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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极无聊赖的、空漠的生活，一直像慢性病似地延续着，鲁迅和他的同事经常要好几天才有一件公事可办。于是，他每天照例去签个“到”字之后，便又枯坐终日，静静地让一天的生命在无所作为中化成看不见的轻烟。在这些日子里，中国一天比一天黑暗，而他的苦闷也一天比一天沉重。他看到街头巷尾到处张贴着“莫谈国事”的标语，特务到处盯梢绑架着反袁的嫌疑分子，“东厂满长安”的恐怖笼罩着北京城。鲁迅憎恨这种黑暗，然而他没有力量驱逐它，也不相信此时在中国的那些变幻莫测的新派政治力量能够驱除它。因此，他对政治冷漠到极点。可笑的是，就在这样的时候，即他到北京的第二个月，竟有新拼凑起来的“共和党”来拉他入党，头一天共和党的事务所给鲁迅来一封信，第二天便强加于人地寄来党证和党徽。共和党是当时匆匆凑合又匆匆解体的一个资产阶级政党。辛亥革命后，章太炎领导的光复会，与孙中山领导的同盟会分裂，另行组织了“*联合会”，后来又与立宪派张謇等人联合起来成立了“统一党”。这一年年初，该党又与“民社”、“国民促进会”、“民国公会”等共同成立了以黎元洪、章太炎、张謇为首领的“共和党”。对于这种政党活动，鲁迅的心早已凉透了，他根本不予理睬。
在这死寂、凝滞的生活中，唯一给他的生命带来活力和养分的是书籍。在南京时，书籍曾是他的精神避难所，此时，他更加感到书籍的可亲。他想：在浓重的黑暗中既然没有力量铸造新的光明，那就在远离时代的书籍中麻醉自己好了。这些书籍，也许就是荒冢吧。然而，此时此刻只有这荒冢，才是可以依托的；多少还有一点意思的世界。于是，他如痴如狂地看书，抄书，买书，买来的书如果有残缺，他就设法补抄，或补绘遗失的插图。1912年至1913年，他所读的书范围极广，包括诗话、杂著、画谱、杂记、丛书、尺牍、史书、汇刊等等。正是这些书籍，在他的寂寞生活中陪伴着他，支撑着他，安慰着他。
在寂寞中挣扎的岁月（3）
除了抄书之外，他在*感到可做的并有兴趣的一件事，就是赞助蔡元培提倡美育。鲁迅觉得这是有意义的。心胸广阔的蔡元培在法国时，受到孔德实证主义的影响，回国后在北京办了孔德学校，中小学都有，还有很好的法文图书馆。这一年4月，他在任总长期间，发表了《对于教育方针之意见》，认为要“循思想自由言论自由之公例”，不可不用美感的教育。他想借“无人我之偏见”的非功利的美学思想，把“美育”作为一种冲破封建束缚、争取个性自由的武器。尽管他的“美育代宗教”这个口号的内容有些软弱，但在人们的情感被严酷的封建专制禁锢的情况下，这个口号有利于解放人民的思想，无疑是进步的。因此，鲁迅衷心地支持帮助它的推广。所以，到北京的第二个月，鲁迅就欣然承担了*夏期美术讲习会中关于《美术略论》的课程。这个讲习会是辛亥革命后为解决教育荒缺问题而采取的应急措施，带有临时教育训练班的性质。教员由*聘请有名望的中外学者担任，*第一批聘定的教员，有严复、许寿裳等十七人，开设的课程有《进化天演》、《教育学》、《算学》、《化学》、《植物学》、《经济学》、《货币学》等。这之后，又增聘了章太炎、鲁迅等十一人，开设了《东洋哲学史》、《美术略论》、《海军军制学》、《英文文法》、《佛学》等课程。
