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笠不愧为老江湖，鼓动着他的如簧巧舌，一下子就给郑介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等从蒋介石官邸出来，戴笠就与他攀肩搭背，称兄道弟起来。
戴笠道：“走，介民兄，去街上喝杯酒，我做东。”
郑介民生得比戴笠魁梧，国字脸，厚嘴唇，一字眉，眼睛不算大，一看就给人一种憨厚、老实的印象，与戴笠的活泼、好动截然不同。
两位在邻街的一家小酒店坐下喝酒、聊天，各自讲述自己的经历、身历。
戴笠很快了解到，郑介民生于光绪二十四等九月十四日（1897年9月29日），比自己刚好小四个月。广东省海南岛文昌县下水村人，出身贫赛，兄弟四人，他是最大的。因幼年丧父，兄弟又多，家无田产，勉强读完旧制小学，十多岁的时候即随同同乡去马来西亚吉隆坡谋生。他最初在一个橡胶园里当学徒工，收入很微，只够个人糊口。由于在南洋做苦工的华侨没有几个人读过书，而他能写能算，不久便在一个养鱼场当了记帐的，每月收入稍多，能经常接济家里一点钱。他在这个养鱼场工作了好几年，最初还安心，因比当苦工好一点，稍久便不满意起来，常感寄人篱下没有出息，自己又没有本钱做生意赚钱，便想另谋出路。
一九二四年孙中山先生在广州黄埔创办陆军军官学校的消息传到南洋以后，他便一心想回国从戎，邀约同乡黄珍吾一同回到广州，准备投考黄埔一期。结果黄珍吾被录取，而他却没有考上。这时，他苦闷异常，感到进退两难，想再回南洋，又怕被人取笑，住下去生活又无法维持，后来得到同学刑森州的帮助，暂时住在刑家。他学了一个多月，没有找到工作，便投警卫旅旅长吴铁城所办的军士学校，并积极复习功课，准备继续投靠黄埔。
当黄埔第二期招生时，他又去投考，这次总算被录取了。他高兴异常，从此决心发愤读书，勤学苦练。
说到此处，郑介民感慨道：“唉，一个人如果没有读书，那是一件很不幸的事！”
戴笠放下酒杯，眼睛盯着郑介民，认真地听着。
郑介民道：“我从黄埔第二期毕业后，马上投考了苏联在莫斯科举办的纪念孙中山先生的中国劳动大学，与康泽、李宗仁的弟弟李宗义同学。”
戴笠放下酒杯，眼睛盯着郑介民，认真地听着。
郑介民道：“我从黄埔第二期毕业后，马上投考了苏联在莫斯科举办的纪念孙中山先生的中国劳动大学，与康泽、李宗仁的弟弟李宗义同学。”
戴笠问道：“在苏联中山大学主要学些什么课程？”
郑介民喝了一口酒，用手指抹抹嘴唇道：“主要是中国革命史、俄国革命史、政治经济学、唯物辩证学。不过这些学科只要认真钻研进去，还是挺有意思的。第二年，我就根据所学理论与中国的实验问题相结合，写了一本名叫《民族斗争与阶级斗争》的书，阐明中国没有阶级，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学说不适合中国国情，中国的问题是民族的问题的观点。”
戴笠道：“听说这书出版后很得校长赏识，能不能送一本给我？我一定认真拜读。”
郑介民连忙摆手道：“惭愧惭愧，这本书写得太拙劣了，是用课余时间写的，因时间紧、思想不集中，没有发挥出我的正常水平。待以后写出满意的，一定奉送。”
戴笠不过随口捧他几下，并不是真心的。
郑介民接着道：“我于1927年8月初毕业回国，那时正赶校长被李宗仁、何应钦逼下野去了日本，因无地方落脚，连吃饭都成了问题，只好去找贺衷寒，当时他在中央军官学校任第六期总队长，把我安排在他的手下任政治教官。等到校长复出后，他知道我和李宗仁的弟弟关系很好，便要我任联络参谋，专门搞情报工作。这不是干偷偷摸摸的事又是什么？可不干也得干，这也是做人的无奈，对了雨农兄，我光顾自己吹牛，倒忘了问你。”
