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赤脚首富刘永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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赤脚首富刘永好- 第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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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桌子的四方坐着刘家四兄弟:老大刘永言,毕业于成都电子科技大学,就职于成都906计算机所;老二刘永行,师范专科毕业,在县教育局工作;老三陈育新(刘永美),四川农学院毕业,在县农业局当农技员;老四刘永好,省电大毕业,在四川省机械工业管理干部学校教书。他们是当地的知识分子,手里捧着人们羡慕的“铁饭碗”。按理说,命运对他们够垂青的了,可他们却偏偏不安分。
  在经过一番激烈的讨论后,三天三夜的家庭会议终于做出决定:“脱公服当专业户!”回乡创业,对于三哥陈育新是再熟悉不过的事了。他从两岁时因家庭困难过继给古家村一位姓陈的农民家起,就一直是农村户口,1978年参加高考时他已经在乡下务农12年,是两个孩子的父亲,当时他以超出录取分数线3分的成绩考上了四川农学院。大学毕业后成为人人羡慕的国家干部,摆脱了农民身份,如今,才工作不到半年,这个满脑子农药化肥、猪仔鸡娃的农技员,又想回到那片熟悉的热土上挥洒青春热血。他提议说:“我爱人是农民,就让我先辞职回家试验,砸了锅也还能靠两亩承包田过日子。”在成都当老师的四弟刘永好也不示弱,他握着拳头激情澎湃地说:“我1977年参加工作时拿28元工资,现在拿38元工资,工作5年时间才涨了10元钱。我情愿冒点风险下乡当农民,也不肯安安稳稳干一辈子穷教师。人生不过几十年,年轻不闯几时闯?”这充满着浪漫色彩的话语,道出一个热血青年发自肺腑的决心。
  当时他们都太穷,没有创业的资本。找人借,谁能有多少钱呢?他们也曾经向当地信用社申请过1000元贷款,但在他们下海时的1982年,国家对民营企业贷款还没有任何政策,相关部门总是用“等一等,看一看”的态度推诿,贷款最后还是没批(关于民营企业贷款问题的相关政策直到10年之后的1992年才出台)。于是他们各自变卖了手表、自行车等值钱的物件,硬是凑足了1000元的资本,买了一些设备,又从县供销社购买了2000只小鸡。三哥陈育新在古家村成了家,有几亩自留地,他把住房改成育雏室,地里也种上西红柿、花菜、白菜等。他们种的庄稼在市场上非常受欢迎,但因为土地少,在种植上扩大不了规模。于是他们就往养殖业上发展。这样,以陈育新名字命名的“育新良种场”呱呱坠地。三哥陈育新也就在乡下当起了“育新良种场”的场长。一个充满传奇色彩的家族创业史就在这种简陋的环境中开始了。txt电子书分享平台 

二、创业:艰难的起步(4)
当“育新良种场”的养殖和孵化走上正轨,鹌鹑、鹌鹑蛋和鹌鹑饲料在市场上已经供不应求的时候,1984年,陈育新率先提出辞职,以便把整个精力投放在他们的养殖和孵化事业上。“辞职”这个词,现在人们听起来已经习以为常,但当时私营企业命运难料,只有国营企业才有可靠的生活保障,那时人们要辞去有保障的“铁饭碗”,真是需要很大的勇气,同时也要承担很大的社会压力。陈育新作为四川省第一个提出“停薪留职”的人,在社会上自然也引起了很多非议。1985年,四兄弟的事业超常发展,二哥刘永行于是向新津县教育局递交请“备案除名”的辞职报告,准备与陈育新“共担风险”,并打定主意“如果失败,我和老三另找出路”。尽管教育局很长一段时间不批,但刘永行还是毅然走出来了。随后,1986年,大哥刘永言正式辞职全身心投入。刘永好因为在学校上班,时间比较自由,到1987年也正式递交了辞职报告。当时他们已经积累了1000万元的财富。
  因为三哥陈育新和二哥刘永行先行下海,按照四兄弟商议的结果,他们理应多得一些股份,但随后,他们自愿要求与其他兄弟的股份同等,放弃了原定他俩比别人多的股份。
  3。从人民教师到市场小贩
  最初的创业是艰辛的。他们刚到古家村的时候,连一把剪刀都舍不得买,而是找了两块废钢自制;没有孵化箱,他们就到货摊上收购废钢材,然后到工厂租用工具自己做,大年三十晚上他们兄弟四人竟在一起敲废铁桶制作孵化器。为了建工厂,刘永好从成都买来一拖拉机旧砖,而古家村道路狭窄,连拖拉机都无法进村。旧砖被卸到两公里外,刘永好带头,几个农民兄弟帮忙,手抱肩扛,愣把一车砖给搬进村。那一天是1983年的12月8日,天气异常寒冷。当有人向他重新提起这个日子的时候,刘永好显得异常兴奋:“你们好厉害,我差点忘了!”
