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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个办法是用火烧，在河滩边上的芦苇滩堆上杂草和柴火，点起大火付之一炬，所有在地面上生存的钉螺都会被烧死，但生活在泥沼或浅水的钉螺却毫发无伤。
第三个办法是推广将水田改成旱地，或者不种水稻而改种黄麻、红薯、大豆等各种旱作物。这个法子杜绝了不少农民下田干活时被传染的传播途径，却不能在江南水乡大规模推广。
同期总结出来的灭螺方法还有发动群众查螺捡螺。从少先队员，到工人、农民，每人都带着一双筷子到疫地捡螺，每次都能捡来不少，可距离消灭钉螺的目标无异于杯水车薪。
几经摸索，防治组最后总结出了一个有效的法子：开新沟填旧沟，土埋灭螺。
无心插柳找到填埋法（2）
这个不要钱只花工夫的办法完全是在偶然中被发现的。说来也是巧合，1950年江西省水利部门在狮子岩边修建白塔渠，解决旁边两个省办农场的灌溉。工程中，开新沟的土把久已淤积的旧沟填平了。后来在全县大规模查螺时，发现新沟完全没有钉螺，而旧沟里的钉螺也全被埋死了，变成了白色的螺壳。
有了这个发现，方志纯喜上眉梢，写了一首诗在《江西日报》发表，诗的标题就是《消灭钉螺歌》。
随后，余江县从马岗村开始了一个乡大面积的“开新（田）填旧（田）”试点，获得成功后又在全县推广。1957年7月30日，中共中央血防9人小组办公室负责人郑岗率调查组来余江县进行防治效果调查，为时10天，写出了《关于余江县基本消灭血吸虫病的调查报告》。
“开挖新沟填旧沟”的灭螺经验被正式认可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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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连五岭银锄落
有了“开新填旧”这个灭螺的法子，余江人开始了两年多浩浩荡荡的工程。毛主席《送瘟神》一诗中写的“天连五岭银锄落”这句话，就是对人们挖沟填坑之举的生动写照。
从1955年冬到1958年春，在这3年的冬春季节里，余江人共发动了万多人投入灭螺战斗，填平了300多条有钉螺繁殖的旧沟渠和500多个旧水塘，填老沟347条，长382华里，开新沟87条，长334华里，填旧塘503口，搬动土方416万立方。
“开新填旧”有着严格的技术操作规程。据当年参加这一工程的吴水林老人回忆说，先清理沟岸塘畔的荆棘树木，铲下表层有螺的草泥，厚度为15厘米至20厘米，再将这些草泥翻过来推入沟底，从无螺区挖来旱土搀上石灰，填入旧沟打实，新土至少要填1米厚，然后再在上面撒一层石灰。旧沟填满后要做上标记，3年之内土地不能翻动，更不能耕种。如果开新渠时，一定要与旧沟保持一定的距离。新旧沟偶有交叉，要对旧沟进行彻底灭螺处理。
实际上，根据防治组的实验，只要把钉螺埋在距离地面15厘米以上的深度，1个月之后杀灭率能够达到100％，而这样远比钉螺存活能力更严格的操作要求，则保证了“瘟神”一去不再来。到了现在，很多当时填上的沟渠都已经变成了耕地，或是在原地盖起了大楼。
现在的人恐怕很难想象出那种千军万马齐上阵的壮观场面了。人流滚滚，红旗飘飘，口号声声，歌声阵阵，挑灯夜战，男女老少，争先恐后……那么长的沟渠，那么多的土方，全都是靠着人们肩挑手挖干出来的。那浩大的声势，充满了吸引力、冲击力和诱惑力，有谁愿意袖手旁观呢？
