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六日，何应钦就任讨逆军总司令职，同时以讨逆军总司令名义任命，豫皖绥靖主任刘峙，贵州绥请主任顾祝同，就任东路集团军和西路集团军司令，兵分六路向西安逼进，并令飞机轰炸西安，组织讨逆军，一律白幡素衣，齐赴中山陵。在中山陵召开素衣誓师大会，高呼，为委员长报仇，*张学良，叛军必败，讨逆军必胜等口号。十七日，日本政府做好了武装干涉的准备，并付诸行动，向上海和汉口，增派海军陆战队三百人。十八日，日本外相有田八郎通知中国驻日大使许世英声称如果南京与西安之间达成妥协，日本政府将不能继续保持坐视观望之态度，有权在处理西安局势中采取日本政府认为需要的行动。意大利外交部长齐亚诺致电张学良道：“中国若无蒋介石，即不能自存，汝系我友，若与共产党联合，即为我敌。美国驻华大使詹森，英国驻华大使，纳齐鲍尔，休根森向孔祥熙提出：调解或可有助于双方达成协议。也可以使张杨在天津或国外某处安住。德国和英美态度相近，但不参加调停。法国则持观望等待态度。
自十二月十二日下午西安各界群众自发走上街头，沿街*要求公审蒋介石，枪毙蒋介石。为考虑蒋介石的安全，张学良秘密地将蒋介石转移到高桂滋公馆，由东北军警卫团卫队营负责守护。
南京政府对待西安事变所采取的方式，大出张学良、杨虎城所料，国内外舆论的相背及东北军十七路军的重要将领接二连三敌率军倒戈拥蒋，讨逆军又已攻占潼关，使张学良，杨虎城感到十分困窘，乃向蒋介石说明利害。蒋介石自十二月十四日端纳从南京来西安探望，带来了宋美龄之信，特别是夫人手书的蝇头小楷‘南京城戏中有戏’后，知道来自南京方面的危险不小。乃写下停战三天的停战令，又怕写下停战手令落在张学良手中，将来传为笑柄。乃对张学良说道：“停战手令必须由被张杨扣押的，来之南京方面的大员送往南京。”张学良听从陆军大学校长蒋百里之计，派与何应钦关系密切的蒋鼎文蒋手令送往南京。蒋介石同意。乃于十二月十七日当张学良面写下令何应钦停战三天的手令，交给蒋鼎文送往南京。端纳一同随机飞回南京。十七日十八时，端纳、蒋鼎文向宋美龄、孔祥熙、宋子文、何应钦报告了蒋介石的近况。并说明张学良、杨虎城扣留委员长并无杀害委员长之意，只是想逼委员长停止内战共同抗日。宋美龄、宋子文得此消息心内稍安。三天停战令至十九日为限，为保蒋介石安全，乃提出应该稳定停战的局势，制止何应钦对西安的进攻和轰炸。十九日在孔祥熙公馆磋商拓展停战令的时限至十二月二十二日。为了尽快营救蒋介石，宋美龄决定亲往西安与张学良商谈。何应钦道：“西安是充满血与火的世界，夫人不宜身临险境。尚若去后救不成委员长，又被叛军囚作人质，岂不是伤尽尊严。”宋美龄道：“从委员长的顾问和蒋鼎文所说情况分析：张汉卿把劫持委员长的行为说成是兵谏，即表明张扬还将委员长当领袖看待，而且并无加害委员长之意。我相信张汉卿绝对不会加害委员长。当今，倒是要说服委员长不要任性，以免将矛盾激化。请何部长不要阻拦，也请何部长以委员长安全为重，暂缓对西安的进攻和轰炸，以避免事态扩大。”言毕，遂与兄长宋子文、顾问端纳、携戴笠等随员登车赴机场，往西安而去。欲知后事如何，请看下回分解。
第二十七回 毛周大度力挽狂澜，少帅无私赴京领罪
（二百零二）
