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干死后，仲长统滞留于并州。荀知道他是个大才，推荐他到许县朝廷工作，担任尚书郎，后来还曾被曹操调到身边担任军事参谋。仲长统不喜欢刻板的生活，他与曹操同年而死，他生前参与曹操军事、政治事务方面的记载很少，大部分精力都用在研究学问上了，整天都在思考政治和哲学，著有《昌言》一书，浓缩了他思想的精华，是古代哲学史和思想史上里程碑式著作。
在《昌言》中，仲长统发挥了他始终如一的直言风格，对社会政治进行了广泛、深刻的批判，矛头指向政治、经济、社会风气等各个方面，从外戚和宦官专权，到贪欲昏聩的天子，他都大胆予以抨击。
按说仲长统这样的言行和脾气简直就是祢衡第二，但他却活得挺滋润。原因可能是他比祢衡更有真才实学，不仅有一定名气还有一定的人缘，荀等人对他颇为赏识。同时，曹操杀了边让以后引起了连锁的副作用，对于边让这种类型的名士，曹操可能认为他们也就耍耍嘴皮子而已，对他们舞刀弄枪反而成全了他们名垂青史的理想，索性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还有一点也许更为重要，在仲长统的政治主张里，对现行的三公制很有意见，认为应当恢复汉初的丞相制，理由是“由一个人集权才能更好地发挥权力的效力，多人共同执政容易互相依赖；集权反而容易和谐，相互依赖则容易出问题（任一人则政专，任数人则相倚。政专则和谐，相倚则违戾）”，这恰好与曹操眼下的政治主张不谋而合。
在平定河东郡以及并州的战事中，除了钟繇、杜畿等人发挥了重要作用外，还有两个人不得不提，一个是贾逵，一个是张既。
贾逵前面已有提及，官渡之战前后，钟繇坐镇关中，贾逵当时是绛邑县长。袁尚派袁氏任命的河东郡太守郭援南下，在高干和南匈奴单于的配合下从曹军的左路出击，势头很猛，所过之县均被攻占，到绛邑县时却被贾逵挡住。
但终究实力悬殊，贾逵后来被俘，他大义凛然，斥责郭援，郭援想杀他，但全县官民听到消息后一起站在城上喊：“要杀我们的贤君，我们愿意一同死（杀我贤君，宁俱死耳）！”郭援怕生变故，没敢杀贾逵，而是把他关了起来，后来把他放了。
据《三国志贾逵传》说，高干反叛的时候，弘农郡张琰起兵响应，这个时候贾逵正好在张琰那里，贾逵听说张琰叛乱，仍不动声色，帮张琰谋划，取得张琰的信任。后来贾逵以城池不够坚固为由建议张琰修城，然后伺机掌握兵权与张琰相拒，曹操大军赶到，将张琰杀了。
据《魏略》说，贾逵当初被囚禁于壶关，关在一个土窖中，上面用车轮盖住窖口，有人把守。有个姓祝的看守深感贾逵的节义，夜里把他偷偷放走了。
据《孙资别传》说，贾逵在河东郡时有个朋友叫孙资，在郡政府担任驻京办主任（计吏）。孙资经常到许县出差，他向曹操推荐了贾逵，于是曹操任命贾逵担任渑池县令。
贾逵后来成为曹魏的重臣，多次临危受命，成为重要的军事将领。曹丕称帝时他与曹休共同主持与孙吴的战事。贾逵一生忠于曹魏，死前病中还对人说：“我受国厚恩，只是恨不能斩孙权到地下以见先帝呀。”
张既前面也提到过，他当新丰县令的时候，钟繇派他劝说马腾，为韩遂、马腾陈说祸福，使他们二人遣子入朝，为打败郭援等人的联合进攻立下了功劳。
高干反叛后，张晟、卫固、张琰等人响应，占领了长安与洛阳之间的弘农郡、河东郡很多地方，曹操任命张既以议郎的身份协助钟繇处理军务（参繇军事）。张既凭借他与韩遂、马腾的关系，说服他们出兵协助攻打张晟、卫固等人。
