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兰成自言：“我的童年生活，是在屋后的溪水里捉鱼，一面帮母亲去捞漂流了去的衣杵。到前畈一个池塘里打菱，看大人踏水车。跟嫂嫂她们到山上去，她们采茶叶，我在刺丛里摘覆盆子。用红得发艳的乔麦秆叫一位堂姊姊编花轿。”以及上坟之类。｛2｝
现代医学越来越发现遗传因素对人的影响超乎我们的预料，科学或将发现童年的环境与经历对成人的影响也超乎我们的想象。因不同的童年，我们能够理解苏青与张爱玲心地与性格的差异；因不同的童年，我们或许也能找到胡兰成与张爱玲虽一时为对方才华所吸引，但终究不得不分手的原因。
中学
失去了母亲的张爱玲，中学时代是不快乐的，黯淡的，她给学校老师留下的印象有点疲懒——没有了父亲的苏青，中学时代却是快乐、健康的——胡兰成对他的中学时代的态度颇为冷淡，当然与经历有关
失去了母亲的张爱玲，在圣玛利亚中学时代是不快乐、黯淡的，她给学校老师的印象有点疲懒。那时期，她在继母的治下生活，穿着继母的旧衣裳去上学。那些衣裳虽然料子很好，但是有几件领口都已磨破了，“在被称为贵族化的教会女校上学，确实相当难堪。”这一点在她心理上留下十分深刻的印记，到她晚年仍不能忘怀。
没有了父亲的苏青，中学时代却是快乐、健康的，她的几篇记述中学生活的散文里，使人强烈地感受到她青春的气息，与张爱玲形成鲜明对比。比如她说的“在初中的时候，我们一群女子都正在生气勃勃地努力于生活的斗争及理想的追求……”这样的话，张爱玲是再也说不出来了。
胡兰成对他的中学时代态度颇为冷淡。他共读过两所中学，高小毕业先是到了绍兴第五中学，可是只读了一学期，学校就因学生闹风潮停课了。当时他尚处于懵懂状态，所以对五中也就没有什么感觉。其后跟着表哥考入杭州蕙兰中学，一入校，就觉得不喜欢校园里的气氛：“蕙兰是教会中学，青年会在礼拜堂欢迎新同学，弹琴唱赞美诗，且分糖果，那样的‘兄弟爱’于我完全不惯。”他在蕙兰读了四年，只有一个亮点，是他担任了校刊的英文总编辑。但却因了这个职务，与教务主任拂逆，竟至被校方开除。他对蕙兰的印象自然不会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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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
张爱玲经历弯路最多，似乎老天安排她转来转去，目的是要逼她走上写作这条道——苏青因怀孕而辍学，否则极可能不以写作为职业——胡兰成主动放弃大学旁听，日后走的是与一般学者不同的非常规的学术道路
胡兰成、苏青、张爱玲三人都曾入过大学，三人的入学年龄都在20岁，结果却都未能完成大学学业。
胡兰成曾在杭州邮局工作，因为得罪了顾客被开除了。尔后他回乡赋闲两月，忽然有一天突发奇想，想去北京念书，于是瞒着已有身孕的妻子，向中学同学借了钱只身来到北京。当时他有两个昔日同窗在燕京大学，在他们的介绍下，他在燕大谋到在副校长室抄写文书一职，每日只需工作两小时，其余时间便到课堂旁听。
那时的燕大，名流荟萃，在校园里，同学常悄悄指给胡兰成看： 这是周作人，那是某某，总之不是宗师，便是豪杰。胡兰成因自己志向未明，对他们只有景仰，对他们的课却也没有单纯慕名而听，比如他就没有听过周作人的课。这样，燕大虽好，却似乎并不是他所想所要。眼看一天天过去，他感到没有什么长进，情绪低落下来。在燕大待了一年之后，胡兰成返回故乡，结束了他的“非典型”大学生活。
