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不支持他，我工作几十年还少见呢。”
我说：“如果没有领导的支持，我一个平民百姓，哪有今天。”
龙部长又打量了一眼我说：“多大年纪了？满四十五了吗？”
我说：“已经四十六了。”
龙部长听了，小声地，自言自语地连说了两声“可惜，可惜”。我知道部长在这里连说可惜的意思。按当时中央文件有关干部提拔年令的规定，四十五岁是一个门槛，基层干部超过这个年龄，就基本失去了提拔的资格。我想“可惜”二字便是源出于此。“可惜”二字从一位素不相识的县委常委、组织部部长口中说出，我感到莫大的荣幸。
听着部长的褒奖，我想到了磨难的价值。我在磨难中成熟，在磨难中接受考验，在磨难中得到相识的、不相识的各级领导和同志的关心支持；得到我想的和不敢想的，意料之中和意料之外的许多许多……。人家说我是因祸得福，是的，我真是得了福了。我由乡下人变成城里人，由场派教师变成了国家教师，由农业户口变成了城市户口。我很珍惜这来之不易的福，我将时时告戒自己，决不能身在福中不知福！
好事多磨事更好。历经磨难的好事才更珍贵，更具生命力。也许正是这个原因，我的好事并未到此为止，而是还在发酵、延伸……
一九八九年元月，我的预备党员在拖了四年之后，由常务副县长（本书完稿时已调任县人大任职）、当年曾接任南山垦殖场党委书记的与我素未谋面的黄润生同志签字，“按期”转为中共正式党员。
一九八八年底，a领导也调离了南山，不久南山党委来人，请我回去“官”复原职。我虽然没有答应，但我对南山的那分感情永远深藏于心！
还有一件事虽然也最终未成，我仍在此一叙，借以对有关领导和同志表示谢意。
一九九零年上学期的一天，我在一中校园碰到县政府监察局的朱台英副局长。她叫住我说：“金校长，我有点事找你。”
我站住了，快步走到朱局长旁边问：“局长，什么事？”
朱局长说：“你愿意去监察局么？那是个得罪人的地方。”
那时我到上高一中已近两年，妻子的工作一直没有着落。她常在家里埋怨，弄得家庭气氛很不和谐，我常为此事伤神忧心，严重影响工作情绪。现在监察局要调我，当然是个好机会。监察局的工作对象大多是上层领导，长年同各行各业，各机关部门打交道，接触范围广，对解决妻子的工作肯定有利。这样的好事正是求之不得，说不动心，那是假话。基于这种动机，我毫不迟疑地说：“愿意”。
朱局长说：“你愿意就亲自去给闵书记回句话，是他叫我来找你的。”
闵书记是县纪委副书记兼监察局局长。他怎么会认识我呢？这事还得从两年前说起。
前面说过，一九八八年我在无计可施的时候，曾写过一封信给县纪委。纪委领导接信后，就派了闵书记和一位姓邹的科长到南山调查。那时虽然我们互不相识，但通过这次调查，闵书记就明白了南山曾发生过一件什么样的事，还了解了金成是个什么样的人。于是，当监察局一位办公室主任调走需要有人替补时，他马上就想到原南山中学校长，现已调县一中的我。
当天下午，我在县纪委办公室找到了闵书记。他热情地将我迎进纪委接待室，又是请坐，又是倒茶。
我说：“感谢闵书记，事隔几年，你还记得我。”
闵书记说：“我了解你，虽然年纪偏大一点，我就是要你这种人。如果你愿意，我马上去组织部开调令。”
