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他们都怎么说的？
刘：因为学校里不准悼念周总理，师生们到天安门去参加悼念活动都是冲破封锁出去的。4月3日晚上，有几位学生冲破迟、谢的严密封锁，步行到天安门，献上直径两尺的大白花，挽联上写着：“天堂笑看千万后来人，鬼狱哭煞几只烛正昏。”他们在天安门前发表演讲，怀念周总理，控诉迟、谢，引起了广场千万群众的共鸣。迟群后来把这几位大学生定为“反革命”，并在清华大学里大肆追查“反革命分子”、追查“反革命政治谣言”。
清华大学机械系有一位党员教师，叫作白新桂，在“四五”前夕，每天默默地往返于天安门与清华园之间，他一个人每天清早出发，晚上回家，恕膊凰担ヌ彀裁藕屯蚯褐谝黄鸬磕钪茏芾怼Ｎ吮硎径缘舜蠼愕闹孕奈课剩刻於及烟彀裁殴愠∩纤衔詈玫氖食…写下来，分别整理，分次寄给邓大姐。1977年春节，邓大姐把这位教师接到中南海的家里，感谢他对周总理和自己的一片深情，并非常热情地招待了他。邓大姐还询问白新桂清华的情况怎么样？刘冰的情况怎么样？白新桂说：“他现在挺好。”当时刘达同志任清华大学党委书记，尽管我还没平反，清华党委已尽一指戳俗橹叵担丫…不劳动了。白新桂回校后，专程来我家，转达了邓大姐对我的关心。我也很感谢邓大姐的关心。
支持我的两条线？
苏：您和胡耀邦、纪登奎等同志的关系似乎不错。
刘：是的。在吴德口述的《十年风雨纪事》＇1＇一书中，吴德说，毛远新曾对倪志福说，刘冰敢于给毛主席写信反映迟、谢的问题，因为背后有人支持。支持刘冰的有两条线，一条线是邓小平、周荣鑫、胡乔木、李昌、胡耀邦，一条线是纪登奎、吴德。纪登奎实际上是支持我的，1975年12月15日的政治局会议上，纪登奎坐在我的前排，胡耀邦和我坐在后排，会议开始前，纪登奎转过身来，和我握手。这可以说是一种无声的支持。
但吴德并不是。我两次转信都同时给了吴德，希望能向吴德汇报情况。但他并没有接见我。在《十年风雨纪事》书中，吴德说，他接到我的信后，他曾尽页佟⑿唬盟钦椅姨富啊Ｓ炙担偃夯厝ズ臀姨福惶妇吞副懒恕Ｔ趺刺副赖哪兀克凳且蛭偷强呐湍稀�
我和纪登奎在抗战期间，都是做青年工作的，解放初期我在河南省委任青委书记时，纪登奎任许昌地委书记，我们互相之间来往较多，比较熟悉。纪南小名叫南南，她在清华学习，工农兵学员，礼拜天她常来看我。
刘冰 解铃还需系铃人——两封信引发的政治地震（6）
吴德说：纪南问纪登奎，迟、谢在“批林批孔”大会上的讲话和中央的8号文件不同，哪个对？纪登奎告诉纪南，说迟、谢的讲话是错误的。健嗟热烁恪叭敕ⅰ保磁帧⑴住⑴吆竺牛飨懒恕Ｕ尉忠蠼飨呐鞠路ⅲ…青、张春桥提出为保护青年干部，不要下发，可在个别文件里点一下这个事情，8号文件就是这个文件。
吴德说：纪南把这个情况告诉了我，我对迟、谢的意见更大了。于是，双方就谈崩了，好像我知道这个8号文件的事情。南南确实礼拜天来看我了，只说了一句话：“刘叔叔，我爸爸要我告诉你，迟群、谢静宜并不代表毛主席。”并没有说8号文件！这是其一。其二，迟群根本没有找我谈。吴德的书中那么写，好像他在做双方的工作。