却说中国共产党主席毛泽东接到张学良告知发动西安事变，扣留蒋介石的电报后，当即命令部分红军至临西安的三元、泽阳一线，并决定将*中央所在地由保安迁移至肤施，并将肤施改称为延安。十三日在保安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参加会议的人听说张学良、杨虎城发动了西安事变，逮捕了蒋介石，都很高兴。参加会议的红十五军团军团长徐海东是有名的炮筒子脾气，讲话向来喜欢直来直去，听说是蒋介石被逮捕了，高兴地说道：“这下蒋介石算是作恶作到头了，近十年的内战，对红军的五次围剿，欠下我们共产党、红军和全国人民的血债，差不多有上百万。我建议中央尽快和张杨联系，请张学良和杨虎城将蒋介石交给我们处理。”*中央副主席，红军总政委张国焘当即附和道：“干脆公审蒋介石趁机将他除掉。”周恩来见徐海东发表如此偏激的意见，张国焘持如此态度，急忙发言道：“西安事变，张杨二位将军走了一着险棋，就其本意是逼蒋介石停止内战，以促成抗日。蒋介石虽然不肯抗日，好打内战，欠下中国共产党和全国人民好多血债。可是以眼下中国的国情来说，蒋介石还不能死啊，否则的话，亲日派肯定在南京政府内占据上风，再加上杀蒋后，中国将出现群龙无首，陷入混乱，造成更大规模内战的危机，那可是个不得了的结局啊！如果在此时此刻，如果以我党和蒋介石的私怨，向张杨提出对将介石以制裁，不仅有违张杨二将军的初衷，也会使我党失去张杨二将军对我们的信赖和依重。我们共产党人应该高瞻远瞩，竭力避免国家陷入更大规模内战的危机，以免给日本帝国主义以可乘之机。”张国焘在中国共产党内，一直以居于周恩来之下而不服气，如今见周恩来反对自己处决蒋介石的建议，说眼下蒋介石还不能死，满肚子来气，在周恩来发言刚停，便立即反驳道：“恩来同志，你不仅是共产党员，还是中国共产党的副主席，在关键问题上，你应该从维护党的利益的角度去考虑问题，而不应该不顾党的利益，充当和事佬，帮蒋介石说话。蒋介石自一九二七年以来的十年内战中，双手沾满了共产党和人民的鲜血，这笔血债必须偿还。我以中国共产党中央副主席和中国工农红军总政委的身份提议，尽快和张学良、杨虎城交涉，要张杨将蒋介石交给共产党，由共产党代表全国人民对其公审，并将其公开枪决，以为被其杀害的共产党员工农红军和红军家属及根据地的*仇。”周恩来对张国焘在党内很多次会议上总会自恃自己是*的一大代表，而表现出家长制的作风，产生不满，但因考虑到党内团结，还在不违反大原则的前提下，克制自己，而对其忍让，今天又见其如此粗暴地反对自己的意见，而且不顾蒋介石在一旦被杀后，国家又将处于群龙无首，内战纷争，必然复起，强邻虎视民族有危邙之险的后果，在张国焘发言时，又认真地考虑审核了自己刚才的发言，确定自己的意见是对的，暗思道：尽管我以前对你的粗暴态度、家长制作风给予迁就忍让，但是今天对蒋介石处理的好坏，这个事关国家和民族存亡，是决对不能去对之妥协迁就的。遂决定在张国焘发言后，再度发言，详细阐述自己的意见，与张国焘据理力争，以实现在共产党内统一以和平方式公决西安事变。
（二百零三）
张国焘发言结束后，周恩来刚才要再次发言，只见毛泽东表情严肃地说道：“要说对蒋介石的仇恨，可以说把蒋介石拉过来，杀他一千一万次也不够。一九二七年蒋介石*导致国共两党合作的分裂。为了彻底消灭共产党，蒋介石竟然提出了宁可错杀三千，也不可漏掉一个的口号，在蒋介石为了消灭共产党，不顾军队的第一要务是抵御外来侵略，保卫国家和民族的完整，不顾日本侵略者虎视眈眈，时时有吞噬中国领土之野心，将军人看作是他个人的财产，调集大量军队至江西，围剿我党建立的根据地，他本人坐镇南昌，指挥剿共。九一八事变，我国领土大片地沦丧于日本帝国主义，国家主权也遭到日本侵略者的肆意践踏，可是他仍然不管不顾，调集百余万军队对共产党实施了五次围剿。在五次围剿中，正如张副主席所说，被蒋介石杀害的共产党人、红军、红军家属及根据地的人民有近百万。中国有个传统，视杀父母，夺妻子，挖祖坟，绝人嗣之仇恨为不共戴天，我们大家想想看，在蒋介石的屠刀下，多少人父母被杀害，多少*子被绝灭，多少人祖坟被毁掉。