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道是**和色狼有如磁铁和铁一样，在一起没有不粘乎的。很快戴笠和向友新打得火热同床共枕。
戴笠第一步达到后，接着又利用他的特务优势，对胡逸民进行调查、盯屑、拍照，很快弄清胡逸民不但老家有明媒正娶的妻子，且经常光顾烟花柳巷，最近又把一个姓穆的小姐金屋藏娇起来。
戴笠装出无限同情的样子把这些告诉向友新，向友新拿着胡逸民和穆小姐的照片，便醋海翻滚，戴笠趁机道：“他们仁人就不义。他既然心中没你，你不如加入我的军统局，专搞他的情报！”
两人一番温存、亲热，满足**之后，向友新便答应下来，成为军统正式特务，自此，西北方面的情报便源源不断落到戴笠头上。
为缜密起见，戴笠采用了单线联系办法，让他的亲信同乡毛人凤做保证可靠的交通员。
中国社会历史有结党营私的政治陋习，古云“帮亲不帮理”，可见乡党情结之根深蒂固，戴笠自当上特务处长以后，也免不了乡党情结发作，把大批大批的宗亲姻戚、同窗同乡网罗到手下，什么戴云霖、戴以晃、戴以胄、戴善谋、戴善谟、毛权、毛宗亮、毛钟新、毛宗整、毛万里、毛森、张冠夫、王汉光、管先晏、徐钟奇、姜毅英、周念行、王满臣、何芝园……
这些乡党中，几个最出色的还是不令他满意，周念行博学而嫌迂腐；王满臣聪明有余，老辣不足；张冠夫过于忠厚；毛万里虽有勇有谋，但额角太突，容易树敌。这些人都无法令他满意。一次，毛万里在浙江警校和他的顶头上司争吵起来，自持是“老板”的小同乡，对王孔安很不客气，戴笠教训道：“毛万里这个万字，头上有两只角，我要磨平它！你怎么不学学你五哥遇事多做思考？”
毛万里顶撞道：“你怎么不叫他来？”
这句话提醒了戴笠，当时，恰好黄埔好友叶彦世向他求职，那派欠他什么似的架势真叫人受不了，于是下定决心，派人把在崇德县任秘书的毛人凤叫了出来，最先安排在浙江警校任文书。
和其他江山同乡相比起来，毛人凤却集中了更多的、适合戴笠需要的特点。他工于心机，不好张扬，有谋善断，谨慎勤勉，寡言少语，处世周圆，尤其是那一副逆来顺受的隐忍功夫和谦恭态度，从不招惹是非，在特务处元老眼里，充其是个卑下的“小人物”。培养毛人凤，不会引起元老们的不满。戴笠在叫毛人凤出山之前，已做好了打算，一旦自己爬上更高的位置，把军统局交给毛人凤才能使他放心。
戴笠吩咐向友新和毛人凤，说蒋介石最担心的是东北军和西北军联合起来，停止剿共，把枪口调过去打日本人。
向友新、毛人凤根据旨意，认真搜集有关西北军和东北军相处方面的情报，结果发现，双方的中下级军官和士兵关系很差，从居住争房、看戏争座到上街争路，动辄争吵打架，甚至相互开枪，双方有很大仇恶感。
戴笠得知，马上指使西北区的特务们借此大肆煽风点火，挑拨离间。转而又想：张学良、杨虎城是两个十分狡滑的家伙，他们会不会采取“上合作下不合作，暗通明不通”的办法来对付我的监视呢？
特务工作最好是多取怀疑心，想到这一点，戴笠立即指示向友新、毛人凤：重点注意东北军和西北军的上层人物关系。
这一招很快起了奇效，向友新、毛人凤很快发来一份急电：东北军和西北军上层接触频繁、关系密切。近日，张学良、杨虎城正与陕北红军的某一负责人进行秘密接触，内容不详。
戴笠把这份情报给经蒋介石，蒋介石大惊并指示：弄清详情，注意保密。
事隔两天，向友新、毛人凤又传来密报：据张学良身边的亲信透露，张、杨将采取“兵谏”方式，逼委员长停止“剿共”领导抗日。
