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世纪不但是一个国际旅游拓展的时代，也是一个医学发现的重要时代。英国医生托马斯？西德纳姆（1627—1689），曾被称为“医学界的莎士比亚”，在镇静剂史上有着重要的贡献。17世纪50年代，他在郎格多克首府蒙彼利埃医学院学习。蒙彼利埃的医生们专攻兴奋剂，谴责他们的波斯同行过度放血和用泻药。南部学派更喜欢滋补，而不愿采取一些冒险措施。西德纳姆的声望部分来自他擅长兴奋剂。他的中等兴奋剂用下列东西制成：紫草、柠檬、草莓、糖浆、丁香汁、柠檬汁和其他配料。高度兴奋剂成分包括：加斯可因粉、牛黄、风信子、威尼斯糖浆，等等。但关键的是，17世纪60年代，西德纳姆制作了一种酒精鸦片制剂，起名为“鸦片酒”，并广为流传。它与一个世纪前帕拉塞尔苏斯同样称为“鸦片酊”的固体鸦片化合物不同。他的配方是两盎司鸦片、一盎司藏红花粉与一品脱白葡萄酒或雪利酒调和，再加一些桂皮粉和丁香粉，然后在蒸汽中置放两到三天。这种药深受医生青睐。正如同时代人托马斯？威利斯所说，“尽管鸦片丸（其好坏作用人皆熟知）令某些人惊恐万分，然而一剂鸦片酒却可隐藏得更好（如果有必要，且病人反对的话），被倒入其他液体的时候，可以当作兴奋剂而不是催眠剂。”
第一章 早期历史（7）
西德纳姆吹起鸦片酒滔滔不绝。在他的《关于急性病的治疗和历史的医学观察》（Medical Observations Concerning the Hisrory and the Cure of Acute Diseases，1676年伦敦出版商用拉丁文出版，很快在阿姆斯特丹重印）中，讨论到痢疾的时候，他有意扯开话题。“此刻，我忍不住要大声赞美伟大的主，这个万物制造者，赐予人类一种解除烦恼之物，即没有任何药物可以伦比的鸦片，无论是在可以控制的疾病数量上，还是根除疾病的效率上。”他如此赞叹说。
鸦片在专家手上是必不可少的手段，没有它医学会残缺不全；任何熟悉鸦片的人单独使用鸦片的次数，比他愿意使用任何一种药的时候都多。如果仅知道鸦片可以催眠，或止痛，或止泻，那只知道一半。在兴奋剂中，它是在自然界里迄今为止发现的最好的，我差一点说它是独一无二的。
医生们滥开鸦片，就像滥开后来新发现的药物一样，使病人产生生理依赖。这就是在一定程度上西德纳姆所指的刮痧“意外事故”。他提醒人们鸦片的危害性和使用鸦片具有的意外危险。过度用鸦片是愚蠢和有害的，就像“国王身边围着一群外国保镖一样。”因此，尽管西德纳姆喜欢用鸦片，他还是尽量少用鸦片酊。“如果发烧之后，病人浑身乏力，虚弱不堪（妇女歇斯底里发作后通常这样），我试图用少量鸦片酊恢复（他们的）元气，但是，我很少重复使用此法。”
同时，发现了糖尿病的医生托马斯？威利斯，兑制出自己的鸦片酒精酊，用于治疗昏迷、惊厥、痛风、胆结石、腹泻、呕吐、绞痛、胸膜炎和呼吸道疾病。他认为，鸦片酊的作用在于“消除大脑中的一些精气”，促成健康睡眠，是“最刺激的药方”。鸦片可以退烧和治病——“有那么多不同的病症，在其中一些病症里，精气就像脱缰的野马，上蹿下跳，或者越过栅栏，应该用鸦片，就像用马缰绳一样，控制它或削弱它”——但是，鸦片不适用于肺结核、肺溃疡、瘫痪和中风。虽然西德纳姆提醒人们鸦片作药有意外危险，然而却是威利斯首先明确地、反复强调滥用鸦片的危险。“鸦片天使般的一面”是极其诱人的，但如果你看到另一面，……却是不折不扣的魔鬼。”这个全能的药品有那么多的毒素，无论如何我们都不该确信无疑地不断和随便使用它。”过量或不合时宜地服用鸦片”的人，不是短命，就是主要官能受到损伤。自此他们的麻烦不断，生活不幸。”