艾琳和凯瑟琳的三妹、四妹也做了海外传教士，三妹弗洛伦斯后来也来了中国，四妹则去了非洲。
1904年12月25日，圣诞节。司徒雷登夫妇和莫菲特夫妇乘坐的海轮抵达上海，老司徒夫妇专程从杭州赶赴上海迎接他们。根据布道团的安排，司徒雷登夫妇被派赴杭州，而莫菲特夫妇则被派往苏州。
1905年2月3日，中国农历甲辰年的除夕日。司徒雷登偕新婚妻子与父母一同回到了阔别近20年的杭州。
关于司徒雷登的妻子艾琳（中文叫路爱玲），今天人们知道的很少。1906年2月，她生下了与司徒雷登爱情的结晶杰克（后来也成为牧师）后，身体一直不好，司徒雷登的挚友包贵思（Grace M。 Boynton）在一篇关于司徒雷登的文章中曾提及这位美女，原文是用英文写成的，而由冰心（谢婉莹）译成中文：
一个苗条身材，一个柔和苍白的脸，软软的头发，遮在额前，一个又开朗又深沉的微笑，关于她的一切都显示着玲珑脆弱，她的娇软的南腔，她的轻柔的姿态，她的嫩白的瘦。她是“司徒妈妈”（笔者按：此指司徒雷登的母亲玛丽·霍顿）的一个完美反衬和衬托，假如司徒妈妈是活泼与精力，这妻子是对于认得她矮她的人呈现了通彻的秀美，如同鲜花在雨露中散出幽香一般。
1926年6月，年仅48岁的艾琳卒于北京，她被安葬在燕京大学东门外中关园的燕大公墓内，并且是这座公墓建成以后所安葬的第一位逝者。岁月如流，墓地早已不存，先是成了菜地，现在是北京大学的社区体育活动场所，仅有几株当年的松树在默默地注视着这人间世事的沧桑。
回到第二故乡，对司徒雷登而言，当务之急是重拾起基本上已忘记的汉语。
司徒雷登对语言的爱好似乎出于天性。他说，他生来就喜爱语言学习，感到汉语似乎对所有的语言爱好者都有一股强烈的魅力。他认为自己在学习汉语方面，在听力、发音上都有着他人所不及的有利条件。他决心使自己成为一个能讲一口流利的杭州话的西方人。
经过一年的汉语学习，司徒雷登成功地恢复并提高了他的汉语听说能力，特别是对杭州方言，他学习和研究的兴趣更大。他认为：
这一方言（杭州话）在整个中国很独特的，它是官场语言（普通话）和所谓的吴语（苏州和浙北方言）相混杂的一种语言，早在南宋王朝迁都杭州时就形成了。我对这种语言怀有偏爱心理，它好像具有其他方言所没有的轻快悦耳的音韵和丰富的表现力。 。 想看书来
“去中国，并使中国基督化”（4）
除了英语之外，司徒雷登还能说拉丁语、希腊语、汉语等五种语言。刘廷芳、谢景升《司徒雷登年谱》对他此次研习汉语亦有记载：
此番习华文，与在美治拉丁、希腊古文相仿，对文字有特别兴趣，每日功课为识字、读书，并研究中国谚语，及古人先哲名言，说话则注意日常应用词句，不经年，学大进。
美国南长老会在杭州传教的地域很广，除杭州城区外，还包括浙北广大地区，如德清、戈亭、塘栖等地的乡镇都是传教士的传道之处。
从1906年开始，司徒雷登被派到杭州以北的乡村传教。“所至为杭州与湖州隶属各地，数百里中，无西人也。入乡村，起居饮食，与乡民俱，共话桑麻，并问礼俗，得悉民间生活与痛苦颇详。”
作为区域牧师，司徒雷登负责的区域包括50个村庄和208名基督徒。他在自己的教区办起了《圣经》学习班，除指导学生研读《圣经》外，也传授社区服务知识。这些地区，原来都是他父母昔日传教生涯中所到过的地方，因此，他在父母的指导下，学会了如何主持教会的活动，如何先与中国民众交朋友，再向他们传播福音教义。