戴笠得此紧急情报，立即飞报蒋介石。
此时，蒋介石正准备飞抵西安，亲自指挥西北大军对共产党实行大规模进攻，争取在日本军大举入侵前把红军消灭干净。
得到戴笠的密报，蒋介石愣了半晌，道：“这不可能吧，以前不是经常收到汉卿和杨虎城不和的情报么？”
戴笠说：“那是张、杨两人采取的计谋，用以迷惑校长的。”
蒋介石又认真想了想，仍是摇头：“这不可能，汉卿的为人我最了解，一向最讲忠义。”
戴笠说：“我早就说过，汉卿的父亲是日本人炸死的，打日本人替父报仇，也算是忠义。”
蒋介石不悦道：“好了，不要说了。”
戴笠咽下欲说的话，知道再怎么说他是不会听的，只好劝道：“不管情报可不可靠，我建议校长先待一待，暂时不要去西安。”
蒋介石说：“我不要听，汉卿手下个别极端分子造出的谣言把你吓成这样！你别说了，不要妨我去西安剿共！”
戴笠无奈，只好唯唯退下，心想：但愿这份情报是个别造出的谣言。
蒋介石一行飞抵西安去了，戴笠因脱不了身，只好在家里密切关注西安的秘密电台。
1936年12月12日这一天，戴笠坐镇在电讯总台，连续不断地向西安的秘密电台呼叫，对方均没有回答。戴笠这才意识到问题严重，气得打骂部下，以泄心头之气。
深夜，宋美龄一个紧急电话把戴笠召去，戴笠忐忑不安地来到中央军校蒋介石官邸，只见孔祥熙、宋美龄神色焦急地在书房里等戴笠。
见戴笠来了，宋美龄急忙奔过来，递过一张电文道：“戴科长，你总算来了，帮我想想办法吧！”
戴笠看了一眼电文，全文只有13个字：西安发生兵变，委员长消息不明。
最担心的事还是发生了，戴笠惊得愣在那里足足有半分钟。
这是一份最早知道西安事变的情报，是12月12日下午3时由驻守潼关的七十九师师长陈安宝发来的。军政部长何应钦收到这份情报后窃喜万分，因为国民党的政府要员都已随蒋介石去了西安，留在南京的数他位置最高……何应钦当即封锁了消息，因此戴笠也同样蒙在鼓里，只有行政副院长孔祥熙知道这消息，立即通知正在上海密查“陈小姐”的宋美龄。
宋美龄得知，醋也不吃了，星夜赶回南京商议对策，把戴笠找去查询情况。但他哪里知道？ 12月13日，戴笠接到正在潜逃的向友新发来的电文：张杨叛变，委员长被扣，生死未卜。
以后又中断了联系，可见向友新的处境仍很危险，西安的形势十分紧张。
张杨叛变，蒋介石被扣的事更进一步被证实了，戴笠哭丧着脸，惶惶如丧家之犬，甚至到了精神失常的程度。每遇到一个黄埔同学或特务就哭道：“校长这次一定凶多吉少，很难有活命的可能。没有了领袖，我们的革命就要失败了，这如何是好？”
他去找何应钦，了解国民政府西安事变的反应和部署，何应钦坚决主张立即调动中央大军，讨伐张、杨。
又去见宋子文、宋美龄，宋氏兄妹则认为千万打不得，一旦打起来岂不要蒋的命，一定要通过政治途径达到和平解决。
戴笠又去见复兴社的高干们，复兴社内分成主战主和两派，意见针锋相对，争吵不休。主战派阵营由贺衷寒、邓文仪、桂永清等人领衔，主和派以郑介民、梁千乔等人组成。两派剧烈争吵，郑介民为了避免复兴社被贺衷寒等主战派分子利用，也落得不开会。
戴笠看到南京政府和复兴社内意见如此截然对立，更加六神无主，一筹莫展，如热锅上的蚂蚁。他坐了汽车跑到南京慧圆街慧圆里参谋业务训练班，召集特务副处长郑介民、书记长梁千乔、参训班教官余乐醒、政治指导员文强等高级特务开会。
戴笠叙述了这两天里南京到处一片乱糟糟的情况，泪流满面地说：“如此情况，领袖又如何能救呢？我想亲自到西安去，最好能找到飞檐走壁的同去，混入西安去救领袖。请乐醒兄想出办法来。”郑介民、梁千乔则在分析打与不打的利弊和策略。
