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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次父亲到延安来开会，就来看我，看见我身上到处是伤，我那时候大概也不太会说话，就会指我身上青一块紫一块的伤。
父亲的一些战友就给中央打了个报告，把我接到父亲的身边。
这是我小时候跟父亲在一起最长的时间，大约有10个月。白天，我就在司令部的院子里自己玩。晚上，由被服厂的女工带我去睡觉。父亲打完仗回来，就爱逗我玩，有时来了客人，他会把我挟在胳膊底下，给客人倒水。后来，就把我放在一个老乡家里。父亲有空就来看我，有时，他会带我去骑马。他总爱拿胡子蹭我的脸，我痒得格格笑，父亲就高兴地哈哈大笑。
在父亲身边过了两三个月，我身体慢慢地好了一点，但还是老生病，父亲就把我寄养在一个懂中医的老乡家里，我还记得大家都叫那个老乡“付胖子”，我就叫他胖子叔叔。胖子叔叔很耐心地哄我吃很苦很苦的药，还教我认爸爸妈妈的名字。胖子叔叔有时候会带我到爸爸的指挥部去，把我抱到那个门口一松手，我就踮着小脚丫往里跑，父亲不管有多忙，一见到我就放下自己的工作，逗我玩一会儿。到了吃饭的时候还很耐心地一口一口地喂我。有时候哨兵叔叔故意逗我，不让我进去，一定要让我说出来是找谁的，才让我进去。因为那时候想找父亲的心太急了吧，本来是想跟叔叔说我是来找爸爸的，可是一着急呢就说找你爸爸的，逗得他们直笑。
寄人篱下的生活使这个聪明的小姑娘从懂事起便明白自己在家庭里的地位与其他孩子不同。她小心翼翼地生活着。家务事抢着干，吃饭时从不与养父母家的孩子争。读书时，她比其他孩子都用心。湘西的山区，贫穷而潮湿，由于没有足够的营养，先天不足的小捷生总也发育不起来，像一棵长不大的小树，矮矮瘦瘦、病病怏怏。直到解放后父母才把她从湘西找回来，那时她已经是一个患有严重关节炎、瘸着双腿的15岁的少女了。
我们的父亲贺龙…采访贺龙的女儿（4）
记者：据说您的童年大部分都是在寄养中度过的，为什么爱您的父亲要将您寄养到别处？
贺捷生：因为当时的条件很艰难，父亲为了让我有一个比较稳定的生活环境，能够读书，就决定托两个跟他一起参加南昌起义的老部下，也就是他的把兄弟，一个秦光远，一个区玉平，把我带到湘西老家去抚养。走的那天，父亲到老乡家里来接我。我以为父亲又带我骑马，高兴地扑进他的怀里。父亲像往常那样，用胡子蹭蹭我的脸，痒得我格格直笑，但是父亲没有笑，他骑在马上，把我紧紧搂在怀里，慢慢地兜圈子。天，突然下起了小雨。父亲一直没有说话，好像全然不知。我有点害怕，似乎意识到了一点什么，哇的一声大哭起来。贺炳炎叔叔不知从哪里听到了消息，跑来一把抓住父亲哭喊：“你要让孩子去送死啊？！”父亲说不出话来，猛地将他甩开，策马狂奔……
我记得父亲后来跟我说，当时长征那么艰苦，小孩都已经带过来了，如果再有个好歹……因为我后来得了大肚子病，也有点鸡胸，而在延安没有药品，物质条件差，所以要是再有个三长两短就太可惜了。所以就想我出去能把病治好，能有一个安定的环境，能够有一口饱饭吃，能念书。我想我父亲当时就是这么想的。记得我离开的那一天，就在要走的时候，我父亲说：“你跟这两个伯伯去骑马，爸爸在下面看着。”我就信了，就跟着他们去了。越走越远，就要看不见了，我就大哭大闹，就这样我离开了父亲。
