大汶口文化。
语言学家李葆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