我听闵书记说马上开调令，觉得太突然了。教育局把我从南山调过来，费了那么大的劲，对我来说真是恩重如山。不要说如何报答，就是工作也不足两年。连板凳都没坐热就想跳槽，已是愧疚难当。如果背着教育局离开，于情于理都不妥。要走也要征得曾局长的理解和同意。
我对闵书记说：“我当然巴不得！只是我要跟教育局通个气。”
闵书记说：“千万不能对局领导说，局长知道了就调不成。就这么定，你带调令回去，生米煮成熟饭，他想不同意也来不及。”
我坚持说：“教育局对我实在太情深义重了，我不能背着曾局长连招呼也不打就走了。跟曾局长说清道理，我相信他会理解的。”
闵书记说：“你刚来不了解情况。你一打招呼肯定泡汤。”
我考虑良久，仍觉得应该向曾局长会报。闵书记拗不过我，惋惜地说：“你看吧，肯定不成的。”
晚上，我在曾局长家里拜访了他。我话刚开头，曾局长就火冒三丈，说：“什么？刚来就想走？”我想诉一诉我的苦衷，可我已经插不进嘴了。“我老曾哪里对不起你嘛，你有没有良心……”一阵狂风暴雨，我再无机会张口。事情真的就这样泡了汤。
我理解曾局长，也感激闵书记。同时也为自己在遭难的时候能得到这么多领导和同志的关怀与垂怜而深感宽慰。
第十一章生活万岁之五省厅幸遇
导读﹒偶感（十八）
爸爸调进了县城，可家还在南山。爸爸说，在那个年月，一个吃农村粮的六口之家，要想进城吃商品粮，就如登天之难。仅妈妈一人的农调非就必须经省劳动厅审批下文，几乎与提拔一个县委书记无异。但是爸爸说，比起在南山的艰难，在县里省里办理许多大事难事的前前后后，他遇到了许多好人，感到了许多惊喜。
待后请看——十一、生活万岁之五、省厅幸遇
第十一章生活万岁之五省厅幸遇
之五、省厅幸遇
我算是进城了，可还有两大难题一时无法解决，而又必须尽快解决。一是正秀的工作，二是全家的户口。在当时，这两个问题对我来说犹如登天入地！
农场职工调进城叫农调非。按政策符合条件的，必须由县劳动人事局呈报省劳动厅审批。省厅下了批文后，才能办理调动手续。这不跟提拔一个县委书记差不多么？
谁不想进城呀，听说有不少人找了很多关系，搞了好几年，费了很大的劲，最终还是没办成。我一个刚进城的普通教师，又非本地人，学历又低，在上高的亲戚朋友又少，老师同学也不多，实在难找可用的关系。多日东奔西跑也找不到一个能帮忙的人。没有办法，我只有直接到劳动局去求人。劳动局的有关领导倒是深表同情。可人家说即使劳动局同意尽快呈报，也要自己先找好接收单位。因为在呈省厅的报表中必须有接收单位的签字和盖章并获得其主管局的备案。可是，我到哪里去找这个接收单位啊。现在工业又不景气，不少厂子停工停产，许多老工人都下了岗在家待业。她一个斗大的字也不识一箩筐的中年女人，谁肯接下这个累赘？
人在难处，烦心事往往结伴而来。就在我调县城三个月之后，南山说我是自己离场的，将我妻子的工作停掉了，全家的口粮也吊销了。这样一来，一家人的基本生路也被掐断了。如不尽快解决正秀的工作和全家的户口，今后的日子还怎么过？
一个有这方面经验的人告诉我：“你可以先找一个挂勾单位嘛。”
我问：“什么挂勾单位？”
他说：“就是暂时在人家单位挂靠一下，不要求安排工作，不要求上班，等户口批下来之后再慢慢找接收单位迁走。”
这倒不失为一个办法，先解决户口，就可以先得到一份口粮。可是挂靠还得要有熟人。于是我又开始搜索县城各单位的厂长经理都是谁？可是找来找去还是找不到一个我认识的人。就在我一筹莫展的时候，我突然想起了e局副局长江和成。
