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己可以穿鞋，而且可以佩带武器，这就是“剑履上殿”。
这种无聊的形式主义却是那时政治生活中的大事，获得这些殊荣的人定然是人臣之极，纵观整个中国古代历史，拥有这些特权的人并不多。
献帝同时下诏，割河内郡的荡阴、朝歌、林虑三县，东郡的卫国、顿丘、东武阳、发干四县，钜鹿郡的瘿陶、曲周、南和三县，广平国的任城县，赵郡的襄国、邯郸、易阳三县，以上共十四个县，都归划魏郡管辖（以益魏郡）。魏郡原来已有十五个县，已属大郡，现在辖区的县有二十九个之多，成为天下第一超级大郡。
这件事应该是在曹操主导下进行的，其背后一定有着更大的深意。果然，这一年十月，担任丞相府参谋长（军谋祭酒）的董昭突然提出了一项建议，搅动了邺县和许县两地的政坛。
作为曹操事业矢志不渝的追随者和最坚定的支持者，董昭多次在关键时刻为曹操立下大功，深得曹操的信任。作为非汝颖出身的士人，董昭地位虽然不是特别高，但在曹操心目中他的地位是独一无二的。
董昭的建议是恢复秦汉之前的五等爵制（宜修古建封五等），由天子封曹操为魏公，同时赐曹操九锡之礼。
五等爵是指公、侯、伯、子、男五种等级不同的爵位，公爵为最高，男爵最低。在秦汉以前实行的就是这样的爵位制，它们都是世袭的，有了爵位才能被称为贵族，享受不同的特权。
世袭制最大的毛病就是不能奖勤罚懒，有点吃大锅饭的意思。到了秦朝，为鼓励大家英勇作战，世袭制被改成了军功制，爵位不仅可以世袭，也可以依靠军功取得，同时爵位还被细分成为二十级。这一招很管用，士兵们在战场上不怕死，心里就是有这个东西在支撑着。汉朝因袭秦制，爵位同样分为二十级，最低的一级也就是第一级叫公士，第二级叫上造，到第十九级时叫关内侯，第二十级也就是最高的一级叫彻侯。
汉武帝刘彻当皇帝后，为了避讳，改“彻侯”为“列侯”。列侯又分为三个等级：亭侯、乡侯和县侯，一般来说，爵位到了县侯这一级，也就到顶了。
与秦汉以前爵位制不同的是，汉代的爵位没有“公”这一级，却有“王”，在春秋战国时代，“王”是唯一的，即周天子，周天子之下有齐桓公、晋文公、秦穆公等这些“公”。秦汉以后有了皇帝，皇帝之下虽然没有“公”却有“王”，“王”之下是二十级军功爵位。
说起来汉代爵位体系更丰富，等级更多，但为什么还总有人想变回去呢？说起来，这都是刘邦弄出来的事。
刘邦当上皇帝后开始封了不少异姓王，如楚王韩信、赵王张敖、韩王信、梁王彭越、淮南王黥布、燕王卢绾、长沙王吴芮等，但好景不常，除长沙王吴芮外其他人都先后搅进叛乱而被杀。刘邦后来明白了，敢情打江山需要众人拾柴火焰高，而坐江山却有强烈的排他性，于是在晚年搞了一个“白马盟誓”，约定“不是刘家的人不得封王，没有功劳的人不得封侯。谁不遵守这个盟约，天下人共同征伐他（非刘氏而王者，若无功，上所不置而侯者，天下共诛之）。”
这样虽然为刘氏子孙办了一件好事，但却断了其他人向上进步的希望。比如说曹操，无论军功还是实力，放在汉朝初年一点都不比韩信、彭越差，但也只能被封为列侯。
这就是董昭提议恢复秦汉以前五等爵制的背景。不是那一套办法更好，而是现行的这一套太不行，通过恢复五等爵制，等于废除了汉代的二十级军功爵制，进而推翻刘邦订下的“白马盟誓”。
但是，这不是小事，它要动摇三四百年来汉朝的国统，在当今天子事实上已形同傀儡的情况下，这更是一个极度敏感的话题。
