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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到这里若再回顾一下当初的八里铺重城之争，我们会有趣的发现，倘若当时能奉行王在晋的策略，筑八里铺重城，暂守山海关，而并不急于到关外去扩军备战的大搞铺张浪费（可节省几千万），那明朝兴许还真能多扛几年也说不一定（意义非凡啊）。
当时，王同学是一再上疏阐明自己的看法＇2＇＇3＇＇4＇，他的这些见解非常明确的揭示了财政匮乏的危害要远胜于其他忧患，这在当时是非常难得的，堪称远见卓识，但《明史》对于王在晋这种有远见的同学，评价却反而很差，很直白的说他修八里铺重城是没有远略之举。
明史载：“然崇焕薄在晋无远略，不尽遵其令。及在晋议筑重城八里铺，崇焕以为非策，争不得，奏记首辅叶向高。”
这种瞎说可谓够狠、够准，并且颇具学术内涵、专业水准，当然这也得两说，这可能是别有用心，但也可能是纯属巧合，不过结果都一样，那就是《明史》对王同学的评价是低得没谱。
另外，对于老孙头这类乱开方子，往死里整人的，《明史》以及后世的评价却又高得过分了些，《明史》对孙阁老的夸赞这里就不赘述了，而在后世对他老人家的评价中，仅以三位大能之一的当年明月为例，他就直接把老孙头捧成了大神——“拥有改变宿命能力的人”（狂汗）。
当年明月：“明末是一个特别乱的年代，朱氏公司已经走到了悬崖边，就快掉下去了，还有人往下踹（比如皇太极之流），也有人往上拉（比如崇祯，杨嗣昌），出场人物很多，但大都是二、三级人物，折腾来折腾去，还是亡了。
一级人物也有，只有一个。
只有这个人，拥有改变宿命的能力——我说过了，是孙承宗。”＇5＇
点评：
在一场万年难遇的灾变来临之时（一万年就这么几次），在大明王朝财政已经显现出透支迹象之际，给朝廷雪上加霜、落井下石的孙大人，确实是在特定历史时期中，唯一有能力、有手段改变王同学经略地位并取而代之的人，但孙阁老促成的这一改变却是把大明王朝推进了一个万劫不复的死弯，从这个意义上说，他还真是位能改变宿命的人，没他或*朝还亡不了。
其实，后金从来都不要广宁，看看地图都知道，什么意思……广宁都不要，就是说后金连宁远、锦州、大凌河、右屯等等地方，是通通都不要的，所以孙承宗、袁崇焕折腾关宁锦防线一直延伸至右屯，去获取什么“纵深”是毫无意义的。
因此，他们两人修“纵深”，修了N多年，花海了银子，结果却只不过占了一些人家不要的地盘（当然，战力不够，而不能到后金地盘立营也是重要原因之一），而最终被拖死的，也并非是后金，反倒是明朝自己，这一悲哀的结果，充分证明了王在晋当初的担忧是有根据的——若辽东问题成为财政的“尾大不掉之患”，那必将导致不堪设想的恶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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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当年明月著《明朝那些事儿》六】
＇2＇【《三朝辽事实录》卷六王在晋题：“……臣看得辽左军兴费繁钜，田赋频加，取足于溢额之征，漏卮难塞，外廷无措，仰给于大盈之积。待米成炊，其在司农，艰窘倍常，仰屋窃叹，圣明洞鉴，无俟臣心。”】