在王朝复辟时期的英国，没有一个庸医、一个滥医，或者任何一个可怜的理发匠不承认自己是一个鸦片酊的服用者”。在威利斯看来，鸦片的危害更加可恨。对于小病，医生偷偷摸摸地像傻冒一样使用鸦片”，因为它有可能导致“破坏性悲剧”。像夏尔丁一样，他警告人们，用鸦片者有依赖增大剂量的倾向。“一位妇女，经医生劝说，每隔一晚，服用1到2格令伦敦鸦片酊。”他对牛津医学生说，“她发现服用以后，浑身轻松，便连续服用，并逐渐增大剂量，一次1格令，一直加到12格令。自然，习惯了大剂量，就不愿意再用小剂量。如果剂量小的话，病人就不能入睡或感到不舒服。”
其他研究人员在17世纪研究了鸦片。克里斯托夫？雷恩爵士（1632—1723）和罗伯特？波义耳（1627—1691）在1656年做了一次试验。他们用空羽毛管连着一个圆球，给狗注射鸦片。1644年，塞缪尔？佩皮斯（1633—1703）参加了“一次试验，给一只狗的后腿注射鸦片，导致狗死亡”。德国研究人员大约翰？丹尼尔（1634—1693），约翰？西杰斯蒙德？埃舒尔茨（1623—1688）也做了给狗注射鸦片的试验，但是与他们的英国同行不同，他们对鸦片的应用技术比对它的药性更感兴趣。尽管有这些17世纪的试验，直到19世纪40年代才有对人皮下注射鸦片。丹尼尔？路德维格（1625—1680？），萨克斯蛳哥特公爵的宫廷医生，做了一次盐的挥发性特别研究。他把鸦片溶于一种酸里，然后用碱中和该溶液，由此获得一种药品。路德维格将其命名为“御用鸦片”。据说它与1804—1806年重新发现的物质一样，以后称为吗啡。后来人们做了进一步的研究，他们中有蒙彼利埃的威廉姆？考顿（1642—1702）、符滕堡的约翰？格特弗里德？博格（1659－1736）、海牙的亚伯拉罕姆？凯奥？波尔阿夫（1715—1798？）、哥廷根的阿尔布切特？凡？哈勒（1708—77）和约翰？艾底里安？西奥多？斯布劳伊格尔（1728—1807）。在西顿海姆的法国同行中，皇家医生、药剂师摩西？查诺斯（1619—1698）编写的《皇家药物手册》（Pharmacopéé Royale）里有鸦片配方。尼古拉斯？莱莫利（1645—1715），《药用麻醉品通用方汇编》（Dictionaire ou traité universel des drogues simples）的作者，在他的教科书中也公布了一个鸦片配方。这本教科书1677年在英国出版，名为《化学教程》（A Course of Chymistry）。皮埃尔？波米特（1658—1699），路易十四的首席药剂师，1695年在他的教科书中对鸦片做了描述。该书被译成英文，名为《毒品全史》（A pleat History of Drugs，1712）。“它能平和激动情绪，令人安静、麻木；在极其焦虑和痛苦不堪的时候，它可以安神和提神；可使人大量出汗；有助于治疗大部分胸部和肺部的疾病，如咳嗽、感冒、粘膜炎、嗓子嘶哑等；防止或减少出血、呕吐和腹泻；是绞痛、胸膜炎及歇斯底里症的特效药。”从莱莫利的提醒中推断，与如同在英国一样，毒品在法国的泛滥意味着对鸦片产生生理性依赖的病人日益增多。 电子书 分享网站
第一章 早期历史（8）
暂且不谈鸦片。毒品和麻醉品的买卖不断，旨在减轻或治愈做人的痛苦。罗伯特？伯顿1621年论述了用药物治疗忧郁症时写到：“每一座城市、集镇，几乎每一个人都有他自己的药液、药剂和药方。”英国剧作家阿夫拉？本（1640—1689）对人们希望找到一种包治百病的万能药的天真想法作了讽刺。
看啊，这把小古琴，在它狭小的空间，装着至宝，假若论价而沽，整个宇宙都买不到。这令人赞叹，不可思议的万金药，从曼德拉草心、凤凰肝和美人鱼舌中提取，用集束阳光提炼。它包治身心百恙的功效鲜为人知；除此还有强心神效，无论人生多么懒怠，多么冷酷，多么懦弱，一经用药，立即精力充沛，勇敢无畏。
