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东方的转型痛苦而艰难。原先将家族人员请出新东方，尚且要得罪一帮亲戚，惹得母亲和妻子半年都不搭理俞敏洪；如今要请这帮精英们将原本看得见、摸得着的利益拱手交出，换来看不见摸不着的股份，更是难上加难。
2000年5月1日，新东方公司化改造正式启动，注册了由校长、副校长和一些名牌教师等11名股东组成的“东方人科技发展总公司”。大家原来占据的实实在在的地盘，现在变成了抽象的公司股权，大家开始慌了。
新东方学校在法律上规定为“私立公有”，也就是说，股东们只有使用权，没有所有权，而原先地盘的所有权又放弃了，那么股东们手里那一纸“股东协议”究竟具有多少价值？
根据公司股权设计，俞敏洪占有绝对的控股地位，其余十位股东只能分享剩下的股权，俞敏洪成了“独裁者”，是新东方的主人，而其余人等变成了俞敏洪的“雇工”。
新东方高层的天才们，学历、知识和理论都是绝对过硬的，碰到管理就束手无策，不知如何入手。再有，这些天才们都接受了西方先进思想的熏陶，“民主”两个字是最碰不得的，如今碰到“独裁”，自然极不舒服。
其实俞敏洪一直都在“独裁”，只是由于之前各位副校长都有自己一块地盘，俞敏洪不参与他们的利益划分，他们也不干涉学校的行政事务，井水不犯河水，大家自己做饭自己吃。可是如今不同了，自己的锅上缴了，大家在一个大锅前吃饭，如果还是俞敏洪一个人“掌勺”，吃多吃少不由己，大家自然不愿意。
于是，俞敏洪的“独裁”地位就像原来在舞台的不起眼角落忽然被打上了聚光灯，显得格外显眼，矛盾自然也格外突出。
其实，表面上大家在争权，实质上争夺的是利益。各占山头各自为王的时代结束之后，权力与利益紧紧相连，谁得到的股权多，谁的利益就可能比别人多。利益可以由规则来决定，但问题在于，新东方的利益分配规则在哪里？
10位副校长实行的是工资制，除了固定工资外，还有“分红”。新东方没上市，“红”从哪里来？
大家的眼光都集中在了学校上面。有人说，按股权比例，把学校收入和预收款分了，股东们都把钱收到自己的口袋里，自然感觉安心；可是，新东方如果遇到紧急情况怎么办？新东方的再生产资本从何而来？各地分校的费用由谁来出？ 。。
第二节 祸起萧墙：利益之争（3）
既然学校利润分不得，股东们的“红”又从哪里来？换句话说，交出地盘之后，自己的利益和价值在何处？股权，轻飘飘的没有安全感；工资，没有体现出地盘价值；讲课费，是自己的额外劳动所得。股东们陷入了困境，所有权和支配权都没有了，他们能牢牢握在手心里的还有什么？
恐慌产生，信任危机随之而来。原本是大家积极推动的公司化改革，变成了俞敏洪“杯酒释兵权”，变成了一场“中央集权”的“阴谋”，变成了一次“人民公社”运动；原本各“诸侯”混战，俞敏洪协调利益均衡的局面，变成了“诸侯”们联合起来，抵制俞敏洪“独裁”的局面。
其实，俞敏洪的“独裁”未必是坏事。《东方马车——从北大到新东方的传奇》作者卢跃刚评论说：“这种高度集权的治理结构，好处是决策效率高，可以防止转型过程中失控，影响新东方全局。俞敏洪凭本能和绝对的控制权力，把学校与争吵不休的公司隔断，把管理高层与中低层隔断，紧紧抓住学校发展不放，稳定教师队伍，守住北京，巩固上海，进军广州，一年的时间，使新东方的学生人次增加了10万，客观上降低了新东方的转型风险；否则，新东方早就分崩离析了。”