＇3＇【《三朝辽事实录》卷八王在晋题：“年来辽左兴供繁浩，甚以川酋造孽……皇上欲恢复辽左之城郭人民，须从新肇造，刍粮、军器须从新搬运，将来经费不可胜算。即防守山海，而筑城、造堡、建台、修墩、犒军、买马、整器、治械，所费不赀。如欲联属西虏，岁费尤难预计，必非司农所能克办也。陛下于燕闲之暇，须密密清查御帑，倘琼林大盈之积，易竭难支，百凡内庭供应，服御颁赏之类，俱从节缩以佐军兴。臣亦当量力而进，不至束手无措，庶免尾大不掉之患矣。”】
＇4＇【《三朝辽事实录》卷十一王在晋题：“国家财力东西支应，万分无措，典兵者不恤司农之苦，司农不得已必不恤百姓之苦，向来用二、用三，今且加编、加役，邦本日瘁，国势难支，职滋惧焉。”】
＇5＇【当年明月著《明朝那些事儿》七】
第一章 书生式营救方略
随着八里铺重城的停工，宁远之修的确立，大明王朝的尾大不掉之患，便愈加严重了（尾巴更长了），后来又有了锦州，再往后更延伸至右屯，右屯之又向三岔河挺进，最后一直拓展到三岔河以东的耀州城下。
在这个过程中，孙阁老乾纲独断，罢“重城之议”，赶走王经略，提携袁县令，又续而支持“宁远之修”，可谓是一气呵成，而孙老师、袁县令在御用文人和三位大能的笔下，那真是一拍即合，所见略同，不仅擦出了火花，还确立了师徒名分，自然也就成为了一段佳话。可是，这一通貌似顺溜的说辞，却是一番不折不扣的假话，因为在“重城之议”和“宁远之修”两者之间，还有一段关于“十三山”的故事。
在“十三山”的这个故事中，孙老师和王同学又上演了一出冤家路窄的好戏，他们二人续八里铺之后再次发生了碰撞，遗憾的是并没有撞出火花，而只是孙老师在碰撞之后，头上和眼里满都是星星……
不过，《明史》里可不是这么写的，《明史》叙述的主旨，依然是以贬低王在晋来吹捧孙承宗、袁崇焕，整个事情的经过在御用文人的大加篡改之后，达到了颠倒黑白、贻笑大方的效果。
史文的大意是，十三山一带有难民十余万，被后金围困了出不来。孙承宗到山海关视察，袁崇焕请求率领五千人驻守宁远，以策应十三山，并且还打算派人去解救。孙阁老和蓟辽总督王象乾进行了商议，考虑到山海关的军队是新败的溃军，所以王象乾提议让蒙古部落派三千人前往，孙阁老点头称是，于是把想法告诉了王在晋，但王经略却没有能救难民，最终导致了十几万难民都落入了后金之手，只有六千人回归。＇1＇
依据史文的叙述，王经略面对被困的十几万辽民，好像只是眼睁睁的看着，任凭别人在一旁都提方案、想办法，他却始终是既无态度也无行动，实在可恶之极，如果再联系到先前重城之争时，他被孙老师问得哑口无言的劣迹，于是蠢材、废物、胆小鬼、废柴、蠢货等等的帽子估计又会一顶顶的开始向王大人头上招呼了。不过，在王同学被帽子活埋以前，大家应该思考一下，这事情到底有没有谱？
关于这个事情，我等草根首先注意到了一个比较奇怪的现象，那就是在三位大能中，只有金大侠因此事而挺身入局，义愤填膺的*王同学，而其他两位大能，却对此并没有吭声。
这实在有些奇怪，按理说王同学这么一个劣迹，不正是下饭的好材料吗？就算是以绿叶来衬红花，也该来一手才对啊，但阎会长和当年明月为什么不大书特书一把呢？他们怎么轻易的就放过了王同学？
我等草根认为，应该有以下两种可能，一是阎会长和当年明月“都”碰巧没看到这段史文（有人信吗？）；二是他们认为这段史文有问题所以就没深究。
这段史文在《明史》里字数并不少，而且就紧接在八里铺重城之后＇2＇，所以阎会长、当年明月都没看到的可能性不大，因此他们之所以没提这件事情，那多半是因为其中有问题。
