冗长的表彰会过后，就是国人例行的庆功宴会。可是，作为战役主要功臣之一的刘建业，可就没有多少口福。几乎连一口酒菜都没有吃上嘴，他就被战区政治部的人请到了会场外面临时搭设的记者招待会的会场，去和其他几个功臣一起接受各方记者的采访。
记者们已开始显示把目标集中在了第二集团军的几个主要人物身上。可惜的是，别看那些出身西北军的老资格将领们在战场上面威风八面，可是他们应对这些无冕之王的功力实在是惨不忍睹，说出来的话干干巴巴，实在无法让记者们感到满意。然后，记者们又把注意力集中到了汤恩伯的身上。汤军团长在吹嘘自己部队的战功时候，倒是滔滔不绝，几近于天花乱坠，充分显示了从日本留学回国的海龟的风采。可当记者们对于他在3月月底之前部队的行动，表示了少许的怀疑以后，汤军团长就立即换上了一幅面目，显得很不耐烦，最后干脆就直接的拂袖而去，把记者们晾在了一边。无奈的记者们，只好再次转移了目标，开始对新编十四师的刘师长表现出了兴趣。
刘建业作为从后世回到以前的人物，就算没有吃过猪肉，总还是见过猪跑的。后来的那个时代，可是媒体高度发达，狗仔队盛行的时候，刘建业见过电视上面很多的明星人物如何应对记者的狂轰滥炸的，而且也多次看过政府的那些新闻发言人是如何展示风采的。所以，在适应了一下以后，刘建业开始了在媒体面前的光辉亮相。
“请问刘师长，国军这次会战的伤亡远大于日军，你认为国军此次战役是真的取胜了没有？”一个记者问道。
“西方军事学家克劳塞韦茨说过，战争是政治的延续。由此，战争的胜利与否，并不取决于双方的伤亡数字，而是取决于是否达到了战役发起时定下的目标。敌人发起战役时候的目标，是要通过南北对进，占领徐州，消灭我军在徐州周围的部队主力。显然，战役的进程并没有向他们预想的方向发展，敌人除了损兵折将，并没有达到他们的目的。相反，我军既保住了徐州，又保存了主力部队，还给敌人以巨大杀伤。你说，是谁达到了战役的目的？国军是否真的取胜，也就不用我来告诉你了吧？”
“我是《大公报》的记者，我想请问刘师长，这次战役，我军能够取胜，主要取决于哪些方面？”
“我想首先应该取决于蒋委员长的高瞻远瞩，英明决策；其次，是军委会各部门，各战区对我军参战部队的大力支持；再次，是战区李长官和白总长的指挥得当，部署正确；最后，是将士们为国用命，不顾伤亡，不畏危险的和敌人殊死战斗。至于，我们这些前线指挥官，只是顺水推舟，功劳远远没有前面所讲到的那些方面那么大。”花花轿子众人抬，论到功劳的时候，自然是要把上面抬得高高的。他们高兴了，自然就不会亏待了下面人的。
“我是《申报》的记者，我想请问刘师长，你认为什么时候，我们可以彻底打败日本？”
“这个是最高统帅考虑的问题，我作为军人，只是服从命令，为国效命。当然，我可以讲一下我的个人看法。我认为，在短时间内，我们无法彻底打败日本。要想彻底打败他们，我们要做好长期抗战的准备。这个时间也许会很长，代价也许会很巨大。但是，就像蒋百里先生去年出版的《国防论》里面所说得那样，中国是有办法的。只要我们紧跟着最高统帅，齐心协力，团结一致，共御国辱，坚持到底，我们必将最终取得胜利。世间之事，唯有坚持到底。”
“刘将军，我是来自香港的记者，我想请问，当你去年接到命令带领部队参加淞沪前线的战事的时候，你有什么想法没有？”
“我很高兴，我能参加到为国家民族争取独立自由的伟大事业里去，这是身为军人的荣誉。”