苏青1933年高中毕业后考入南京国立中央大学外文系，由于此前她已遵父母之命订婚，入学方一学期便结了婚，第三学期便生孩子了，从此就在家做少奶奶，辍学了。
张爱玲上大学所走的弯路相较于他二人要更多些。中学毕业后，她原想出国念大学，却因与后母发生纠纷，被父亲幽禁在了家里。半年后逃到生母那里，用了三个月时间疗养身体。母亲给她两年时间学习做淑女及培养生活自理能力，同时她开始补习功课，准备投考伦敦大学。当她考出远东区第一名的成绩时，却正遇英国要与法国联合起来向德国开战，宣布暂停招收留学生，而转由它的殖民地香港代为接受，就这样张爱玲入了香港大学。
张爱玲在香港大学时，赴英留学之心仍不死，所以拼命用功，想要日后被保送到英国去。与此同时，二战在如火如荼地进行。在张爱玲刚刚大学二年级的时候，太平洋战争爆发，香港陷入日军之手，港大停办。张爱玲回到上海，转而考入上海圣约翰大学，可是不久却又辍学了。其原因，张爱玲的解释是“我半工半读体力不支，入不敷出又相差过远”。
相隔10年后，32岁的张爱玲再赴香港大学继续学业，可是入学两个月后，她就不想再念下去了，欲应炎樱之招赴日本，就退了学。在日本又未能找到合适的工作，三个月后重回香港，想恢复学业，遭到校方的拒绝。大学之梦终于未竟。
胡兰成未受过完整的高等教育。他是凭着他的聪明与悟性，完全通过自学，成为一个学问家的。
一般的学者之路是在高等教育中，确立研究专业，随着在该专业用功愈多而入行渐深，最后成为某一行业的专门家。这样的学者易犯的毛病是明察秋毫之末而不见舆薪，或曰一叶蔽目不见青山，即现代西方论者所谓“专业屏蔽”，专而不博。胡兰成未受系统的高等教育——其学问素养既未受其益，同时也就免受其害，倒是眼界高远，胸襟宏阔，思维活跃，“博”得可以。
博的人多不专，有名的博学之士王云五就一度为此烦恼不得解，乃向他已暴得大名的学生请教。胡适的指点仍不过是叫他选一个问题着手深入研究而已，并无有逾常规之良方。胡兰成却无此烦恼，他的学问看似随兴所至，随遇而迁，却因底子厚实，而能起点高，进展快，很快就相当“专”了。又因他站得高，不致迷失于精深，能涓涓细流入海。
但是，也因胡兰成的学问专深博杂，虽然留下宏富著述可供研究，旁人还是很难摸准他的脉搏、把握他的思想、跟上他的步调。所以人们对胡兰成喜爱也罢，憎恨也罢，多还停留在“张爱玲的胡兰成”的水平与范围。
张爱玲曾自言她只是写小说与散文，“不大注意到理论”，胡兰成也说她“不看理论书”，当然也就没有撰写学术论文的经验，也不愿意写。当傅雷写了来批评她作品的文章，她才写了《自己的文章》，好好地与傅雷“理论”了一回。虽然文中有不少思想的闪光点，有一些理论也相当精辟，但她终究没有把它写成学术论文，用的还是说理散文的笔法。这固然是她主观上别具只眼，超越世俗观念的束缚，客观上也应有她少受高校论文写作训练的缘故。
虽然胡兰成所受高等教育不完备，但还是不免自觉接受了“思想训练”，因此在结识张爱玲之前，仍是一个每每“囿于定型的东西”，对“凡百东西皆要在理论上通过了才能承认”，胆怯于“公定的学术界权威”的人。遇到张爱玲才使他将这一切都打破，还教他将体系严密的论文打散了开来，如同使纪律严明的军队解甲归田，“一路有言笑”。胡兰成还说及张爱玲：“你用一切定型的美恶去看她总看她不透”。也许正是因为张爱玲未受尽现代高等教育，才使她不曾将思想不自觉地关入世俗标准的樊笼，使她长于在常规之外与情理之中回旋的秉性健康生长，而写出好小说。