不过，吴德确实把我的信给了纪登奎，可能是第一封信。怎么给的呢？我怎么会知道的呢？这是时任北京市城建委书记杜春永告诉我的，杜春永曾任河南省工会主席，我是河南省团委书记，我们共事过一段时间。我之前给吴德送信后，曾尽嫠吖滴蚁衷诠ぷ骱芾选Ｈ缓笥职殉佟⑿坏那榭鲆约白诺氖虑楦盗怂怠Ｋ担獾禄岽淼摹：罄矗钕饶钤诠裨赫倏艘桓龉赜诒本┦谐鞘薪ㄉ璧幕嵋椋偷强⑽獾隆⒍糯河蓝疾渭恿恕；嵋橹屑湫菹⒌氖焙颍偷强识糯河溃骸霸诤幽瞎ぷ鞯睦贤净褂兴…呀？”杜春永说：“刘冰就在北京工作。”纪登奎说：“他我知道，他身体怎么样？现在还好吗？” 杜春永说：“他工作上有些困难。”纪登奎说：“身体没什么问题就好。刘冰给吴德的信就在我兜里，我还没看。”
也就是说，吴德给纪登奎看这个信，这是真的。但吴德说他让迟、谢找我谈话，没这个事。因为没跟我谈，更谈不上后来我和迟、谢谈崩了这一事。纪南也并没有说8号文件，我根本不知道中央的8号文件。
苏：跟许多老同志访谈，我感觉，吴德和“四人帮”是有距离的。
刘：吴德确实和“四人帮”不完全一样，但他是有严重错误的。他和“四人帮”不同，有功劳，就是抓“四人帮”的时候，他接受了在北京的任务，抓了迟群、谢静宜。但是，他是犯有严重错误的。
苏：有一些老同志认为，吴德在“文革”期间很不容易。
刘：这是他们的看法。你问问别的同志，王汉斌、彭云、张大中他们，对吴德是怎么个看法？
苏：谈到北京的1978年，怎么也绕不开吴德。他是一个特有的人物，不会和“四人帮”扯在一块，但也不会和你们站在一起，他有自己的想法。
刘：对。1978年6月邓小平对刘达说我的问题解决了，要北京市委安排我的工作，但刘达给他们传达之后，北京市委没有反应。我想可能和他有关系。当然，那时的他可能也顾不上了。
对邓小平同志长久以来的崇敬和信任
苏：您和邓小平之前认识吗？
刘：我让小平同志转信不仅仅是因为他当时主持中央日常工作，这是我过去长时间以来对小平同志形成的一种崇敬和信任。
抗战期间，我在一二九师随营学校政治部，我们这些年轻人，都愿意自己的领导非常优秀，那时我们常说：我们刘伯承师长是中国第一位著名的军事家，蒋介石都承认的；在八路军三个师中，我们邓小平政委是最年轻的师政委。他那时候才36岁，威信很高。
第一次当面见到邓政委，第一次听他讲话，是1940年冬天，反“扫荡”的时候，我们不断转移，后来在太行山涉县境内一带的村庄住了下来。有极少数同志耐不住饥饿在群众未收完的田里挖土豆、萝卜吃，违反了群众纪律。
这一天，我们校政治部几位同志在屋子里开会，我们随营学校杜义德副校长领着邓政委来了，一进门就大声说：“邓政委来看大家来了。”我们惊喜地立即起立向邓政委行军礼。“都站着干啥子！坐下嘛！”他大声说。我们都笑了，气氛立刻轻松。他说：“几个洋芋（土豆）、萝卜看起来不算啥子，其实是大问题噢！军民关系的大问题噢！问题出在战士、学员身上，你们领导、你们政治部有责任噢！说明你们政治部平时政治教育工作没做好！”这是我第一次当面见到他，英俊、干练、严肃，话不多却一针见血，浓重的四川口音，风趣而威严。整整68年过去了，邓政委给我留下的印象宛如昨天一样清晰。。 最好的txt下载网
刘冰 解铃还需系铃人——两封信引发的政治地震（7）
第二天早上，在村边的一块斜地上，邓政委给我们学校讲话。会场上爆发了长时间热烈的掌声，邓政委当时从关家垴前线回来，对关家垴战斗全歼日寇近千人的胜利，大家心情都非常激动，许多同志看到邓政委，高兴得跳起来欢呼。邓政委向大家行了军礼后，示意大家安静，开始讲话。他详细地讲了群众纪律的重要性和领导的责任，不到半小时的讲话，干脆、利落、深刻。