6月21日，鲁迅来到宣武门象坊桥的法律学堂，开讲他的《美术略论》，听者有三十人，但讲的内容对有些人似乎还很隔膜，引不起他们的兴趣，中途退出课堂的竟有五六人。6月28日又讲了一次。7月5日，他第三次赴讲演会时，其他讲员都请了假，而竟无一个听者。鲁迅只好失望地返回。原来这时，提倡美育的蔡元培提出辞职的消息已经传开，既然美育的提倡者走了，那么美育的学员也就觉得没有听讲的必要了。
蔡元培被迫辞职之后，袁世凯的亲信范源濂代理教育总长，美育的提倡随即夭折。在蔡元培走后一个星期，北洋军阀政府召开临时教育会议，在“教育宗旨”中删除“美育”。鲁迅对这种愚蠢到没有足够的知识水平来认识美育意义的人，非常气愤。他在7月12日的日记上写道：“闻临时教育会议竟删美育。此种豚犬，可怜可怜。”连这么一点革新也要抹掉，真是豚犬之行。鲁迅难以忍受这种横暴，他不顾教育会议的决议，在会后的第三天，又到原定的地点继续进行讲演。这次讲演，课堂里开始只有一个人，但他还是认真地讲下去，听者陆续而来，增至十人。鲁迅深切地感到，提倡一点新的东西，在旧思想传统盘根错节的中国社会里，真是太艰难了。
到北京之后，尽管他竭力钻进古籍中去寻找慰藉，然而，他毕竟生活在纷纷扰扰的社会中，许许多多不合理的、令人气愤的事情不能不使他感到烦恼。北上两个月，他时时陷入苦闷的煎熬中。在他讲了《美术略论》最后一课之后，一个不幸的消息，把他推进了更深的苦闷与悲哀之中：他那位正直、憨厚的友人范爱农死了。鲁迅到北京之后还接到过他的信，常常衷心地缅怀着这个诚实然而力量单薄的友人，也想在北京为他找个可以糊口的工作，但是没有成功，鲁迅常常怀着爱莫能助的悲哀。他知道，在他离开绍兴之后，接替他担任校长的是一位孔教会会长，而这位会长上台不久，就革掉了学监范爱农。范爱农失去了职业，又被推回到革命前的卑微境地。他寄食在一位熟人家中，由于贫寒和寄人篱下，很少有人和他交往，人们也不愿再听他的空洞无谓的牢骚，他感到万分寂寞。他的窘困景况，鲁迅是有所了解的，然而却没有想到，革命后还不过半年，他竟突然死去了。为什么死得这样突然？是真的落水而死的吗？不，他明明是游水的好手，决不会像落叶那样轻易地被波涛卷走的，一定是不合理的黑暗吞食了他。鲁迅深情地怀念着这位善良的朋友，为他的死感到深深的悲痛。范爱农的面影，一天，两天，三天，总是徘徊在鲁迅眼前，似乎在向他悲诉，向他呼唤。第四天晚上，那是一个风雨交加的夜晚，鲁迅沉思地凝视着眼前的雨夜，想着这血淋淋的大地上的争夺、权谋、闹剧和悲剧，想到正直、忠厚的友人，已被横暴的黑暗所吞没，他悲愤极了。于是，提起笔来，写下了《哀范君三章》： 风雨飘摇日， 余怀范爱农。txt电子书分享平台
在寂寞中挣扎的岁月（4）
……
海草国门碧，多年老异乡。
狐狸方去穴，桃偶已登场。
故里寒云黑，炎天凛夜长。
独沈清冷水，能否涤愁肠。 这是真正的悲剧呵！这位朋友是在他所憧憬和追求的革命到来之后被现实的黑暗所吞没的，鲁迅怎能不感到格外的悲愤！
然而有什么摧枯拉朽的强大力量足以扫除这苦难土地上的寒云与长夜呢？这种力量隐藏在什么地方呢？鲁迅不知道。他感到迷惘，感到寂寞，感到无以救国的悲哀。他陷入了更深沉的忧郁、更浓重的苦闷之中。