江和成是江专生书记的儿子，跟他父亲一样，是个正派认真，坚持原则的人。当年他父亲在南山任党委书记时，我亲眼看着他长大。文革中他又下放在南山果园场劳动，与正秀在同一个分场。我决定去找他，只要有可能，我相信和成一定不会推辞。
我很快在e局办公室找到了他。没有寒喧，没有客套，我直接了当地谈了我的难处，请他帮忙。
和成听了，面露难色，沉思片刻后说：“很难，现在很多单位都停工停产，老工人都无事可做……能帮的我一定会帮，只是找接收单位确实很难。”
我理解他的难处，看来一步到位确无可能。于是我退一步说：“听说有很多人先找一个挂靠单位批户口，不上班的……”
不用细说，他一听就明白，说：“这倒可以试一试，以前我们系统有人办过，我带你到城联公司去看看。”
城联公司是e局下属的一个小单位，工人不多，但大多失业在家或自谋职业。我已是急不择路，只要有助于解决户口，就走一步算一步。和成把我带到城联公司办公室，找到经理，说明来意。
经理很爽快就答应了，但一再强调，只挂勾，不上班。不能等省里批下来之后，又到公司来吵吵闹闹要工作。经理回过头对和成局长说：“以前就碰到过这种情况，有的人开始说得好好的。等省里一批下来，就吵要工作，还说什么你盖了章签了字就是你单位上的人，就要负责安排工作。真是好人难做。”
我说：“你放心，我不是这种人，江局长知道的。”
从城联公司出来，我立马到劳动局拿来相关材料，请经理签了字盖了章，然后又到e局办公室备了案。
找到挂靠单位，公章也盖齐了，劳动局很快就向省厅呈报了。焦急地等了一段时间，省厅总算批下来了。可是等来的却是一个事与愿违的批文。批文写道：随迁子女太多，不能调动。我一看就傻了眼。由于不懂政策，我把三个小孩都填上了，现在后悔也晚了！事情又一次陷入了山穷水尽的地步。
劳动局领导说：“能做的我们都给你做了。省里不批，我们就无能为力了。”
我拿着批文，怎肯就此罢休。想来想去，居然向劳动局领导提出了一个荒谬而大胆的要求说：“我能不能自己去省里试试？”
局领导说：“已经定了的事情，想改变很难。如果你一定要去就去试试吧。”
人逢绝境往往心更横，胆更壮，就象打仗，背水一战，唯一的指望就是绝处逢生。尽管心里也觉得既成事实的结果难以改变，但是，不亲自去试试总是心有不甘。
我带上省厅的批文，准备亲自赴省城向上级领导细诉情由，争取省厅重新研究。可是我两眼一挘冢±镆桓鋈鲜兜娜硕济挥校绞〕侨フ宜兀烤菟等绻挥惺烊艘√且还厥呛苣压摹Ｕ庖换兀液芸炀拖氲搅艘晃恢匾宋铩舜旱厍投耸戮终赂本殖ぁＫ俏业募蚁缛耍胛矣泄幻嬷弧２挥盟担谑√隙ê苁欤ㄓ行矶嗫梢岳玫墓叵怠Ｈ绻习锩Γ虑榭赡芑嵊凶Ｓ谑俏衣砩细系揭舜海淮蛱馕桓本殖さ酵南囟椎闳チ恕Ｕ饷粗匾墓叵滴业比徊换崆嵋追殴诙焐衔缥矣指系酵摹Ｖ形缭谡写淖〈φ业搅怂Ｎ叶笠厮咚盗四壳暗睦眩胨αο嘀Ｕ戮殖ね纯斓卮鹩α耍奔葱戳艘环庑沤桓遥业绞√フ乙晃欢〈Τぃ刀〈Τた戳诵乓欢ɑ岚锩Φ摹Ｎ掖判呕氐窖＃急傅诙炀透笆〕恰�
有人提醒我说去省城不能空着手。现在办事一看理，二看礼，求神拜佛非意思意思不可。特别是这种办工作户口之类的大事，更是不可马虎。对于别人的提醒，我将信将疑，因为自己最近办的许多人生大事，没花一份钱，没送一份礼，还不是办得事事如意？但是，我又一想，省城是省城，指望帮忙的是两不相识的上层人物，空着手去，受点冷落倒是小事，影响了办大事可就没下回了。凭当时的经济条件，大礼我送不起，所以我只买了一条“阿诗玛”装进提包，第二天清早就赶车奔省城而去。