司徒雷登的传教做法，在形式上与英国中华内地会的女传教士福姑娘很相似。福姑娘在杭州传教时，先对杭州的妇女们说：“我是来做杭州女人的，我吃你们所吃之饭，穿你们所穿之衣，说你们所说之话，我们都是姐妹。” 福姑娘以她“入乡随俗”的努力，最终得到了不少杭州妇女的信任。后来，她嫁给了中华内地会的创始人戴德生。司徒雷登和福姑娘的这种方法，是为实现《圣经》中保罗所说的“在什么样人中成什么人”的教诲，他们都是要实现“在中国成中国人”的愿望。
司徒雷登在杭州地区的传教过程中，还对传教的方法作过研究。他认为没有必要让皈依基督教的中国人抛弃他们固有的敬祖宗的习惯，做礼拜要讲究气氛，以适应中国教徒的实际需要。这些对传教方式的改良，以后也体现在他所创办的北京燕京大学的教育管理方面。
在杭州，司徒雷登除了布道以外，与他母亲一样，对办学、兴学也有着浓厚的兴趣。1907年，他率先提出建议，由南长老会与北长老会共同合办育英书院，得到差会的首肯，并在六和塔一带购置土地建设新的校区，这所经合并改组后的学校就是杭州之江大学。
1910年，司徒雷登的二弟沃伦·霍顿从美国耶鲁大学获得博士学位后返回中国。1916年，他受聘为杭州之江大学校长。
司徒雷登在杭州期间，还见过驻节杭州的浙江巡抚聂缉椝，他在《在华五十年》中写道：
记得有一次我在杭州的一条街上行走（在当时，对一个有社会地位的人来讲，步行本身就是不体面的），正在这时，巡抚过来了。他坐着八人抬的装饰华丽的大轿，由一帮穿制服的家仆前呼后拥着。我怀着敬畏的好奇心凝视着这位高级官吏，对他我是决不指望能更靠近一步的，而且可以很容易地想象出他如何以鄙夷的眼光看着一个孤独的野蛮人闪开道让他过去。 。。
“去中国，并使中国基督化”（5）
聂缉椝（1855—1911），字仲芳，湖南衡山人。副贡生。望族出身，其家族以“三代进士，两世翰林”著称一时。及至聂缉椝之父聂亦峰仍为翰林，官虽仅至广东知县，然其乐善好施之举已是名声在外，所以“中兴名臣”曾国藩要将自己的季女曾纪芬许配给仅为贡生副榜出身的聂缉椝。
虽然科场不兴，但是聂缉椝凭着自己的努力做了上海道台，兼任洋务企业江南制造局总办。后来，在浙江按察使兼杭州洋务总局督办任上，与日本驻杭州领事签订了划杭城武林门外拱宸桥北，运河东一带700余亩（约合万平方米）的土地为日租界的协议。最终在经过浙江按察使、江苏布政使、浙江布政使“三权藩篆”的历练后，于1903年9月迁任浙江巡抚。巡抚是管理一省军政的主官，正二品。1905年10月，聂缉椝因浙江铜元厂舞弊案而被解职。
司徒雷登在文中并未提及自己是哪一年见过这位巡抚大人的，但从司徒雷登1905年2月始抵杭州，而同年10月聂缉椝已“被劾开缺”，继任者张曾敭未到职前由浙江将军瑞兴兼任巡抚的情况来看，应为1905年10月前。这一年，司徒雷登29岁，而聂缉椝已50岁。
司徒雷登认为，这次在杭州看见浙江巡抚聂缉椝使他想起了他早年和晚年地位的变化。他继续写道：
但是，这位官吏的夫人碰巧是著名的军人兼学者曾国藩总督的女儿，一个入教多年的虔诚的基督教徒。她八十三岁上到北京访问，曾作为我的客人到燕京与教师和学生们进行了亲切的会面。由于她父母的关系，她本人的学识以及矍铄的精力，受到人们极大的尊敬。返回杭州之后，她送了我一幅书法清秀的对联，借以抒发她访问这所她久已向往的著名学府的情怀。
聂缉椝之妻曾纪芬（1852—1942），湖南湘乡人，曾国藩季女。她是聂缉椝去世以后衡山聂氏家族的精神领袖。聂氏的后人在进入民国以后，在上海经办恒丰纱厂等实业致富，所以曾纪芬有“总督之女、巡抚之妻、巨商之母”的称号。晚年，她自号崇德，工书法。在其子、沪上实业家聂云台的影响下，曾纪芬由信佛转而相信基督，而聂云台却在经历了实业挫折以后，由信基督改为礼佛。