戴笠说：“打吗？不打都难得救活命出来，打不是催命符吗？夫人顾虑重重，认为主张打是另有文章。”戴笠接着道：“自古以来，政治如果没武力作后盾，谁又会与你谈，没有武力便是空谈。我看两手都要。不过打不能真打，只能作手段，谈是目的。只要兵临城下，张、杨不能不有所顾虑。如果说共产党从中挑拨，我看他们目前穷途末路，作用不大。”戴笠说罢，大家默然。
12月21日，宋子文第一次赴西安后回到南京，与宋美龄商定，22日宋子文再次偕宋美龄飞赴西安，与张、杨谈判。戴笠听到消息后，决定冒死赴西安一行，又感到此行风险太大，无异于自动上门送死。
正在犹豫不决时，忽然想起把兄弟胡宗南，心想：宗南久驻西北对张、杨所部情况比较熟悉，对天下大势常有惊人之语。何不请他决断？于是戴笠当即去一电，请其决疑。
胡宗南很快回电：根据从各方面掌握的情报分析判断：西安事变能否和平解决完全决定于校长本人，而非张、杨。张、杨发动兵变之目的，无非是逼其抗日，洗雪亡国亡家之耻。蒋亡，国必乱，张、杨初衷则不能实现，反成千古罪人。以张、杨的聪明，断不会出此下策。综上所述校长绝无生命危险。校长不亡，岂有学生先亡之理？雨农兄去西安，不但没有生命危险，相反却有勤王保驾之功，此乃千古难逢的建功机会，得之终身受用，失之却难逃杀身之祸。
胡宗南的复电，使戴笠矛塞顿开，去意遂坚。于是，正式向宋美龄提出同机赴西安营救校长，决心与校长同生死，共存亡。
宋美龄见戴笠对蒋介石如此忠心，非常感动，但嘴里却道：“你不能跟我们同去，西安都知道戴雨农是个特务头子，去了反而坏事。”
戴笠见夫人不同意，求助地望了一眼宋子文。
宋子文干咳一声，对宋美龄道：“还是让雨农一起去罢。雨农和汉卿的关系很好，而且汉卿周围有不少他的手下。去了以后，还要发动他们说服汉卿。”
宋美龄这才对戴笠说：“和我们同去可以，但到了西安千万不要乱来，免得影响大局。”
戴笠喜道：“雨农记住了。”
原来，戴笠早料到宋美龄可能不同意，便事先和宋子文说好了，到时请替自己说话。没想果如所料。
12月21日晚，戴笠在南京曹都巷特务处大礼堂，召集科、股长以上骨干特务讲话。戴笠涕泪交流地说：“校长一身系天下安危，今竟被张、杨叛逆所扣押，生命垂危，前途堪虑。我们失职，致校长蒙难，真是罪该万死。现在唯有尽量努力，进行挽救。我现在决心随蒋夫人、宋部长飞赴西安，去营救校长。此行凶多吉少，我到西安后愿和校长共生死。同时你们在家，也要把日常工作做好。”当即，戴笠交代，他走后特务处所属内勤机关和各省站组织要继续加强侦查戒备，并与当地军警宪机关配合，防止坏人造谣，扰乱治安；指示所属密电研究译室对桂系、阎锡山、龙云、刘湘、韩复榘等各派系加强监督侦查，以秘密掌握他们对西安事变的态度和行动。戴笠还反复交代郑介民，一定要随时与胡宗南保持关系，并防止复兴社内部的主战派惹事生非，轻举妄动。一切要等蒋夫人和宋部长从西安回来后再作定夺等。
1936年12月22日，戴笠带上两枝勃宁郎手枪，上满了弹，暗藏在身上，在南京机场随宋美龄、宋子文、端纳、蒋鼎文，另外还有宋美龄侍女、厨师，一共7人，鱼贯登上一架福克式三引擎飞机。飞机腾空而起直飞西安。
两个多钟头后，飞机降落在西安机场。出了舷舱，张学良早已迎候在机场。
宋美龄与张学良闲暄之际，戴笠以他职业的敏锐扫视周围。但见机场四处是荷枪实弹的士兵，戴笠一下子情绪低落，心底涌起一种大难临头的悲哀。