当时有一个叔叔也在西安养伤，说我到了西安也大哭大闹。大概我哭的声音，喊叫的声音，他们都听熟了，一听就知道捷生来了，一定是老总又把她寄养出去了。
记者：能说一说您寄养生活的经历吗？
贺捷生：不说了，因为你们都没有寄人篱下的生活经历，所以无法理解那种心理，而那种心理也是无法用语言来表达的。因为我在别人家里，不是说人家歧视我，是我自己感觉这不是我的家。所以在吃饭的时候，人家要是不叫我，我就躲在门背后，人家要叫我，我就过去吃，吃也不敢像在家里一样肆无忌惮地一边吃一边玩。
记者：被寄养11年后，您才被接到重庆，回到父亲身边。那时您第一次见到薛明同志，见到妹妹们，您有回家的感觉吗？你们姐妹相处得融洽吗？
贺捷生：应该说我们姐妹从没为什么事情争吵过，半个世纪了吧，我们从来没有为什么事情争吵过，都很团结，而且对每一件事情大家都是同心协力地来做。特别是父亲去世以后，我觉得我们在很多事情上都很默契。她们也很谦让，具备一些很优秀的品质，比如说她们很善良，对自己的工作也很投入，学习也都挺好的，晓明也应该说到了半百年龄了，还去中华大学上学，都挺积极向上的。黎明工作也挺繁重，但是对老人很孝敬，现在特别是鹏飞弟弟去世以后，我觉得我们更应该团结了，像我们的弟媳妇我们也更应该关心她。毕竟都是父亲的孩子，而且我们都是党员，都是受党的教育，都是在革命队伍里长大的。
共和国的第一任体委主任——贺龙
贺龙元帅在体育界是很出名的，当时流传他说的一句话：“三大球搞不上去，我死不瞑目。”在他的领导下，新中国的体育事业取得了长足的发展。当中国乒乓球队第一次登上世界最高领奖台的时候，对当时的中国人来说，和2001年北京申奥成功具有同样的意义，因为那是中国体育傲视世界体坛的第一步。 txt小说上传分享
我们的父亲贺龙…采访贺龙的女儿（5）
记者：大家都知道贺老总是咱们新中国的第一任体委主任；在他的领导下；新中国的体育事业得到振兴；中国人甩掉东亚病夫的帽子。据说，您父亲过去一直就很喜欢体育运动，您能说说他和体育的渊源吗？
贺晓明：爸爸是第一任体委主任。当时任命他当主任的时候他没在北京，而是在西南，在国家还没有这个机构的时候，西南军区就已经有了专业的体工队了，篮球、足球都有，为什么呢？就是因为我爸爸对体育的那种热爱、执著。在我们家的纪念馆里有一个石头锁，就是过去老乡一个棍插进去的那种石锁，那个石锁就是爸爸练臂力的一种运动器械。以前在红军时代他就有体育锻炼的习惯，比如说武术、棍棒。所以在他一生中，对体育已达到了痴迷的程度。我在看书的时候无意中发现，我父亲是1896年出生的，那一年就是奥运会的第一年，这很巧的。然后他又做了共和国的第一届体委主任，所以我觉得他和体育绝对是有缘分的。体育离不开他，他也离不开体育。
为了搞好体育，他带领考察团出国考察，考察苏联的体育建制是什么样的。回来以后结合我们自己国家的具体情况制定了一套完整的计划，体育为社会主义服务，为增强人民体质服务，这就是群众体育。设立了国家体委、省体委、地区体委的编制。
记者：1962年中国运动员成功地登上珠穆朗玛峰，这是建国以后新中国体育史上一次比较大的举动，是贺龙元帅亲自组织、安排的。那时候他还找到了当时的国家主席刘少奇，专门批了外汇到瑞士购买所需的物资，投了巨额资金。您了解当时的情况吗？