阿夫拉？本了解人们的超级愿望：长生不死，而且（像克里斯托堡？阿科斯塔的东印度食鸦片者一样）有强烈的性冲动（那就是“精力充沛、勇敢无畏”的意思）。
用药物改善人类感受的愿望，出现于西欧知识分子思想发生巨大变化的时代。这些变化对于造成后来被称为沉溺的现象至关重要。欧洲富有阶层的一些人对变脑物质的吸引作用变得更加怀疑。人性不是一夜间就变得堕落的。然而，西顿海姆17世纪时的一些同时代人，出现了一种新的思想。这种新思想将越来越大地影响人类对致幻、提神、麻醉和致醉物质的态度。“未经审视的生活不值得过，”苏格拉底在西方传统破晓时这样宣称。但是17世纪，欧洲知识分子开始将这种自我意识提升为正在发展的个性的一部分。1599年，律师约翰？戴维斯爵士（1569—1626）写了一首长诗，论自我意识和灵魂。他的《诺斯克泰普撒姆》（Nosce teipsum），意思是“了解自己”，标志着一个过程的开始。这个过程对越来越多使用心理活性毒品变得至关重要。戴维斯在诗的开头发问到：
如果不明白自己的心，
哪能洞悉他人的事？
魔鬼嘲笑我们好奇的大脑，
敦促“了解你们自己”。
戴维斯的自我观顺应了一个探索的时代。人们似乎难以容忍自己了解物质世界而对内心世界懵懂所知。
环视周围，我们无所不知，无所不能。
对自己，我们却一无所知，不知如何思考，如何生活，如何生存。
两行诗仿佛是现代人类的决心宣言：我自己是我翻滚思潮的中心，我只探究、认识和了解我自己。戴维斯的诗里没有自我怜悯，但他的不少思想会将未来几代人的自我怜悯引入一个因毒品而毁灭的进程。
1684年，托马斯？特荷思（1637—1674？）的一行诗——“我藏起了秘密的自己”——被《牛津英语词典》记载为首次赋予“自己”一词现代意义的地方，即“自己”是“意识状态持续的和不断变化的永恒主体”。在17世纪获得活力的更加复杂的内省性——约翰？戴维斯爵士的诗意中有所预示——可以在那个时代不断发展的词汇中索根求源。《牛津英语词典》使用英语新词的最早日期意味深长：自我知识（1613），自我否定（1640），自我恐惧（1646），自我检查（1647），自我毁灭（1654），自我矛盾（1658），自我意识（1687）。许多这样的词具有贬义：他们意味着不能控制自我或意味着自私。个性的意识（常常伴随着情感上的反复无常），在欧洲的有闲阶级中蔓延。法国散文家西尼尔？德？圣？伊夫荷蒙德（1613—1703），1683年安慰一位任性不高兴的公爵夫人说：“知道吗，夫人，最大的残忍莫过于折磨自己。”这样把个人意识看得至高无上，更准确地说是自我专注，在20世纪达到了顶峰。M。艾格耶夫的《可卡因小说》（Novel with Cocaine）中的主人公就是一个例证。他是一个雄心勃勃、自我毁灭的学生，大约于1917年生活在莫斯科。“漫漫长夜，漫漫长日，我都在可卡因的作用下度过……我渐渐明白，生活中重要的不是一个人周边的事件，而是这些事件在一个人意识中的反映。”艾格耶夫的可卡因主义是了解自己信条的唯我主义顶点。“一个人的一生，他的工作、事业、意愿、体力和心力，完完全全、彻彻底底投入到，致力于产生外部世界的一个又一个事件，尽管体验事件本身没有体验事件在意识中的反映那么多。”