为了排遣这种忧郁和沉闷，不使生命虚度，他把工余的全部时间都用来辑录和校勘古书。每天夜晚，在藤花馆里，他伴着昏黄的灯光，不停地抄写着，校勘着，身外的一切：星光，树木，闹市，人群，青翠的草，飘香的花，彷佛根本不存在。就这样，在北京的半年多时间里，他先后辑录了《谢承后汉书》八卷，虞世南《史论》，《虞世南诗》等，还从《沈下贤集》中抄录了《湘中怨辞》、《秦梦记》等传奇故事，并继续纂辑了《唐宋传奇集》，校录了《嵇康集》，辑录了虞预的《晋书》，补写了《石屏集》。
鲁迅是想用辑录和校勘古籍来给自己建造一座高墙，把自己同这个令人失望和厌恶的社会隔离开来，以换得内心的安宁。然而，他毕竟不是潜居于深山中的隐士，他同社会依然保持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因此社会上发生的事件依然越过他手造的墙壁，钻入他的耳中：1913年，袁世凯派人在上海刺杀了国民党理事长宋教仁；进步党第一届内阁产生；孙中山发动“二次革命”，江西督军李烈钧宣布独立，起义*袁世凯；袁世凯颁布《通令尊孔圣文》，袁军击败李烈钧、黄兴，攻陷南京，野心家袁世凯正式爬上大总统宝座，举行庆典，紧接着又解散国会，连*的招牌也不要了；1914年，章士钊在东京创办《甲寅》月刊；袁世凯通令全国“以夏时春秋两丁为祀孔之日”，开始了复辟帝制的准备。
面对越来越浓重的黑暗，越来越露骨的闹剧，鲁迅感到自己无能为力，他只好沉郁地、自我麻醉地继续加厚着那道精神的围墙。他在校勘古籍之外，又开始钻研佛经和抄写古碑。从1914年4月中旬起，鲁迅一本接一本地阅读佛学书籍，一年中，他读了《三教乎心论》、《释迦如来应化事迹》、《华严经决疑论》、《大乘法界无差别论疏》、《金刚经心经略疏》、《大乘起信论梁津》、《瑜珈师地论》、《阅藏知津》、《唐高僧传》、《阿育王经》等佛教经典，并校录了《法显传》、《出三藏记集》等。他不但自己阅读，还常常与住在绍兴的周作人互相交流这类书籍。
为庆祝母亲六十寿辰，他在这年9月，还捐资银元六十元刻印《百喻经》上下卷四十部，并于1915年1月，由金陵刻经处印成。《百喻经》是印度僧人伽斯那所撰，南朝萧齐时印度来华僧人求那毗地译成古汉语。原出自印度大乘佛教，实际上是九十八则佛经中的譬喻故事。1926年王品青对此书加以标点铅字印行时，用它梵文的原名，叫做《痴华鬘》。鲁迅还为他写了一篇题记。鲁迅觉得《百喻经》与《伊索寓言》相近，译笔又好，可供翻译外国文学时借鉴。此外，佛家因明学中含有逻辑的思想方法，某些部分确实能启发人们思考。因此鲁迅读了这些佛教书籍之后，兴奋地对许寿裳说：“释伽牟尼真是大哲，我平常对人生有许多难以解决的问题，而他居然大部分早已明白了，真是大哲！”这时他对于尘世的一切厌烦到了极点，尽管从这些书中感到一种哲理上的慰藉，但他并非从根本上去信仰这种虚幻的宗教。随着岁月的推移，随着他逐步从故纸堆中解脱出来而去迎接时代，他就展开了对佛教的批判。他后来曾对许寿裳说：“佛教和孔教一样，都已经死亡，永远不会复活了”。五四运动时期，他指出儒、道、释“三教同源”，金人玉佛与孔家店一样，都是科学之敌，也都属于应当踏倒的欺人的偶像。 txt小说上传分享
在寂寞中挣扎的岁月（5）
1915年至1916年，鲁迅除了继续披阅佛经之外，还进一步开拓了阅读的领域，造像、画像、拓本、墓志、壁画、金石、瓦当文字无不阅读研究，仅在1915年，他就搜集了《射阳门画像拓本》、《武氏祠堂画像并题记拓本》等数十种。