当时，陈则民担任余江县水利工程委员会副主任，每天在工地和数以千计的人一起挥镐填沟。当年的艰巨和困难、危险和劳累、原始和普通，至今历历犹新。
“大家都日夜奋战，坚持工作，不去考虑保护自己。总觉得过多地保护自己是羞耻的事情。”陈则民说，“不过，那时也没发配给我们什么用于保护的设备和器材。每人能有一卷绑腿就算不错了。”明知道身处在随时可能感染血吸虫病的疫区，却没有人顾得上做保护。工程每推进一米都要仔细排查，如果在旧沟旧塘里发现了不合规范的操作，或是在新沟新塘里发现了一个钉螺，整个工程就都要推倒重来。
其实，保护措施非常简单，只要穿上长筒雨鞋、戴上手套就行，但在他们的心目中，“反正要和农民打成一片，穿上长筒鞋在农民之间走来走去，不是脱离群众么？染上病再治吧！”
这样一来，感染便成了家常便饭。在陈则民记忆中，参加灭螺的人基本都得过血吸虫病，但每个人对患病都很坦然，查出来就立即治疗，治好了就马上回到工地灭螺。当时在工地上流行这样一句话：“上午为别人看病，下午别人为自己看病，病人轮流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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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防群治（1）
消灭钉螺，虽然是围剿血吸虫时最重要的一部分工作，却还远远不是全部。普及疾病知识，治疗既有病人，防止疫病重来……一项项更为琐碎的工作，都在有条不紊地进行着。
那年冬天，17岁的陈世旭在全民普查血吸虫病时被确认患病，而在30年后，担任江西省文联主席的陈世旭回忆起那段日子，却丝毫没有面对“瘟神”的恐惧，反而带着些欢乐和感激。
在陈世旭的回忆中，整个冬闲的日子里，他都是一个乐悠悠的病人。大队里通知去治病，就背起棉絮，夹一捆稻草赶到被改成临时医院的仓库里。稻草往地上一铺就成了病床，一床棉絮半盖又垫。
开饭是一天最愉快的时间。每天3角钱的伙食补贴，在当时是个不小的数字。到了吃饭的时候，盛上一大碗白饭，菜里总是能有几块肉，每人抱着一个大碗蹲在仓库门口吃。房顶上的麻雀叽叽喳喳，望着仓库前一字排开的饕餮场面。
唯一觉得难受的，是每天定时注射酒石酸锑钾时，包括陈世旭在内的很多人在注射后都有恶心呕吐的反应，但是，没有人埋怨条件差。不花一分钱就能把病治好，别说抱怨，感激都来不及呢。
不过，并非所有人都能像陈世旭那样闲在自由地回忆当时。那段日子，对蒋庾华来说，便是匆忙和火热的。
蒋庾华当时是在临时医院里救助血吸虫病人的护士长。刚刚入冬，农村进入休闲季节，医疗队就一组组地下乡了。医疗队原则上是就地治疗。一乡一组，条件好一点的乡里能腾出办公室和民居当病房，更多的乡里则是把病人都集中在仓库里，地上铺稻草，自己带棉被。墙上钉上两个铁挂钩用来吊输液瓶。
每天早上9时，蒋庾华就开始蹲着逐个给病人打针，总要到12时才能把一大仓库的病人全部注射完。这时，其他护士便四处巡视。对病人，可以说是照顾备至。医药费基本上都是减收或免收，病人在治疗期间，队里适当记工分，出院后照顾干轻活。乡里社里还经常杀猪、捕鱼、磨豆腐，尽量地改善伙食。
这时，还有更多的人正在疫区宣传，普及卫生知识。
余涵是1951级的江西医学院毕业生。他编写了许多顺口溜和快板进行宣传，这是其中一段：
打竹板，请安静，听我讲讲血吸虫病。血吸虫，害人精，钻进人体就要命。大便里面藏虫卵，钉螺里面来寄生。排出尾蚴千千万，浮在水里专叮人。吸人血，伤人肝，让你骨瘦如柴活不成……