1941年1月，晋冀豫军区在涉县驻地召开了全区武装工作会议，校政治部派我参加。会议的第二天还是第三天，邓政委给大家讲话，他愤慨地揭露了国民党顽固派发动的皖南事变。我们都惊呆了，随即爆发出风暴般的呼叫：打倒顽固派！为死难的同志报仇！打到皖南去，支援兄弟的新四军！军区司令员王树声一再劝阻我们安静，邓政委接着讲了皖南事变发生的浴蛞约案颐堑慕萄怠５苏侠髋懒讼钣⑼镜拇砦螅恢葱械持醒牒椭醒刖拿睿凑展竦持贫ǖ穆废咝卸峁刮揖萑牍竦尘拥陌е校�6000多人牺牲，仅有2000多人突围，损失惨重。邓政委号召晋冀鲁豫抗日军民动员起来反对国民党顽固派的###高潮、破坏统一战线的罪行，号召我们随时准备开赴华中前线支援兄弟的新四军。
当时晋冀鲁豫抗日根据地的党政军领导机关都驻在涉县清漳河两岸的村庄里，我们学校驻地离师部驻地很近，相距两三里路。我当时担任随校政治部青年股股长，常去师部找青年科科长卢俊峰，就会常常看到邓政委和一些战士打篮球，或者在河里洗澡，他很随和，就在群众中，和士兵们有说有笑，我看到他，就觉得很崇敬。
1948年10月15日，我又见到了邓政委。这时候，他是中浴值谝皇榧恰⒅性…野战军政委，他来到我正在参加整党学习的豫西区党委党校，他还是那样年轻、健康。他没有稿子，站着讲了两小时，简明精炼地传达了中央的决定精神，他扳着手指、打着手势如数家珍，我印象最深的是他讲的战争形势和全党全军的任务。
又过了9年，我有机会面对面地向邓小平汇报工作。那是1957年，正值右派进攻之时。对于反右派，我们的错误是扩大化了。但是，右派是应该反的。
苏：当时您在清华大学任第一副书记。
刘：是。蒋南翔是校党委书记、校长。蒋南翔以前是学文科的＇2＇，1957年，右派说他没资格当工科大学的校长，鼓噪说要钱伟长当校长。这时候，还有一些危险言论，我记得有一个叫吴天保的学生说：匈牙利杀几个共产党员挂在电线杆上算什么，要杀中共几十万党员才解恨！说得杀气腾腾。这样的右派是要反的。
这时，总书记邓小平来清华作报告，蒋南翔和我先去向邓小平汇报。我们汇报后，他觉得在车上还可以继续了解情况，就对我们说：你们跟我一块，坐上我的车，在车上再跟我仔细说说。就这样，蒋南翔和我坐在邓小平的车上，接着汇报，一直到清华。
所以，其实邓小平并不熟识我，只有1957年这一次面对面的汇报工作，估计他就知道有我这么个干部，任清华党委副书记，没有更多了解。但是，我对他是非常崇敬和信任的，我认为只要我的信到了他的手上，他看到信中的这个情况，他绝对不会推脱责任，这一点我是坚信的。
苏：事实证明，您的想法是正确的。
刘：对！他给我平反，我心里头是非常感激的。后来我心里默默地想，我一定要好好工作，不好好工作，对不起小平同志，对不起老一代对我们的关心和培养。那个时候，我只是认为“文革”是不对的，对毛主席，我认为他仍然是我们伟大的领袖。现在我也这么认为。
苏：您什么时候觉得“文革”不对？
刘：“文革”一开始，我就想不通，很苦闷。“四人帮”一打倒，我就认为“文革”值得考虑，还没有像后来小平同志说得那么透彻，但我知道是不对了。1978年12月，我和蒋南翔谈话的时候，我们都是这个观点。“文革”这场运动搞成这个样子，这是不对的。
苏：您平反之后，见过邓小平吗？
刘：没有。我后来去了甘肃。没什么工作上的来往。txt电子书分享平台
刘冰 解铃还需系铃人——两封信引发的政治地震（8）