后来张既担任了京兆尹，作为关中地区的主要行政长官，他积极发展生产，巩固统治，为曹军历次用兵汉中做好后勤支援。魏国初建时，在西北地区新设了雍州，他是第一任刺史，后改任凉州刺史，一直任职于曹魏西部地区，很有政绩。
这一时期也是曹操人才大丰收的时期，进入曹操阵营的人才除了上面这几位，还有之前提到过的崔琰、崔林、牵招、陈琳、辛毗、高柔、王修、李孚、杜畿、梁习等，除此之外，较有名气的还有王思、薛悌、嘉、司马朗、刘放、孙资等人。
在《魏略》一书里，把王思、薛悌、嘉都列入《苛吏传》中。他们三人出身都很低微，后来做的官也差不多，王思开始与梁习都在司空府人事部门供职，后来都被提拔为刺史，又做到九卿。
薛悌是在兖州时期就跟随曹操的旧部，张邈叛乱时协助程昱守鄄城三地，受到曹操重用，后来担任过郡太守，他最出名的一个经历是，作为护军与张辽、乐进、李典等人守合肥。嘉情况不详，既然列入《苛吏传》，应该做过郡太守或刺史。
司马朗字伯达，司隶校尉部河内郡温县人，曹操的老上司、前河南尹司马防之子。司马防有八个儿子，分别是司马朗、司马懿、司马孚、司马旭、司马恂、司马进、司马通、司马敏，个个都很出色，时人称为“八达”，意思是司马家的八个“达人”。
“达人”一词现在很时髦，它最早见于《左传》：“圣人有明德者，若不当世，其后必有达人。”孔颖达注释“达人”的意思为“智能通达之人”，除了这个意思外，“达人”在古代还有“显贵的人”、“豁达豪放的人”等意思，反正都是褒义词。
不过现在说的“达人”，据说是从日文和韩文演变而来，指的是经过长年锻炼积累了丰富经验，从而在某个领域里顶尖的人，是某方面、某领域里最牛、最猛的人。
董卓胁迫献帝迁都长安的时候，司马防担任天子身边负责办理文件的机要秘书（治书御史），有感于天下即将大乱，他让长子司马朗带上家眷回温县老家。司马朗不负父亲嘱托，带着家人辗转回到了温县，召集宗族，替父亲教导诸弟。
建安七年（202年），司马朗的家乡河内郡已成为“曹统区”，这一年他三十二岁。《三国志司马朗传》说他二十二岁，但又说他死于建安二十二年（217年），死时四十七岁，所以二十二岁应为三十二岁之误。
曹操感念于老领导当年的关照，于是征辟司马朗到司空府工作，后来又任命他为成皋县令、堂阳县长、元城县令，曹操担任丞相后，调他到丞相府担任办公室主任（丞相主簿）。
上面提到的这些人中，还有两个人对曹魏政权影响深远，即刘放和孙资，他们大约也是这一时期加入曹操阵营里的。
刘放字子弃，冀州刺史部涿郡人，是刘氏宗亲，广阳顺王的后代，举过孝廉。天下大乱后，幽州刺史部渔阳郡的王松据地称雄，刘放去依附他。曹操平定冀州后，刘放劝王松归顺曹操，王松接受，让刘放以自己的名义给曹操写了封信，这件事让曹操很高兴，而这封信因为文采飞扬更给曹操留下了深刻印象。
南皮之战期间，王松率雍奴、泉州、安次等县归附曹操。曹操听说刘放有劝王松归附之功，而且王松那封信又是他代笔的，于是对刘放刮目相看，招入司空府从事秘书方面的工作（历主簿记室），后来又下派到阳等地当县令。
孙资字彦龙，并州刺史部太原郡中都县（今山西平遥）人，小时候就很聪慧，三岁时失去双亲，由兄嫂抚养。王允也是太原郡人，对他很欣赏。曹操担任司空后，曾经征辟他，但由于孙资的个人原因，一直未能成行。孙资也是贾逵的好朋友，贾逵后来劝孙资出来做事，曹操任命他为县令。曹操担任丞相后，调孙资担任丞相府军事参谋（参丞相军事）。
