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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位是杰弗里·萨克斯（Jeffrey Sachs），哥伦比亚大学地球研究所所长，一位不知疲倦的国际发展援助的公共活动家。萨克斯曾经是哈佛大学的教授，他在哈佛大学任教时，我们正在那儿攻读经济学博士学位，而且我们有幸感受到他的学术智慧和个人魅力。他是那种与众不同的思想者，每次与他交谈后都会感觉到，他那精辟的评论似乎让我对这个世界有了更清楚的认识。在这个不善社交的教授圈子里，萨克斯教授的超凡魅力极具传奇色彩。实际上在读研究生期间，特德就去非洲开展发展方面的研究了，这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是受了萨克斯教授有关在道德层面抗击全球贫困的精彩演讲的启发。
新生代的希望（2）
萨克斯是经济增长中“贫困陷阱”观点的主要拥护者之一。“贫困陷阱”背后的理论支撑其实很简单。一位贫穷的肯尼亚农民无法凭一己之力轻松脱贫。他没钱购买充足的食物养活家人或者送自己的孩子去上学，而且只要接下来的一个坏年景或一场大病，他在收成好的年头攒起来的积蓄就会很快被用光。这位农民的赤贫状况几乎决定了他和他的孩子仍将继续贫困下去，并且年复一年始终如此。
在萨克斯看来，对外援助就像“强心剂”一样，能帮助一位农民或者一个村庄或者整个经济体摆脱“因贫致贫”的恶性循环。不过需要注意的是，为整个国家或大陆修建医疗站、改善学校教育以及增加公路和发电站等基础设施的代价高昂，据萨克斯估算，美国的对外援助预算至少需要增加5倍，这样才能推动发展中国家走出贫困陷阱。
如萨克斯出版的畅销书《贫困的终结》（The End of Poverty）里所言，肯尼亚之所以贫困，是因为生活在富裕世界的我们并没有提供充足的资金帮助其脱贫，但如果资金和其他资源充足，我们就可以在短期内将贫困从地球上铲除。萨克斯指出，“发达国家的财富……使得2025年前全球消除贫困成为可能”。
萨克斯有关消除贫困的观点，在理论上能解释得通。但其他许多经济学家却持相反的观点，即我们已经为对外援助付出太多了，或者说，至少我们的投入完全用错了方式和投错了地点。比尔·伊斯特利（Bill Easterly）就是持此种观点的代表。因公开抨击世界银行的对外援助政策而被世界银行解雇后，伊斯特利作为教授任教于纽约大学，他已经成为“援助失败”观点的最重要的代言人，在他看来，总体而言，解决世界贫困问题，对外援助所起的作用微乎其微。他声称数万亿美元已经被世界银行和其他捐赠者浪费掉了，而且萨克斯将对外援助扩大5倍的计划将造成更大的浪费。伊斯特利认为，这些数额巨大的援助资金通常被用于中央规划的富丽堂皇的大型项目上，如水电大坝、四车道高速路、海水淡化工厂，而在建这些工程的各国并没有做好充分准备来监督项目的建设、运营和维护。
伊斯特利将大多数对外援助捐赠者采取的方法，与苏维埃经济规划者在20世纪50年代采取的方法进行了对比，后者曾梦想确立一种新型的经济秩序，使英明的莫斯科官员们可以精确地预测并满足所有工农群众的各种需求。但他又问道，从华盛顿特区赶来的对外援助的核心规划者，如何能确切地知道怎样才能帮助远隔千里的经济体实现发展呢？他们怎么知道肯尼亚需要的是水电大坝而非新式大学呢？为何要建造更多的高速路而不是灌溉水渠（或者相反）呢？而且，即使是那些旨在建造满足迫切需要的学校或医疗机构的项目而言，援助者又如何能确信肯尼亚的领导人确实将对外援助的捐赠资金用在了刀刃上而没有据为己有或任意挥霍呢？
我们目前所知道的是仅限于大，部分发展中国家并没有展示出过去我们开展对外援助的种种努力所应结出的累累硕果，除了一大堆纪念我们善意的锈迹斑斑的纪念碑之外，几乎再无他物。上万亿美元被浪费在根本无法通车的公路上或者从未给任何家庭带来光明的发电站上。更有数十亿美元遭窃取。世界上最大的经济奇迹发生在包括中国和印度在内的一些国家，直到20世纪80年代两国经济不发达的水平还堪比非洲，它们几乎完全摒弃了大型对外援助机构进一步对其开展援助行动的要求。如果这两大经济体仍能在未来几十年里以创纪录的速度保持经济增长而不依靠其他机构的援助，那么为何对外援助的巨大推动力就一定是肯尼亚等国的济困良方呢？这些国家为何不跟随中国和印度的脚步呢？
伊斯特利和他的“制度主义”同伴们主张，在我们将对外援助预算增加5倍之前，我们需要确信受援国能真正用到这笔追加投入。接受援助资金的各国需治理良好且必须有人负责监督以确保这笔资金用在了为普通民众而非总统利益服务上。受援国应具备运转协调的政府机构和市民社会组织，如媒体和社区联盟等，这些组织将敦促政府承担相应的责任并防止“经济黑帮”篡权。