戴笠见问，想起人家一个黄埔二期生，还留过学，出版了专著，一比较，自个就矮了半截，一种自卑感油然而生。
不过，这种感觉只一闪而过，很快，不服输的本性又苏醒了，他干咳了几声道：“我呢，经历没有耀全兄那么丰富，十二岁考取秀才，本寄希望于仕途，正当饱读经书准备一显身之时，科举制废了。只好回家守着祖上传下来的200亩山林、100顷田地度日。我这人天生不安分，又去外面读了高小、省立第一中学，毕业后，本应考大学，可刚好潘国纲的浙一师和周凤歧的浙三师打仗，我素来信奉草莽出英雄的古训，投到浙一师当了一名连长。后来浙一师失败，我发现上海斧头帮的王亚樵是条汉子，便和他换了贴子，结拜兄弟，唉，谁想王亚樵也不是过是个草莽之辈，跟了他不会有大出息，就出来在上海滩和杜月笙、黄金荣、张啸林结拜兄弟。就在这个时候，在上海金园路交易所和校长认识，才发现校长是当代真正的英雄豪杰，随了他才会有出息。就这样，我追随校长入了黄埔军校。”
郑介民道：“想不到雨农的经历如此传奇，像王亚樵、杜月笙、黄金荣等都是社会闻人，非等闲之辈，与他们结伴兄弟的人也绝非泛泛之流。”
戴笠见自己的一通牛皮果然征服了郑介民，心里非常高兴，道：“他们算什么？三教九流，我若和了们一般眼光时，也肯定没出息，我才不干那些黑道呢，跟了校长，才叫弃暗投明。”
郑介民高兴道：“雨农兄说的也是。”
戴笠道：“刚才校长在接见我们的时候，反复强调要立即行动整顿国民革命军，这意思再明白不过了，就是要击败各派势力，掌握军权。因此，我们这样情报人员的工作就会相当艰难和重要。耀全兄千万别产生二念，我希望我们俩俑成为校长最有用的耳目，帮助他紧盯李宗仁、何应钦。”
两个人正谈得起劲，一个人从外面匆匆走过，戴笠眼尖，一眼认出胡靖安，遂喊道：“胡副官，你去哪？进来喝杯酒！”
胡靖安听得人叫他，向酒店窗口一望，发现了戴笠，立即装成很生气的样子指着戴笠道：“原来你们在这里，找得我好辛苦，快回去，校长找你们有事！”
两位听得，顾不得还有许多酒荤没吃完，抬起屁股就走，也不管胡靖安在后，径向蒋介石官邸。
在蒋介石官邸外头，郑介民被先招进去。一开始，戴笠心理很不自在，以为蒋介石器重郑介民，转而一想：可能是后面的话重要，校长才最后和我说话。如此一想，心理就平衡了。
一会儿郑介民出来，宣戴笠进去。戴笠诚惶诚恐起来，不知蒋介石叫他是祸是福，进得门去，连眼睛都不敢抬，垂手而立，这毕竟是第一次召见。
沉默了一阵，对面沙发上的即蒋介石动了一下，仍跷着二郎腿，道：“去了哪里？怎么很久不见人来？”
戴笠心里又是一紧，道：“我跟郑介民是研究搜集情况的事去了。所以迟来。”这样回答的原因估计郑介民有可能和蒋介石说了去外面喝酒。
蒋介石也并未追究，口气一转问道：“你知不知道国民革命军是一支怎样的部队？”
戴笠不知蒋介石问此话的用意，如实答道：“学生知道。第一军是以黄埔学生为基础建立起来的一支军队，是校长的嫡系部队。”
蒋介石道：“说得对，第一军的确是我的命根子，是我打天下的本钱，我的学生大多是好的，听我的话的。就军长何应钦不好，这一次‘逼宫’就暴露了他拥兵自重的野心，娘××还没长几跟毛出来就不知道自己姓什么，要反叛我，这还了得。”
说到这里，因气愤，蒋介石脸上的肌肉开始搐动了，道：“我不会便宜他的，我首先就要惩治他。第一军是我的，我要让最忠于我的学生掌握军权！”