今天在座的就有不少同志的亲人死在蒋介石的屠刀下。我和彭大将军，不光是亲人被杀害了，祖坟也被毁掉了。因此，我可以说，我和蒋介石的仇恨就是不共戴天。可是我们和蒋介石的仇恨和日本侵略者要灭掉我们的国家和民族的仇恨相比又算不得什么呢。我们共产党是一个伟大的政党，是在任何时候共产党都会以一党一派的小局服从于国家和民族大业的大局。我们共产党人因此也必须有宽厚博大的胸怀，为了国家和民族的大业把对蒋介石的仇恨放过一边，再说，张学良，杨虎城二位将军发动此次事变，并不是要清算蒋介石的罪行，也不是为了东北军和十七路军的私利，张杨二将军，发动此次事变是不同于历史上任何一次的事变，翻开中国的历史，可以看到中国历史上任何一次劫持领袖的行为总是为了达到其个人目的和其集团的私利。而张杨这次的捉蒋是不参杂一点个人目的和小集团私利的，完全是为了国家和民族能够走上抵御侵略，克服外侮而发起的，其指导思想是积极的，因此，张杨二将军的名字将因发起此次事变被载入史册，并与史册同辉。但是张杨二将军在事变发起前，没有考虑到事变可能导致的两种前途：一是日本人推波助澜，煽风点火，并暗中和南京的亲日派相互勾结，再利用南京政府中派系之间的矛盾与纠纷，可能引起更大规模的内战，削弱全国的抗日力量，推迟全国抗日战争的发动，有利于日寇侵略中国；另一种前途就是各方力量，利用此次事变，坐下来谈判，和平解决事变，促成抗日战线早日形成，尽快地投入抗击日寇，拯救国家和民族的战争。为了实现第二种前途，中国目前还确实不能没有蒋介石，蒋介石这个人少时读书即酷爱军事，喜读孙子兵法，和中国的哲理著作，后考入袁世凯的陆军速成学堂，继而被派往日本深造，一九一零年在日本高田炮兵联队当士官后补生，因辛亥革命后，孙中山急需军事人材被陈其美从日本召回推荐给孙中山，此后一直从事军事指挥和谋略地研究。尤其是在平服陈炯明叛变中追随孙中山，深得孙中山之信任，并被委以军事重任。
（二百零四）
一九二五年，孙中山逝世后，蒋所掌握的权力无人制约，蒋介石也就充分利用自己所掌握的权力，采取封官许愿，政治拉拢，金钱收买和军事*等手段，纵横捭阖，逐步地削除、收编和瓦解了中国的大小军阀，实现了国家形式上的统一。在蒋介石的统治下，被其收编和瓦解的大小军阀在很多时侯因为自己和小集团的利益，还常常心怀不满，暗怀鬼胎，但是畏于蒋介石的阴狠和手段毒辣，而不敢发难。如果我们看不到这一点，图一时之快意，那么很有可能处死蒋介石之日，将是导致国家内乱之时，而国家内乱之时又将是外患趁虚而入之时。为了避免国家陷入内乱，不给日寇可趁之机，我们共产党人应该尽一切力量，避免第一种局面的发生，而是使事变向第二种前途发展。我建议：一、通知南京、上海，我党地下工作者密切注视日本政府及其军队和南京政府中的亲日派和军队的行动，并随时向中央报告。二、用一切方法联合国民党左派，争取中间派，孤立和反对亲日派，推动南京政府走向抗日的立场。三、向全国发出通电，阐明*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立场，给予张杨发动事变积极的肯定。促成事变的和平解决，使张杨的抗日主张得以实现。四、我提议由周恩来、秦邦宪、叶剑英组成*代表团在张杨需要时，前往西安参加谈判。”众人一致通过。于十五日以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红军领导人的名义致电南京政府，提出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主张。