不过，这些功绩股东们看不到。俞敏洪放弃他的地盘——出国考试培训（占新东方年总收入六成的利润），只拿工资，股东们还是不买账。利益与权力，始终是小股东们紧抓不放的要点，没有直接的解决措施，矛盾就只能不尴不尬地拖下去。
制衡得失谈
中国几千年的历史，让人们对专制主义中央集权深恶痛绝；然而，并不是所有人都意识到，民主的泛滥所造成的灾难可能超出人们的想像。
专制与民主，不是绝对的对立，而是可以进行微妙的转换。一个企业，并非只能二者择其一，否则便会出现有违初衷的结果。
“CEO联席会议”基于良好的“民主”愿望，却未必能够将民主进行到底，反而陷入了悖论中。
中国历史上对于专制与独裁已有丰富的经验可供参考，新东方的天才们当然也从中取得“真经”。于是，最后的“处分决定”出台了：2000年12月20日，王强被任命为CEO。新东方组成“CEO联席会议”作为常设的行政班子，除了董事长俞敏洪，其他几位副校长都是“会议”成员。
“CEO联席会议”对董事长的权限作出了明确界定：“公司的战略发展策略、投资、合并、关停的重大决定由董事长最终决定。但公司、学校的具体管理决定，CEO办公会议所作出的决定为最终决定。会议决定以‘会议记录备忘录’形式通报董事长。”
从此之后，新东方出现了一个有趣的景象：“CEO联席会议”在会议室内如火如荼地召开，俞敏洪则在会议室外走来走去，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却不知能干什么。
“授权”是管理学中一个重要的名词，指的是自然人或法人、其他组织把自己的部分或者全部权力授予其他个人、法人、组织享有。领导者给予每位成员适当的表现机会，可以让团队保持不断创新的精神，激发成员的工作积极性。但在中国，许多创业有成的人都没有授权的习惯，而是事必躬亲、事无巨细。
《穷爸爸、富爸爸》一书中有这样一句话：“让比你更聪明的人替你赚钱。”管理学家旦恩·皮阿特则说：“能用他人智慧去完成自己工作的人是伟大的。”这是西方式管理的精髓。
忙得焦头烂额，大包大揽，事必躬亲，变成名副其实的救火队队长，哪里有问题，哪里就会出现管理者“救火”的身影，到头来，顾前不顾后，疲惫不堪。这就是传统中国式管理的思路。
俞敏洪也是如此。当年新东方刚刚起步时，他每天都要亲自骑着车去贴广告，亲自给学生发教材，一件事情要自己做完了他才安心，才觉得妥当。
当这个创业者的习惯被认为是“自己想出风头，对别人不信任”的毛病时，“CEO联席会议”开始制约俞敏洪的权力，其中的核心就是削减他“事必躬亲”的概率。
平日大家喜欢批判他，喜欢拿他开涮，出了问题都从他身上找根源，俞敏洪都能“宽容忍让”。但这一回，什么事都不让他做，比骂他打他还要厉害，把一个辛辛苦苦创业起来的企业家晾在一旁，看着别人干活做事，又是何等滋味？
第二节 祸起萧墙：利益之争（4）
很多老人家辛苦工作一辈子，退休时本以为可以好好享享清福，不料一闲下来，觉得全身都不舒服，非要找点事情做，日子才能过得下去；也有一些在农村辛苦劳作大半辈子的父母，被儿女接到城市里，住高楼、坐小车，生活条件优裕舒适，老人家却嚷嚷着要回乡下，为什么？“没事干，闲得慌！”
俞敏洪忍不住了，闯进会议室，站在门口怯生生地申请担任新东方双语学校项目的领导，愿意寻找4000万元的项目资金，“CEO联席会议”不置可否；俞敏洪秘书交上来一份双语学校专题报告，“CEO联席会议”评价“报告写得不错”，从此没了下文。
