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们这些蝗虫。”然后就给我们念普希金的诗，老念老念，我们都会了，他一念，我们全家都一块儿念，“蝗虫飞呀飞，飞来就落地，落地一切都吃光，从此飞去无音信”。高兴得很，那是我们最高兴的时候……书 包 网 txt小说上传分享
我的父亲罗瑞卿…采访罗瑞卿的儿子罗箭（6）
记者：您记得您父亲最高兴的时候吗？
罗箭：上世纪60年代初，蒋介石在台湾蠢蠢欲动，美国人也支持，经常派U…2飞机跑到大陆来拍照，当时主席给父亲讲，光抗议不行，要打下来一架，我父亲就具体组织这个事情。我们当时的地对空导弹都是苏联给的，那几个阵地别人都知道，它就绕开你，雷达一有动作，它就跑了，几次都抓不着。这怎么办呢，后来想了一个办法，叫什么导弹打游击。就是导弹游动，今天在这儿，明天在那儿，这样你摸不着我的规律，果然有一次把飞机打下来了。我记得那一次父亲回来得特别晚，他从来不喝酒，那天他喝了一瓶茅台。
记者：您父亲有特别的爱好吗？
罗箭：父亲是四川人，喜欢川剧。我记得上世纪50年代各个地方戏曲都到北京来表演，四川也来了几个川剧班子，当时他们四川这几个老头儿都特别高兴。我记得陈毅伯伯、*伯伯还有朱老总，和我父亲一样，他们都特别喜欢川剧，然后川剧团就把所有汇演的票给他一打儿。父亲特别高兴，给我们讲，全家都得去，母亲带着我们跟父亲一块儿到长安剧院去看川剧。川剧有一种高腔，没有伴奏，母亲说你们高腔真怪，不好听。她在后边小声说，前边小平伯伯听见了，马上回过头说，这里四川人多噢，意思是不能说四川人的坏话。父亲年轻的时候是非常活跃的，爱打乒乓球，有乒乓球赛他都去观看。而且他还喜欢篮球，曾经组织了抗大篮球队与战斗篮球队。
在“*”中第一个被打倒的高层干部
罗瑞卿的至清至察，使他绝不可能与顶头上司*同流合污，他成为“*”中第一个被打倒的高层干部。
记者：1965年，事情就有了一些变化，当时您家里是什么样的情形呢？
罗箭：1965年我们搬到新六所，事情有了变化，父亲也不出去了，也没有电话找他，突然一下安静下来，当时没多想这些事情，不知道他已经被打倒了。而且星期六他也有时间了，要跟我们打扑克，因为平常很难有这种机会，偶尔有个星期天在家陪我们一会儿，他也不会别的，就跟我们打打扑克。我们最喜欢玩的一种游戏叫“杜拉克”，就是“傻瓜”的意思，比较简单，父亲玩游戏也比较认真，谁出什么牌他都记得很清楚，他老怪母亲出错牌。
1966年3月，我在北京通县研究所，本来已经让我参加新疆第三次核试验。去的头一晚，让我去搞“四清”，我告诉他们，父亲母亲相视一笑，淡淡的。本来是一件高兴的事，但他们的笑有点儿惨然，我脑子转了一下，没想那么多，就去“四清”了。6月回来，我领导跟我谈话，说我父亲反*。
那个时候已经不让我回家了。过了好几个月，我最小的妹妹给我写了一封信，说即使父亲犯了错误，但下面还有几个弟弟妹妹，你也应该回家。我什么也不管了，就骑自行车回去。家里的景象很不好，父亲又住院了。
到了1968年，母亲也被抓走了，我把两个小妹妹送到延安插队，弟弟也到了一个小地方插队，相当于在北京就没家了。后来研究所就让我复员回老家，在老家一待就是6年。
记者：这么说你们一家人离散的时间相当长了，在这段时间里您相信您的父亲是冤枉的吗？等您再见到他的时候又是怎样的情形呢？
我的父亲罗瑞卿…采访罗瑞卿的儿子罗箭（7）
