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毒品500年- 第9部分

第三章　新发明的专利时代（7）
并不是所有服用鸦片者都那么幸运。达佛林？克兰德波依勋爵（1794—1841）　穿越爱尔兰海从利物浦到贝尔法斯特，在蒸气邮轮“驯鹿号”上用药过了量；就在上船之前，他从码头附近的一个药剂师那里买了一些吗啡片，吃了致命的量。有人怀疑他自杀，但是他的家人倾向于认为，从码头上传来的“驯鹿号”上提醒的铃声，让配药的药剂师慌了手脚，结果配错了药。当然，鸦片剂作为有意“自杀”的手段，其名声人人皆知，因此，许多药剂师只小剂量地卖，以防客户自杀。1842年，查令十字医院的一位医生发表了一个年轻人的自杀未遂事件。这个年轻人被女朋友弄得心烦意乱，吃了鸦片之后昏迷不醒，倒在索霍区一座大门口，后被人发现。他吃的鸦片，是多疑的药剂师们迫使他不得不一点点从不同的店里买来的。鸦片剂也与杀人有关。放荡的法国医师埃德姆－塞缪尔？卡斯泰大（1796—1823）用吗啡毒杀了他的朋友希波里特？拜雷（1799—1822），与希波里特的哥哥阿古斯特？拜雷（1798—1823）分享遗产。接着埃德姆－塞缪尔又劝说他的同伙把赃产遗赠给他，然后也用吗啡毒杀了他。在哈里森？艾恩斯沃斯的最畅销小说《卢克伍德》（1836）中有一个临终情节，描述皮尔斯？卢克伍德爵士正在做又长又明确的临终遗言，令他夫人大为不满。一个看护走进房间，发现她“像头母老虎一样瞪着他，那么凶狠，那么充满怨恨和恶意”。她命令看护给男爵吃鸦片酊，结束一切。“‘给他鸦片酊’，卢克伍德夫人悄悄地说。‘这是药瓶，这会减轻他的痛苦。’——‘哦，别，别！’皮尔斯爵士说，面带恐惧，那种神情我永远也不会忘记，他挣扎着要说活——‘不要鸦片酊——不要鸦片酊——让我活，只要一会儿。’”
　　欧洲药理学在19　世纪初发生了彻底的变化。卡斯泰因使用的吗啡片才刚刚上市。这是几个狂热的法国年轻人和一个怪癖的奥地利人研究生物碱取得进展的结果。1803年，法国生产药剂师吉恩？佛朗索瓦？德罗森开始生产一种商品名为德罗森镇静剂的盐，含有后来被称为那可汀和（少量）吗啡的生物碱。他的同胞阿曼德？西格温（1767—1835）第二年分离出鸦片的有效成份。然后，弗里德里克？威廉？塞特纳（1783—1841）　使用德罗森的盐开始研究生鸦片的构成，旨在分离出鸦片催眠的成分。塞特纳是汉诺威一个药师的助手，他在工作中偷空用原始工具进行试验。通过这些手段，他分离出一种白色晶体。1805到1806年他报告说，这种晶体比鸦片更有效。他把这种晶体命名为“吗啡”，引喻希腊睡梦之神墨菲俄斯。塞特纳酷爱武器，到了痴狂的地步，后来痴迷于一种生命元素，他称之为“发育完全的个体”，还痴迷于一种关于阳光寒冷的理论。部分是因为人们讨厌他的怪癖，花了10年时间，到1817年他的发现才得以发表，他的有关吗啡的重要性才受到世人的关注。从那以后，被称作吗啡的塞特纳生物碱被誉为功力是鸦片10倍的药物。在这期间，法国医师佛朗索瓦？麦根迪埃（1783—1855）　1809　年开始研究植物药物的毒作用。得益于改进的技术和更精确的分析，“杰出的麦根迪埃”，布尔沃－利顿这么称呼他，成为19世纪最有影响的生理学家之一。他是卡斯泰因案子的专家证人之一。他翻译的《几种新药方的配制和使用方式手册》（Formulary　for　the　Preparation　and　Mode　of　Employing　Several　New　Remedies；1823）提高了英国医学界对吗啡作用的认识。他的同事，皮埃尔－约瑟夫？佩利提埃（1788—1842）从毒品中分离出完整系列的重要活性化合物，包括吐根碱（出自吐根的根，1817），马钱子碱（发现于圣伊纳哥豆的生物碱，1818），奎宁（1820年在金鸡纳树皮中发现的生物碱）和咖啡因（1812年，出自咖啡和古柯豆、茶叶和可乐果）。
