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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前代以来，所译经教，初从梵语，倒写本文，次乃回之，顺同此俗，然后笔人乱理文句，中间增损，多堕全言，兹所翻传，都由奘旨，意思独断，出语成章，词人随写，即可披玩。
我们从这里可以看出大略的情形来，一人执梵本念下去，一人照原样记录，一人把它钩过，变成中文的次序，再有人加以修正，最后经文人酌定。佛书中有些未曾“回”过来的，还是印度文法，读去简直不能懂，杨仁山在《等不等观杂录》中举有例子。像玄奘便把前三段并起来了，鸠摩罗什懂得中文，他翻译《维摩诘所说经》的时候，也是由他兼任，僧肇在《维摩诘经注》中记有他口译时发挥说明的话，可以为证。我们现在说到翻译，感觉到的总是孤苦伶仃的个人工作，其实这是翻译事业衰歇时期的情况，在那盛时是集合多人，通力合作的，不是那样便不能完成那巨大艰难的工作，有那么良好的成绩。
清末的《新旧约全书》翻译事业，关于这事我简直不清楚，但是看那一大册书，总计一千四百余页，有一百万字，不能不说是一部大著作，它的翻译法我们不知道，推想起来也当是集体的吧。这是外国的圣经会刊行的，是宗教团体的也即是社会的工作，我们所要说的就至此为止，关于新旧约的古典性质，等后来要说到的时候再说。
现在，中国的翻译事业的第三个伟大的时期应当到来了。十九世纪后半以来，中国人搞翻译实在也有许多年了，方面相当地广，数量大概也不算少。我们只凭记忆笼统地一说，在大官们讲时务，主张船坚炮利的时期，江南制造局主办的出版，声光化电，工程武备，很出过一批，那些大抵是木刻，也有些小板石印的。这之后是进了一步要考求政法的时期了，那时承办这译书工作的是留日学生，铅字两面印，洋式装订的书又制造出了许多，但是这风潮又烟消火灭了。继之而起的是新文化运动，这个时期很长，可以说是从辛丑以后至解放以前，将近五十个年头。这其间自然又可以分作许多段落，不过在这里没有什么用处，因为在这时期，翻译者都是个人手工业， 又是做短工，枝枝节节地替书店供给货色，书店则以营业为目的，劳资关系既弄不好，也不可能真是为社会服务，有计划地实现翻译事业。在旧社会里这是不可免的，我们也不必多加责难，总之现在幸而这不合理的旧社会是过去了，来在面前的是一个新时代。以翻译工作者的身份来说话，新的翻译事业的伟大的时代之到来原是最所希望，也觉得极是可能的。在人民政府之下，自不必别求社会团体的支持，最正当适宜的是由政府来主办。我们回顾前代的成绩，深信现在可以更好，而且也应该更好，因为这回基础更坚固，范围也更广大了。这是国家的事业，可以动员全国人力，有计划地分别从事，不像从前的人员只限于僧众，工作只限于佛书，乃是大规模地接受世界文化遗产，吸收世界文化知识，对于中国实有很重大的意义，非过去的事情所能比例的了。这里只是想说中国翻译的伟大时代将要到来，要有计划地做去，开场说得太长了，占去了稿子一半的地位，所以关于计划的本题说不了多少话，但其实这也尽够了，因为这整个计划是很广大的，各专门部门的事我们没法来插嘴，可以有一点意见的只是很小很小的自己感觉有兴趣的一只角落，所以如精简地说来，有几百字也就很可以了。txt电子书分享平台
翻译计划的一项目（2）
中国以前在不合理的旧社会下零零碎碎地也出过好些外国文学译本，但是世界古典作品却很稀少，差不多没有怎么动手，现在便来就这个问题说几句话，算作全个大计划中的一个小项目吧。古典作品说得远一点，要从埃及说起才对，他的文明在世界上算最古，据说现存的写本有的还在四千年前，希腊文明的前驱者克莱德岛也很受他的影响，可是他没有什么大著作，现今流传的所谓“死人的书”，乃是属于宗教和礼式的，目前还不必传译，所以这一部门可以暂且搁起。其次是希伯来，他们的圣书《旧约》，发展为基督教与回教，影响及于全世界，这部书的本身包含历史哲学诗歌小说在内，虽然一直被看作经典，其实乃是一部古希伯来文学全集，单从这一点来说，也是原来值得翻译过来的。如今已经有了译本，这工作可以省下了，而且因为学希伯来文的人很少，如要新起炉灶来译，实在大是不易。旧译本年代太早，又出于草创，可能有些缺点，但是在句法和译语方面，却亦不无可供我们参考之处。我想如有人将它整理一下，就用英文本对照也罢，把译语一一排比起来，里边会得有许多字句，比一般字典所注的还要适宜，也未可知。我只记得有“掠物”一字，虽是生造，但比较一般沿用外来的“战利品”要好得多，似乎战利品是战胜者得意的口气，掠物则是客观的看法也。这与本题无关，现在只顺便说及罢了。