正想着，一个年轻士兵用东北官话对戴笠说：“先生，请举起双手接受检查！”
戴笠机械地举起双手，身上两枝手枪被搜去。
这时宋美龄对张学良道：“汉卿，我的行李希望你不要检查。”
张学良回道：“夫人请便，汉卿不敢。”
上了车，戴笠暗忖：早知如此，我不如把枪藏在夫人皮箱里。
这么想着时，车队开至西安市东门里金家巷张学良公馆，才下车，张学良对戴笠说：“雨农兄在这里委屈一下，家里还有一个客人，我先送夫人、宋先生、端纳三个去高桂滋公馆见委员长。”
戴笠苦笑道：“汉卿请便。”然后，被张学良的副官带进了张公馆。
刚进门只见一位穿军装的壮年汉子操着四川口音叫道：“戴雨农，他妈的龟儿子你怎么来了？我以为汉卿要我陪哪位贵宾呢。”
这汉子是曾扩情，黄埔一期生，因他年纪是黄埔生中最大又名列复兴社“十三太保”之首，加之他为人和蔼、平易近人、乐于帮助，被黄埔生尊称为“扩大哥”。戴笠跑单干时曾得过他不少救济。扩大哥常常带着他这位小弟弟去南京下等妓院玩，有时为了省，两人合玩一个，因此很有交情，并经常被他骂“龟儿子”。
扩大哥是个很有意思的人，由于他是黄埔一期老大哥，只在北伐军打惠州时当过连长，一上火线就“带花”。一九二八年，蒋介石从日本回国，复任国民党革命军总司令后，当年十月间，就派他为特派员去四川，与四川军阀联系。那次他除了带去蒋介石给四川军阀的亲笔信外，还带有孙中山先生给蒋介石的亲笔信印成的精美的册子，分赠给刘湘、杨森、刘文辉、邓锡侯、田颂翘……等人。刘湘等不但把他看成贵宾，而且所到之处，还发动当地军民郊迎十里，天天都是隆重款待。不但许多人送钱送东西，连当时打了败仗才逃到四川的吴佩孚，也亲书一对联送他。吴用了杜甫送给剑南东西川节度使严武的七律中一联：“川合东西瞻使节，地分南北任流萍。”他得到这幅对联，比衣锦还乡更加感到荣耀。因为他过去一直是钦佩这位北洋军阀的，今天用这两句诗来送给他，认为这比当年保皇派头子康有为送吴佩孚五十大寿的对联更加显示对自己尊敬。
尝过第一次入川当特派员的甜头之后，一九三三年八月间，他再一次兴高采烈地随同武汉行营主任何成浚去四川，特任军阀刘湘为“四川剿匪总司令”时，刘湘特派他的师长范绍增负责招待他们，范是有名的吃喝玩乐的能手，特叫四川名妓陈八、马九来陪伴他，使他饱尝家乡美味。他便产生了与当年“乐不思蜀”的刘阿斗相反的思想：“乐不思宁（南京）。”刘湘看出了他的心意想利用他向蒋介石要些武器装备，便电呈蒋介石，保荐他为川军教导师师长，蒋一看这一电报，大为震怒，认为他的学生要别人向他保荐，不仅仅是给他丢脸，也是背叛他的行为，立即电召他回南京，大骂一通之后，扩大哥的官运便每况愈下。到了现在，只在张学良手下任西北剿共总部政训处处长。
曾扩情第一次去四川，收获很大，除了几万元白花花的银子进了腰包，四川名产更是不计其数，仅川乡被面就有一百多条。
回想起来，他对四川军阀的生活十分羡慕，对他们的无知耻笑，不止一次地向戴笠谈过。那时有个师长，因好奇而要坐刚买来的小飞机，那时的战斗机是敞着的，前面坐一个驾驶员，后面只能坐一个人，起飞后，这位师长感到不舒服，大喊驾驶员停下来，他要下去，便命令低飞，在接近一片山地时，从空中往下看并不很高，他便跳了下去，结果摔得粉身碎骨。
还有一位师长奉命改编时，集合全师官兵讲话，他手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