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及儒法之争等等，那么回到北京后就现实多了，我们发现，世界近现代社会主要有两大思潮，一是英国式的经验主义、改良主义道路；一是革命专政式的直接*，后者很容易形成为一种新的专制主义，到这里，中国问题的解答也就呼之欲出了。可惜后来顾准死了，而我则继续往前走。”
与此同时，他们也有机会接触到欧美经济学的新发展动向，这要感谢经济所图书馆的馆长宗井滔—一直到30多年后做口述史时，吴敬琏仍能一口报出他的名字。“*”期间，中国学术界与国际同业“鸡犬不相闻”，完全断绝了来往，倒是这个宗管理员，每年用上级分配给他的一点外汇，订阅了国外的经济学学术期刊，譬如《美国经济评论》等等，这好比在铁墙上意外地凿出了一个不起眼儿的小洞洞。20世纪70年代初期，受石油危机的影响，西方经济异常波动，学术思想也变化激烈，经济所内一些敏锐的学者从刊物上已经察觉到了这一景象。 电子书 分享网站
顾准之死（3）
据吴敬琏回忆，当时对这一情况最为敏感的是当过副所长的哈佛大学经济学博士“不戴帽子的右派分子”巫宝三，“在当时，凯恩斯主义正受到二战以来最严厉的挑战，主流经济学遇到了第二次危机。以哈耶克为代表的新自由主义正崭露头角，对这一切，像我们这些人根本不知道这是什么意思，巫宝三好像是知道的”。巫宝三经常向顾准推荐一些新的书籍和文章，顾就组织吴敬琏、赵人伟等人翻译，其中，吴翻译了琼·罗宾逊夫人的《经济学的第二次危机》，顾则翻译了《琼·罗宾逊经济学论文集》。罗宾逊夫人是左翼凯恩斯主义学者，时称“新剑桥学派”，她与哈耶克的新自由主义，以及萨缪尔森为代表的美国凯恩斯主义为当时鼎足而立的一大学派，对于当时的中国学者来说，她的思想似乎更加容易接受。日后视之，顾准等人的翻译工作是20世纪50年代之后，中国经济学界第一次向“反动”的西方经济学招手。
到1974年的秋天，在落叶萧条之中，顾准的生命走到了终点。
在过去的两年多里，他经常咳血，并伴有低烧，但是医生一直把这些症状当做支气管扩张来治疗。10月的一天，吴敬琏陪他去反帝医院（即北京协和医院）看痰液培养的结果，化验单和X光片一出来，居然已是肺癌晚期。
因为顾准是戴帽老“右派”，医院不敢收他住院，只把他放在急诊室外的走廊上。顾的新四军老战友，也在经济所工作的骆耕漠得悉了这一消息，十分焦急，这时的他因为青光眼已接近双目失明，而且戴着“叛徒”的帽子，具有“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身份，但他仍然挣扎着摸出家门，沿着墙角赶到医院，找到总部的党委书记杨纯—一个当年在他和顾准手下干过的“红小鬼”，好歹才让顾准搬进了病房。
顾准一开始对病情并不了解，一次，医生查房，用英文说出“癌症”一词，他才自知末日降临。
当时，那场“*浩劫”似乎还没有任何终结的迹象。就在秋风萧瑟中，顾准把44岁的吴敬琏叫到病房，冷静地说：“我将不久于人世，而且过不了多久就会因为气管堵塞说不出话来，所以要趁说得出话的时候与你作一次长谈，以后你就不用来了。”在这次长谈中，顾准认为中国的“神武景气”是一定会到来的，但是什么时候到来不知道，所以，他送给吴敬琏四个字—“待机守时”，他说，“时机不到，你想报国也没有用，没有这种可能性。还是要继续我们的研究，把中国的问题研究清楚，那样才能对国家提出有用的意见”。
他还提到正在狱中的孙冶方，说，“我是见不到他了，但是我知道他的为人，他绝不会是汉奸。所以只要没被整死，他就会出来。出来的时候，你帮我向他致意”。