到了省劳动厅，很快找到了那位丁处长。一见面，我先自我介绍说：“丁处长，我是章局长的朋友和同乡，有点事要麻烦您。”说着掏出章局长的亲笔信交给他。处长撕开信封，取出信看完后，很爽快地说：“好，你稍等，我一会儿就给你去办。”说着，他加快了速度做完手里的活。这其间，我趁处长对面的那个人出去的机会，赶快把烟拿出来说：“拿不出手，一点小意思。”处长把烟塞回我的提包说：“老同志，不能这样。”我又要把烟拿出来，他按住我的手说：“如果你要做这种动作，反让我为难了，我只好请你出去。”我看他那个严肃、神圣不可侵犯的样子，只好把烟放回包里，拉上拉链。这时他才收起桌上的东西，拿着我给他的那个批文，说了声：“我先去看看，你在这里等一等。”他边说边走出门去。
我想有内线人物帮忙，事情定有转机。可不到半小时丁处长就回来了，他一进门就摇着头说：“仲裁处说这事已经研究过了，今年没办法，只有等明年再说。”丁处长的话如一瓢冷水，让我从头凉到脚。我问他：“怎么办？还有别的办法么？”他说：“这回确实没办法，你来晚了。”我只好收起批文，拎着提包，垂头丧气地走出办公室。
下了楼，出了门，我翻来覆去就是不死心。心想：帮忙的不成，我就自己去闯一闯这难进的省厅衙门！既然到了省城，成与不成总得亲自讨个说法。所以我又掉转身，一边想着怎么开口，一边东张西望找这个叫什么仲裁处的地方。
我东瞧瞧西望望，突然看见前面一个办公室的门框上方挂着一块“劳动仲裁处”的牌子。我估摸着应该就是这里。走到门口，见里面只有两人坐在办公桌边，靠墙的沙发上还坐着一个人，旁边放着提包，好像也是来办事的。我不敢打扰，轻手轻脚地走了进去，自己找个椅子坐了下来。等那个人办完事走了，我才站起身，尽量使自己显得温文有礼而不露乡土气地说：“打扰了，请问哪位是处长？”由于抽烟人的习惯动作，我随手从口袋里摸出两支烟。一拿出来才发现，口袋里装的是两毛钱一包的“瓷都”烟。但是既然拿出来了，就不好意思再装回烟盒，便干脆一人一支递过去。我一个“请”字刚出口，其中一人忙掏出自己的烟说：“来，抽我的。”人家的烟是“中华”的。如果推辞不接，反倒露出拘束与小气。我把自己手上的两支烟仍一人一支放在他们桌上，然后毫不客气地接过那支中华烟，点着火大大方方地抽起来。
在接烟的过程中，我看出了那个递烟的人肯定是处长。他边点火边问：“老同志有什么事吗？”
我说：“是有重要事情特意来找处长的。”
接着我把我的身份、工作单位、何时何原因从垦殖场调入县城。南山垦殖场又怎样停止了妻子的工作，停止供应全家口粮等情况向他们一一详细汇报。自己经历的事情，一开口就进入角色，我越说越激动，就象说书人在说《隋唐演义》、《平原枪声》那样的投入。对于我的诉说，两位领导听得很认真，中间没有插一句话。一直等我说完，处长才发出一句与其说是疑问不如说是惊叹的话：“真有这种事吗？！”
我赶快回答说：“千真万确。”
处长说：“你怎么不早向我们反应呢？”
我说：“我也不懂怎么弄，给领导添麻烦了。”
处长略加思考，在与另一位领导对视了一下后，说：“你回去打个证明来，如果情况确是这样，我们给你重新研究。”
又是一个惊喜！如此平和的谈话，这么恳切的答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