在董昭的建议里还有一项内容，就是“九锡”，这一套东西更为复杂繁琐，但又更让人趋之若鹜。
这里的“锡”不是元素周期表上“Sn”表示的那种金属，而是一个通假字，它通“赐”。“九锡”就是天子赐给诸侯、大臣以及有特殊贡献的人的九种器物，用来表示礼遇或特权，具体说其实是九种礼器，分别是车马、衣服、乐、朱户、纳陛、虎贲、斧钺、弓矢和鬯，是古代。
这九种礼器都很特别：车是特制的，分别叫“金车大辂”和“兵车戎辂”，用八匹黄马来拉；衣服是“衮冕之服”，配套的有叫“赤舄”的鞋子一双；乐器里包括定音和校音的器具；朱户是允许自家住宅装修红漆的大门；纳陛是进宫殿时可以走特别凿出的台级，类似贵宾通道；虎贲是天子的卫士；弓矢包括特制的红、黑色的专用弓箭，有一百副彤弓矢，一千副玄弓矢；斧钺是一种大斧，在上古年代不仅是用于作战的兵器，而且是军权和国家统治权的象征；鬯是用黑黍和郁金草酿成的一种稀有的酒。
这些东西并不太值钱，但是拥有它之后就意味着享受了极高的荣誉和特权，出门可以乘坐天子的专车，穿着天子的衣服，警卫员也是从天子身边调来的，进宫走的是贵宾通道。除了这些形式主义的东西之外，还有许多实实在在的特权，专用的弓箭意味着有权征讨叛逆，斧钺意味着可以诛杀不法之人，等于有先斩后奏的权力。
这九种东西只能由天子赏赐，再有钱也不能自行置办。天子也不会随便给人，只能赏赐给那些为国家建立了卓越功勋的人，而且这九项内容通常不会一块儿赏赐，因为人臣如果得到全部这些特权，那他从形式到内容也就与天子相差无几了。
董昭是这项提议的发起者，之前有没有向曹操请示过或者接受了曹操的暗示，我们不得而知。曹操对董昭这项提议的反应，在《三国志》的《董昭传》《荀传》以及《献帝春秋》里有两种不同的记载。
据《三国志董昭传》记载，曹操得知董昭的建议后表示反对，他说：“恢复五等爵制是大事，只有圣人才能完成，不是人臣可以办到的，这让我如何面对众人呢（建设五等者，圣人也，又非人臣所制，吾何以堪之）？”
董昭劝道：“自古以来，人臣辅佐君主，从来没有人像明公您这样的建立了不朽的功业（人臣匡世，未有今日之功）。建立了这样功业的，就不会久处人臣之位。现在明公不愿意在这些事上有所不安，希望为保名节而不愿意承担更大责任（乐保名节而无大责），品德超过了伊尹、周公。然而如今的百姓更难教化，处于大臣之位，却又让别人在大事上猜疑自己，这确实得好好考虑一下（诚不可不重虑也）。明公虽然品行高尚，又明以法术，可如果不在此时明确根基，不为子孙万世考虑考虑，还是没有做到位呀（而不定其基，为万世计，犹未至也）。所谓明确根基，是指土地和人民，应该从这两个方面有所建树，以便保护自己（以自卫）。”
而据《三国志荀传》说，董昭等人为此事专门秘访荀，但是遭到了荀的反对。荀认为曹操兴义兵的目的是匡扶朝政，怀持的是一颗对汉朝的忠贞之心，故而董昭等人的提议不合适（太祖本兴义兵以匡朝宁国，秉忠贞之诚，守退让之实；君子爱人以德，不宜如此）。荀的观点很快被曹操知道，曹操相当不高兴（太祖由是心不能平）。
根据《荀传》的暗示，这项提议没准是曹操本人发起的，董昭只是跑腿的。正式提出前，由董昭以及其他人出面还做了很多人的工作，因而荀的反对意见曹操很快就知道了。