顾准还立下了遗嘱。他把自己的遗稿分为两部分，其中“有关希腊史部分交给吴敬琏同志”。这可以被看成是一个思想家对另外一个思想家的衣钵相传。
12月2日，吴敬琏去医院陪顾准。到了晚上*点钟，顾准的呼吸极其艰难，气管几乎已完全堵死，每呼吸一口氧气都要拼尽全力，额头、脖子的青筋毕现。医生见他实在痛苦，被迫给他服用了安眠药，这才稍稍安静了下来。吴敬琏一直坐在旁边，握着他的手。大概到了11点的样子，吴敬琏已经有点迷迷糊糊，顾准突然醒了过来，他挣扎着用几乎听不见的声音说，“打开行军床休息”。
顾准之死（4）
这是顾准一生说的最后一句话。吴敬琏打开行军床躺下不久，就听到很响的动静，护士们乱作一团，医生在为顾准做心脏按摩，但顾准没再醒来。
几个小时后，吴敬琏和一位护士一起，亲手把顾准推进了阴冷的太平间。他日后回忆说：“这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亲眼目睹一个活生生的生命悄然而逝。而消逝的，竟然是这样一个疾恶如仇却又充满爱心、才华横溢、光彩照人的生命，不能不使人黯然神伤……我在回家的路上就是觉得特别特别冷，觉得那是一个冰冷的世界，顾准就像是一点点温暖的光亮，但是他走了，然而我想，他还是给我们留下了光亮。”
据周南回忆，吴敬琏凌晨骑自行车回到家后，脸色特别苍白，先是一言不发，接着号啕大哭，久久不止。周南与他相处半个多世纪，这是吴敬琏第一次痛哭流涕。
就在顾准去世的8天后，1974年12月10日，哈耶克在瑞典的斯德哥尔摩获颁当年度的诺贝尔经济学奖。
这时，那场“*”已接近尾声。1975年4月10日，在秦城监狱坐了7年牢的孙冶方突然被宣布“释放”。他问监狱长：“当时为什么抓我？”答：“不知道。我们只管犯人，不管案情。”再问：“今天为什么放我？”答：“不知道。我们不管缘由，只管执行命令。”
孙冶方回到经济研究所，刚一下车，他站在车门边就对前来迎接他的人们说：“我是一不改志，二不改行，三不改变观点。”当时，中科院哲学社会科学部的领导仍是江青的亲信迟群，孙却毫不在意。上面让他写检讨反省材料，他挥笔道，“个人恩怨我从不计较，理论上的是非一定要弄清楚，符合真理的观点一个也不放弃”。
孙冶方出狱后，吴敬琏去见他。吴说：“我代表周叔莲他们向你道歉。那时候我们参加对你的批判，其实你是对的，我们完全错了。”孙一摆手说：“这个事你们以后不要再提了，人人都有错误。”
吴敬琏转达了顾准对他的致意，孙冶方默然良久。对于顾准，孙不但有老战友个人的浓烈感情，而且从其一生的苦难透视到党内生活的不正常。那时，他的好友，也是从华东出来的、当时被“开除留用”的汪道涵常常在中午带个小酒瓶来与孙冶方共餐。一天，两人谈起老朋友顾准。汪说，老顾自己也不是没有缺点的，这个人恃才傲物，像陈毅老总那么好脾气的人都跟他吵架。孙冶方却不以为然，涨红了脸，跟汪道涵大大辩论了一场。
这时的孙冶方身体已经衰弱之极，行动迟缓，肝区患有重疾，但他仍然埋首于研究，每天精心阅读*主义的经典著作，试图有所突破。他的俄文非常好，但是为了读通原著，他甚至开始学习德文。
他内心最大的愿望，是在有生之年，完成那部“流产”了的《社会主义经济论》。他说，关于这部书稿，他在秦城监狱里已经打了85遍腹稿。
这时候的吴敬琏，正被派往大寨写一本《大寨政治经济学》。