“我还想请问刘将军，我们知道，去年你在罗店率队和敌人肉搏战的时候，曾经受过伤。我想知道，你当时有什么想法没有？”
“青山有幸埋忠骨，何须马革裹尸还。只要是为了国家民族而战，我不在乎死在什么地方，死后葬在何处。”
“我是上海《字林西报》的记者，我想请问刘将军，如果有一天，日本被打败了，你最想做什么呢？”一个来自上海英文报纸的记者用英语提问。
刘建业在后世的时候，虽然英语功力不低，但是他还是很讨厌动不动什么方面都考英文，就连有的同学考古汉语专业的研究生，竟然也要考英语。所以，虽然他听得动这个记者的英语提问，但是他还是耐心的等着翻译讲完，才开始回答：“首先，我希望这位先生知道，这里是中国，这里的官方语言是汉语，以后，如果你在正式场合采访，请用汉语提问。如果在私人场合，我不会介意用英语和你交流一下的。还有一点，请你一定要明白，不是如果有一天，日本被击败了，而是必然有一天，日本被打败了。等到日本战败投降以后，我想我会向当局要求带领部下到日本本土，对日本进行军事占领，彻底消除日本的军国主义，把那些在战争里犯下罪行的人，全部送上军事法庭，对他们进行正义的审判。没有一个国家和民族，可以犯下罪恶以后，只是说一声道歉就逃脱惩罚的。他们必须为自己的所作所为付出相应的代价。日本必须为自甲午之后，在中国所犯下的罪恶进行赔偿。此后，我还想要做两件事情。我听说，他们日本有一个说法，说是为天皇献身的军人，死后的灵魂可以回到靖国神社，成为人们顶礼膜拜的神。我很想带着人去把那个地方拆掉，在那里建一个中国抗战死难将士和平民的纪念碑，以告慰在战争里不幸死难的中国人。办完了这件事情，我还想带队在日本东京皇宫前面的广场搞一次阅兵游行，让所有的日本人都明白一句两千年前的我国汉朝人说过的话，凡我强汉者，虽远必诛。只要是有人胆敢侵犯我们中国，即使他逃到天涯海角，也会被无情的追杀。各位记者，这几句话，你们不必修饰加工，就这样直接的登出来。我就是要告诉日本人，我和他们永远不共戴天，有敌无我，有我无敌。”
这几句话一说出来，全场一下都被镇住了。自从抗战军兴以来，还从来没有人这样的对日本人毫不客气，居然想要拆掉日本军人心里的圣地靖国神社，还要在日本天皇的皇宫前面搞阅兵游行。这简直就是对日本的莫大侮辱。这个刘将军，是不是和日本人有过什么深仇大恨？以至于他这么痛恨日本人？看来，这个年轻将军很有新闻价值，回去以后，要多深挖一下他的背景。
记者招待会开完以后，有人善意的提醒过刘建业，他的话有点过火了。刘建业倒是对此毫不在乎。老子怕他日本人？怕他的话，老子就不会上前线和他们玩命了。老子最喜欢干的杀那帮狗日的小鬼子。
第二天，各个报章和电台，几乎都刊登了刘建业在记者招待会上对记者所说的那些话，尤其是最后所说的那些话。对此，各方的反应不一而同。有的人是感到痛快解气，有的人深为刘建业部队的前途感到担忧，有的人则是暴跳如雷，恨不得把刘建业撕成碎片，以泄心头之愤。有着最后那种想法的人，不用说，大家都知道是什么人了。
第五十八章 … 大战间歇（求推荐＋收藏）
日军在台儿庄战役失败后，尽管日军统帅部硬着头皮说：“这不是一个败仗，只是指挥官的一次小小的失误，第5、10师团的余部不是溃败逃跑，而是做新的战略转移。”但恼羞成怒的日本政府，立刻召开紧急会议表示：日本政府不能蒙受如此羞辱。