白天，余涵背着急诊箱到地头田间发药，箱子里放着一副快板，只要人多，就掏出快板喊上一段。余涵说，那时很多农民是文盲，大都没有出过村。得了病就怪风水不好，命不好，祖上没积德，遭报应。连血吸虫3个字都没听说过，只知道叫“大肚子病”、“黄脸病”。
群防群治（2）
到了晚上，县城里几个仓库、祠堂里灯火通明，人头攒动，家家户户都会来听宣传。说实话，农民来的真正目的是看“西洋镜”。穷乡僻壤，没见过放幻灯，更没听过留声机。医生、血防队员、医学生和农民融成一片。就如谈家常一样把知识教给了他们。
余涵和他的同伴们还把显微镜搬进祠堂，抬上街头，当场免费为农民查大便，让他们自己看大便里的虫卵。起初，农民总以为医生是在变把戏蒙骗他们，通过放“土电影”，听留声机，农民才心服口服。
同时，各种报刊、广播以及农村的墙报、广播喇叭等也对血吸虫病的防治知识广为宣传。教育村民们平日下地干活要穿厚袜、打绑腿、擦药膏，生活中要人畜分塘用水。
在余涵和他的同伴们无孔不入的宣传力度下，一个多月后，刘荷经和他的同伴们的工作终于变得不那么困难了。作为余江县血吸虫地方病防治站主治医师，他的工作是挨门挨户地告诉农民们如何处理粪便——装在统一发放的粪桶里，撒上统一发下来的砒酸钙闷上几天，保证虫卵被彻底杀死。
在工作的最开始，刘荷经每天的任务就是上门收集粪便，再统一处理。
“你们是屎医生。”刚刚上门收大便时，不少人的疑问让刘荷经无法作答。很多农民根本无法理解“大肚子病是因为自己看不见的小虫造成的”这种理论。在上黄村的一家农户里，刘荷经甚至吃了闭门羹。“我见过讨饭的，没有见过讨大便的。”这户的主人坚持认为，刘荷经他们是要收集了粪便“作法”的。凭他怎么解释，也都没用。
与此同时，疫区范围内饲养的耕牛被禁止下水，饲养的家犬全部宰杀。所有的疫病传播途径都被掐断，“瘟神”没有了生存的空间。
“第一面红旗”（1）
奇迹就这样被创造出来了。1958年5月12日至22日，江西省血吸虫病5人小组组织医学专家和血防技术人员到余江县进行全面复查鉴定，证实余江县已经达到消灭血吸虫病的标准，颁发了《根除血吸虫病鉴定书》。
1958年6月5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卫生部给中共余江县委防治血吸虫病5人小组发来了贺电。陈则民至今还能流利地将电文全文背出来：
接五月二十五日来电，收悉你县消灭了血吸虫病，使全县人民永远摆脱了血吸虫病的危害，特向你县全体人民热烈祝贺。你县在与血吸虫病作斗争中取得了巨大成就，为各血吸虫流行地区树立了榜样，希望你们总结发扬防治血吸虫病的经验，进一步发动群众做好除“四害”讲卫生，并在消灭其他危害人民的疾病上，取得更大的胜利。
中华人民共和国卫生部
一九五八年六月五日于北京
这个消息被《人民日报》以“第一面红旗”为题刊登在第三版上，而这篇报道不仅为余江县带来了两首主席的题诗，也在其后的几十年里，使得这个县城以“第一面红旗”为动力，创造了连续49年没有血吸虫病的奇迹。
难道这49年间，余江真没有出现过钉螺？在余江县厚厚的血防志里，确曾有过两次发现钉螺的记录。第一次是1973年的冬天，邓埠镇农民于青海在白塔河邓埠浮桥边无意中发现了一只钉螺。第二天，全县干部群众3000多人从马荃镇至邓埠镇铁路桥共39公里范围内，一个地段接一个地段仔细排查，连续查了3天3夜，直到未发现第二只钉螺，才鸣金收兵。第二次是1983年，在省水稻原种场突然发现新螺点，有螺面积2481平方米，县里立即组织灭螺队，全面灭杀。为了验证灭杀成功，捕获了618只螺，解剖了500只，全部阴性，又用49只小白鼠做了感染试验，仍全部阴性，这才放心。