　　皮埃尔－吉恩？罗比克（1780—1840），巴黎药剂师和化学家，生物碱那可汀和可待因的发现者，完善了吗啡的提取过程。这种新物质被用作有效的止痛剂，还被用作鸦片瘾的治疗手段。托马斯？莫森（1800—1874）是伦敦一位零售药剂师，他曾经在巴黎学习过。受麦根迪埃和佩利提埃发现的影响，1821年他开始在自己位于法灵顿大街店铺后面的客厅里生产商业吗啡。达姆施塔特药剂师海因里希？伊曼纽尔？默克　（1794—1855）　大约于1825年开始批发吗啡产品。19世纪30年代初，爱丁堡麦克法朗公司开始制造生物碱。1836年吗啡被收进《伦敦药典》（London　Pharmacopoeia）。到了19世纪40年代，吗啡被广泛接受。它证实了英国人对土耳其鸦片供应商的偏爱。伦敦大学药品教授报告说，“重复塞特纳和罗比克的实验，我用上等土耳其鸦片获得的吗啡量几乎是同等重量的东印度鸦片产出的三倍”。正是部分因为这个原因，几乎没有印度鸦片进口到英国，印度鸦片的消费局限于中国和其他亚洲国家。然而；　尽管印度鸦片低劣，它却造成19世纪20年代英国人对鸦片态度的根本改变。　。　想看书来

第三章　新发明的专利时代（8）
人们对服用鸦片的兴趣——无论是由乔治四世的恶习，还是德？昆西的《忏悔录》或者其他原因促成的——一直围绕印度鸦片的非法出口而争议不断。关于中国鸦片文化的公开争论，取代了对东方旅行家传说中的历史兴趣，成为激烈反对用鸦片消遣的导火索。尽管1799到1800年北京发布皇家法令，宣布中国境内禁运鸦片和禁止销售鸦片，鸦片贸易还是在平稳增长。不断增长的马尔瓦鸦片数量开始到达澳门。
　　马尔瓦鸦片生产于印度中西部独立的马拉地土著邦。1805　年孟加拉总督禁止马尔瓦鸦片从孟买出口，但走私贸易很快通过像果阿这样的葡萄牙口岸得以恢复。尽管1809　年中国进一步颁布法令禁止鸦片进口，1811年美国一条双桅船还是给珠江运来了第一批土耳其鸦片。1817年一条东印度公司的船随后而来。马尔瓦鸦片这时在中国每箱大约卖330英镑，这把孟加拉鸦片的售价，从顶峰的888英镑压低到440英镑以下。自此以后，鸦片贸易竞争非常激烈。1817年—1818年度，进口到广州和澳门的鸦片价值高达737775英镑，1822到1823年度增长到2332250英镑。到了1819年，当一个鸦片贸易中心在孟买开业的时候，鸦片走私规模已经非常巨大，最精心的伪装和贿赂也无法掩盖这一事实。每个季度，很多与东印度公司无关的贸易商出现在广州和澳门。1819年，黑斯廷斯侯爵（1754—1826），后任印度总督和总司令，督导了自1773　年以来鸦片供应体系最广泛的变化。制约生产和维护价格的老政策被摈除。为了支持孟加拉鸦片的税收，东印度公司决定买进所有运到市场上的马尔瓦鸦片，然后在中国出售，即使这意味着它要同本土的孟加拉鸦片进行竞争。这个决策被描绘成把外国人从一个赚钱生意中驱逐出去的一次爱国行动。它的真正作用是创建了一个潜在无限的供给体系。史学家们认为，印度政府或许能在19世纪20年代完全打破孟加拉垄断，禁止在大英帝国的印度种植鸦片。尽管鸦片在中国仍会被非法交易，但鸦片的消耗量在19世纪不可能膨胀得如此之快（人们那么争论说）。然而，在每一片偏僻土地上禁种鸦片，是不可能的事。事实是，一些官员希望减少大英帝国的印度对鸦片税收的依赖。“有男人气概，高尚的”查尔斯？梅特卡夫爵士认为，黑斯廷斯政策“失去的声誉，大于任何金钱所能买到”。