贺晓明：了解一点。当时大家都很奇怪，不理解为什么要去登山。在很早以前和苏联有一个计划，苏联后来不做了。我们怎么办呢？我爸爸就去找刘少奇主席，详细汇报了这个项目。体育是一种标志，是一种民族精神的标志。1962年，刘主席批了很大一笔外汇，专门派飞机到瑞士去买设备、衣服、靴子、帐篷。国家下了很大的决心，现在看来只有几十万，但1962年，就是巨额投资了。
登顶成功了，那种心情，我现在刚刚体会到一点，很像申办奥运成功的那种感觉，高兴极了。
父亲认为体育是一种标志，是一种民族精神的标志。如果我们体育成绩上去了，就会甩掉东亚病夫的帽子，谁也不敢小瞧我们中国人。登山是有死亡界限的，高过多少米，就是死亡界限，你不可能不用氧，但是当时他们已经超过这个界限很高了，他们完全没有考虑这些，早把生死置之度外了。后来人民大会堂组织了报告会，《人民日报》还专门发表文章号召各行各业学习登山运动员的这种精神。
乒乓球运动，国家体委也是打了很重要的一仗。当时的对手是日本，还有匈牙利，一个东方，一个欧洲，是两个比较强的国家。
父亲在体育界是很出名的，当时流传他的一句话：“三大球搞不上去，我死不瞑目。”这绝对不是一句随随便便说的话，他是下了很大决心的。如果不是“*”，再给他一点时间，我们的体育情况还会更好的。
记者：贺老总这么爱体育，那时候您、哥哥、妹妹都是朝气蓬勃的小孩，是不是在体育方面对你们也有很大的影响啊？
贺晓明：那是绝对的。因为受环境的影响，哥哥打篮球、踢足球，这些项目他都很优秀。他还一直是三铁运动员，标枪、铅球、铁饼，他是有纪录的，参加全国少年比赛。在北京市他的标枪纪录连续好多年都没被打破。冬天就滑冰，打冰球，在院子里搞一块冰，看见电视里有冰球比赛，就买来冰杆，学着打冰球。夏天全家一起游泳，游泳除了锻炼身体以外，还是一种求生的方法，所以他就经常带着我们去游泳。打乒乓球呢，父亲年纪大了，他又很好胜，就拿起球在桌上颠，颠起来又高又慢，然后他一拍子挥过去，叫抽球。我当时打不过他，还说他赖皮。
我们的父亲贺龙…采访贺龙的女儿（6）
我记得1954年在北京，冬天我们都买了冰鞋到什刹海去滑冰，很好玩。在冰上可以做各种动作，有各种游戏。爸爸妈妈有时候在北海散完了步，就走到冰场边上看我们玩。我们就拉爸爸也下来滑，他也很高兴，说我这么大年纪了怎么上冰。我说，爸爸你别怕摔跤，前面放一个枕头，后面放一个枕头，摔不着你。因为当时我从动画片上，看见一个小熊滑冰怕摔跤就这个样子。他也想试试，但荣主任不让他滑，怕他摔坏了。
爸爸这辈子有一个他最爱的活动——钓鱼。他迷得不得了，还带好多人去钓鱼。大家都知道他喜欢钓鱼，好多外交部的同志出国回来给他送鱼线、鱼漂。父亲有时候外出，到山里头，他看到竹子好，就自己砍竹子做鱼竿。所以他的渔具特别多。
父亲钓鱼很有耐心，鱼食也特别讲究，他钓的鱼也不是自己吃，他一路钓，一路都送完了。说这鱼大，给总理送去。就这么沿路送，各家都送。
记者：听说您游泳很出色，是怎么学会的？
贺晓明：我不太记得谁教我了，我就跟着游，就这么会了。后来真是有名师指导，那时主席经常在北戴河游泳，他那么大年纪出来游泳是应该有人陪的，因此爸爸就从体委调人来了，那时候有一个陈教练，是个女的，是我的老师。她除了陪主席游泳以外还教教我们，很认真地教我们，从头教，一招一式的，所以我那时候就游得很不错了。
1965年我在北京大学，9月1日开学，天气比较热，课余的时候就和同学一块儿去游泳。我在游泳池这么一游，体育系的老师就来找我了，说你游得不错，专门学过吧？我说是，于是就让我参加了游泳队。