罗箭：我们心目中的父母是非常伟大的，尤其是父亲，就像毛主席身边一个大警卫员。父亲从小不会游泳，为了保卫毛主席，到50岁学游泳。他对毛主席一片赤诚，在我们心目中毛主席也是伟大的。所以我们心里有一些矛盾，也跟着大家一起批判父亲。*死后，我们就坚信父亲没有犯错误。
“九一三”事件以后，在北京慢慢开始传一些消息，说有的家里孩子可以去看父母，我们只知道父母被抓起来，关在哪儿都不知道，这样我们几个都跑回来，住在朋友和同学家里，这些被打倒的子女在一起出主意，说给总理写信，给叶帅写信，就说要求看父亲母亲。后来小弟和小妹就写信，写信以后就批下来，一批一看，每次看都得批。
我一直记着第一次看他的情景，是在一个驻地，我父亲专门从生活费里要了一点钱，让人给我们买了一些汽水，买了一点水果在那儿等着我们。进去以后，我第一次看到父亲拄着两个拐，因为我上次见他是1966年，他在新六所还是好好的。现在他拄着个拐，非常苍老，不像我父亲原来的样子。然后我们几个一个一个进来，我小弟弟最后一个进来，他很高，我父亲就盯着他看，看了半天，后来我小弟弟就说：“爸爸，我是了了。”父亲这才认出来，抱着我们……
他总是坚信他能够重新走路
罗瑞卿曾这样记述自己在“*”之初的心情：孩子们都回来了，可他们还什么都不知道，仍如往常。看到这一群孩子，尤其是三个小的，想到自己的错误会连累他们，真是万分痛恨自己，恨不得立刻将自己彻底毁灭掉。
1966年3月18日夜，罗瑞卿将军跳楼想结束自己的生命，死神没有接纳他，但左腿致残。
记者：您父亲在“*”中左腿致残，“*”结束以后，他担任中央军委秘书长，带着腿伤的他每天要批阅大量的文件，腿伤一直是他的心病，对他的工作影响很大，但动大手术对于老人来说是要冒生命危险的，您父亲是怎样下的这个决心？
罗箭：他受了多大苦、多大罪，我们也是后来才知道的。他关起来以后，我们没有他的一点儿消息。在我的印象中，我跟他最后一次见面，他还好好的，一点儿事都没有。可是现在，他的个子也大，整个人趴在那个拐上，对他的打击太大了，特别是打倒“四人帮”以后，让他出来工作，没有腿对他是最大的障碍。他当军委秘书长的时候，军队的事情基本上都交给他了。每天文件都堆得那么多，他说我上一次厕所就需要那么长的时间，所以他不喝水，这样坐着一天都不动，母亲说，你这样不行，这样把身体都搞垮了，你都72岁了。他说耽误的时间太多，部队这么多的事情都要我来办，我只有把72岁当成27岁来过。打倒“四人帮”以后，父亲更忙，虽然我们在家的时间多，但是看他那样，谁也不敢去打扰他。
我父亲出来以后，这个腿伤对他限制太大，当时生活上是我母亲照顾他比较多，他当然也有点依赖，总有个亲人在身边。我母亲先是乳腺癌，在监狱做手术，做得不好，后来乳腺癌又转移到肺上。我父亲听到这个消息，对他打击很大，他总觉得批判他的事情都是别人诬陷他，他觉得我母亲是毫无道理地受到牵连。他觉得很对不起我母亲。我母亲得了肺癌以后，要做大手术，身体肯定不行，他当时的想法就是以后我不能让你照顾我，我要照顾你，而我要照顾你，我首先就要站起来。当然支撑他的力量还有另外一个因素，那就是工作。有一次他到部队去，非要去看前沿阵地的工事，结果那些人没办法，就费了很大劲儿，把他抬到阵地。回来以后父亲非常生气，他说，我这个样子，怎么能够视察部队，怎么能够工作。后来他背着我们给中央写信，要求出国治腿，等华国锋已经批了，我母亲才知道。他就怕我们不同意，因为他下了决心，一定要把腿治好，一定要站起来，因为他知道家里不会同意他冒险做这么大的手术，当时他的心脏又不好。他自己抱着非常大的信心，父亲一辈子就是这样。