　　威廉？卡文迪什？本廷克（1774—1839）勋爵1827　年被任命为孟加拉总督，被认为是伟大的总督之一。正是在他的统治期间，英国人第一次开始辩论是否以及在多大程度上他们应该试图改变印度的传统和社会结构。本廷克发现，鸦片出口的三分之二是走私的，三分之一属于公司。在权衡了各种选择之后，他的政府在1830年废除了所有对种植或运输马尔瓦鸦片的限制，但是开征一个运输税，定在增加税收而不限制贸易的标准上。然后；　为了支持税收，他发起一项扩张主义政策，借此在1831—1839　年之间建立了15个鸦片种植新区。1831—1832年，鸦片销售是印度税收的第三大来源。在5年的时间里，鸦片产量翻了两番。价格随着产量的增加而降低。19世纪30年代的价格是20年代的一半，虽然价格降低的部分原因是中国政府的抵制，而不是市场过剩。
　　英国扩展印度的鸦片种植，对于一些负责开发亚洲经济的政府人士来说，似乎是一种倒退。卓有成就的年轻帝国主义者斯坦福德？拉斐尔斯爵士（1781—1826）　1817　年哀叹说，他曾在爪哇任代理总督，那里用鸦片已经“根深蒂固，它的不良影响已经扩大到人们的道德问题上，很可能永远败坏他们的性格，永远削弱他们的精力，只要欧洲政府忽略考虑所有政策和人性因素，看重财政微不足道的增加胜过全面重视这个国家最终的幸福和繁荣”。尽管服用鸦片盛行，但它“依然被认为是可耻的。上瘾的人被视为是自暴自弃的人，因此受人鄙视”。19世纪30年代，瑞典军人兼外交官布杰炯斯特杰纳伯爵（1779—1847）　公开地谴责了“不道德的”印度帝国出口万到2万箱“有毒”鸦片（价值200万或300万英镑），中国人年年受此毒害”。布杰炯斯特杰纳谴责由此造成的印度堕落就像谴责中国消费者的堕落一样。本廷克的鸦片政策似乎与他在印度西北部阿萨姆进行的农业改革相抵触。阿萨姆北部与喜马拉雅山接壤，东部与缅甸边界相邻。1816年，阿萨姆被一位要求继承王位的人请来的缅甸部队所侵占。在持续###之后，阿萨姆的男人被屠杀，女人被绑架，经济遭到毁灭。1826年，阿萨姆归英国直接管辖。12年之后，它并入孟加拉（它的西部边界靠近孟加拉）。本廷克政府决定通过茶叶种植，恢复地方经济，减轻当地人的苦难。这需要从其他地区补充劳力。阿萨姆茶叶种植的苏格兰管理者在19世纪30年代恳求禁止鸦片进口的同时，禁止阿萨姆人种植鸦片。　。　想看书来

第三章　新发明的专利时代（9）
如果不采取这样的措施，而且不迅速的话，数以千计从平原迁入阿萨姆的人会很快被染上鸦片瘾，那令人恐惧的瘟疫已经减少了这个美丽地区的人口，把它变成了野兽出没的地方，它遍地都是野兽，已经让阿萨姆人从一个优秀的民族堕落成印度最不幸、最低下、最狡诈、道德最败坏的民族。这可恨的鸦片已经阻碍、现在还在阻碍人口的增长：这里的妇女比其他地区的妇女生的孩子少，孩子们……通常成年便死。与其他地区相比，在这个不幸的地区，只能看到很少几个老年人。除了在这个不幸的土地上长时间居住的人，很少有人知道鸦片给当地人造成的可怕与不道德的影响。他会偷，卖家产，卖孩子，卖孩子的母亲，最后，甚至为此搞谋杀。如果我们仁慈和开明的政府只是动动笔便可以阻止这些罪恶，挽救阿萨姆，可以阻止所有这些将要移民到阿萨姆做茶农的人避免鸦片上瘾带来的可怕后果，岂不是最大的赐福？一个优秀、健康的民族成长起来，从事我们的种植，为我们砍伐树木，从丛林和野兽那里开辟土地，种植世界上的珍贵作物，我们最终会从中得到丰厚的回报。这永远也无法通过那些虚弱的吸鸦片的阿萨姆人来实现，他们比女人还弱。
　　他的话反映了在一个获取时代人们对鸦片的新态度。