一般总会把刘放和孙资联系在一起，因为他们都有一项特长：做秘书工作。曹操建立魏国后，选他俩为机要秘书（秘书郎），曹丕继位后改秘书为中书，权力很大，刘放为中书监，孙资为中书令，成为机要部门的主管，是皇帝身边的近臣，掌握了很大的权力，曹魏的江山甚至一度被他们二人所左右。
【三、许攸之死】
但也有两个人的日子不太好过，不过他们最后的结局却刚好相反。
一个是袁绍的外甥、高干的堂弟高柔，因为跟袁绍、高干有这层关系，在高干叛乱后，曹操对高柔产生了成见。高柔本来当县长，曹操下令把他调回来，任命他为刺奸令史。刺奸是执法官，最早设于军中，后来地方上也有；令史是令的属吏。刺奸令史这个官职，大约相当于基层法院的院长。
《三国志高柔传》说得很明白，曹操让高柔担任这个职务，不是想栽培他，而是想找个茬把他杀了。因为法官每天都要断案，在断过的案子里找出几个冤假错案来还是不难的，到那时可以找个证据把他杀了（太祖欲因事诛之）。但是，高柔没有让曹操找到机会，因为他判案允当，所管理的监狱里也没有积压留滞的犯人，曹操对高柔慢慢有了好感。
让曹操彻底改变想法的是一件小事，据《魏氏春秋》记载，高柔平时工作很敬业，经常加班加点到深夜。有一次曹操夜里出巡，到高柔所在部门时，发现他坐在那里抱着文书睡着了（拥膝抱文书而寝），曹操大为感动，解下自己身上的裘衣盖在高柔身上悄悄离开了。
曹操后来把高柔调到司空府任仓曹属，司空府下设各部门称为“曹”，类似于局或处，正职称为“掾”，副职称为“属”，高柔担任的这个职务，类似于粮食处副处长。
高柔在司法方面经验更丰富，曹操担任丞相后，让高柔当丞相府司法处处长（法曹掾）。曹丕当了皇帝后，任命他为司法部部长（廷尉）。
与高柔比起来，另一个让曹操不快的人却没有那么幸运，他就是许攸。据《魏略》记载，曹操平定冀州后，许攸自恃有功，又与曹操有故交，所以常摆老资格，说话口气很大，不把一般人放在眼里。
如果仅此而已也就算了，估计也没多少人会跟他叫劲，但他连对曹操也相当轻慢，经常当众跟领导拍肩头，开领导玩笑（时与太祖相戏），有时还呼曹操的小名，经常说：“阿瞒呀，要是没有我，你就得不到冀州。”曹操笑笑说：“你说得对。”但心里很反感他（然内嫌之）。
有一次许攸从邺县东城门经过时，回头对左右的人说：“要不是有我，曹家人根本进不了这个门。”有人向曹操打了小报告，曹操忍无可忍，把许攸抓起来杀了。
曹操能容忍敌人，容忍仇人，容忍背叛自己的人，但即使像这样心胸已经够宽阔的人，也有忍不下去的时候。曹操能容忍祢衡，虽然他很狂傲，曹操能容忍仲长统，虽然他说话比较直，但他不能容忍挑战他权威的人。领导的权威有那么重要吗？当然重要。如果你说无所谓，那你一定没有当过领导。许攸大概就没有当过像样的领导，他可能长期都是智囊这种角色，所以不懂曹操的心理，掉了脑袋，恐怕都不知道为了啥。
刘邦开始时也是一个比较随和的皇帝，因为他出身草根，端着架子能走路，不端架子也能走，尤其是在跟他一块打江山的那帮老哥们面前，刘邦更是无拘无束。但是，当他坐在皇帝宝座上往下打量这些老战友的时候，发现他们还是那么跟他不见外，开会时乱讲话，张口直呼他的小名，走到路上随便勾领导的肩头。此时，刘邦才发现这些习惯原来是那么让人不爽。
于是刘邦重用了儒生，当初他拿人家的帽子当尿壶，现在却发现这些人是必不可少的，因为他们能制定礼仪规范，帮助领导树立权威，这是当了皇帝的刘邦所急需的。