大寨是山西省昔阳县的一个生产大队，原本是贫穷的小山村，在村支部书记陈永贵的带领下，社员们开山凿坡，修造梯田，使粮食亩产增长了7倍，从而成为全国农村的先进典型。1964年2月，毛泽东先后提出“工业学大庆”和“农业学大寨”，树起了经济领域的两面旗帜。喜欢头缠白羊肚头巾、满脸沟壑的陈永贵一跃成为举国瞩目的政治新星，一路当到了国务院副总理的高位。
顾准之死（5）
1974年，陈永贵通过他的儿子、昔阳县委宣传部部长陈明珠，邀请南开大学去写一本《大寨政治经济学》。南开的写作组到昔阳工作了好几个月，基本资料也拿不到，写书更不知道如何下手，就求助于国务院研究室。这个研究室是*复出后新组建的，成员包括胡乔木、邓力群、于光远、胡绳、吴冷西等人。于光远一转手将这个任务批给了中科院经济研究所，于是，吴敬琏、沙吉才和杨长福等三人被派往山西，参加《大寨政治经济学》编写组。
这是吴敬琏第一次走进光芒环绕中的“中国第一村”。他们被安排住在县城的第二招待所里。之所以不住在他们将要考察的大寨，并不是害怕这些城里来的读书人不能适应村里的生活（陈永贵直属的写作班子就住在大寨的招待所），而是不让他们和大寨人接触，“免得干扰他们的劳动和休息”。为此县委宣传部长陈明珠就向编写组宣布了三条“纪律”：第一，不能参加大寨的劳动；第二，不得在街上拉着社员谈话；第三，不能到社员家里访问。
“三不准”纪律一宣布，编写组等于跟大寨绝了缘，那书该怎么写？答案是，只能根据当下报纸上登载的宣传文章写。连登载陈永贵过去讲话的报纸，也保留在大寨资料室，外人不能借阅。在当时，大寨是一个不容置疑的政治标杆，自它成名以来的十多年中，先后有710万人前来参观学习，全国性的农业会议多次在这里召开，“学大寨就是走社会主义大道，不学大寨就是搞邪门歪道”，几乎是一个政治共识。可是，不得其门而入的吴敬琏却从所见所闻中窥见了“神话”的阴影。
首先，大寨的泛政治化倾向非常严重。党支部书记郭凤莲把大寨经验归结为阶级斗争抓得紧，叫做“斗一步，进一步；斗十步，进十步；步步斗，进一路”。陈永贵在大寨组织了“天天学小组”，要求农民每天学习领袖语录，宣称“天不下雨不要紧，毛泽东思想就是雨”。根据报纸上的经验报道，毛主席的思想光辉不仅可以普照集体的行动，而且还能深入到农民的家庭以致人的身体内部。比如一位社员得了疾病，在万般痛苦的时候，他就在学习小组里面背诵毛主席的著作《纪念白求恩》，他自称没有文化，但却已经精通用大量朴素的言辞表达一种最革命造作思想，他说“千服药万服药救不了我的命，毛主席的宝书治好了我的病”。而加强政治思想工作最要紧的，就是要与党支部保持一致，吴敬琏等人到昔阳不久就听到了一个故事，说是新华社记者冯东书因为怀疑大寨田亩丈量不实而被驱逐。因此，在昔阳编写各种宣传大寨作品的创作人员都互相提醒，不要触了陈永贵的“逆”。①
吴敬琏在昔阳住的时间长了，便与当地人熟悉起来，渐渐听到了一些对陈永贵的议论。
议论得最多的一件事，是陈永贵为他第二任夫人的前夫、一位*女学生的校长翻案，还在几年的时间内把这位前校长的弟弟从一个公社书记提拔为省委副书记。他的儿子陈明珠更是一个名声不大好、人称“陈衙内”的人，开会讲话，即便照稿子念，也常常让人一头雾水，不知何言。据称在陈氏炙手可热时，他的亲友中变身为官的多达百人以上。
议论得多的另一类是陈永贵在*上的娴熟技能。他对于“*”派仗中的对立面，以及反对过自己的人都予以无情*，甚至曾巧用一些政治运动事件，把山西省委第一书记谢振赶出了山西。这些都绝不是一个种田出身、老实巴交的农民所能为的。陈永贵的种种行径使吴敬琏想起吴晗所描画的朱元璋，他对陈的评价是，“如果早生200年，这个人完全可以当皇帝”。