戴笠这才听出一点点眉目来，道：“戴雨农，胡靖安说你对本座很衷心。这很好，我的学生都应该这样。现在，我给一样重要的任务与你，希望你不要辜负我的期望。”
戴笠此刻兴奋的脑门都发热了，打个立正，道：“学生明白，学生坚决完成任务。”
从蒋介石书房出来，发热的头皮一冷却，马上纳闷起来，戴笠暗忖：校长说有重要任务交给我，到底是什么任务，他怎么没有明确指示呢？
这时，恰好胡靖安家的厕所堵了，要找戴笠帮忙，戴笠趁机把心中的疑虑对他说了出来。
胡靖安听罢，一阵大笑，笑够以后，道：“你伢仔，还说是灵乖之人，校长的指示再明确不过了，他的指示是叫你去监视何应钦。唉，我告诉你罢，校长的习惯一般是不直接下旨令的，只把大概的话说出来，让下面的人去猜。这样做有两种好处，第一，可以测试下层的应变能力；第二，可以考验下层对他的忠心的程度。”
戴笠恍然大悟，红着脸道：“校长这一招果然高！”
此时，第一军驻扎在徐州，戴笠正整装行命，蒋介石马上任命他为徐州戒严司令部少校副官，这样一来，对他调查第一军的内部情况就方便多了。
戴笠来到徐州，表面上不动声色，暗地却频繁活动，利用他在上海滩学的那一套鸡鸣狗盗本领，挖空心思地了解第一军师、旅长以上高级将领的言行，然后一一记在笔记本上。
从1927年11月到1928年2月，戴笠通过努力，总算摸清了第一军高级将领中谁和何应钦打得火热，谁是中立立场、谁对蒋介石忠诚……这一份很有价值的情报，由戴笠秘密书出来，呈送到蒋介石手里，一个重大的行动计划就产生了。
1928年2月9日，蒋介石在南京刚刚开完国民党第二届四中全会，带着几个亲信随从，悄悄来到徐州前线，很快与戴笠接上头，秘密策划排除第不定期国异已分子的行动。
戴笠根据掌握的内部情况禀报道：“这两天何应钦天天去郊外的山上打猎。”
蒋介石听完，认为这是最好的下手机会，马上领了亲随，神不知鬼不觉地进入第一军总司令部，以总裁的名义召开紧急会议，突然宣布撤消何应钦的总指挥职务。由他自己兼任集团军总司令。
还不等与会者反应过来，蒋介石又根据戴笠提供的名单，对何应钦的亲信予以打击，对忠于他的当场升职……会议快要结束的时候，有人报告何应钦从外面打猎回来了，蒋介石为了避免和他正面遭遇，马上派人把决定送交给何应钦。
蒋介石这招确实厉害，令中立派对他肃然起敬，倾向于他；令异已分子兔死狐悲，不敢轻举妄动；令忠诚他的更加坚定了立场。
第一军重新整顿后，权利已牢牢掌握在蒋介石手中，为了更一步加强对第一军团的控制，戴笠以徐州戒严司令部少校副官的身份，留在第一军秘密活动，调查了解各级部队对这次重整第一军的反映，主要注意何以钦的亲信将领的动向，一有情况，随时密报。
徐州第一军整顿完毕，蒋介石马上提出二次北阀，消灭以张作霖为首的东北奉系集团。
2月，戴笠接到急电，火速从徐州返回南京。
这一次，蒋介石没有转弯抹角，直接令他先去华中、华北各地，了解国民革全各部的思想动态，和张作霖的部署情况。戴笠二话没说，领取了活动经费立即行动，先到郑州、汉口、太原等地调查了冯玉祥、李宗仁、阎锡山等国民革命军的动态，然后据实相告，供蒋介石决策参谋。
蒋介石根据情报，部署好了向北进攻的行动方案，于4月7日发表了北阀宣言，4月10日对一、二、三集团军同时下达进攻命令，总攻开始了。
然而，就在这时，蒋介石的一纸密令，又把戴笠召回南京。
南京中山陵园，蒋介石的官邸矗立在略带寒意的冷风中。戴笠风尘仆仆从北方赶来，一早就在门外徘徊，想寻机会与蒋介石的机要秘书毛庆祥搭上话。