苏：邓小平亲自给您平反，您向他表达过谢意吗？
刘：没有当面表示过。1988年，我参加七届人大开会的时候，邓朴方来到甘肃代表团，我跟他说：“我可给小平同志添了乱子了。”邓朴方笑了笑。我一直没有机会当面向小平同志表示抱歉和感谢之情，只有这次在开会的时候，向邓朴方表达了一下。
我心里一直觉得很愧疚和感激。很多人都说，我们这两封信引发的政治地震，不过是必然事件中的一件偶然事情，“四人帮”不找我这根导火线，还会找别的导火线。不过，我心里仍然觉得对不起他。
邓小平同志真是一位伟大的无产阶级政治家、革命家。他在1975年11月16日政治局扩大会议结束的时候，对毛主席对他的批评，他只说了一句：“我的根本问题就是不抓阶级斗争，现在散会。”他这句话，回答了主席的错误批评。因为当时国民尽靡丫…到了崩溃的边缘，还能无休止地再搞阶级斗争吗？这个事情我在书中没有写，我曾尽浴度嗣袢毡ā芳钦卟扛敝魅吻…说起过这件事情。这说明，邓小平心里很清楚，头脑很清晰。他的这句话可谓一针见血。
解铃还须系铃人
苏：我们谈谈1978年您的平反尽�
刘：好。“四人帮”覆灭后，市委派出联络组进驻清华，继续批邓，我们也是继续挨批。清华的师生意见很大，中央就将刘达派往清华任党组书记。刘达来的时候，清华开了一个大会。北京市委的一位领导同志来宣布的。这位市委领导同志说：“北京市委派刘达同志到清华来担任党委书记。”刘达当时在会上就纠正说：“不对！我是中央派来的。”刘达过去是晋察冀的干部，是某一个区党委的秘书长，曾任东北林学院的院长、林业部的副部长、中国科技大学的党委书记、副校长。
1977年小平同志出来工作，他自告奋勇来管科技、教育工作，主抓了恢复高考。1978年，他在全国科技大会上提出“科学技术是生产力”，他支持真理标准讨论，为知识分子摘帽、平反，这些都是1978年发生的事情。
而我本人在1978年得以平反，得到了邓小平和刘达两位同志的帮助。刘达后来跟我说，他一来清华，首先想到了我。当时我在工厂是受监视的，别人不能随便跟我说话。那时候我当然不知道刘达的这个想法，更想不到小平同志会亲自为我平反。
“文革”前，刘达是中国科技大学的党委书记、副校长，郭摹羧涡３ぃ以谇寤蔚谝桓笔榧牵绞形岬氖焙颍颐蔷…常碰面，都比较熟悉。他说，他一来清华就想为我们平反，但我的问题太大，只能先易后难。
过了没多久，刘达给何东昌平反了，艾知生也平反了。我们这些人都是被迟群、谢静宜打倒的，但是因为我是毛主席批示的，所以没有很快平反。刘达提出应该恢复我的组织生活，毛主席也没有说开除我的党籍呀，所以我就可以过组织生活，参加党的会议了，也就不劳动了。可是平反，只能往后放放。
1978年6月23日，刘达向邓小平汇报了清华的情况，在场的还有国防科委主任方毅、国防科委副主任蒋南翔等几位同志，汇报完了之后，他说：“我还有一个难题请示。”
小平说：“什么难题？”
刘达说：“刘冰同志的问题。”
小平说：“他有什么问题？我怎么不知道呢？”
刘达说：“还是关于他那两封信的问题。因为在批判中，刘冰同志检讨了，在这个问题上，我们和北京市委的看法不一致，我们主张平反，市委说不能贰浮！�
小平说：“我明白了。你回去告诉北京市委，请市委给刘冰同志安排工作，这件事就这样定了。”
时间又过了两个月，可是北京市委没有消息。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