司徒雷登在文中说曾纪芬住在杭州有误；实际上，曾纪芬住在上海，在民国年间沪上有颇为著名的聂家花园。1934年，时年83岁的曾纪芬北上北平（今北京），访问燕京大学，并与燕京大学校务长（实行校长之权）司徒雷登会面。从儒生聂缉椝眼中的穷“夷人”到基督徒曾纪芬眼中的著名教会大学的校长，司徒雷登认为这一切颇有戏剧性。
曾纪芬有17个孙辈是燕京大学的学生。
在传教士们看来，传教与教育是密不可分的。有材料显示，司徒雷登在返回他阔别17年的出生地杭州后，曾在杭州冯氏女学和弘道女学任过教职。书 包 网 txt小说上传分享
“去中国，并使中国基督化”（6）
冯氏女学为19世纪末叶英国圣公会（Church Missionary Society）女传教士玛丽·沃恩（Mary Vaughan）捐资2000金镑（一种含金的英国货币，类似于当时法国发行的金法郎）所建，设校址于杭州紫金观巷，迨1907年玛丽·沃恩女士归国度假，建筑工程由她委托梅更（Duncan Main）医师主持进行。1908年，玛丽·沃恩返回杭州，因旅途辛劳引发宿疾，在杭去世。为了纪念她，遂定校名为“冯氏高等女学堂”（Mary Vaughan Girls’High School），而“冯氏”其实为今译“沃恩”的意译，以中国人的姓来翻译外国人的姓是当时的习惯。
冯氏女学于1909年开学，首任校长为沃恩的挚友巴恩斯（Barnes，旧译作巴罗以、巴路义）女士，学生仅有20人。民国三年（1914）改为冯氏女子中学，并附设国民学校。
冯氏女学开学之初的学生中，有两位是籍隶湖南湘乡的堂姐妹，系出名门。姐姐曾宝荪，（1893—1978），曾祖是曾国藩，祖父是曾纪鸿，父亲是曾广钧。妹妹曾宝菡（1896—1979），父亲是曾广钧之弟曾广钟。宝荪于1907年来杭入浙江女子师范，毕业后再入冯氏高等女学，受校长巴恩斯影响，受洗成为基督教徒。1912年随巴恩斯赴英国游学，时其堂弟曾约农已在英国留学，而伯祖父曾纪泽又在伦敦做过驻英公使，故对伦敦并不陌生，最后以优异的成绩考取伦敦大学理科学士，成为第一位获得伦敦大学优等学位的中国女性。回国以后，创办长沙艺芳女学（今长沙第十四中学），一办就是三十二年，一生以女子教育为职志而着重女子完全人格的培养，是著名的教育家。她的座右铭是：“待人以慈祥，处世以淡泊，临危以镇静，持身以简朴。”宝菡在冯氏女学毕业后考取了杭州广济医院（今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二医院前身），后成为广济医院骨科专家，她也是基督教徒。
弘道女学是由美国基督教南长老会于1867年创办的贞才女学、1899年美国北长老会创办的育才女学、1902年美国北浸礼会创办的蕙兰女学三校于1912年合并而成的，中文定名为弘道女学。
现在的问题是，冯氏女学于1909年2月始行开学，而司徒雷登却在前一年的1908年夏，就应南京金陵神学院之聘赴宁任教，举家迁往南京，又如何在杭州任教呢？郝平《无奈的结局——司徒雷登与中国》一书的附录《司徒雷登大事年表》载，1911年10月辛亥革命后南京金陵神学院停课，司徒雷登离宁返杭，直至1912年秋才返南京。其间，他有可能在杭州冯氏女学任教。当然，也有一种可能，就是司徒雷登属于兼课性质，往返于宁杭之间，但笔者迄今未获得这方面的史料。
至于弘道女学，司徒雷登在弘道女学的前身贞才女学任教倒是极有可能的。因为它是由司徒雷登的母亲创办的，后来与另两所女学合并后成立杭州协和女子学校，上述都可以算作是弘道女学的前身。