  当真能忘得了吗?创业之初是如此的艰辛,一切只能依靠自己的双手。那时,刘永好既是司机、养殖员,又是销售员和决策者,每一道程序、每一处细节,他与兄弟们都必须亲力亲为。
  当真能忘得了吗?在古家村,刘永好首先种了一季良种番茄,产量高出了同村的其他农民5倍;后来又饲养良种鸡,孵化良种鸡雏;渐渐地又扩大规模,自制了一套可繁育两万只种鸡的设备。
  当真能忘得了吗?还记得他们自制的孵化器在第一次使用的时候,因为买的是处理的电子器件,稳压器就冒起了烟。第二次使用时,就在小鸡孵化到将要出壳的头一天晚上,由于白天太劳累太疲倦,睡得太沉了,结果夜里电压过高,他们买的处理产品继电器又烧坏了,将要出壳的小鸡全被烧死。
  当他们的第一批电孵鸡终于出壳时,刘永好高兴得像个孩子。但有了自制的孵化设备,并不等于就有了钱。不说别的,光是种鸡蛋的收购就够折磨人的。那个时候国家恰好进口了一批良种鸡,分散给成都周边各个县,每个公司大概有十几只,然后又分散到各个农户家里。刘永好听说后,决定找到这些农户,用比市场高一倍的价格收购这些良种鸡孵出的鸡蛋。收购很辛苦,最初,他天都要骑上自行车,带一个竹筐子,到几十公里甚至上百公里的地方去寻找这些良种鸡。因为他收购的价格高,有的人听说后会谎称他家养的是良种鸡,跑很远的路过去看,发现不是,然后又找,确实找到了,就跟农户签订合同,买他的鸡蛋。以后每隔两三天就会过来转一圈。有一次收购了200多个蛋,回家的时候已经是晚上10点多了,途经田坎的时候,一只狗突然蹿出来,朝刘永好狂吠,刘永好没理它,继续往前骑,结果这只狗就扑过去朝他的脚后跟狠狠咬了一口,一阵剧痛使刘永好从自行车上摔了下来倒在田坎里,全身湿透了,200多个鸡蛋只剩一个是好的,其他全部摔坏了。俗话说,“男儿有泪不轻弹”,可这次刘永好真的给气哭了。一是哭这几天挨家挨户收鸡蛋的辛苦全白费了;二是这些收鸡蛋的钱是向亲戚、朋友借的;三是他们的一些鸡已经订出去了,正等着收鸡蛋回去孵小鸡。刘永好气愤极了。捡了一块砖头向那个狗扔过去,感觉还不解恨,又骑着车去追狗跑了好大一圈,愤懑的心情才渐渐平息了下来,拿着仅存的一只鸡蛋回到家中,已经快凌晨6点了。书 包 网 txt小说上传分享

二、创业:艰难的起步(5)
最初创业之时,如果说身体上的辛苦还能够忍受的话,遭人白眼却是让人难以忍受的。谁能理解放着好好的工作不去做,却下乡来当农民呢?这四兄弟准是想钱想疯了。
  当然,也有人对他们深表同情的。
  有一天,刘永好正在市场上守着两筐无人问津的雏鸡发愁,突然来了好几个年轻人要买100只雏鸡。刘永好非常高兴,在收钱时却突然愣住了:这几个买鸡的年轻人就是他以前教过的学生啊!
  “你们在工厂上班,买这么多小鸡做什么?”