而许多发展中国家远没有做到这些。伊斯特利认为，在这些国家建立上述各种机构之前，我们能作出的最佳选择就是资助各小规模的社会企业的企业家，这些人能发现应对当地发展问题的创新型解决方案。伊斯特利在其著作《白种人的负担》（The White Man’s Burden）中将这些人称为“检察官”。捐赠者以及处于中央政府*旋涡中的社会团体都能对这种小规模干预进行监督，并督促“检察官”们真正负起责任。如果取得成功，完全可以将这种干预升级，使之造福于更多的人。由于各种社会团体找到了应对*和混乱的方法，生活在贫困地区的人们将感到生活更有希望，而且经济应该紧随其后发展起来。但到那时，我们不应再把资金投入到一堆烂摊子上。
萨克斯和伊斯特利是两个非常聪明的人。萨克斯并不主张捐赠者直接将数十亿美元存在*的*者的瑞士银行账户上，或者将他们的公文包里塞满钞票，以期出现最佳结果。而且伊斯特利也并不是说，发达国家可以置各贫困国的悲惨处境于不顾，一味地袖手旁观，任其完全凭借自身能力求得发展而不给予任何资金援助。
然而，二者仍存在显著区别。萨克斯的“贫困陷阱”理论认为，我们首先应当把他们从困境中拉出来，再考虑改善其他方面，诸如运转良好的政府机构、活跃的媒体及市民团体对政治生活的广泛参与。但第一步，是确保穷人们不再担忧他们的下一顿饭。
伊斯特利的观点则恰恰相反，他反驳道，这意味着在盖好房子前先把车配好。数十年来，我们已经为实践针对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大推动”理论付出了数万亿美元的代价，但非洲大陆的贫困程度仍不亚于20世纪60年代。而且，即使援助国进行规模更大的投入，也只能导致更多的资金被滥用（并使未来潜在的捐赠者大失所望）。
如何更好地帮助贫困国家，这两剂“药方”貌似都颇有道理。但为了评估它们各自的优点，我们需要更好地理解*、暴力以及这些应当为过去诸多经济发展败笔负责的“经济黑帮”的动机。
游走于经济发展的暗影里
在步入经济学的研究领域时，我们都不曾想过把一生的精力都耗费在研究人类的堕落方面。起初，我们只是希望更好地理解为何贫困国如此贫困以及我们能够为它们做些什么。然而暴力、*和持续的贫困并存，这一现象如此普遍，以至于我们在研究贫困问题时，无法将其与其他的社会问题剥离开来。因此，近10年来，我们每位经济学家都在苦苦思索和研究，有时甚至做梦都在想*、暴力和贫困问题。我们已经将其视为我们穷尽一生要完成的工作，以求彻底弄明白它们之间的关系。
由于*、暴力和贫困这三者经常纠缠在一起，判断我们应当把精力放在何处，无疑属于典型的“先有鸡，还是先有蛋”的问题，而且这个问题与萨克斯和伊斯特利之争密切相关。如果各国首先解决*问题，经济增长是否就会随之而来？或者说，是否援助者应当在贫困国希望解决暴力和*问题前先把它们从贫困的泥沼中拉出来？两种观点听起来都有道理，但从目前来看，它们仅仅是理论而已。我们真正需要的是与现实情况更为契合的答案。
这也是我们进行研究和写作本书的落脚点。我们的主要目标是，运用确凿的事实而非悦耳的说辞，弄明白“*—暴力—贫困”这一“鸡生蛋，蛋生鸡”的问题。之后进行的讨论，基于我们发表在经济学方面的学术期刊上的研究成果（某些部分基于其他合著者共同开展的研究工作）。为了在论辩中引入新证据，我们将经济分析工具和理论，应用到我们在亚洲和非洲工作的数年里辛苦建成的数据库中。我们相信发展中国家最大的希望是在理性分析而非意识形态的基础上作出政策决定。
在后面几章里，我们将为大家讲述6个故事——3个与*有关，另外3个与暴力有关，通过这些故事，我们已经开始破除障碍，理清发展中国家暴力和*二者之间的关系。这些故事带我们进入那些“经济黑帮”所在的不为人知且经常混乱无序的世界。从越南的大屠杀到中国香港的集装箱码头，从非洲边远村落的种族杀戮到曼哈顿市中心的街道，答案通常分布广泛，且以意想不到的方式出现在极不寻常的地方。
无论好坏，我们人类似乎对*、暴力和其他罪孽有着天生的兴趣。我们提出的问题以及我们在寻找答案过程中发现的“密道”，这些本身就具有无穷魅力，而我们也将向您展示经济学在整个过程中使用的种种最新的工具和“独门秘籍”。在我们讲述的“黑手党传奇”和“战争故事”之外，各位读者还将看到，我们在进行经济学追踪时用的手法，与大名鼎鼎的福尔摩斯神探如出一辙，远胜过美国提供公众服务的公司C…SPAN公司那一套。
如我们将要了解的，贫困和暴力二者之间是“先有鸡，还是先有蛋”，这个问题的答案，通俗地说，可以从下文的“雨水从天上掉下来”中找到。要衡量政治关系的价值，我们会设立一个大型的“彩池”，投资者从中对政治关系的价值下注。*事关良心、文化，还是对惩罚的恐惧？这可以在纽约的联合国大厦附近超时停车的违章次数表上找到答案。
