么样，然后拿回去编新闻。”
“那时别人都用什么机器？”
“那时候所有人用的都是大机器，就我一个小机器，特别方便。
“那次是我第一次用机器拍，我们正好去上海做《非常中国》，采访上海的音乐人。记得亚洲歌会完了以后，晚上我和高林生、许志安一帮人吃宵夜。吃饭的时候有人就讲黄段子，我是第一次听，听得满脸通红。第二天说给同事听，他们说你一夜出去就变黄了。”
“那时候娱乐圈给你的印象是什么？”
“说笑话嘛，无所谓。越在公开场合说的东西，越是属于玩笑，属于一种释放。”
“你觉得和他们能够很自然地在一起相处吗？”
“可以啊，我很奇怪，我跟任何人都能相处。”
“都能包容？”
“如果遇到我不太喜欢的人，可能慢慢会不接触。但是在外工作中，我都是短时间的相处，不是长期在一起。我不会觉得别人哪里不好？我觉得人在一起相处就是要快乐、愉快、善良。”
“所以你做的节目标准也是快乐？”
“我做节目要求真实。”
“真实和快乐是两个感觉，你更想给观众哪一个？”
“我想做得又真实、又快乐。快乐是一种状态，真实的是内容。我力求真实，不喜欢虚假的东西。我在快乐的状态下做的东西，其实也是带着真实的。
“我那时还出席过许多演唱会，除了去南京参加歌坛20年回顾演出，我还跟高晓松去过他在南京举办的个人作品演唱会。阵容强大，品质高超。那英、郑钧、老狼、丁薇、周小鸥、叶蓓等都去了。”
【回放】
高晓松作品演唱会南京散记
“九六时代广场之夜”高晓松作品南京演唱会11月29日在南京五台山如期成功举行。高晓松的圈内好友那英、老狼、郑钧以及丁薇、小柯、叶蓓和零点乐队友情出演。
高晓松是一个对艺术执着的人；他说：“我的个人作品音乐会注重的是品质，而不是商业。”所以，当28日晚上走台时，高晓松大发雷霆，因为主办单位在晚上10点还没有把所需的设备全部布置好。后来，全体演员的走台、调音直到29日凌晨4时才结束。
那英是一个故事很多的人，她到南京机场后，等待来人接车。主办单位派去的3个人没把那英认出来，因为那英剪了一头短发，穿了一件皮夹克，戴了一付眼镜，特别朴素。大家站在一起，不知道谁是谁。等了二十多分钟，那英的手机响了，那英对着手机说：“高晓松还没来接。”大家才明白身旁的这一位就是那英。
那英特别的爽直，演出的白天，她说：“高晓松给我的歌怎么那么多的词，我记都来不及记。”所以，在舞台上她演唱《白衣飘飘的年代》时，眼睛不时地看音箱，因为那里贴着她抄写的歌词。不过，那英演唱的这首歌非常出彩。
高晓松作品南京演唱会的现场充满了情感色彩，没有一点商演的气氛。那英一身便装，在一群白衣蓝裤的大学生合唱团的伴唱声中，唱起《爱已成歌》时，那种质朴、纯净、怀旧的感觉是令人感动的。
演唱会给人感动的地方有许多，当老狼、郑钧、高晓松、小柯四个人唱起《睡在我上铺的兄弟》时，那个充溢着友情的舞台令人久久难以忘怀。
零点乐队的主唱周小鸥，唱起了《好风长吟》这首刘欢原唱的歌曲，现场特别火爆。特别是老狼、郑钧情深所致即兴上台伴唱，是一幕动人的画卷，两个大腕为一个新手伴唱，这在任何商演中是不可能的，只有在高晓松身上才能成为现实。
郑钧破天荒地演唱了不是自己的作品《模范情书》，也是空前的。郑钧自己也表示过这是惟一的一次，主要是看在与高晓松的兄弟情谊上。
以演唱《上班族》走红歌坛的丁薇，面对家乡南京的父老，加唱了林依轮首唱的《蕾》，在丁薇的演绎下，《蕾》更让人怀想那花季的少年。