  “刘老师,我们已经观察很久了,看见一直没有人来买你的鸡,知道你丢掉工作当农民不容易,我们想帮帮你。”
  一席话顿时让刘永好心中产生一股暖流,是啊,当老师虽然挣钱少一点,但旱涝保收,风吹不着,雨淋不着,也很受人尊敬,毕竟,这是太阳底下最光辉的职业啊。辞职下海创业,现在的自己,跟鸡贩子没有什么区别,有时为争摊位,还要同其他鸡贩子怄气、争吵。
  刘永好最终还是谢绝了几位学生的帮助,他感谢他们的关心,但认为自己不需要同情,认定的路就要走下去。自下海创业以来,饱受了磨难和挫折,饱受了委屈和白眼,但这是自己认定的路,他感到无怨无悔,虽苦犹甜。就这样经过一个多月的努力,他终于把两万只雏鸡全部卖掉。不仅收回了成本,还了欠债,还净赚了几百元钱呢。
  从受人尊敬的人民教师到值得学生同情的市场小贩,这中间不仅有身份上的差距,也有心理上的差距。这是刘永好商业人生的第一次磨难。这使他的创业心理逐渐成熟。他的脸皮变“厚”了,内心也更加坚强了。
  付出总有回报,第一年,刘氏兄弟把当初的1000元变成了3000元;第二年,把3000元变成了1万元。到了第六年,1000元钱已经变成了1000万元,那时是1987年。这是他们创业的“第一桶金”。
  当然,这是正的收入。他们也有负的收入,他们有过把1000元变成500元的经历。
  4。第一笔“大”生意
  经过一年的辛苦,四兄弟“合资”的良种鸡孵化场终于有了可喜的进展,孵化的小鸡开始供不应求。1983年4月的一天,资阳有一个叫尹志国的专业户找到他们,一下子下了10万只小鸡的订单。这可是笔大买卖,四兄弟顿时被喜讯冲昏了头脑,他们立马四处借钱,购买了10万只种蛋。想到这一批生意做下来,会有良好的收益,兄弟四人开始编织他们的美梦。
  尹志国带来一张信汇单,当天到良种场拉走了两万只雏鸡。但过了几天仍然不见款到,场里的工人赶紧去催款,工人去后感觉有些不对劲,忙回来报告。他们赶到信用社询问,才知道尹志国在汇款问题上耍了花招。可是,当他们赶到尹家时,呈现在眼前的却是一片凄凉景象:满屋子的死鸡,满屋子的苍蝇。尹志国的妻子哭诉说她的丈夫把鸡拉回家时,用塑料薄膜盖着,因温度过高,鸡全部死了,自家孵房孵的鸡也因技术问题全部死了。她那只有几岁的儿子,瞪着惊恐的眼睛看着他们。听尹志国的邻居说:尹志国这几天几次想上吊自杀。
  “下单的人已经跑了,他老婆跪在地上,让我们饶了他。看到这个样子,我们也没有什么好说的。但剩下的几万只小鸡马上就要孵出来,而我们又没有饲料,这时候又是农忙季节,农民不会要,借的钱又要马上还,我们真的是绝望了。”回忆当时的情景,刘永好依然心有余悸。书 包 网 txt小说上传分享

二、创业:艰难的起步(6)
意想不到的灾难犹如晴天霹雳,一下子把四兄弟的事业推向绝境。当初集资的1000元钱全花在设备上了,拆了也不值几个钱。为了买种鸡蛋,他们已经欠了不少的债。这边欠款还不上,那边又成了呆账收不回来,而预定的8万只鸡还在陆续孵化出来,滞留的这些小鸡每天要吃价值上百元的饲料,哪有这笔开销?