“CEO联席会议”针对这种“抢地盘”、“树个人权威”的不良表现，专门设立项目审批程序：“正确的程序应该是调查、讨论、立项，然后调拨资源，委派专人负责。”这个“专人”，当然会特别注意先将俞敏洪排除在外，杜绝他的“老毛病”。
然而，“CEO联席会议”里不乏“海龟”，不乏高等学历，不乏满腹文章，但对于管理，却是一窍不通，有知识，却没有经验。因此，“CEO联席会议”除了成功制约了俞敏洪，此外都是“议而不决”。
王强当上CEO之后，陷入了比俞敏洪更大的困境。俞敏洪的困境在于无法协调“独裁”与权益的关系，王强却连基本的公司运作都举步维艰。
俞敏洪授予王强“想开谁就开谁”的最高人事调动权，结果俞敏洪原先的人事设置王强基本没有动过。新东方的家族色彩浓厚，是王强深恶痛绝的；但当他有了权力可以取缔俞敏洪的家族成员时，却发现无从下手。
平日里，王强是独来独往的“精神贵族”，新东方的教师和员工他看着眼熟的算起来都没几个，人事储备几乎为零。如果动了俞敏洪原定的班子，他拿谁去补上空缺呢？王强原先“不在其位，不谋其政”，对人事不精通也情有可原，如今即使要从头学起，以他的智商与能力可谓轻而易举，但王强“没兴趣”。
一个成熟的企业领导人，不是整日在办公室里“坐而论道”，而是应对复杂的人事有所把握。王强和徐小平喜欢“终极价值”，却对近在眼前的管理缺乏判断，对个体和局部价值与整体利益平衡缺乏长远考虑。
“海龟”们以批判俞敏洪为己任，对俞敏洪的“三国思维”、“平衡理论”坚决反对，自然不会对现实的、功利的管理学有所关注和研究。他们喜欢讨论精神的、上层的、抽象的策略与理论。以往俞敏洪给他们的一套套策略和理论铺好了“平衡”的物质基础，如今俞敏洪只能在会议室外徘徊，而会议室里的“CEO联席会议”逐渐演变成“俞敏洪批判会”。
王强很郁闷。他提议杜子华担任咨询翻译公司总经理，结果遭到徐小平强烈反对，移民咨询业务是他的老地盘，任何人不许染指。或许徐小平是最好的咨询专家，是最好的演说家，但却不是一个好经理，王强这次人事变动的尝试胎死腹中。
不得不提的是“抽烟事件”。王强是一个要强而又敏感的人，深知自己替代不了俞敏洪，因而更忌讳别人把他当摆设。一次，几个###在俞敏洪家聚会，包凡一抽烟，王强制止，理由是“开会的时候不准抽烟”。包凡一照抽，理由是“这是老俞的家，他才是主人”。一句话踩到了地雷，王强大怒，一个大男人说着说着，竟然哭了。
俞敏洪在“CEO联席会议”外徘徊，“CEO联席会议”在公司改革中徘徊。改革陷入了改革自身的悖论里，王强终究不是俞敏洪。
明眼人都知道，“CEO联席会议”的实质是王强和徐小平联合制约俞敏洪。其结构有三层：第一层是王强，他只是表面上的CEO，功能大约相当于会议召集者；第二层是徐小平，负责协调会议其他成员；第三层是其他的副校长，脱离部门安排进“会议”，使“CEO联席会议”可以脱离其他管理部门的制约，而独立行使权力。
“CEO联席会议”是以制约平衡而非优化效率为目的的体系，这是“CEO联席会议”最为致命的病因。在此基础上，“会议”排除了最富有管理经验的俞敏洪，脱离了公司的命脉——学校的运作，加之带有安抚和补偿意味的高工资提高了管理成本，副校长们脱离具体部门运作而进入“会议”，使部门生产力与竞争力都大大下降。
如此多的致命伤，“CEO联席会议”焉能有所作为？不久之后的2001年2月，ETS危机爆发，新东方手忙脚乱，仓促应战。
ETS这枚重型“炸弹”从天而降，促使新东方上下暂时搁置争斗，联合对外；否则，新东方名不副实的“CEO联席会议”与同样名不副实的董事长，不知还要带着新东方在原地打多少个转，徘徊多少个时日。