因为绍兴会馆的藤花馆过于嘈杂，1916年6月，他搬进了同馆的补树书屋。此时第一次世界大战正在进行，袁世凯演出的复辟帝制丑剧，已经破产，张勋的复辟丑剧正在酝酿之中，社会黑暗到了极点，他决定继续沉默，是在沉默中死亡还是在沉默中爆发，他未曾考虑，他只是感到必须沉默，在沉默中让生命像小河一样静静地流逝。如今，他找到僻静的古屋了，而这院子又有一株古槐树，相传过去槐树上曾缢死过一个女人，因此这屋子很久没有人住。他觉得这阴冷的环境和自己的心境是相宜的，因此搬了进去。在这里他又潜心地抄写、校勘、整理了大量的古碑以及其他有关美术的宝贵资料，其中有《吴谷朗碑拓本》、《唐邕写经碑》、《栖岩寺舍利塔碑》等二百数十种碑帖，《汉画象》、《杂造象》、《六朝造象》等五十多种石刻拓本。不管会馆外的世界是如何纷扰，每天他从办公室一回到补树书屋，就一头钻进这些从来无人问津的古老碑帖丛中去研究、欣赏和抄录，并在这种缓缓的开拓中，赢得了一种只有他能领略的精神上的淡淡的慰安。
唯在夏天的夜里，因为蚊子太多，屋里又实在闷热，鲁迅才不得不摇着蒲扇坐在高大的古槐下乘一会凉，然而他也不愿意更深地想些什么，只是孤单地从古槐的密叶缝里看那星星点点的破碎的青天。常常在这时，晚出的槐蚕会突然冷冰冰地落在他的脖子上。
在鲁迅经历着他一生中最寂寞的这一段时间里，中国的大地上一种新的东西正在萌动。1915年9月15日，陈独秀主编的《青年》杂志创刊了；1916年9月1日它改名为《新青年》，杂志社也由上海移往北京。10月1日，胡适在《新青年》发表了著名的《与陈独秀书》，提出文学改良的八项主张，即“一须言之有物。二不摹仿古人。三须讲求文法。四不作无病之呻吟。五务去烂调套语。六不用典。七不讲对仗。八不避俗字俗语”。这之后不久，陈独秀在次年2月号的《新青年》上发表了《文学革命论》，这篇文学革命的发难文章提出三大主义，即“推倒雕琢的阿谀的贵族文学，建设平易的抒情的国民文学”；“推倒陈腐的铺张的古典文学，建设新鲜的立诚的写实文学”；“推倒迂晦的艰涩的山林文学，建设明了的通俗的社会文学”。对于中国土地上这些新的足音，鲁迅倾听着，静观着，而且是带着怀疑的眼光静观着。他按期阅读《新青年》，并在1917年3月，给周作人寄去了十期。他在想，过去自己曾经呼喊过变革之声，但是没有用；现在别人又在呼喊了，会不会有用呢？他决心要看一看。他继续过着他那独特方式的生活，陪伴他的依然是孤独和寂寞。他在这一年除夕的日记上写着：“夜独坐录碑，殊无换岁之感”。
然而他那颗伟大的心灵无时不在燃烧着对中华民族的热爱。这一年3月，他在*审查中华书局送审的书刊时，看到了周瘦鹃翻译的《欧美名家短篇小说丛刊》，心里十分喜悦。他感到在黑暗里的中国，这种介绍被压迫民族和欧美进步作家的文学作品，是难得的。他欣喜地给这本书写下了“空谷足音”的评语，并呈请*适予奖励。这是鲁迅流露出来的真正的心声：与被压迫民族的文学作品所发出的声音产生了共鸣。
从这一年的夏初开始，鲁迅购买碑帖画册的数量减少了，《露国思想及文学》、《波兰说苑》、《陀氏小说》、《高木氏童话》、《古普林小说选》、《德文学精神》等外国书籍大量地出现在他的案头。他对鼓动自由与反抗的外国文学的兴趣复活了。
这一年7月，鲁迅第一次以明确的行动对反动的政治公开表示了抗议。当张勋宣布复辟，辫子又要重新回到人们的头上时，他再也不能忍受了。他愤然地向*提出辞职。半月后，张勋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