叶蓓的《B小调雨后》，充分展示了她的声音的魅力。作为一个新人，把高晓松的作品演绎得丝丝入扣，可以说是珠联璧合，不知高晓松是从哪里挖来的“宝贝”。
高晓松作品南京演唱会的伴奏，阵容非常强大，除零点乐队外，李延亮的吉他、刘效松的鼓和小柯的钢琴，为整个演唱会的成功增加了砝码，而一流的音响师金少刚和宋多多的出马，则完美地体现了演唱的效果，从而使这次演唱会列入了精品的行列。
当老狼唱起《同桌的你》时，那英走上舞台，送上一支玫瑰花，并亲吻了老狼。全场掌声四起，观众席里燃起了打火机的火苗，星星、点点、一片，充满了感伤和怀旧的情调。纸叠的飞机满场飞舞，在《同桌的你》的旋律里，高晓松为自己的过去画了一个圆满的句号。
1996年12月
美术博物馆和欧洲赛马会（5）
“记得最初1月份的时候，去正大采访，遇到了上海有线电视台也在拍摄，见到其中一个女主持殷紫，匆匆沟通了几句，互留电话，就各忙各的。5月份去上海，我就想起了她，给她打了一个电话，说我们来上海，要借设备、灯光。匆匆遇见的朋友反而成了很好的朋友。在上海，殷紫就帮了我许多，帮我介绍乐评人和记者，她在《非常中国》的专题节目里也被采访了好多次。
“我是项目的策划、采访，但是我不做后期。内容怎么编？我都写好要求给后期。从策划、采访、到编导、内容都是我。我要做场记，做采访，以及前期的准备，新闻有时都是自己拍了。我不喜欢做后期，我觉得是技术活。后来在上海待了一个月，我们做了三个月的节目。”
“为什么关注上海的流行音乐呢？”
“当时唱片的三角地，广州是发源地，北京是发展地，上海处在两者中间，是最好的发行地。上海中唱、音像、声像都以发行见长。因为Channel［V］是香港的，也希望了解上海，我们就去做了上海的选题。其中我做了‘东方风云榜－—中国第一榜’的话题，采访了很多人；影响特别大。
“这是个什么榜？”
“‘东方风云榜’是上海电台和电视台合作的，在华东地区影响特别大。我们拍摄了不少音乐人，包括高林生、甄凌、王磊、劲舞娃娃。
“其实中国的选秀是从劲舞娃娃开始的。劲舞娃娃是在上海选秀选出来的四个女孩子，不是很漂亮，但挺可爱。是日本的公司做的，在96年的时候还火了一阵子。
“就这样我在上海的时候，认识了一批上海的音乐人，包括我跟孔祥东的见面都是在上海，他是殷紫的好朋友。”
“孔祥东是弹钢琴的，他怎么跟你们搞流行音乐的人打交道呢？”
“我没有职业概念，我是跟人打交道，不是跟职业打交道。”
“是音乐把你们拉在一起的吗？”
“是殷紫，他是殷紫的朋友，我也是殷紫的朋友。
“就这样，不管我在上海还是在北京，我每天都在工作状态中，不断地想内容，找新闻，拍东西。那时候娱乐界没有现在这么多活动，所以没新闻时我就跑到音乐厅去拍演出。
“那时候虽然没有没有炒作的概念，但也是要宣传的。亚尼开新闻发布会；神秘园开发布会，我都去了，也会提问。慢慢别人就认识我了，但是我自己没感觉。”
“当时也叫娱记吗？”
“当时没有这种称呼。”
“这种称呼什么时候开始的呢？”
“98年以后。后来有人采访我，让我谈谈对娱记的看法。我说我不是娱记，我觉得记者就是记者，娱乐只是工作的一个范围。作为记者本身是一样的，都有职业性、道德性。不过现在的娱乐记者职业性增强了，道德性降低了。”
“你那时候怎样坚持自己的职业准则？”