与张爱玲对理论敬而远之不同，苏青是追求理论的。尽管她在《道德论》中说：“我是一个彻头彻尾的俗人，素不爱听深奥玄妙的理论”，但她对自己写的理论并不浅显的《道德论》与《牺牲论》却十分看重。即便是她的其他相对通俗的写妇女、婚姻、家庭问题的散文，也多透露出较强烈的理论意识。
结缘（1）
苏青创办《天地》杂志，因向张爱玲约稿而成朋友——张爱玲由《天地》而知胡兰成——胡兰成在《天地》上读到张爱玲的作品，而向苏青要了张家住址，两人一见欢洽
1943年4月，上海太平书局创办了一份月刊，叫《风雨谈》。名字倒是与当时日伪统治下风雨如晦风雨萧条的十里洋场的景象相合，当然主编的意思也许只是要与读者风雨对床，谈“雨”风生，因为主编的名字就叫“柳雨生”。
柳雨生与苏青熟识，杂志新创，自然向她约稿。苏青便把她正在写着的、取材于自己婚姻经历的长篇小说《结婚十年》交给柳雨生连载。小说刊出后，出乎意外地大受读者欢迎。那时资深编辑陶亢德正在日本游方，他看了寄去的《风雨谈》后，夸赞《结婚十年》是“至性至情之作，非时下一般搔首弄姿者可比”，又跟柳雨生说此作品应放在杂志卷首位置。可是柳雨生却认为刊物的销路主要还要以名家为号召，言下有嫌苏青名气不够大的意思，未接纳陶亢德的意见。对此，苏青心中自然不悦，她那蛰伏已久的要自办杂志的想法被刺激得复苏了。
早在四年前，那时苏青尚未离开丈夫，夫妻俩就曾合办了个《小评论》。虽然因为经营无方，出版了两期就黯然收摊，毕竟也积累了些经验。更主要的是，现在的她已与往昔不可同日而语。她羽毛渐丰，眼界大开，再不是五六年前那个在《宇宙风》杂志社连小职员也做不好的冯和仪了；再不是那个饥不择食战战兢兢凄凄惶惶四处托人到处找工作的可怜人儿了。此时的她官场也经历了，大人物也交往了，世面也见过了，她从未像现在这样充满自信。一时间，她踌躇满志，她要做番事业，她要出人头地！
苏青喜欢干净利落，于是说干就干。她请汪伪上海市长陈公博支持，陈公博即以可购50令白报纸的5万元钱慷慨相赠。
10月里，苏青的“天地出版社”挂牌开张，同时《天地》月刊创刊。苏青集作者、编辑、发行于一身，在她那设在爱多亚路（后改为大上海路，如今为延安东路）160号601室的编辑部里，捋着袖子，手脚伶俐，眸子发亮，嘴角挂着笑意，脸上荡漾着幸福的光彩，仿佛浑身是劲，真的喜气洋洋，是除夕之夜或大年初一早上主妇在厨房里忙碌的景象。
杂志要生存发展，需读者买账；要能吸引读者，则要靠作者卖力。所以杂志在创办之初，苏青便首先忙着物色作者，在朋友指点下，初步定下了目标，便准备发征稿信。开始她想统一格式用油印，后因一时借不到油印机，结果就用手写了。也幸好如此，否则张爱玲就不会收到那么一封有意思的约稿信了。
张爱玲登上文坛的时间，大体也就在《风雨谈》创刊前后。她在“一个春寒料峭的下午”，去拜见了鸳鸯蝴蝶派作家、《紫罗兰》杂志的主编周瘦鹃，在鸳鸯蝴蝶派的大本营《紫罗兰》上发表了《沉香屑》二炉香；又在夏日炎炎的一天，去拜见了《万象》杂志的主编柯灵，在《万象》上发表了《心经》；还在上海的期刊重镇《杂志》上发表了《茉莉香片》和《倾城之恋》。除了这些小说外，她同时还在《杂志》、《紫罗兰》及英文月刊《二十世纪》上接连发表散文和影评，一时间，她成了天黯星稀的上海夜空上的一颗耀眼的新星。这么一位风头正健、正令文坛惊诧的作家，不知有几家报刊社抢着要她的稿子呢，而苏青要以她新创刊的杂志分一杯羹，当然是不大容易的，何况她跟张爱玲并不熟。而当时跟她俩都熟的朋友似乎都在办杂志，恐怕他们自己还在动脑筋如何拉到张爱玲的稿子呢，如何有暇顾及苏青。苏青当然只有自己想办法，而她是聪明的。