《献帝春秋》支持《荀传》的说法，它还收录了董昭专门为此事写给荀的一封信，信中说：“过去周公、吕望在世，正当姬氏强盛，有周文王、周武王开创的大业，辅助幼小的成王，功勋与曹公现在差不多（功勋若彼），他们仍然接受了很高的爵位，赐土开疆（锡土开宇）。到田单在世时，率领强大齐国的军队，为报仇进攻燕国，攻下了七十座城，迎立齐襄王。齐襄王加赏田单，东边有掖邑的封地，西边有的良田。前世对待功臣，都是如此厚赏（前世录功，浓厚如此）。现在曹操公面对海内倾覆，汉室宗庙焚灭，他亲自披坚执锐（躬擐甲胄），四处征伐，栉风沐雨，已经有三十年。他扫灭群凶，为百姓除害，使汉室复存，刘氏得以继续被天下人奉祀。前面提到的那些人，与曹公相比就像土丘与高山，无法相提并论。可如今曹公只是与诸位将军同列，封侯也只能给一县的封邑，这难道是天下之所望吗？”
可是董昭仍没能说服荀。对荀的态度曹操其实已经有了思想准备，早在建安九年（204年），就有人提出过恢复古代九州的建制，这其实也是借恢复古制间接突破汉代政治体制的一种尝试，但立即遭到了孔融和荀的反对。有了八年前的那一次经验，曹操对荀的立场已不再吃惊，但心里极不舒服，所以“不能平”。
然而，现在的情况与八年前已有所不同，曹操掌控局势的能力更强，对汝颖士人的依赖度有所降低，上次荀一表示反对他便立即停止了恢复九州制的打算，这一次他不打算那样做了。
可是，曹操知道很难让荀这个人改变立场，如何处置荀的反对意见，曹操不得不认真想一想。
【二、最大的“保皇派”死了】
建安十七年（212年）十月，大约在董昭提出恢复五等爵制的同时，曹操决定从东线发动一次对孙权的远征，如果不算上一次援救合肥，赤壁之战后曹操先后发动过三次亲征孙权的军事行动，分别在建安十七年（212年）、建安十九年（214年）和建安二十年（215年），今年算是第一次。
在曹操生命中的最后一个十年，他仍然经常领兵出征，主要战场有两处：东线的合肥、濡须口，西线的关中、汉中。奇怪的是，曹操在西线接连得手，先是打败了马超、韩遂，平定了关中，进而平定了陇右，以后又远征汉中，收降了张鲁，但是在东线作战他却屡屡无功而返，只能望长江而叹。
有人认为这是对手不同，马超、韩遂、张鲁这些人不能与孙权相提并论。这也许是个理由，但还有另一点不容忽视，曹操先败于赤壁，后来又多次止步于长江边上，与曹军善于平原和山地作战，而不擅长水战有关。直到后来，曹丕称帝后这种局面仍未改观，数十年中，长江成了曹军无法逾越的天险。
参加本次远征的部队仍然先在谯县集结，曹操对这次亲征寄予厚望，特地请献帝派尚书令荀代表朝廷到谯县来慰问。天子派大臣到前线劳军也是惯例，但由实际上主持朝廷日常工作的荀亲自前来，是以前没有过的。包括荀本人在内，许多人都注意到了这个细节，感觉将有什么事发生。果然，曹操随后就以献帝的名义发布诏令，改任荀为光禄大夫，不再担任尚书令一职，以侍中、光禄大夫的名义代表天子（持节）继续留在军中，并担任曹操的军事顾问（参丞相军事）。
这一任命非同小可，光禄大夫的品秩是“比二千石”，品秩二千石可以看作正部长级，“比二千石”略低于二千石，可以视为副部长级。荀担任了十多年的尚书令一职，品秩只有一千石，算是个司局级，看起来他升官了，可尚书台是朝廷的秘书局和机要局，实际权力要大得多，远远超过了一般部长，尤其在当前的局势下，尚书令处理朝廷日常工作，是曹操在许县的代言人。
在士人们的心目中，荀就是他们的领袖，当个部长都屈才，就连曹操都认为荀的地位应该更高，一度曾经想让他担任三公之一的太尉，被荀本人拒绝了。