“真实反映事物的本身。我记得96年底有一个四川的女记者到北京采访，跟我认识以后聊得挺好的。她住在招待所跟我打电话，我们曾经聊了一个晚上。我是一个喜欢聊天的人。
“她在四川也是一个著名记者，也当过主持人，被称为铁嘴，而且心高气傲。在聊的过程中，她特别希望跟我交锋，但被我化解了。因为我根本就不接招，漫不经心就化解了。最后她说你太厉害了，我从来没有遇到过像你这样的高手。
“她毕竟是一个外地的，潜意识里觉得不能丢外来人的脸。而且她也是有才华的人，想表露一下，所以她会提出各种各样的问题。我根本不考虑语气的东西，只是回答问题。她的情绪和挑衅我都充耳不闻。”
“你采访名人嘉宾的时候，怎么和嘉宾交锋？”
“提问啊，我提问会寻找角度，不会咄咄逼人，跟嘉宾千万不要咄咄逼人。”
“但真话是逼问出来的。”
“逼问是方式而不是语言的犀利。”
“真正的犀利在哪儿？”
“藏在后面，这是一种采访技巧。采访不是逼问，因为对方可以不回答这个问题。”
“这个时候你怎么办？”
“让嘉宾去掉防备，袒露自己。”
“但是你没有时间准备。”
“首先他接受我的采访的时候，他就不会认为我是去伤害他。同时我跟他面对面沟通以后，他会认可我的亲和，感觉到我的真诚，这个时候他是松弛的。而且我不会去伤害他，我觉得要尊重嘉宾。”
“你要隐私吗？”
“不要，我从来不说隐私。我会让他谈一些对生活的看法，台前幕后的事情，不会让他说隐私。我觉得隐私就是隐私，不用昭然天下。
“我记得那个女记者回到老家以后，给我打电话，他们头儿让她挖一些明星的幕后花絮，说如果没有就编造一些。我当时就特别反感，我说‘首先我不知道他们的隐私；第二，就算知道我也不会说；第三，媒体是一个宣传的平台，具有导向性。你们总编如果是这样做的话，或者让他改变办报的方向；或者这种地方不能久待。’没多久她就辞职了。这就是我当年的态度，十年前我就是这个态度，十年后我依然是这个态度。”
“你觉得Channel［V］当时坚持的导向是什么？”
。。
美术博物馆和欧洲赛马会（6）
“我没有考虑代表谁？我代表我个人。但是我个人做节目，肯定有我的影子在里边。所以流行音乐节目里边会有古典音乐的新闻，会有谭盾现代音乐的新闻，这就是我的影子。我这样的人才会有这样的节目，我传达这个乐坛的信息。我是传达信息而不是挖掘内幕。”
“有选择性的？”
“对。肯定不会什么样的都上。”
“当时什么样的新闻比较多？”
“当时的娱乐事件相对还比较少，所以我拍的新闻都是歌手发片。当时拍过比较火爆的签售，有陈琳、罗中旭等，在西单音像大世界。”
“从来没有人为地去制造过媒体事件？”
“其实有过一次，但是是良性的。我1995年底刚到Channel［V］的时候，采访了零点乐队，他们正要发新专辑。应该说零点乐队接受的电视媒体我是第一家，还没发片呢。我记得是在东三环的龙博广场，访问了他们。回来我就说，这个乐队会火。
“96年初我跟乐手大毛说，你们出片了做一个签售，我来拍新闻。这是惟一的一次我安排的。
“后来他们去了复兴商业城，在地下，签售磁带。电视上播着《别误会》的VIDEO；但没什么人，大家还不认识他们。我们拍照、拍新闻。从那个时候起，我看着零点乐队一年推出一张唱片。96年12月31日在JJ迪厅零点时分发了零点乐队第二张专辑，我去了。97年底在阳光俱乐部发了第三张唱片，也是凌晨零点，我也去了。我看着他们一步一步成长。后来他们到内蒙古演出我跟去了，回来写了一个散记《内蒙之行》。中国最有名的音响师，一个是金少刚，一个是宋多多。宋多多说这是他看过的最好的文章。