记者：您父亲常说公不离婆，秤不离砣。父亲与母亲的感情很深，几十年的风风雨雨，他们一直是相互扶持。
罗箭：当时父亲受伤以后，刚开始还让母亲去看他，后来不让去了。为了鼓励父亲坚强地活下去，母亲用一块手绢包了一个毛主席像章送给他，父亲一看就知道是母亲用过的手绢，他一直把这个手绢带在身上，放在贴胸的怀里头。
1978年，罗瑞卿赴联邦德国海德堡大学骨科医院治腿，手术前他一直坚持锻炼。罗瑞卿对手术充满信心。
罗箭：他一辈子经历了很多磨难，在生死线上挣扎了很多次。第一次在武汉得了很重的病，伤寒，人家都不管他了，想起来喂他点饭，完全靠自己活过来了。第二次也是大出血，他又挺过来了。他老认为自己身体很好，也很坚强。“*”中那些人用腿来威胁他，那么多的困难和痛苦他都过来了，他没有看在眼里。他总认为自己能够挺过来。
1978年8月2日，手术顺利完成。罗瑞卿苏醒后，德国医生对他说，明天你就可以下床了。两个人都笑了。
8月3日凌晨2时40分，罗瑞卿因心肌梗死突然去世。
罗瑞卿总是那么急切并执著地去迎接命运的挑战，这一次他再也没有站起来。但走时，他依然带着胜利者的微笑。
罗箭：父亲去世以后，母亲的身体状况也不好，父亲去世对她打击很大，她之所以能够活下来，是因为她觉着应该继续父亲的生命。还有这么多的子女，她要继续教育我们。
现在母亲心情也很平和，画画、写字，这几年有很大的进步，很多人来求她的画。这几年子女们都大了，有了工作，儿孙们也都长大了，对她也是一种安慰。
也许对母亲的爱护和安慰就是对逝去的父亲的一种默默的尊敬和怀念，子女们依旧保持着这个家庭的朴素和宁静。但当作为共和国第一任公安部长的罗瑞卿大将渐渐被人们以赞扬和纪念的方式放大了的时候，他也同时与我们渐渐地疏远。我们可以从一个家庭、一个儿子的角度去重新审视和判断，这样，我们会离一个同样伟大的父亲越来越近，越来越亲……
烈烈军魂…采访邓华的家人（1）
烈烈军魂
——采访邓华的夫人李玉芝、儿子邓穗、三女儿邓英
采访时间 2003年3月
采访地点 北京西山 李玉芝家中
采访对象 李玉芝（时年84岁） 邓华夫人
邓 穗 邓华之子 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副研究员
邓 英 邓华之女
采访记者 董雅丽
他才华出众，红军东渡黄河时，毛泽东为一军团诸将送行，随口吟诗道：“涉远祁连外，来从晋地游。”众将面面相觑，主席笑而不答，唯有他从容对曰：“主席是改用李白渡荆门诗，为我们送行呢。”他*儒雅，任东北抗日联军第七纵队司令时，身披毛领风衣，马车上一火盆、一酒坛、一留声机，专为听京剧唱片用也；他战功赫赫，率四野十五兵团从白山黑水打到天涯海角。解放后，又赴朝鲜担任中国人民志愿军第一副司令员、司令员。他就是军中名将——邓华。
“瓦罐难免井上碎，将军难免阵上亡”
1950年，十五兵团司令员邓华指挥大军解放了海南岛，当这位得胜将领离开他解放的这个岛屿时，却不要任何欢送仪式，仅带着一个作战科长、一个警卫员，坐着一辆吉普车，悄然从海南回到广州。
记者：据说早年的时候您父亲有两句俗语常常挂在嘴边，“瓦罐难免井上碎，将军难免阵上亡”“太平本是将军造，哪有将军享太平”，我觉得很能体现他的军人情怀，这两句话是怎么来的？