1928年，弘道女学由美国三家创办团体移交给了中华基督教会华东大会和中华基督教浙沪浸礼会两所中国团体接办，并更名为杭州市私立弘道女子中学，并附设小学及幼稚园，它的历史一直延续到1952年。位于学士路的校址就是今天的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妇产科医院，附设小学则是今天的行知幼儿园。
txt电子书分享平台
基督徒兄弟？（1）
司徒雷登与蒋介石
司徒雷登以浙江为籍贯，以杭州为出生地。在主持燕京大学校务期间，他经常参加学校里的浙江同乡会活动，燕京大学的吴雷川、刘廷芳、赵紫宸等都是浙江人（有的还是杭州人），司徒雷登与他们常以乡党相称，这一点对解读他与蒋介石的关系是很重要的。
蒋介石（1887—1975），名中正，以字行，浙江奉化人。蒋介石出生的这一年，司徒雷登已11岁，随父母返美休假，兄弟四人穿着中国的服装表演中国人的吃饭方式。
蒋介石早年东渡日本，入振武学校，其间加入中国同盟会，武昌辛亥首义后回国，协助陈其美组织江浙方面的举义活动，并参加讨袁之役，是孙中山组织的中华革命党中坚分子。后以“陈炯明事件”中的表现受孙中山赏识，任护法军政府大本营参谋长，孙以“安危他日终需仗，甘苦来时要共尝”联赠蒋勉之。黄埔军官学校在广州创立，蒋介石任校长。平定商团、*陈炯明、平定刘杨、东征，都是蒋之所为。嗣后，以国民革命军总司令的身份领导北伐战争。1927年4月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蒋介石一度下野，与宋美龄订婚，皈依基督教。复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军事委员会主席。1928年春，蒋介石率领国民革命军第一集团军开始第二次北伐。6月，北伐军占领北京，改北京为北平。10月，司徒雷登在曾任燕京大学宗教学院院长的刘廷芳陪同下来到南京，住在他们两人共同的好朋友孔祥熙家中。
孔祥熙幼时即信仰基督教，是中国世家子弟中最先皈依基督教的人。在美国留学期间，他结识了同为基督教徒的孙中山，先后加入中国同盟会和中华革命党。1914年春，孔祥熙与孙中山的英文秘书宋蔼龄结婚。1915年，孙中山与宋蔼龄的大妹宋庆龄（之前接替宋蔼玲成为孙的秘书）结婚，孔、孙遂成连襟。1927年12月，蒋介石又与宋蔼龄的小妹宋美龄结婚，孔、蒋又成连襟。孔祥熙长于理财，历任财政厅长、财政部长、实业部长、工商部长等职，并于1929年10月担任燕京大学董事会主席。
1928年10月10日，在孔祥熙的引见之下，司徒雷登第一次与蒋介石见了面。这一天恰好是*17周年国庆节，也是南京国民政府实行五院制，蒋介石就任国民政府主席，谭延辏А⒑好瘛⑼醭杌荨⒋骷咎铡⒉淘喾秩涡姓⒘⒎ā⑺痉ā⒖际浴⒓嗖煳逶涸撼ば木椭暗娜兆印＝槭⒈怼陡嫒裰谑椤罚乒裾际敌醒嫡�
由此可以推断，司徒雷登极有可能是参加了在南京丁家桥国民党中央党部举行的国民政府主席、五院院长及新任各委员的宣誓仪式后与蒋介石会面的。这也可以印证郝平在《无奈的结局——司徒雷登与中国》一书中所说：“由于是初次见面，司徒雷登与蒋之间只是彼此寒暄了一番，并未做更深的交谈。”
基督徒兄弟？（2）
在南京期间，司徒雷登在孔祥熙的介绍下，还会见了新任国民政府委员、考试院副院长、孙中山的长子孙科以及大学院院长蒋梦麟等国民政府要员。
对于这次南京之行，司徒雷登在*中写道：
蒋介石领导的国民政府刚建立不久，我访问了南京，结识了新政府的领导人。当我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