许攸跟曹操过去很熟，那时候一张嘴可能就直呼“阿瞒”，显得很亲切。但是，很多年过去了，许攸还是那个许攸，顶多是立了点儿功劳，而曹操已经不是那个阿瞒了，起码在大庭广众之下不能这么叫。
对那些职位甚高，凡人见了都敬畏有加、哆哆嗦嗦的人，你敢当众喊他一声“老张”或“老王”，旁边的人必然会对你刮目相看，只那一句话，就能代表你的资历、你的地位、你的分量。
然而，这通常是不能随便喊的，除非你跟他确实够铁，他也没把你当外人。否则，往轻了说，领导会不悦，往重了说，你就得付出代价。
许攸付出的代价是他的脑袋。
有位当过领导的人曾一针见血地说过：有本事也肯服我，我提拔；没本事但肯服我，我培养；没本事也不服我，可以留下，但决不重用；有本事但不服我，请你走人！
曹操用许攸的一颗人头表达了自己想说的话：对于有功之臣，一定会给予奖赏，但给不给、什么时候给、给多少，那不是你操心的事。不管你资格多老，不管你功劳多大，不管你本事多牛，平时都得服从领导，团结同事，不能把尾巴翘得那么高。
【四、司马懿出仕】
在这个阶段，曹操在狂占地盘的同时也狂揽人才。在各路割据势力中，曹操是人力资源战略的最大受益者，这一方面得益于他手里有天子这个得天独厚的招牌，另一方面也是因为他最懂得人才的价值，能够尊重人才、重用人才、关心人才。
但是，也并不是所有人对求才若渴的曹操都抱以积极的回应，也有人不肯买他的账，司马氏“八达”中的老二司马懿就是其中的一个。
司马懿在家里排行第二，比他兄长司马朗小了八岁，跟著名哲学家仲长统同年，比曹操小二十四岁，差了一代人都不止。
据《晋书宣帝纪》介绍，温县的司马氏家族是一个名门望族，自楚汉相争时的名将司马仰开始，历经八世，到东汉安帝时这个家族出了个征西将军司马钧；司马钧有个儿子叫司马量，做过豫章郡太守；司马量有个儿子叫司马俊，做过颖川郡太守；司马俊即曹操老上司司马防的父亲，也是司马懿的爷爷。
董卓进洛阳的时候司马懿才十岁，他的哥哥司马朗十八岁，估计他那时已经有了几个弟弟，不过年龄更小，所以司马防才叮嘱司马朗让他带弟弟们回家乡躲难。到曹操迎天子来许县时司马懿十七岁，官渡之战时他二十一岁。
《晋书》说司马懿从小有奇志，聪明过人，有雄心大略，同时博闻强识，对儒学有很深造诣（少有奇节，聪明多大略，博学洽闻，伏膺儒教），面对乱世，他常常心怀感叹，以天下为忧。
《晋书》由唐代名臣同时也是著名史学家的房玄龄主编，这部书以司马氏为写作主体，中间有不少对司马氏的歌颂和吹捧，对于上述描写司马懿的话，不能说其全无，但也不能信其全有。
司马懿早年确有雄才大略，这在杨俊和崔琰等人对他的评价里可以看出来，但忧国忧民的部分，明显是为了塑造被晋朝尊为宣帝的司马懿的光辉形象而虚构和夸大了。
上面提过，善于识人的杨俊早年见过司马懿，这时候司马朗已经出来工作且小有名气，而司马懿还无人知晓，杨俊对司马懿评价很高，认为远远超过乃兄。崔琰跟司马朗关系很好，他也有相同看法，他曾对司马朗说：“你兄弟聪明、智慧，处事允当，并且刚断有谋，你是比不了的（非子所及也）。”
建安六年（201年），司马懿的家乡河内郡已经成为“曹统区”，二十二岁的司马懿参加了工作，被推举为郡政府驻京办主任的随从（上计掾），大约相当于一个科长吧，因而每年都要去首都许县出差。这个时候曹操正四处网罗人才，他听说司马懿有点小名气，于是派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