十七日，张学良、杨虎城，因南京方面何应钦指挥讨逆军攻占潼关、东北军、十七路军中的将领接二连三地倒戈拥蒋，乃向蒋介石陈述利害，讨得蒋介石的三天的停战令后，杨虎城对张学良说：“这几天我已经头昏脑涨了，趁此停战期间，副司令当速派飞机与*联系，请*派代表团来共商大计。”张学良乃派飞机去延安接*代表团。周恩来率同秦邦宪、叶剑英及罗瑞卿、曾山、童小鹏等随员和警卫战士共十八人的*代表团于十二月十七日到达西安。十九日*中央再次发出《关于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通电》全文如下：
自西安提出抗日纲领以后，全国震动，南京的安内，而后攘外的政策，不能再续，平心而论，西安诸公爱国热心，实居诸首列，其主张是立起抗日，而南京诸公，步骤较缓，可是除亲日分子外，亦非毫无抗日者，其发动内战，当非心愿。以当前大势，非抗日无从图存，非团结无以救国，坚持内战，无非是自速其亡，当此危急存亡之秋，本党、本政府谨向双方提出如下建议：
一、双方军队暂以潼关为界，南京军队勿潼关进攻，西安抗日军亦暂止陕甘境内，听候和平会议解决。
二、南京立即召开和平会议，除南京、西安各派代表外，并通知各党各派各军代表参加，本党本政府亦派代表参加。
三、在和平会议前，由各党、各界、各军先提出抗日救亡草案，并讨论蒋介石先生的处置问题，但基本纲领是团结全国，反对一切内战，一致抗日。
四、会议地点暂定在南京。
上述建议，实为解决目前紧急关头之合理有效方法，南京诸公，望立即决定国策，以免国家在此混乱中，日寇乘虚而入也，并望全国人民各党各派，立即督促当局召集和平会议，讨论一定国策，共赴国难。
（二百零五）
却说周恩来率*代表团到达西安后，便立即展开促成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繁忙复杂的调解工作。根据张学良、杨虎城的不同情况分别做他们的工作。在首先充分肯定张学良、杨虎城的爱国热情后，对张学良说道：“西安事变有可能导致两种截然不同的前途，如果说服蒋介石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就会使中国免于被日寇灭亡，这是一个好的前途。如果宣布他的罪状，将他交给人民审判，最后将他杀掉，这样不仅不能停止内战，还会引来更大规模的内战，不仅不能抗日，还有可能给日本造成进一步灭亡中国的便利条件，这就会使中国的前途更坏。历史的责任，要求我们争取中国走向好的前途，这就要说服蒋介石，只要他答应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就释放他回去，拥护他做全国抗日的领袖，使他走上抗日的道路，这样将有利于发动全面的民族抗日解放战争。”张学良大喜道：“共产党是我最好的参谋部，你是我最好的良师益友。”周恩来道：“汉卿兄切记，你不管在什么时候，什么地方，你有一个最好的朋友，这个朋友就是共产党。”张学良高兴地答道：“我永远也不会忘记的。”周恩来做好张学良的工作，又做杨虎城的工作，杨虎城听了周恩来阐述的道理和意见后，坦率的说道：“我不同意轻易释放蒋介石，我和他共事十几年了，对他这个人很了解，他经常是前说后摆手，出尔反尔，而且报复心特强，共产党和国民党虽然敌对，但政治地位是平等的，可以战、也可以和，我是他的部下，发动这次事变，虽然出于爱国，但就其行动的本身来说，毕竟是大逆不道的举动，又影响了领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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