本书中，我们总结了研究过程中得到的经验，并吸取了一些教训，揭示出了它们的现实含义，从而为对外援助和如何更好地消除全球贫困提供了参考。在这一过程中，特别是在本书的最后一章，我们将介绍一些帮助世界上最贫困国家的人民实现经济愿望的新思维。在本书结尾，我们希望大家能看到经济研究在彻底消除贫困中发挥的潜在的建设性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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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算无形的“鸡和蛋”
如果有这么多人如此关心全球贫困问题，而且暴力和*是解决这一难题的重要方面，那么，大家也许会惊讶于为何我们仍没有找到全部答案。为什么我们还未弄明白*的政府和暴力犯罪是否破坏了经济发展，或者说是不是贫困为国内冲突和官员*创造了条件？
问题在于，“先有鸡，还是先有蛋”这种问题很难解决，这是我们用这一说法的原因所在，因此我们大可不必再纠缠于此，只需挥挥手继续前行，但我们无法同样轻松地挥别全球贫困问题。在本书随后的讨论中，我们将为大家呈现乍得——这个非洲最贫困的国家之一的悲剧性历史。近几十年来，乍得先后经历了政治*、血腥内战、政府*和经济衰退。但起因是什么呢？战争抑或经济崩溃？实际上它们同时出现，所以很难作出判断。或许这种互相残杀完全是由某些其他因素造成的也说不定，如乍得基督教教徒与*教教徒之间的政治对抗。此种情况下我们需要解决的问题的根源是种族冲突。然而眼下就出现了如此多的新情况，如*、日益紧张的族群关系、环境恶化、国家石油财富的流失、日益严重的贫困，这使得我们开始感到自己像追着自己尾巴的小狗那样试图弄清楚到底发生了什么。
此外，最有趣的是，我们有足够的信息在将要开始的论辩中进行辩解。在试图弄明白是不是暴力和*引发了贫困或者是不是贫困导致了暴力和*之前，我们需要知道暴力和*的程度到底有多严重。*，国际透明组织（Transparency International）将其界定为“非法使用公权力以获取私利”，实际上，如按照其定义理解，则是发生在我们视线之外的事。如果行贿者和受贿者在暗中进行交易，并未留下明显的书面证据，那么贿赂就不会出现在公司的纳税申报单上，也不会在年报或现金流量表中向各位股东通报。因此，我们实际上正在试图解决一个我们压根儿无法看到“鸡”或“蛋”的“先有鸡，还是先有蛋”的问题。
但是如果我们无法亲眼见到整个贿赂过程，我们可以尝试直接询问当事人。我们可以质问公司官员操纵了哪些幕后交易或者质问政府受贿官员到底吃进了多少黑钱。然而，考虑到可能出现的法律后果，我们完全有理由相信，对“你在去年的贿赂过程中支出多少”这一问题的回复，多半是掺杂了相当大的水分的。
总的看来，经济学家对于人们就任何话题发表的意见都持怀疑态度。我们将人们所说的称为“廉价的空谈”，因为话语无须得到金钱或行动的支撑。而且我们特别怀疑与收受贿赂、挪用公款等敏感话题有关的“空谈”。就那些非法交易的直接参与者——行贿者和受贿者——而言，“空谈”的说法无疑非常准确，但我们也不会把更多的筹码压在那些评估他人贿赂行为的、据说是铁面无私的专家身上。
例如，假设我们正设法查清孟加拉国前总理之子拉赫曼2005年从外资公司中收受贿赂的总额（第二章中我们将更加详细地讨论与此密切相关的问题，即作为印度尼西亚总统的儿子，到底意味着有多少油水可捞）。如果你就此问题在消息灵通的孟加拉人中展开调查，你得到的数据要么远高于总统理之子实际攫取的钱财数量，要么远低于此，这取决于你向谁提问。显然情况就是如此。人们表达的观点反映了他们未阐明的实际想法和偏见。当展开相应调查时，孟加拉前政府的支持者自然会对第一家庭的*程度轻描淡写，而反对派则可能夸大问题的严重性。与之相似，在回应贪污调查时，商人的主要目标是免遭牢狱之灾，因此他们很有可能会瞒报自己的行贿数额。
因此，这就是问题的核心——人类常常以为所希望的就是真实的存在，而无法做到实话实说。让我们歇一歇，想一想：你喜欢何种咖啡？如马尔科姆·格拉德维尔（Malcolm Gladwell）所言，现在你多半可能想要一杯用心烘焙的黑咖啡。然而，当大多数人一大早在星巴克订早餐时，他们通常会选择卡布奇诺。而实际上黑咖啡正切合我们很多人对自我形象的认知——精力充沛、敢作敢为的饮者（做事风格同样如此）。问题在于，烘焙咖啡的味道并不是那么好。因此，我们可能会说，个人喜好是一回事，而要付诸行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