结缘（2）
苏青无意将《天地》办成纯文艺期刊，她在《发刊词》里从杂志的本义出发，说杂志乃是“取一切杂见杂闻杂事杂物而志之”，宣称《天地》的作者“不限于文人”，“所登文章也不限于纯文艺作品”，作者“不论是农工商学官也好，是农工商学官的太太也好”，她都欢迎。曾任伪政府宣传部次长、行政院法制局局长的胡兰成既是官，又是文人，更与苏青是大同乡，本也熟识，自然不会游离苏青的视线。
也就在苏青的四处邀稿下，无意中，一座鹊桥架起来了，给那无聊而寂寥的上海文坛平添了一段“佳话”，惹出一出乱世男女情的悲剧来。
胡兰成与张爱玲两人都对苏青的“这一次”记忆深刻，分别在文章中提及。张爱玲是在事隔一年半之后所撰文中这样说起苏青：“她起初写给我的索稿信，一来就说‘叨在同性’，我看了总要笑。”这一笑，便失了矜持，消除了陌生——此时她俩还不相识，只是神交。
苏青也果然是聪明的，能一语中的。她的消除距离的本事，张爱玲也已有话赞曰：“苏青最好的时候能够做到一种‘天涯若比邻’的广大亲切。”
胡兰成却是在十多年后写的书里面这样说：“前时我在南京无事，书报杂志亦不大看，这一天却有个冯和仪寄了《天地》月刊来，我觉和仪的名字好，就在院子里草地上搬过一把藤椅，躺着晒太阳看书。先看发刊辞，原来冯和仪又叫苏青，女娘笔下这样大方俐落，倒是难为她。”听他口气，仿佛与苏青素昧平生似的。其实他二人不仅相识，而且还不是关系泛泛的朋友。
胡兰成是因为他自作聪明，对时局的观点与汪精卫相悖逆，惹得汪精卫心下不快，结果撤销了伪行政院法制局。胡兰成原是局长，座椅没了，只好站着了。不久，伪最高国防会议第四次会议通过决议，胡兰成被特派为“全国经济委员会”委员。这个职务无甚实权，十天半个月才开一次务虚会，胡兰成几乎等于赋闲了，所以他说他在南京“无事”。
《天地》开市大吉。创刊号说是当月10日出版，其实8号那天即已上市，待10号早晨各报将《天地》出版的广告刊出，更多的报贩直如过江之鲫，涌向杂志经售处。结果捷足者满心欢喜而去，迟到的人只能惆怅而归了。苏青见状，赶紧加印，可是不到两天又告售罄，仿佛全上海的人都来捧场了。洛阳纸贵，这等好事竟应在了她身上。
那段时间可谓苏青的节日。忙，加上欢喜。在欢喜中她忙着编辑第二期的稿子。这边张爱玲也赐了稿了，那边胡兰成也慨赠大文了。这两人都是苏青急欲邀约撰稿的人，于是两人的稿子同上。张爱玲的是短篇小说《封锁》；胡兰成的是议论文《“言语不通”之故》。
苏青做的事有如“撮合”，或曰“黏合”——将张胡二人的文章黏合在一本杂志里。于是胡兰成随便一翻，就“翻到一篇《封锁》”了。并且他“才看得一二节，不觉身体坐直起来，细细的把它读完一遍又读一遍”。犹嫌不足，于是将小说拿给朋友看，更写信去问苏青：“这张爱玲果是何人？”
与此同时，张爱玲也一定看到胡兰成的文章了。胡兰成是写政论的老手，其文较之张爱玲的小说虽略输文采，却不让笔锋。
《“言语不通”之故》只有《封锁》的六分之一，话头源于苏青在《天地》创刊号上写的一篇幽默散文《论言语不通》。苏青故意“妄言”彼此方言不通的好处，而胡兰成则指出言语不通除了方言缘故之外的缘故，乃是人与人之间的“封锁”——隔膜。 txt小说上传分享
结缘（3）
《“言语不通”之故》用的是时评的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