其实，日本天皇原在2月16日的御前会议上说：“在8月以前绝不向新地区发动进攻。”台儿庄惨败后，日军大本营已经无法再考虑战略上深入与分散的问题了，日军必须立刻设法击败中国军队，以挽回“皇军无敌”的声誉。日本天皇立即决定：迅速向中国大规模增加兵力，发动更大的进攻，誓报台儿庄惨败之仇。
日军统帅部深知徐州不可轻取，非调集重兵，四面合围，否则断难打通津浦线。4月间，侵华日军华北方面军和华中派遣军自平、津、晋、绥、苏、皖一带，纠集了13个精锐师团，约30万军队（其中包括矶谷和板垣两师团从台儿庄撤退后，重新集结，补充休整兵力），并配有各种重武器，飞机数百架，兵分6路对徐州形成大包围，采取南北对进，侧翼迂回的战术，企图围歼云集在徐州一带的第5战区主力。
4月7日，台儿庄战斗刚结束，日军前线指挥官电告大本营：徐州地区有一股中国军的强大集团，据可靠情报，该集团约50个师，60余万人，几乎全部为蒋介石的精锐部队。
陆军统帅部顿时惊喜若狂，认为这是报台儿庄之仇的一次难得的战机。
杉山元陆相当即向天皇报告，强烈主张发动徐州会战。他说：“对于集中在徐州方面的中国军予以痛击，可以收到挫伤敌军抗战意志的巨大效果。因而，陆军准备实施对徐州的歼灭作战，由于该敌差不多是中国军队的精锐主力，并且已经处于孤立状态，我军应不失时机，以大的兵力，以大的规模会战，使之一举彻底歼灭该敌。本职认为，只要达到了歼灭这股敌军的战略企图，就能使武力解决中国事变，促使蒋政权屈服投降，迈出决定性的一步，亦可挽回我军在台儿庄的不良影响。”
天皇见报，顿时喜出望外，亦认为这是刹住蒋介石正在进行的台儿庄胜利大宣传的嚣张气焰的大好良机，当即定案：围歼徐州中国军队，并要求：陆军此次进攻，定要取得巨大战果，不使徐州地区50个师的中国军队一人漏网，务求全歼。
为求速战速决，不失这千载难逢的良机，大本营陆军部于当日向华北方面军总司令官寺内大将、华中派遣军总司令官畑俊六大将下达第84号命令：
一、华北方面军司令官应以有力之一部击破徐州附近之敌，占据兰封以东陇海线以北之地区。
二、华中派遣军司令官应以一部占据徐州以南津浦线附近。
日大本营在动员华北方面军、华中派遣军的主力投入这场战斗的同时，还下令关东军派军支持。由于华北方面军司令官寺内寿一大将与华中派遣军畑俊六大将的官衔相同，谁也不会接受对方的指挥，因此，只有紧急派遣大本营陆军参谋本部的作战部长桥本群少将，率领参谋本部的参谋军官，在济南成立大本营派遣班，组织包括华北与华中日军的参谋军官，进行徐州会战的作战协调工作。
日军以第16、第144师团增援北线的第5、第10师团，沿津浦路向南推进，以引诱中国军队主力；以第14师团从濮阳渡黄河入鲁西南和豫东，断陇海路，从而阻遏援徐州之中国军队，亦断徐州守军退路；以第13师团在南线的蚌埠、怀远间集结；以第6、第9师团向凤阳、合肥进逼；以第101师团向苏北攻击。
5月上旬，南路日军开始北上，相继攻占徐州南面的龙元、蒙城、宿县，并攻陷徐州西边的黄口车站，包围并切断了徐州西南面的退路。
5月中旬，北路又一股日军，从淮阳强渡黄河，进入鲁西地区，迅速攻占了郸城、菏泽、金乡、鱼台等重要据点。该地区虽有孙桐萱、庞炳勋、商震等部队，但在广阔的鲁西平原上，无险可守，日军得以快速推进。北路日军与南路日军相呼应，自西北向徐州压来。此时，日军对徐州的大包围业已完成，正从四方八面向徐州突进。