约翰？洛克（（1632—1704）在他具有影响的《论人类理解力》（Essay Concerning Human Understanding，1690）中，举例说明了17世纪末人们对变化了的人类意识的关注。洛克指出，人脑没有内在原则，而是像一张白纸或可塑的蜡，要经验来写或浇铸。“如果一个孩子被放在只能看到黑与白的地方，到他长大成人，他也不会知道红色或绿色，就像他从孩提时代从未尝过牡蛎或凤梨，对它们的味道一无所知。”智慧的人运用经验，构成他们真正的教育，使他们能够形成自己的生活规则。个人可以通过培养意识而不是追寻自我知识或考察内心来提高或重塑自己。洛克指出：如果我们要整个消除我们全部的行为意识或感觉意识，尤其是快乐与痛苦，很难知道个性将置于何处。”因此他宣称：自我不是由个性决定的……个性是无法确定的东西，而是由意识确定的。”直到19世纪，对人类意识的好奇心才促使欧洲人试验改变心理的物质。但是洛克的思想为历史的延续打下了基础，使巴尔扎克试验了大麻的潜力，弗洛伊德试验了可卡因的潜力，奥登试验了安非他命的潜力，赫胥黎试验了酶斯卡灵的潜力。同样，戴维斯对《诺斯克泰普撒姆》的内省，普及得如此快，竟然涉及到了圣？伊夫蒙德女公爵忧悒的自我专注，并对欧洲人和美国人的想象中的生活（虚幻的生活）、个人爱好和内心愿望有极大的意义。正是在19世纪，这些试验开始对用毒历史产生了广泛影响。
然而，在理性时代，麻醉品在欧洲文化中保持着重要地位。鸦片继续一边减少疾病又一边增加疾病：鸦片酊减轻疾病的同时又产生疾病。药品，简而言之，一边治愈，又一边恶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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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启蒙运动时期的鸦片（1）
昨天治好了病，当夜就死于医生之手。——马休？普赖尔
它可以消除忧郁，带来信心，将恐惧转化为勇气，让沉默寡言者滔滔不绝，让懦夫勇敢无畏。一个人处于绝望，处于对生活厌恶而沉沦之中，服用一剂鸦片之后，决不会虐待自己，绝对不会。——约翰？布朗
1700，年威尔士医生约翰？琼斯（1645—1709）的医学论文《鸦片揭秘》（Mysteries of Opium Reveal’d）的发表，揭开了鸦片史的新时代。西顿海姆和威利斯用拉丁语写作，给他们的同行留下了他们的专业知识，但是琼斯用生动的英语写作。在他那个时代，医学手册的出版对大众读者具有商业吸引力。《鸦片揭秘》的目的是促进鸦片的使用，分享琼斯不遗余力收集的专业知识。他对18世纪初人们态度的总结，在很多方面，放之整个世纪而皆准。这是一个人们拒绝使用传统的希腊－罗马医药时期，试验层出不穷，试验者勇往直前。
人们认为，安德罗马彻斯或伽林那样的古代医生开出的伽林制剂，靠提起病人的精气而起作用。伽林制剂的原理类似于琼斯提出的鸦片疗法理论。“鸦片可以带来快乐，快乐可以解闷和放松，加上鸦片与疼痛不调和，因此可以消痛。”他对鸦片的热衷，就像长期或定量服用的人一样，认为“它防止和消除悲伤、恐惧、焦虑、烦躁、烦恼”。鸦片使数以百万计的鸦片消费者“更平静，更愿意打理生意，办事更加敏捷”。像其他时代提倡使用鸦片的人一样，琼斯给他喜欢的物品赋予了提高性欲的能力。他向读者信誓旦旦地说，鸦片“可以迅速使人性欲大增、勃起，等等，那就是为什么土耳其和东方国家（尤其是一夫多妻制国家）的异教徒大量使用鸦片的原因”。这在“所有（或大部分）国家都臭名昭著，也包括希腊和日本”。琼斯透露说“有几个商人和推销员，现住在伦敦，可以证明……同样的事，他们的亲身体验……他们的话我不重复，部分出于谦虚，部分出于简明扼要”。更实际的是，琼斯推荐用鸦片治痛风、浮肿、粘膜炎、气喘、痢疾、霍乱、麻疹、天花、绞痛和其他疾病。他叙述说，鸦片可以减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