在随后的24年中，余江先后大规模查螺23次，参加查螺群众累计超过3万人次，还立下了凡是发现一个螺奖励300元的重金。用余江人的话说，这些年来已经把凡有可能出现钉螺的地方像梳头一样反复梳了几十遍。
要求所有的疫区都像余江县这样精心地梳理防护，显然是不可能的，然而，正是在这种全民上阵的前提下，才使得余江县给血吸虫病画了一个句号。虽然那种千军万马送“瘟神”的工作方式在今时今日已然不可再续，但在那场战役中所构架的防护体系却依然值得借鉴。
事实上，回望当年涉及12个省市的血防成绩不难发现，当时防治工作的成绩，很大程度上借力于从中央到地方层层布防，设置严密的血防体系。
“第一面红旗”（2）
在这个体系中，对疫病从防到治都考虑周全。1956年成立的中央血吸虫病防治工作领导小组包括有水利、农业、卫生等相关部门，一声令下就能使得各行各业齐动员，千军万马齐上阵。各个部门的主管负责人亲自挂帅，不达目的不收兵。
在这样的力度之下，到1958年底，血吸虫病人由解放前的1169万降为84万人，12个流行省份已有5个省先后消灭了血吸虫，433个流行县乡区有260个达到传播阻断标准，63个乡达到传播控制标准。
尽管当年的血吸虫防治不可避免地带有那个时代特有的烙印——以“人民战争”一般的气势和规模广泛号召人民群众，调动全社会各种资源，但不可否认的是，这是有史以来对于血吸虫病的一次最彻底的胜利。在这场战争中，建立了从中央到乡镇，格局严密，运行长达30多年的防疫体系，创造了此前从未实现过的疫控奇迹，也形成了很有价值的治理经验。时至今日，消灭血吸虫依然要以当年的经验为圭臬。
随后，在1986年，中共中央血吸虫防治工作领导小组及其办事机构被撤销，移交国家卫生部领导。
一场没结束的战争（1）
在此后十多年里，全国范围内对血防工作的重视程度逐渐减弱。
当时间来到2004年，关于血吸虫则有了另外一组数字。
根据人民卫生出版社出版的《中国血吸虫病防治历程与展望》发布的数字，2004年全国有血吸虫病人万人，其中晚期病人万人，尚未控制传播的县市有109个，钉螺面积万公顷。疫情严重的省份首推湖北省，有血吸虫病人万人，占全国血吸虫病总人数的％，钉螺面积近万公顷。其次是湖南省，有血吸虫病人万人，占全国血吸虫病总人数的％。洞庭湖区有螺面积逐年有所扩大，每年约新增4000公顷有螺湖州，钉螺总面积长期维持在17万公顷以上，占全国钉螺面积的44％。江西省尚有11个县（市、区）、111个乡（镇）未控制血吸虫病流行，钉螺面积万公顷，1999年至2003年4年内，钉螺面积增加了9200多公顷。全省有血吸虫病人万人，患病人数列第3位。据各省疫情监测统计，近5年内已有38个达到血吸虫病传播控制或传播阻断标准县（市、区）疫情出现回升。在部分中小城市也相继发现了感染性钉螺和新发血吸虫病人。少数已消灭地区发现外地输入性急性、慢性血吸虫病人，输入性病例近3年内呈上升趋势。
也是在这一年里，国务院决定成立血吸虫病防治工作领导小组，由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出任组长。###在领导小组第一次会议上强调，国务院有关部门和有关地方各级人民政府要切实负起责任，抓住源头，综合治理，坚决遏止血吸虫病疫情回升势头。
“回升”这个词当时曾引起一些人的疑问，“瘟神”不是已经送走了么，怎么又回来了呢？
血吸虫病，恰好就是这样一种难治易复发的疫病。要想根绝血吸虫病有两个必要的条件：消灭钉螺以断绝血吸虫的容身之地，做好人畜防疫以减少感染几率。但是，血吸虫的寄主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