　　在此期间，1833年，英国政府在英国商人的强烈要求下废除了东印度公司在中国的贸易垄断。中国口岸对那些热切开发这个巨大、不发达市场的新贸易集团开放。由于新来者心急如焚，这些商人立即索要中国人不愿给予的贸易特权。新商业机构中最强有力的一家出自威廉？查丁（1784—1843）与他的伙伴詹姆斯？马瑟森（1796—1787）两人的合伙。查丁在成为东印度公司一艘船上的外科医生之前在爱丁堡学过医学。船上的官员分有用于私人买卖的舱位。当查丁的赢利超过他做外科医生的收入时，他放弃了医生工作。从1818年起，他定期乘坐超级货轮“萨拉号”从孟买到广州。他是“萨拉号”的拥有者之一。起初作为印度鸦片的商务代理，查丁从1822—1839年住在广州。作为鸦片交易者，他第一年卖出了649箱马尔瓦鸦片，价值818000千美元。1828年他和马瑟森合伙卖鸦片。1830年他声称：“（鸦片是）我所知道的最安全，最高雅的投机。”然而，著名的查丁与马瑟森公司1832年才注册。从1834年起，该公司沿中国海岸线供应走私鸦片和布匹。
　　北京政府和英国自由贸易商之间缺乏文化了解产生分歧，致使双方关系相当紧张。1834年后，鸦片贸易（尽管官方仍然禁止）从未像现在这样成为个体商人一个很大的赚钱渠道。北京1836年下令驱逐鸦片进口者查丁，查丁拒绝离开（他已成为广州最有影响的英国人）。相反，马瑟森到处散发他的自由贸易宣言：《英中贸易的现状与前景》（1836）。“用于鸦片交易的英国船只数量大大增加。”查尔斯？艾略特（1801—1875）1838年写道。他当时是海军军官，英国驻广州全权大使。鸦片交易的时候，有“不顾廉耻的暴力冲突……武器都用上了”。许多中国人被绞死，“因为他们与外国人做叛国交易”，同时“监狱人满为患，犯的是同样的罪。一句话，非法贸易司空见惯，成为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外国商人不受法律惩罚，而中国鸦片商人则受到极其残酷和严厉的惩罚，这在当地人中引起极大的愤慨。
　　1839年，大清中央政府派了一位钦差到广州，负责镇压鸦片交易。他逼迫广州的外商交出2000箱鸦片，价值高达400万英镑（900万银元）。这些鸦片被付之一炬，16个外商（包括马瑟森）被关押，并被要求交纳保证金，保证以后不再贩卖鸦片。在这期间，禁止所有贸易。查丁一从广州撤回伦敦，就煽动外交大臣帕默斯顿勋爵（1784—1765）武力干预。鸦片问题令英中关系恶化。但是1839—1842年的战争，以及随后的1856—1860年的战争，都不是为了阻止北京政府的禁烟运动。美国前总统约翰？昆西？亚当斯（1767—1848）1841年指出，鸦片“不过是争端的一个插曲，决不是战争的根源；决不像在波士顿港将茶叶丢进水里那件事一样，成为北美革命的根源。”帕默斯顿1841年5月的外交指令也清楚地表明，英国政府“对（鸦片）一事不做任何要求，因为他们无权这么做。中国政府如果愿意，完全有权禁止鸦片进口。从事非法贸易的英国公民必须承担由此产生的后果。”《南京条约》中也没有出现鸦片的字眼，1842年战争据此条约停止。

第三章　新发明的专利时代（10）
威廉？格莱斯顿（1809—1898）是有良知的政治家之一，对鸦片贸易深恶痛绝。“由于我们国家对中国的不公正待遇”，他“对上帝对英国的看法深表忧虑”。他认为自黑斯廷斯和本廷克时代起，鸦片政策就是错误的。1840年在一次议会演讲中，格莱斯顿谴责了“为保护无耻的非法贸易”爆发的“不公正”战争。如果英国旗帜“永远不要升起，除非像现在这样在中国海岸上升起，我们就应该带着恐惧躲开不看，再也不要感到心在颤动……当它骄傲、辉煌地迎风飘动时”。然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