亚剌伯文化与中国也是关系很深的，唐宋时大食胡与波斯胡居住在广州扬州的就很不少，大抵他的影响只限于美术方面，文学上就少明显的痕迹，虽然回族同胞中通亚剌伯文的很不少，回教经典也译成中文，边外却不流通，不大有人知道。亚剌伯最大的文学遗产是《一千零一夜》，俗称《天方夜谈》，是世间少有的真的民间文学，在我个人的意见是宁可放弃但丁的《神曲》与歌德的《浮士德》，却要这部亚剌伯的话本的。我们只有奚若译的《天方夜谈》四小册，记不清是白话还是文言了，此外看见的也是英文的选本，可是渔夫和瓶里的妖怪，老人和他的三只*，亚拉丁的灯盏，阿里巴巴和四十个强盗，水手辛八这些人物故事，都一直记得，像小时候听过的童话一样。这一部古典作品，中国如开办翻译事业，我想是非译不可的。碰巧英国出了一个非圣无法的理查白登（Richard Burton），他避过了他正统思想的天主教妻子的妨害，将《一千零一夜》全译加注，私费出版，凭了他对于亚剌伯言语和风俗的了解，这部翻译可以说是很可凭信的了。现时我们如根据这本子重译，大抵也可以用得，我个人如能分得一部分，也十分高兴尽力，因为没有别的能力，但喜欢这些故事总是确实的，自信这也可以算是一种力量吧。
关于印度，我们可以不必多说。那一大部藏经，大部分固然是宗教哲学，但文学部分也很不少，如《佛所行赞经》等简直是大史诗，说因缘譬喻的则全是故事小说，虽然汉译本都是文言，也值得我们的尊重，或者加以整理和译注，使它现代化。此外婆罗门教方面的，其宗教哲学部分应由专家来主持，我们不能怎么说，但《诃摩布罗多》与《罗摩衍那》等史诗，以及各种故事集，自当翻译过来。现今学梵文巴利文的人颇不少了，工作当没有什么困难，我们这里不过提一下，别的越俎的话可以无须多说了。
末了说到希腊罗马，这里很是简单，大抵只要根据一种简要的古典书目，按图索骥地找去，就也不会怎么错了。为得清楚一点，将希腊部分分类列表于下：
一、 哲学科学，以柏拉图、亚列士多德为主，别派的哲学则厄芘克忒托斯（Epictetus）与玛耳科斯奥瑞利俄斯（Marcus Aurelius）二人也不可少。
二、 历史，以赫若多托斯（Herodotus）图库狄得斯（Thucydides）为主，传记方面有普鲁塔耳科斯（Plutarchos通称Plutarch）的《名人列传》，拉厄耳忒的狄俄革涅斯（Diogenes Laertius）的《哲人言行录》，克什诺丰（Xenophon通称芝诺芬）所写的史传也可加在里边。地志附，翻译或稍从缓。
三、 史诗，以荷马为主，但赫西俄多斯（Hesiodos通称Hesiod）与阿波罗尼俄斯（Apollonius）等也当收入。
四、 戏剧，悲剧三大家，喜剧新旧二家，这是无须列举出名字来的了。
五、 杂文小说，所谓杂文大抵是指后期作家路吉亚诺斯（Loukianos通称Lucian）所写的那些文章，大部分用柏拉图的对话体，可是性质不同，差不多全是文艺的，其《信史》（Alethes Historia）一篇几乎是小说体裁，在后世的影响很大，英国斯威夫忒的《格利佛游记》是最有名的例子。希腊小说现存的只有四种，忒俄佛剌斯托斯（Theophrastos）的《人品》一卷，虽时代早得多，可以附加在这里。
六、 《诗选》，这部书是很有名的，但是否可译，或如何译法，我还不敢下意见，不举出来又嫌遗漏，所以记在这里，以备查考。
上边所说实在不成其为什么计划，因为题目说的是计划，所以说这一番话，却是头重脚轻，也就只能这样算了。关于罗马部分今且从略，反正只是举例，将来须得大家提出方案来，商议决定，我这里算是来做一个“引”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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翻译四题（1）
1951年6月15日刊《翻译通报》2卷6期
署名遐寿
未收入自编文集
翻译上有几个重要的小问题，我想在这里来谈一谈。我说重要，因为这在翻译工作者差不多是些先决问题，如不把这解决了，工作便不好开始，可是同时又是难以完全解决，得出一个完全的答案来的问题，只好各人先自决定应用，不能推到别人身上去的，所以这也就是小问题了。话虽如此，个人的意见和经验，有时也有可以供别人做参考的地方，所以仍旧简单地写了出来。
（一） 直接译与间接译