  眼前这种局面,是谁也没有料想到的局面。四兄弟才真正体验到了什么叫“灾难”,什么叫做“精神压力”。怎么办?四兄弟再次召开碰头会,商量着究竟是从岷江的桥头上跳下去,人死账清,从此一了百了,还是隐姓埋名远遁新疆,像那躲债的尹志国那样?那次会议,显得异常的悲壮,大有“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返”的慷慨气势。最终,他们还是决定留下来,不逃难、不躲债,正视现实。好在他们手里有的是种鸡,剩下的就是如何把种鸡变为现钱的事。
  8万只种鸡要在短时间内一下销售完谈何容易,当地市场根本消化不了这么多雏鸡。四兄弟再次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在当时的情况下,如果不火速到城里销售,只有坐等破产。于是,兄弟四人连夜动手劈毛竹削篾片编竹筐子。
  以后的十几天,每天都是这样:每天凌晨4点起床,风雨无阻,蹬上3个小时的自行车,赶到距家40公里以外的成都浆洗街农贸市场卖鸡雏。没有想到的是,农贸市场的个体商贩们个个都有自己的“势力范围”,对于初来乍到的刘永好来说,想在他们中间夹个塞简直是门都没有。他磨蹭了一天,也没有找到安身之处。但带出来的鸡雏是不能再带回去的。白天不让他摆摊,晚上也没地方睡觉,刘永好向一位好心的看门老大爷借了一张板凳,坐了一夜。第二天,他终于靠诚恳和执著打动了别人,得到了一块地方,才把带来的鸡雏卖出去。
  其他兄弟也和刘永好一样,一连十几天,天天去农贸市场叫卖,他们用土喇叭扯着嗓子叫卖,嗓子喊哑了,人也累瘦了,每个人都掉了10几斤肉,碰到下雨天摔得跟泥猴似的。但8万多只鸡雏也竟然全部卖完了,最后竟也还赚了1万元。
  5。面临夭折
  刘氏四兄弟在创业之初,为了确保创业不是“走资本主义道路”,没有“拉社会主义后腿”,曾跑到县里找到当时的县委书记钟光林,问“回乡创业要不要得?”钟光林很开明,爽快地回答说:“没啥子问题嘛!”只是随即又附加了一个条件:“你们要带起10户专业户。”
  一年之后,到1983年底,育新良种场达到了孵鸡5万、孵鹌鹑1万只的规模,并带出了11户专业户,完成了县委书记交给的任务。
  四兄弟的养鸡场风头正旺,他们走在了农村致富路前列,不仅自己致富,还带动那些仍然还很穷的乡民们。他们的事业一尝到了甜头,就动员古家村和附近的村民一起来走科学致富之路。
  在他们的带动下,新津县在那几年靠着养鹌鹑这一条致富路,硬是把原先的贫困帽子甩掉了。县里形成了以运输、编笼、饲料及肉蛋加工等专业分工为特征的“一条龙”生产配套体系。至今,养鹌鹑这一传统优势行业还在新津县保持着,每年饲养鹌鹑400万只,年产值在1亿元以上,成为全国最大的鹌鹑养殖基地,是一个充满活力的鹌鹑王国。
  1986年11月,全国的“星火计划”工作会议在成都召开。国务委员、国家科委主任宋健到正在大力发展着养殖业的古家村来视察。他看到这个过去很穷很落后的村子已是一派欣欣向荣的新景象:一幢幢的新建小洋房掩映在绿树与翠竹之中,村中新修了街道,车来人往,人们的脸上是自信与幸福的微笑……

二、创业:艰难的起步(7)
宋健看到这些,心里很激动,就在刘家四兄弟的养殖场办公室里提笔写下了一行大字:“中国社会主义经济的振兴寄希望于新一代企业家。”
  临走时,这位领导人再三地叮嘱兄弟四人,“你们放心大胆地干吧。我希望下一次见你们时,你们已干得更出色了!”
  刘家四兄弟当时感动得涌出了眼泪。他们没想到国务院领导会这么器重他们的事业,会对他们办养殖场给予那么高的评价。他们希望这条致富之路能够就此在他们的脚下延伸开去。
  天有不测风云,尽管希望集团风光无限,却面临了一场濒临倒闭的危机。1988年至1992年,在*南巡讲话前夕,国内左倾思潮泛滥一时,许多人还在民营企业究竟姓“资”还是姓“社”的问题上纠缠不清。也就是在这段时间,县里的领导不来了,中央的领导更不来了。刘氏兄弟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只是仍然专心做自己的生意。
  事实上,当时民营企业并没有开放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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