此时的戴笠，因地位不高，是人微言轻的，虽是蒋介石召见，但蒋介石一天要见的人那么多，说什么也不会把一个小小的情报员放在心上，如果无人通报，有时在外面坐上一整天的冷板凳也是常事。去得慢了，蒋介石还会责骂你办事拖拉，受了委屈也不得分辩。
自从那次黄埔私闯蒋介石住宅以来，戴笠再也不敢冒失了，第一次属于不懂事可以原谅，现在若那样，就叫做不明事，不仅蒋介石不能容忍，连旁人都会小瞧。
戴笠在外面等了好一阵，开始见蒋介石身边的警卫、勤务、司机、厨师、娘姨、丫鬟之类的进进出出。
这些人戴笠也是得罪不起的，每次见面，都得装笑脸陪小心，不时还得送上些小礼品。但即使这样做了，他们还是从骨子里瞧不起戴笠。
一个勤务兵提了一袋垃圾出来，抬头见了戴笠，随口对门边的警卫道：“你看，小瘪三又来了。”
警卫道：“我早看到了，不要理他！”
戴笠曾经想办法贿赂过士兵，可自从得罪了王世和以后，王世和就用恐吓的手段不许卫兵理睬戴笠，以后，说什么也不肯替他通报了。
在蒋介石身边的侍从人员中王世和始终与戴笠作对的。王世和亦是奉化溪口人，他与毛庆祥、蒋的待卫组长蒋孝先、侍从室出纳兼会计蒋和畅四人，并称为溪口的四小家族。王世和是一个寡廉鲜耻的粗痞，其父亲王良鹤原是蒋母王氏的族人，早年就追随蒋介石，当过贴身马夫、勤务兵，忠实可靠。蒋介石从上海到广州任黄埔军校校长时，王世和被其父引荐给蒋，在广州先给蒋介石的小妾陈洁如当了一段时间的勤务兵，然后进黄埔一期，毕业后留在蒋身边，代其父任随身侍卫负责警卫、接待、传令等。戴笠要见蒋介石或要进入官邸，必须经过王世和这一关。王世和以黄埔一期老大哥和蒋的心腹自居，历来看不起戴笠的打流出身和鬼鬼崇崇的行迹。加之戴笠囊中羞涩，难以有王世和看得上的孝敬只得转而求其次，在蒋的门房、勤务、厨师、娘姨等佣仆人员身上下功夫，绕过王世和这一关，这就犯了王世和的大忌。王本是瞒上压下，专横跋扈之人，现在“小瘪三”戴笠居然敢在他眼皮底下弄手脚，自是怒不可遏。故王世和每见到戴笠，便破口大骂，并令人将他赶走。戴笠虽对王世和恨之入骨，恨不得生咽其肉，但在当时如何敢跟王世和作对，只得忍气吞声，打掉牙往肚里咽。每见到王世和，避之如见瘟神。
如果蒋介石身边都是王世和一类的人物，这一辈子戴笠算是完蛋了，幸亏还有一个毛庆祥一直很同情他。
毛庆祥是浙江奉化人，曾赴日本、法国留学。北伐时，由其父介绍给蒋介石任北伐军总司令部机要秘书，凡军政大员的任务、作战命令的颁发，以及蒋与多方联络通信，各方面递送的情报资料或情况反映等，都要经过毛庆祥之手。戴笠深知毛庆祥的地位非同一般，于是就拼命在毛庆祥身上下功夫。但凡毛庆祥有所暗示，戴笠无不尽办法去办。开始毛庆祥对戴笠的情报也懒得转呈，后来见戴笠对自己十分谦卑讨好，做事极勤奋，有一股锲而不舍的精神，毛庆祥有所感动。加之戴笠的情报确有价值，也就肯带为转呈。有时甚至打破常规程序，随接谁呈。因而戴笠情报放在蒋的办公桌上总是十分及时，往往要比别人的快半拍或是一拍。蒋看了也就格外青睐有加，不但戴笠送的情报仔细审阅，而且有时看不到戴笠的情报，还要向毛庆祥查问。戴笠听到蒋介石对自己送的情报如此重视，也就不敢掉以轻心，一定脚踏实地地去做。
戴笠刚从骑兵营逃出来在胡靖安手下跑单干的时候，每天一清早出去，半夜三更才回来，然后连夜把每天搜集到的情报资料整理出来，请曾在上海一起打过流的黄埔六期同学徐亮用正楷誉写出来，由戴笠校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