顾准之死（6）
为了寻找大寨的历史资料，吴敬琏设法从陈永贵直属的《大寨红旗》写作组借到了过去的剪报资料。在阅读过程中，掉出一张夹在其中的图表，竟是1973和1974年大寨的收入分配清单，据上面记录，这一年大寨收入中只有40％来自粮食，40％来自两辆卡车的运输获利，还有20％来自其他副业。这一发现非常让人吃惊，因为根据陈永贵等人的宣传，大寨是从来只种粮食，而绝不跑运输，也不搞工商业的，他们管这叫做“庄稼搅买卖就是走资本主义道路”，但是，分配清单显示的情况显然与此不符。
特别令人吃惊的是，1976年春节以后，陈永贵的政治态度变得异常鲜明起来。在江青集团与*的斗争中，陈永贵旗帜鲜明地站到了江青一边。为了公开表明这一新的政治态度，他在昔阳建立了一个《大寨三十年阶级斗争史》编写组，下令在半年的时间内将大寨发展的历史重新写一遍。从这本书的编写提纲可以看到，它不但只字不提陈永贵过去口口声声最爱戴的周恩来，还大肆吹捧江青和批判*的“右倾翻案风”。此外，还说“贾进才三让贤”并无其事，贾承让则被说成是“右倾保守分子”。①
1976年开春，学部哲学所又派来一个编写组，写一本叫做《大寨哲学》的宣传读物，编写组里的许多人，例如社会学家陆学艺是吴敬琏的老熟人。在向哲学所的人介绍自己的经验时，吴敬琏说道，对大寨提出的一些口号要慎重对待，譬如“庄稼搅买卖就是走资本主义道路”，大寨自己就未必是按照这一口号干的。他讲述了那张分配清单上的情况。
这一下子，他捅了一个大大的马蜂窝。当时的政治背景实在是非常凶险，这年的1月8日，国务院总理周恩来逝世。3月下旬至清明期间，北京天安门广场爆发了群众自发悼念周恩来的行动。民众对极“左”路线的愤懑在这里得到了极大的宣泄，一首匿名诗歌迅速风靡全国—“欲悲闻鬼叫，我哭豺狼笑。洒泪祭雄杰，扬眉剑出鞘。”诗句犀利，直指“反周”的江青、张春桥等人。这场群众行动被定性为“天安门反革命事件”，复出3年的*成“幕后主使”，再次被打倒。在那时，昔阳县委摆出了坚决与“右倾翻案风”斗争到底的架势，对“大寨红旗”的怀疑简直就是大逆不道。在“四五*”发生后，陈明珠在对昔阳的几十个“写作组”、“摄制组”成员训话的会议上声讨说：“我们这里也是不平静的，阶级斗争也很激烈，有人专门找大寨的毛病，攻击大寨，他是哪个司令部派来的？”
在昔阳县“拥护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决议”的群众大会和民兵武装*之后，《大寨政治经济学》编写组就被“礼送”出了昔阳。
从现有的材料看，吴敬琏是第一个公开怀疑大寨经验的经济学家。经历了10多年的苦难磨炼，从劳改队中“死里逃生”的他显然有了别样的勇气，对大寨宣传的大胆质疑，其实印证了他此前对东方专制主义的研究与拷问。
出了昔阳，回到北京，吴敬琏一身轻松。这时候的中国正处在剧变的前夜。7月6日，人大常委会委员长朱德逝世。9月9日，*中央主席毛泽东逝世。10月6日，毛主席指定的接班人华国锋与叶剑英等军队老帅配合，对被称为“四人帮”的江青、张春桥、王洪文和姚文元四人实行隔离审查。对这个“极左集团”的全面清算，是共和国历史上一个十分重要的政治事件，也是国家发展战略出现重大转折的标志。
吴敬琏是在北京三里河的街上得悉“四人帮”被抓的消息的。他当时正在骑自行车，迎面撞上经济所的胡瑞梁，老胡一把将他抓住，对着他的耳朵，用抑制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