其实，这里面的问题，单从史文的字面上就有所显现。史文里提到“宁远去山（十三山）二百里”，这本身就说明宁远距离十三山很远。我等草根在查阅地图之后，更是发现，十三山和宁远之间，居然还有两条大河相阻隔（大凌河、小凌河），这么一来问题可就大了，因为在隔着两条河的200里外驻扎的5000人，那能算是策应吗？典型的见死不救还差不多！
200里路，外加两条河，对于十三山的难民来讲，别说是逃命，就算是单纯的徒步跋涉，也非常具体，严格的说，简直就是铁人两项赛（跑路＋游泳），而如果过河又没有船只，一路上还有被劫之险的话，那铁人两项赛就直接变成生死大考验了。
另外，那时候也没个电报、电话之类的通讯工具，几百里外有5000人据守鬼才知道。即便有十三山的难民千辛万苦逃回来看到了袁县令，那他们还会又折返跑的回去报信吗？谁有那个体力和毅力去完成一个价值不大的100公里往返跑？
再说袁县令，您守在200里以外，中间还有两条河流阻隔，就算有人跑来投奔，那能算是你袁县令“策应”出来的吗？说出来也不怕人笑话……
因此，这所谓200里外5000人就能“以壮十三山势”一听就是书呆子的想法，非常符合孙老师和袁县令的风格，而王在晋是老江湖了，能看得上一帮书生叽叽喳喳的比划吗？能跟他们比划到一起去吗？所以，正常情况下，王经略是不可能理会他们的，而这帮书生的比划也多半是会落空的。
－－－－－－－－－－－－－－－－－－－－－－－－－－－－－－－－ ＇1＇【《明史袁崇焕传》明史载：“十三山难民十余万，久困不能出。大学士孙承宗行边，崇焕请：‘将五千人驻宁远，以壮十三山势，别遣骁将救之。宁远去山二百里，便则进据锦州，否则退守宁远，奈何委十万人置度外？’承宗谋于总督王象乾。象乾以关上军方丧气，议发插部护关者三千人往，承宗以为然，告在晋。在晋竟不能救，众遂没，脱归者仅六千人而已。”】
＇2＇【《明史袁崇焕传》明史载：“……在晋深倚重之，题为宁前兵备佥事，然崇焕薄在晋无远略，不尽遵其令。及在晋议筑重城八里铺，崇焕以为非策，争不得，奏记首辅叶向高。
十三山难民十余万，久困不能出。大学士孙承宗行边，崇焕请：‘将五千人驻宁远，以壮十三山势，别遣骁将救之。宁远去山二百里，便则进据锦州……”】
第二章 计划破产栽赃他人
孙老师是天启二年六月底（二十六日）抵达山海关来巡阅，七月和袁县令一干人酝酿了这个馊主意，结果一到九月这个计划便彻底破产了，十三山沦陷，山民全部被后金掳掠而去。事后，孙阁老在一份检查里末尾，给顺便提到了一下。
这么大的闪失，就顺便提了提？
没错，因为孙老师碰到了其他更倒霉的事，一是遭了雷劈，二是炸了万斤火药，所以特别写了个检查，说得好像是遭了天谴一样，而十三山的事情就在检查的最后顺便提了一下，权当是活跃一下气氛吧，也是算是安慰一下天启……
把糟糕的事情凑一起，还能安慰皇帝？
对，这就是孙老师的水平，因为他告诉天启，这年头啊，真是倒霉事情太多了，到处都有啊（天人之变又不专于一方也），言下之意大概是，见多了就习惯了，别往心里去。
不过，孙老师虽然是经常出馊主意、干笨事，但之后认错的态度都还是蛮诚恳的，上次掐架输了，很豁亮的就来了一句“臣遂无以应”，这次也不例外，孙大人很直白的就说了句“而竟不能得”，之后还能脸不红、心不跳，保持神情凝重，且语重心长的来了一句，这事关系重大啊（此中关系甚大、甚远），仿佛这是别人捅的篓子一样，实在是令人钦佩。＇1＇