“我最初采访孙悦的时候，刚到北京。孙悦的制作人居鹏介绍我说‘你要认识这样一个人，金少刚，他是中国录音界的大腕，所有大牌的录音都是他录的。’那是1995年夏天，在正大的录音棚，我认识了金少刚。后来我经常跟着演出拍摄新闻，又认识了宋多多。金少刚以棚里录音为主，宋多多是演出现场调音为主，他们是中国最牛的两个音响师。”
二十一 有生以来的第一次挨打
“我记得刚到北京的时候我借了一个呼机。妻子丹的好朋友嫁了一个北京部队的军官，是部队的军官借给我用的。虽然后来还给他了，但有人呼我时，他会打电话告诉我谁找我。
“有一次晚上，一个搞音乐的朋友于江莹，晚上10点多打电话跟我说，好久没见，一起去酒吧坐坐。那是1996年的11月。她和男朋友开车到了楼下的时候，就给我打传呼，说已经到楼下了。部队那边看到传呼后来就跟丹说，半夜三更一个女人让我下楼。后来我费了好多口舌去解释，但娱乐圈之外的人很难理解。
“我后来发现要做任何事情一开始就要到位，就像买呼机一样。如果一开始就给自己买呼机就不会出现造成这种误会的事情了。”
“那时晚上不睡觉？”
“那个时候越睡越晚，早上7点是整个睡眠最重要的时间，11、12点才是起床时间，所以我说这个行业就这样。后来这个习惯在离开Channel［V］后改掉了。”
“怎么改的？”
“刚去凤凰的时候，我学车，早上6点就得起床。原来是12点起床，现在要6点起床，我还怕起不来呢，但两天就改过来了。
“第一天早起特别难受，但是感觉特别好。6点出门阳光灿烂，正是初夏的时候。赶地铁到老山那边，路上要走1个多小时。我觉得早上的空气、阳光太好了，两天以后就习惯了。后来我的作息时间是12点上床看书休息，早上8点多起床，在MTV以后一直如此。大家都不相信，娱乐界哪有那么有规律的人？但我一直就是这样。”
“娱乐圈必须这样颠倒吗？”
“也没有必须这样，大家上午没法干事，所以就睡觉呗。这个时间越拖越晚，后来我发现原来1点、2点睡觉，后来拖到5点睡觉了。
“我想不行，就往前挪。今天2点睡，过两天1点睡，慢慢就改过来了。我觉得本末倒置特别不好，看不见早上的太阳。但是那段时间下午特别有精神，出门工作也特别有精神，都是下午、晚上干活。
“1996年12月，我们拍的‘中国流行歌坛十年回顾’专题片正在做后期，我写配音稿。那段时间又是特别忙的时候，赶元旦、春节的节目。”
“Channel［V］的节目？”
“是。因为元旦、春节要放假，我就开始赶节目。12月份正好有哈尔滨电视台的朋友过来拍东西，我就带他们一起拍，资源共享。那是12月的27日，JJ迪厅晚上有唱片公司歌手在那边演出，我就让哈尔滨的朋友在JJ等我，我回公司取带子。我们当时有车有司机，他们在车上等我，我上楼取带子，摄像师窦岩拿了东西先下楼了。
“那时天刚黑，有人在办公室里坐着说话，我不认识。我取了带子准备下楼，走到楼道里，有人叫我‘山奇’。办公室里的人听见了，一边喊‘你就是山奇？’一边冲出来就对我暴打一顿。我当时还护着带子，怕打坏了。我被打得鼻青脸肿。后来机房的其他几个人拖住他，我就跑了下去。司机问‘怎么了？’我说‘被打了。’他们不相信，不可能啊，几分钟的时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