而此前一段时间的中国军队，在做什么呢？由于国军自开战以来一再的后退，国土不断沦陷，国民政府内部开始出现了一些不同的声音。少数人组织了一个非正式的所谓低调俱乐部，在各种非公开场合，宣扬所谓的抗战亡国论，说什么抗战必败，不抗日还能多活一段时间，越抗日，亡国越快，不如不抗日。最港当局当然对于这些声音的来源是心知肚明，只是手里实在没有什么可以拿得出来的战果。现在国军总算在台儿庄打了一个胜仗，最高当局自然是希望能够把这个胜利扩大化，在徐州再来一个大胜仗，消灭更多的日军精锐部队。这样，也就可以更加巩固自己的地位，争取更多的国际同情和援助。所以，最高当局采取了与日军针锋相对的方针，从3月下旬起，从各战区调集大批军队，使第5战区的兵力由29个师增加到64个师又3个旅，共达60万人。同时，他还将中央军胡宗南、黄杰、桂永清、俞济时、宋希濂等部布置于豫东，作为徐州的后援力量，试图在徐州与日军一决雌雄，以一次大的会战，彻底改变战场局势。
蒋介石的上述想法，早在台儿庄会战之前就已表露。他亲临徐州督战时就对白崇禧等人说：“徐州是这次会战的核心。徐州位于黄淮之间，地界鲁、豫、皖、苏四省之交，为南北之通津，中原之屏障。在中国历史上，徐州之得失，有关国家之兴替。”
何应钦附和说：“委员长的指示极为重要，十分英明。徐州，历来是兵家必争之地，南守可略豫、鲁，北守可瞰淮河，不可轻易放弃。”何应钦自从西安事变之后，一度为蒋委员长所不满，加上自己又向来在国内有着军中第一亲日派的名号，故而对蒋委员长采取了恭顺的态度，万事都以蒋委员长的意见为自己的意见，不敢有丝毫的不一致。
“我们一定要死守徐州！”林蔚也跟着随声附和。
刘斐认为徐州应该守，但最终必然守不住。考虑到自己仅是个作战组长，不便公开与蒋介石“较劲”，只好用眼睛盯着素有“小诸葛”之称的白崇禧，盼望他拿个好主意。白崇禧懂得刘斐眼光的意思，但也不好正面反对蒋介石的意见。他打了个迂回：“这次敌军的第10师团和第5师团进袭鲁南，气焰十分凶狂呀！”
不等白崇禧说完，蒋介石就说：“凶狂怕什么？我们可以增调兵力。徐州必须死守，因为在徐州决战，可以争取时间，保卫武汉。徐州守得越久，我们争取的时间就越多，就可以把保卫武汉的准备工作做得好一点。”
“委员长的远见，令人佩服之至！”何应钦又发出了赞美之声。
白崇禧见蒋介石决心已下，不好再说什么了。
台儿庄胜利后，蒋介石等人盲目乐观情绪更为膨胀。
但身为第5战区最高长官的李宗仁，对形势的判断并不乐观，他深知，徐州四周为平原地带，无险可守，日军是机械化部队，又多有空军助战，在此处打起来，中国军队要吃大亏。他认为：“我方在徐州一带平原，聚集大军数十万人，正是敌方机械化部队和空军的最好对象”。李宗仁从持久消耗战的战略思想出发，认为在徐州同敌军作阵地相持的消耗战是愚蠢的。指出：“以中国军队的装备，只可相机利用地形条件，与敌人作运动战”。他为避免重蹈京沪战场的覆辙，提出撤离徐州的意见，而军事委员会中的少数人却陶醉于台儿庄的胜利中。李的意见被否定之后，即部署徐州会战。
4月18日，中国最高军事当局令第五战区集中兵力于徐州附近，准备再次聚歼日军。日军改以部分兵力在正面牵制对方，主力向西迂回，企图从侧后包围徐州，歼灭第五战区主力。日军第10、第5师分别从山东峄城（今属枣庄）和临沂西北的义堂地区南进，对守军第2集团军和第20、第3军团及第27军团第59军实施牵制性进攻。守军顽强抗击，至月底，将日军阻止在韩庄、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