孙大人写的这个检查，在《明熹宗实录》里也有的记载，算是孙老师奏章的缩略版，曰：“至九月初六日山民被陷，臣等愧不能救”＇2＇（言简意赅），而紧接其后的是一封王象乾的辞呈，曰：“辽民被陷引咎乞罢”＇3＇。当然，《明史》里也有与之对应的记载，就是之前提到的那段。
明史载：“象乾以关上军方丧气，议发插部护关者三千人往，承宗以为然，告在晋。在晋竟不能救，众遂没，脱归者仅六千人而已。”
要说《明史》在此处的曲笔也实在是太狠了，明明是孙承宗、袁崇焕、王象乾一干人搞了这么个破计划、馊主意，王经略就只是在一旁听了一句半句的，也没见他吭声，可最后失败了，就硬要说是王经略不能救，天地良心啊！
其实，对于如何解救十三山站的难民，王经略一早就考虑好了。早在孙阁老来山海关之前，王经略就接到了十三山站难民的求救信息，当时王经略还出了一个可行性报告，其中提到山民跑来报信说，山势很陡峭，路不太好走，所以需要军队在山下阻挡敌兵才能安然撤下来。王经略一算，方圆四十里的山地，如果要四面都接引的话，起码需要数万军队，而他手里只有五六万溃军，连守关门都尚显不足，怎么可能发得出几万兵去搞掩护？＇4＇
不过，王在晋并没有放弃这些辽民，他决定采用比较隐蔽的撤退方式将他们营救出来。考虑到了这些难民都是拖家带口的，又没有交通工具，长途跋涉是肯定不行的，而十三山站又靠河比较近，所以王经略派出了觉华岛上的水师去接应，并将接回来的辽民暂时安置在觉华岛上＇5＇。走水路的安排较之孙老师的铁人两项赛（跑路＋游泳），那可就明显要人性化得多了。
相比之下，孙阁老的安排，其实是在组织极限运动，他老人家让辽民们拖着家小、背着包袱，走上200多里地，途中还得淌过两条大河，一路要走到宁远才能去投奔袁县令，这也太折腾人了，恐怕连部队拉练都没这么过分的。
在暂时将辽民安顿于觉华岛之后，王经略又考虑到在冬天，岛周围的海平面如果发生封冻，那后金的骑兵便可来往自如，十分的危险，所以他又下令朱梅、周守廉将岛上的辽民接到前屯安置＇6＇。应该说，如此的安排，是非常必要和稳妥的。
相比之下，袁县令在“宁远大战”期间的部署就显得太不负责了。宁远大战之时，正值隆冬季节，海河业已封冻，可是袁县令却不顾后金大军步步迫近的危险，非但不允许觉华岛上的军民撤离，反而还要将粮食抢运上觉华岛，结果酿成了惨祸，损失巨万、伤亡惨痛！
然而，以上这些举措只能说明王经略，努力的在营救，妥善的在安置，但却不能显示他到底救出来了多少人。能准确反映了王经略用水师，从十三山解救出的难民，具体人数的史料，当数茅元仪的《督师纪略》，其卷二中记载，鲁之甲奉命去前屯发慰问品，对象就是六千多辽民，而他们是冒雨从十三山逃出来的，先到了笔架山，后来王在晋派了一个通判叫吴士科，带着舟船从笔架山把他们接了回来＇7＇。
有了茅元仪的证词，所以王经略可算是沉冤昭雪了，而《明史》里所谓：“在晋竟不能救，众遂没，脱归者仅六千人而已”的说辞，就显然颠倒黑白了，因为十三山硕果仅存的六千幸存者，全都是人家王同学用水师接回来的，怎么能说“在晋不能救”呢？
相比之下，孙老师和袁县令两位大能则又以惨淡收场，他们想出来的馊主意，根本不管用，最终是一个也都没捞到（竟不能得）。
如此的真相确实令人震惊，因为它显示《明史》对王同学的记载也太黑了，人家明明救了六千人回来，却还被硬扣上一顶见死不救的帽子，实在太无敌了，看来颠倒黑白已经成了《明史》不可或缺的叙事风格、办事原则、思维习惯，要吹捧一个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