邓穗：1950年的五一，海南岛解放后，我父亲离开海南北上参加抗美援朝，大概是六月份。那时候我母亲正怀着我，当时全国已经解放了，大部分的部队处于休整状态。像我父亲这个情况，几十年征战，按一般人的理解，也应该享受一下和平了，但很快他就接受任务北上抗美援朝了。父亲当时离开广州的时候对我母亲说：“瓦罐难免井上碎，将军难免阵上亡。”他的意思是全国解放了，但是军人应该有随时面对战争的心理准备，况且抗美援朝，对手是世界上头号军事强国的美国军队，肩上的责任重大，面对的危险也更大。
“*”的时候父亲在四川落难。像他那么大的战功，几十年一直跟着主席，最后跟着彭老总落难，蒙受了多大的冤枉。但在这种情况下，他自己安慰自己说，“太平本是将军造，哪有将军享太平”，精神上还是乐观的。
记者：解放海南的时候您父亲是十五兵团司令员，渡海兵团的司令员，他带领部队顺利解放了海南岛，可谓战功赫赫。可一个多月以后他离开海南时，按照常规来讲，应该有隆重的欢送仪式。可是您父亲当时不愿意影响别人，他就带着司令部的一个作战科长、一个警卫员，坐着一辆吉普车，从海南回到广州。他为人谦和、淡泊名利，这方面您有感触吗？
邓穗：他当时想的是怎么指挥作战，怎么完成任务，从个人来讲就没什么，也没有“胜利成果”这个思想。后来十五兵团离开广州，改成十三兵团到东北抗美援朝的时候，他同样让作战科长杨迪告诉地方干部不要大张旗鼓。抗美援朝第一任司令员是彭总，第二任是我父亲，第三任是杨得志，杨勇和王平是第四任，最后回来受到热烈欢迎的是第四任司令员杨勇和王平。
记者：就因为邓华将军不爱张扬，据说后来在“*”中他到四川，竟没有人知道当年的司令员回来了是吗？
烈烈军魂…采访邓华的家人（2）
邓英：上世纪30年代的时候，他在四川领导平西邓宋支队，在那儿打过仗。解放后，他曾回到当时他住的那个司令部的院子，走访当时的邻居，老房东还在。去了以后，说起当时房子是邓宋支队的司令部，父亲问他还有没有印象，他说知道，就讲了一些我父亲在那儿打仗的事情，记得还是很清楚的。当时我弟弟就冒了一句：“如果当时的邓司令员来的话，你还能认出来吗？”这时我父亲马上就给他示意，不要提这个事情，因为他不愿意让人家知道，他作为司令又回来，是不是还有别的想法，他不愿意张扬这件事。当时房东其实是有感觉的，但是他没有直接去认。
记者：邓将军在军事上和政治上表现出来的个性，与他日常生活中的性格差别大吗？平时是不是很倔强？
李玉芝：他这人在战场上很英勇顽强，对下属和家属又很和善，所以说“倔强”这个词放在他身上不太合适。
邓英：作为一个军人来讲，父亲肯定有那种刚强和严肃的一面，但是对子女，他很关怀和爱护。记得我在乐山当兵时，父亲去开会。那时我刚当兵，津贴很低，一个月大概就五六块钱。我父亲去了以后，就从上衣口袋里给我拿了大概二三十块钱。他想要给我，但是又想用一个合适的方式给，就说了一句：“你妈妈让我给你的。”当时我就觉得父亲的这种爱，他是不愿意那么轻易地表露出来。
记者：听说邓将军爱好京剧，有时候还能亲自登台唱上一折。邓将军还有什么别的爱好吗？
邓穗：他爱好下棋，喜欢抽烟，可能要一天一包。粉碎“四人帮”以后他恢复工作，就把抽了几十年的烟给戒了，因为医生对他说抽烟对身体不好。他的意志很坚强，说戒就戒，他希望能有一个好的身体继续工作。
邓英：我父亲有一个老式的留声机，他存了很多著名京剧演员的唱片，到了“*”，好多都被毁了。我记得父亲喜欢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