现在，再笨的人都明白，荀的尚书令变成了光禄大夫决不是升官，而意味着他失宠了。并且，曹操让荀参与丞相府军事，这样就把荀变成了自己直接的下级。
荀郁闷至极，于是病了。
不过，也参加了此次远征的曹丕后来在《典论自序》里记录有荀来军中慰问的事，从当时的情况看荀的精神状态挺好。
曹丕写道，他随同大军驻扎在曲蠡（今河南临颍）时，荀曾来军中慰问，他们还有过闲谈。当时荀兴致颇高，他对曹丕说：“听说你能左右开弓射箭，这实在不简单（闻君善左右射，此实难能）。”
曹丕说：“您还没见过我在马上昂首大呼，俯视马蹄、仰射月支的时候吧？”
荀笑道：“那是呀（乃尔）。”曹丕说：“箭靶放在固定的地方，即使百发百中，也没有什么了不起的（的有常所，虽每发辄中，非至妙也）。如果在平原上立马疾驰，脚下是丰美的草地，追逐野兽，射杀飞禽，箭不虚发，射中猎物又能洞穿它，这才算高妙。”
所在部队的参谋长（军祭酒）张京也在坐，回头看着荀拍手称好。
从上面这段记述里似乎看不出荀心事重重，反而觉得让他来军中慰问他也挺高兴。
不过，曲蠡这个地方还在许县附近，荀这时还没有到谯县，尚不知曹操把自己留下不让走，所以曹丕写他的职务时还说是“尚书令”。荀或许想这只是一次简单的慰问活动，结束后即可返回许县。
当然还有一种可能，那就是曹丕故意这样写的。荀死后关于他的死因问题有种种猜测，曹丕在《典论》这篇谈论文艺和哲学问题的学术著作中专门把跟荀闲谈这样的事也写进来，多少有点刻意之嫌。曹丕也许想告诉大家，荀确实是生病死的，关于他死因的种种传闻都不可靠。
曹操很快率大军推进到长江边上的濡须口一带，此时荀因病留在了寿春，在这里他的健康状况迅速恶化，最终病逝于寿春，这一年他正好五十岁。
《三国志》说荀的死因主要是有病，心情郁闷也是原因之一（以忧薨），但《魏氏春秋》一书却认为他是自杀。据《魏氏春秋》记载，曹操这时赠给荀一些吃的东西，荀打开后发现里面是空的，荀感到这是曹操在暗示自己什么，于是喝毒药自杀了（太祖馈食，发之乃空器也，于是饮药而卒）。
《别传》也暗示荀是自杀的，称荀临死前，曾把与自己有关的重要文件都烧了，因此他曾经提出过的许多奇策密谋都不为人所知（自为尚书令，常以书陈事，临薨，皆焚毁之，故奇策密谋不得尽闻也）。
《献帝春秋》却另有新解，它认为荀之死与即将被暴光的伏皇后事件有关，通常认为这件事是一年多以后才被发现的，但《献帝春秋》认为曹操早就知情，并且荀也牵扯其中。
董承和董贵人被杀后，伏皇后写了一封言辞激烈的信给自己的父亲伏完，让伏完联络一些人除掉曹操。伏完找到了荀，荀看完后觉得事情很严重，他没有作任何表示，但也没有向曹操报告（完得书以示，恶之，久隐而不言）。
伏完联络的人里还有自己的妻弟樊普，樊普害怕事后被诛连，就把这封信交给了曹操。曹操心里有了防备，但没有立即挑明。荀后来感觉事情泄露了，担心曹操追究，就想办法给自己解套。当时曹操刚把自己的三个女儿送到宫中，成为献帝的贵人，荀于是主动跑到邺县，劝曹操另立自己的女儿为皇后。
曹操有点吃惊：“现在朝廷有伏皇后，我的女儿能配给皇上，只是因为我那一点微不足道的功劳而已，怎能有更进一步的奢望（吾女何得以配上，吾以微功见录，位为宰相，岂复赖女宠乎）？”
荀说：“伏皇没有儿子，性情凶险恶毒，以前还给她父亲写信，说了些大逆不道的话，因此应该废掉她（后无子，性又凶邪，往常与父书，言辞丑恶，可因此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