我当时玩心很重，不愿意参加。我要参加篮球队，我爱打篮球。老师说明年大学生运动会，你准备一年，参加全国比赛好吗？为了要让我参加游泳队，这个老师很花心思。他找别的同学来动员我，说游泳是一个非常好的运动，可以锻炼人的意志和品质。就这样我就去游泳了。后来“*”开始了，这个运动会就没了。
十年浩劫中的贺龙一家
十年浩劫，贺龙没能幸免。
1969年5月上旬，贺龙病情再次恶化，连续摔倒7次。6月9日7时许，在被允许的情况下送往301医院。当日15时04分，含恨而逝。
记者：“*”时期，周恩来总理亲自把贺老总接到家中保护起来，但您父亲还是被*、“四人帮”逐出了中南海，你们一家完全落入了*、“四人帮”的魔掌……贺老总受到不公的待遇，长期被关在西山。那时候您父亲有糖尿病，听说当时造反派还给他注射葡萄糖？
贺晓明：我们家在“*”时，情况是逐步变化的，后来越来越恶化。在西山有一个地方，叫“象鼻子沟”，就安排父亲到那儿去休息。但是在那里住下来情况就变了，从休息变成监护，最后就是监狱了，就是这么一种状态。
我在北大时有人告诉我，说我父亲可能在西山，但是具体地方不知道。我就到颐和园去游泳，或者到红山口，那有条运河，在那儿游泳，经常望西山。知道大概地方，但是找不着，什么消息都没有。
据我妈妈后来讲，他们在西山的时候，造反派来送饭，把饭盒“啪”扔到桌子上，从不给好好放。有一天，这个饭盒就扔在地上了，再找他们要，不给，你不吃就饿着。父亲还有病，怎么能不吃饭呢？ txt小说上传分享
我们的父亲贺龙…采访贺龙的女儿（7）
我妈妈就蹲在地上，一点一点把干净的米拨到饭盒那个盖上，就这样给爸爸吃。有病不给治，给你治病的时候，反着给你治。比如说你发烧了，应该吃降温的药，他给你吃升温度的那种药。还有糖尿病的人最怕葡萄糖，他们就给你注射葡萄糖。病人情绪必须非常好，不能受太多的刺激，可他们天天喊，说你是反革命，那种情况下怎么能治病呢？就这么慢慢拖下去，爸爸的身体越来越差。
记者：“*”期间，父母被隔离，你们兄妹长期不能与他们见面。最后一次见到父亲是在什么时候？您能说说当时的情形吗？
贺晓明：当时我在大学，专案组的人到学校去找我，说要接我出去。他们通知我说总参的人要你到城里去谈谈话。当时我就一愣，不知道到底是怎么回事，但只能跟着他们走。
上了他们的车，出去以后开的方向根本就不是进城，是到运河边。在车上，他们才告诉我，是专案组的，说你爸爸今天犯病了，接你到医院去看看。
我当时就觉得坏了，一下脑子都蒙了。我想他们为什么这次说叫“爸爸”，以前一直就是骂，带上好多定语在骂。为什么这个人说是“爸爸”呢？我估计爸爸可能是不行了，要是活着，这些人能让我们见面吗？到了医院，妈妈已经在那儿了，我爸爸去世的时候妈妈也不在身边，不让她陪着去医院，她只比我早到了一会儿。
后来，造反派就把我和哥哥单独叫到一边，很官样地通知我，说我爸爸得的是什么病，什么时候犯病的，什么时间去世的。我当时眼泪哗地就流下来了。哥哥就捅我，很严厉地说我，怕我控制不住。我也知道很危险，这叫政治表现。你流着眼泪，还要让你划清界限，让你表态。
哥哥出了许多汗，汗水哗哗哗的，一个劲地往下流。他就抽烟，待了还不到两个小时，就抽了两包烟。我现在想女孩子流眼泪，男孩子的眼泪都变成汗了。
后来有人来告诉我们说：“准备好了，你们去看一下。”在301医院的外科大楼，我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