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到家门口，一个女人追了过来，嘴里喊着：“傅正秀，别走，这两只鸭子是我的。”
正秀说：“我做了记号的，不会错……”
那女人说：“我也是有记号的，我在它的脚上箍了铁丝。”可正秀明明看到鸭子的脚上根本没有任何东西。不由正秀分说，那女人一把从她手上把鸭子夺了过去，嘴里还盛气凌人地喋喋不休：“别人的东西你也捉回家去，长眼睛了没有，下次再这样，对你不客气……”边说边提着鸭子扬长而去。正秀眼睁睁看着人家把自己的鸭子抢走，还被她当众羞辱了一番，自知势单力薄，只有躲进家里无声地流泪。
我听了妻子的诉说，心里涌上一阵波澜。俗话说“麻糍都挑软的吃”。那个女人，别人的鸭子她不敢去抢，而对正秀却是肆无忌惮……。我不敢多想，也不敢多说，更不敢乱动。此时我还必须丢开一切烦恼，作好准备，以正常的心态走进会场向二分场的干部群众“说清楚”。
会场还是在那个老食堂内。我看着人到得差不多了，就主动进了会场，站在我应该站的地方，等待着主持人说一声“大会开始”。看来二分场高书记对这次大会并不十分重视。时间已过八点半，他就坐在原位上，连身体也没挪动一下，不多不少不轻不重只说了三个字：“开始吧。”我以为他还有话说，等了几秒钟，没见他有往下说话的意思。这时会场乱糟糟的，各种声音叽叽喳喳，连大会纪律他也不强调几句。
我知道高书记是个很正直的人。看来今天晚上更不会对我怎么样。我不敢让会议冷场。只好接上话茬说：“贫下中农同志们，我在文化大革命中是有错误的。”我一开口，下面的嘈杂声小了些。“我在这里向二分场的贫下中农说一声对不起！我更要对李文民、周顺风、钱珠伢……等同志说一声对不起！如果当年不是我的宣传鼓动，十年前的那一团阴影就不会至今仍困扰着你们难以解脱；如果不是我的原因，十年来，你们就不会常常因此担惊受怕！你们是无辜的，一切责任都应由我来承担。请贫下中农原谅他们。如果你们还有意见的话，请惩罚我一个人吧……。”
前面我点名向他们说对不起的同志，当年都是跟着我参加了造反派的。他们大都文化水平不高，有的甚至一字不识。当年正是因为受了我的影响才误入歧途，参加了造反派组织。在当时那种情况下，个别同志确因一时糊涂做过错事，但是他们并没有走得太远，很快就回头了。
我已经听说了，在前几天的说清楚会上，他们都实事求是地说清了自己的问题，同时也说了当时是听了金成的宣传，受了金成的影响才参加造反派的。却没有一个人说是上了金成的当，受了金成的骗的。凡是涉及到我的问题，他们都说得有理有据有节，无丝毫夸张，更无不实之词。面对这样纯朴实在的他们，我就是鞠一百个躬，说一千句对不起也不为过。
接着我又把1967年6月18日前后我的全部言行再次重复了一遍。我说得很细，说得很慢，甚至把我所记得的一些细节也无遗漏地作了交待。我讲完之后，会场上无人发言。高书记便站起来扫视了一眼全场，问：“大家还有什么意见吗？”仍无异常反应。高书记就对我说：“老金，你先走一步，我们还有点事。
于是，我离开了会场回到家里。正秀问：“没人对你怎么样吧？”
我说：“我金成的一切作为，上可对青天，下可对干群。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
我们说了一会儿话，正要上床睡觉，突然有人敲门。我拉亮灯，打开门，只见那个女人手提两只鸭子站在门口说：“对不起，是我搞错了，这两只是你们家的，我那两只晚上回来了。”