第三节 海风来袭：ETS索赔案（1）
司马迁说：“盖文王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而赋《离骚》，左丘失明而厥《国语》；孙子膑脚，兵法修列，不韦迁蜀，世传吕览，韩非囚秦，《说难》孤愤。诗三百篇，大抵圣贤发愤之所作也。”是谓逆境无常，惟一可行的办法就是自立。
新东方奔走前行的路途上，挥洒辛勤的汗水，收获丰厚的回报。正当一路高歌、快马加鞭时，忽然一声晴天霹雳，打乱了稳健的步伐，俞敏洪和他的伙伴们遭遇了事业上第一场大的危机。
面对此劫，是退让，是逃避，还是与之力拼，是摆在新东方人心头的一道难题，更是俞敏洪面对的一道难题，一道比最难的TOEFL、GRE题目还要头疼的难题。俞敏洪们怎样应对？
天外炸弹：新东方的危机
企业遇到的突发事件如果是危机必然影响其正常的生产经营活动的进行，对企业的生存、发展构成威胁，从而使企业形象受到破坏。
市场经济条件下，企业生产经营面临着多种危机；如果危机处理不当，企业多年建立起来的良好形象将化为泡影。由此，危机管理成为摆在企业面前的一个新课题。
美国时间2001年2月21日，星期三。
《华盛顿邮报》中出现了中国新东方的报道。但不是正面肯定与表扬，是刺向新东方的一把利刃。
新东方的一个美国朋友闻讯后，忧心如焚，急忙去买《华盛顿邮报》，头版上赫然大字标题：“China Test Tempest”（中国考试的强风暴）！
导语如下：“对新东方的许多人来说，俞敏洪是个英雄式的人物，他从一个出身不高的老师做起，成立了中国最大的备考学校，将数以万计的中国学生送到美国的大学中。但对于美国教育考试服务中心——这个管理着美国研究生入学考试和本科生成绩评估考试的非赢利性组织来说，俞敏洪则是一个大话王、骗子和小偷。
“上个月在中国提出的诉讼中，美国教育考试服务中心控告俞敏洪出版了该中心的盗版的旧题，并且从中心的试题中窃题，将这两者同时出售给中国学生而获利百万。考虑到新东方学校的知名度，美国教育考试服务中心提请美国各大学谨慎对待中国学生的申请，尤其是那些获得极高考试分数的学生……”
《华盛顿邮报》是美国华盛顿哥伦比亚特区最大、最老的报纸。20世纪70年代初，《华盛顿邮报》通过揭露水门事件和迫使理查德·尼克松总统退职，因而获得了享誉国际的威望。许多人认为它是继《纽约时报》后美国最有声望的报纸。由于位于美国首都，它尤其擅长于报道美国国内政治动态。
虽然是北京午夜11点，但是这位朋友立即给俞敏洪打电话，却迟迟联系不上；给徐小平打电话，也是关机；最终他联系上了王强。好心的朋友将这个可怕的消息传达给了王强。
信息犹如晴天霹雳，而且一个比一个响。主要内容如下：一是高分考入美国大学的中国学生，无论是已经录取的还是正在被录取的，都有可能作弊；二是新东方与具有英语出国考试垄断权的ETS发生了知识产权纠纷，并诉诸了法律；三是ETS威胁，如果官司在中国败诉，将可能关闭它在中国的考试。
中国一向是非英语国家参加TOEFL、GRE考试的第一大国，也是非英语国家到美国留学人数最多的国家，而且人数一直呈递增趋势。
当时英国“雅思”考试还没有流行起来，TOEFL、GRE是大多数中国学生出国留学必过关卡。如果ETS关闭在中国的考试，那么后果极其严重，断了学生的前程不说，甚至有可能会影响到中美关系。
如果单纯从“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