原来，她家那两只鸭子傍晚赶上岸的时候与其它的鸭子冲散了，离了群，直到很晚才自己寻回家来。那女人散会回家时发现鸭笼旁伏着两只鸭子。不用说，是自己家的，就伸手把笼里的那两只捉了出来，把自己的关了进去。这才有了眼的这一幕。
我接过鸭子，说了声：“谢谢，麻烦你送来。”我这一声谢谢完全是诚心的。如果她瞒下鸭子宰了吃了，我又能怎么样呢？我谢的是她的良心尚存。
政治问题说清楚了，我如释重负。但愿十年恩怨就此了结。
第二天清晨，我领着两位懂点木工活的朋友回江背分场去。请木工去做什么呢？我请木工当然有请木工的道理。
我们宣传队的田段中有一棵脚盆那么粗的大樟树，树干高大，枝叶茂盛，不仅盖着三四分地不能耕种，还影响附近庄稼的生长。今年双抢前，报分场批准，宣传队把樟树锯倒、搬掉了。这样既可让周围的水稻增产，又可扩大几分田面积。可是那个大树兜仍霸在田中间无人问津。江背分场四面环山，砍柴十分方便，硬柴茅柴满山都是，谁会有肉不吃，而要费那么大劲去啃一块骨头呢？我向总场要求派来常驻宣传队的分场党支部委员，革委会周副主任对我说：“老金，你反正要打柴回家，那个树蔸，如果你吃得这个苦就去挖了，能劈两三担柴呢。”
我琢磨着，樟树是上好的燃料，况且树蔸离村不远，早晚都可去挖。就说：“既然没人要那我就要了。”就这样，我利用早晚时间，中午也不休息连续干了好几天。每天汗水淋淋，腰酸背痛，两手磨得满是血泡，才把树蔸挖出土。然后请了几个人帮忙把它挪到附近的一块空地上，准备休息两天后再挥刀抡斧，把它变成可入炉灶的干柴。
由于工程太大，总抽不出时间动工。一天周副主任和一位老工人问我：“老金，那个树蔸你是打算取点别的用途，还是做柴烧？”
我说：“我缺的是柴。”
周主任说：“烧了可惜了。这样好不好，我们拿两担柴向你换好么？”
有这样的好事我当然同意。一个这么大的老树蔸，要劈成一小块一小块的，谈何容易！非光着膀子干它个十天半月是拿不下来的。能用它换两担干柴担回家，既轻松又合算。
可是，几个月过去了，他们既没给我柴，也没有动手去拾掇树蔸。
有一天，周主任突然又对我说：“老金，那个树蔸太麻烦了。其实也取不到什么料，最多只能取一块砧板。大费劲了，没意思。还是你自己去处理吧。”
树蔸过了一个夏天，干得铁紧铁紧的，劈起来更费劲费时。因此我也起了一点念头，先锯下一块砧板，剩下的慢慢再来收拾。所以这次回家就带了两个朋友到江背分场帮我锯树蔸。
到了江背分场，带他们在食堂吃了早饭，我们三人就扛上斧锯，正要出门。就在这时，王欣书记一阵风似地赶了过来，堵在门口，脸上还带着几分很不寻常的笑颜，嘴里却吐出一道阴阳怪气的勒令：“那个树蔸不能动，分场要用！”
这突如其来的禁令，搞得我晕头转向。我茫然地问：“分场要做什么？”王欣提高嗓门，锋芒毕露地说：“分场想做什么就做什么，反正你不能动！”
这时我才回过神来。他分明又是在玩弄权术，欺人太甚！我心里明白，此事我非他的对手。但我实在压制不住心中的怒火，仍愤愤不平地说：“你亲眼所见我辛辛苦苦干了四五天，那时你怎么不吭一声说分场要呢？周主任要拿柴与我换，你也是知道的，你怎么不说一声分场要呢？树蔸在外面风吹日晒了几个月，你怎么不说一声分场要呢？现在我请了人来处理，你就突然说分场要，这是什么意思呢？”
他眼一瞪，手一扬，更加疯狂地说：“我说不准动就是不准你动！我说分场要就是分场要――就是这个意思！”显然，他对我的深仇大恨就是要在此时此事发泄。
此时的王欣，就象一只红眼公鸡，摆出了一副强者为王的架势。我知道，在他眼中我不过是老虎嘴边的一只羔羊，生吞活剥全在他转念之间！
面对气势汹汹步步紧逼的王欣，尽管我明白鸡蛋岂能碰石头的道理，进退维谷的我仍忍不住“豁出去”的冲动，竟无所畏惧地怒喝一声：“我今天就要锯蔸，我就不信犯了法！”
他当然不会被我的愤怒所左右。大概是觉得与我纠缠有失身份，便不屑地丢下一句极具威慑力的话：“你敢锯蔸，后果自负！”就昂首阔步而去。
看他那趾高气扬的样子，我激愤难平地对两位木工说：“走，锯蔸去！”
两位师傅站着不动，劝说道：“算了，为一个树蔸搞得这么僵不值得。自古以来，只有民让官，哪有官让民，你就退一步吧。”
师傅的话象一瓢凉水，在我烈焰熊熊的时候，当头一浇，让我清醒了许多。是呀，人家是当官的，又是打着“公”字旗，永远占着上风，他能摆出一百条大公无私的理由来证明他的正确合法与合理。而我一个赤脚光背的农工，又是为私，走到哪儿也是人矮七级，理屈三分。特别是目前身落低处，刚刚“说清楚”就与领导对抗，随便扣上一顶什么帽子，我又能向谁鸣冤叫屈呢！风物常宜放眼量，委屈，不平，凌辱……算了吧！
一年后，宣传队解散，那个树蔸仍躺在那里被虫钻蚁咬。一九七八年我调离江背分场。两年后有人告诉我，我走后，那个树蔸分场根本就无人过问，有勤快者，工前饭后，今天你劈几块，明天他削几片，树蔸就这样粉身碎骨葬身各家灶堂――这就是王欣说的分场需要！
再补充一段与本段故事主题无关却与王欣书记有关的话。一九八二年至八三年，我在南山中心小学毕业班当班主任并任教语文。王欣的一个小孩正巧在我班上。我发现那孩子很聪明，我也知道他是王欣的宝贝。如果我以与王欣书记同样的心态来回应他，情况会怎么样？如果当年他知道我也有出头之日，而且成了他孩子的老师，他还会在我的头上拉屎撒尿吗？
但是我没有与他一般见识。在我与他的孩子相处的日子里，我给了他最充分的慈父般的爱，用这种爱引导他一步步登上小学知识的殿堂；我给了他作为一个人民教师的最崇高的责任感，用这种责任感提升他对学习的浓厚兴趣，哺育他全方位的健康成长……。我在他身上花的精力，给他的特殊关照甚至比其他的小孩子还多，因为我早已治愈了他的父亲在我心里留下的创伤。我只想把一个客观条件较好的小孩培养成才。
我的心血与孩子的努力没有白费，在一次全县毕业班综合知识竞赛中他以较大优势获得农村组第一名！在小升初的全县统考中，他以优异的成绩考取省重点中学――县城二中少年班。当然，我的作用或许只是百分之一，就凭这个之一，我就可以在王欣面前拍着胸脯说：我对得起他，也对得起他的后人！
然而，尽管如此，不知是王欣信不过我还是他的心理障碍尚未消除，也可能是他另有依靠而拒绝我的帮助——在我看来，他的第二个孩子本该上大学而远离了大学，我心里至今仍感惋惜。
王欣的这个孩子比第一个还强。从小就是南山地区有名的神童。他年龄很小的时候，就能简单解释许多生活现象，心算许多同龄小孩不能解答的数学题目。但是，再聪明的孩子也需要好的家庭调养和学校教育，甚至还需要老师或家长的某些特殊呵护。因为小孩子毕竟是小孩子，如果在某一阶段或某一方面，教育链条的某一环不能适应小孩子的个性和学习习惯，就有可能使孩子接收知识和消化知识的整个系统断层、脱节、乱序，甚至积极性受挫，智商被淹，造成学习的滑坡。此时就象牛车上坡，在牛不堪重负、深感吃力、举步紊乱的时候，如果有人及时的推它一把，或引它一阵，甚至恰到好处地挥上一鞭，就有可能帮它奋蹄一跃，冲上坡顶，然后就能轻松平稳地顺路而去……。否则就有可能人仰马翻，从此丧失奋发的勇气和信心。
这孩子五岁刚过就接受小学教育。他在父母身边，在本场熟悉的老师指导下，学习成绩优秀，小升初也以高分录取在上高二中少年班。
可离开父母后，来到一所陌生的学校，接受陌生老师的教育。也许是小孩子还嫌稚嫩，一时难以适应，致使初中三年学习平平，中考没上重点线，只录取在一所农村中学。
农村中学用的教材是乙种本，比县城中学的略浅。因此高考要出好成绩就有些困难。所以有许多子女只考取农村中学的家长就千方百计把子女往县城中学挤。
这一年我正好由南山中学调入县城一中，但尚未搬家。暑假我回南山时，在南山坳碰上王欣妻子，她老远就叫：“金校长，金校长……。”我回头见是她，就迎上去握手寒喧。她抓着我的手说：“哎呀，金校长，那年我的小孩在你班上，硬是拿箩筐去挑奖品。现在我的儿子考得这个样子，怎么办啰！你要给我帮帮忙啊。”
我明白她的意思，是要我把她的儿子从农中搞到县城一中读书。我说：“好，等开学的时候你到一中找我。”我说得很干脆也很诚恳。我的确愿意帮这个忙，这个小鬼只要能到县城就学，我敢说，上大学完全可能。
下学期一开学，我心里就记着这件事。
我们县的高考就是靠二中和一中。二中是省重点，上面卡得很死，不允许进一个非正常录取的学生。一中是地区重点，稍有一些灵活性，所以一中就特别跑火。那些没上重点线的学生都想往一中钻。
其实，一中要进一个学生也不容易。首先要看成绩，然后要学校同意，最后还要班上接收。因为中途进来的学生都是额外负担，而且大部分成绩较差，有的学生还不大好管理。所以常常是领导同意，却下不了班，班上同意的，领导又不一定点头。如果没有背景，校内又无熟人，一中的校门也是很难进的。
我刚刚调上来，情况还不熟悉。开学伊始，我不急着去找领导，先打听高一的班主任是哪几位。其中责任心较强的，好说话一点的，我就去找他。说我有一个亲戚由于什么什么情况要求到一中来，我就选择到你班上，请您帮忙。
人家知道我是刚来的，也不好驳面子，就答应了。然后我再去找校长。校长说我没意见，但你要自己去找班主任——我心里说班主任早落实好了。事情就这样妥了。
可是，开学多日，既不见王欣来，也不见他的孩子来。我问南山的学生：“王欣的儿子到哪里去了？他来不来一中读书？”南山的学生告诉我：“王欣有一个亲戚在县政府工作，听说是他在帮忙。”我明白了，有自己的亲戚帮忙，何必求他人。
但是，开学两周了，还不见王欣的儿子来上课。我心里总搁着这件事，又向南山的学生打听。南山的学生说，王欣的儿子到农村中学去了。我估计肯定是他的亲戚帮忙没帮上。而我的努力也算是白费了。我不为自己的空忙而不悦，倒是有些为孩子的学业而担心。
三年高中很快过去。这孩子果然没挨着大学的边。后来我几次当面对王欣说：“你为什么不来找我！好端端的一个孩子让你给误了！”王欣无言以对，默然了之。
第十章珍惜无价
导读﹒偶感（十四）
对爸爸来说，春天有些姗姗来迟。因此，他倍加珍惜每一寸光阴、每一个机遇。他说：“我要把失去的一切补回来！”
一九七八年，爸爸调入小学任教，两年后又调场教办负责全场的“三教”。他努力工作，在很短的时间内就表现出色，成绩裴然。不料，这在某些人的眼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