直接根据原作者的本文翻译出来，这是最理想的办法，在原则上是绝无疑问的，但是在事实上不免有些困难。原文的著作是原作者精心结构的出品（自然特别是文艺作品），文字上更有原来的丰富的词汇与成语，在了解上相当地吃力，除了专门绩学很难胜任愉快，这时候参看别国译本，间接地加上一点助力，是非常有益的。别国译本的好处，成语没有同样的文句，只能用别的文字说出意义，这里减少了原文的味道和力量，但帮助读者懂得这句意思了。其次是原文某字假如有甲乙两个含义，再看译文中的字含有乙丙两义，对照一下，也就明白原字这里是指乙义，更不会得误解。间接译的毛病是第一怕所依据的译本原来不正确，第二是译文某字用的是乙义，却误取了它的丙义，差了一点，变成大错。这里的办法便是倒转过来，把原文来做参考，也就可以免去那些毛病。我有一个朋友，从前直接从俄文译十九世纪的小说，不免要有错误，后来他用第二外国语的法文做参考，错误便没有了，这是一个很好的实例。我的意见是除了专门绩学之士以外，直接间接混合翻译比较是好办法。至于这两种单独地是那一种好，那就难有一定的断语，直接译固然是理想，弄得不好也会不及间接译的，所以这个问题我觉得还是一个悬案。
（二） 直译与意译
关于这个问题的辩论已是相当地久了，却是至今还是没有解决。假如我们说，翻译是把原文的意思不多不少的移译出来，那么直译也本来就是意译。若是以直译解作如字的抄译，不但“跳了起来”译成“跳到我的脚上”，“与大比丘众千二百五十人俱”还可以写作“大比丘众共半十三比丘百”。以意译解作随意的改译，福尔摩斯可以拂袖而起，《唐吉诃德》（Don Quixote）中一句愿上帝降罚于你们这班侠客，可以译为“似此等侠客在法宜骈首而诛，不留一人以害社会”，底下还加双行小注云：“吾于党人亦然”（林译《魔侠传》三之四），那么这两者都是同样地不行了。本来翻译的事情千言万语地讨论，归根结蒂只是将外国文里的意思说成中国话，所要的条件即是三字诀中的信与达，其所以有毛病者，便因为二者发生偏差，走了极端的缘故。单顾外国文，一个字一个字地抄写，则信而不达，单顾说好中国话，更要说的漂亮，则达而不信，虽然或者更可以当得一个雅字的恭维。其实这信与达是不可分的，有如俗语所谓盾的两面，至于雅则本是达的一种成分，不能成为译文的一种独立的要素，当时之所以加入，乃由于珍重古文的缘故，关于这一点且等后面再说。译文信而不达，有如念咒语，揭谛揭谛波罗揭谛，或是说般若波罗密多，也不能令人了解智慧度的意思，结果等于白说，若是达而不信，任意加减，则是使用低银假票子，不但没有价值，而且也是不法了。其实这达本是跟信来的，有那原本的意思在那里，要设法把它传达出来，那才是达，若离开原意来乱道，达的是什么呢，那只是想雅而大做其文章罢了。自从不用古文译书之后，这种毛病我想大概已是不大有了吧，现在译文中的不信多是对于原文的不了解，不达则由于文句生硬，或句法之过度欧化，假如是这样情形，那么这可以说是别一问题，并不是直译与意译主张不同的缘故了，不晓得到底我看的对不对。欧化句法也是多年不决的重要问题，中国话里须得加入欧化法，以便应用，事实上在讲话里也已经有了，问题是在程度上面，应了中国语言的性质与力量，加到若干限度，可以使得有利而无弊，这是国语研究上的一个重要题目，不是这里三言两语所能说得清楚的了。
翻译四题（2）
（三） 古文与白话
现在翻译书还在用古文的大概是没有了吧，所以这一节的话似乎已没有必要，但是上文说过，译书三字诀信、达、雅在严幾道那时候提出来，至今有效，这里的雅乃是以古文为本的，现今如不经说明囫囵吞下去也有点不合适。在严译《天演论》上有一篇吴挚甫的序，原文不记得了，大意是说赫胥黎原来的意思未必及得周秦诸子，今得严幾道一译，文章就可与诸子相比了。鲁迅在《朝华夕拾》第八篇中引有《天演论》的起头几句云：
赫胥黎独处一室之中，在英伦之南，背山而面野，槛外诸境，历历如在几下，乃悬念二千年前，当罗马大将恺撒未到时，此间有何景物？计惟有天造草昧……
这是很好的例，信如不谈，雅总是够格的了。实在这种雅并不难，只要使用古文，而且还雅的可以不至于怎么太不信。前几时我曾在《谈翻译》一文中说得这一节话：
假如真是为书而翻译，则信达最为重要，自然须得用白话文，可以委曲也很辛苦地传达本来的意味，只是似乎总缺少点雅，虽然据我说来白话文也自有其雅， 不过与世俗一般所说的雅不一样，所以平常不把它当作雅看，而反以为是俗。若是要想为自己而翻译的话，那么雅便是特别要紧，而且这还是俗受的雅，唯有用文言才能达到目的，不，极容易地可以达到目的。上边的话并非信口开河，乃是我自己从经验上得来的结果。简单的办法是先将原文看过一遍，记清内中的意思，随将原本搁起，拆碎其意思，另找相当的汉文一一配合，原文一字可以写作六、七字，原文半句也无妨变成一、二字，上下前后随意安置，总之只要凑得像妥帖的汉文，便都无妨碍，唯一的条件是一整句还他一整句，意思完全，那就行了。这种译文不能纯用八大家，最好是利用骈散夹杂的文体，伸缩比较自由，不至于为格调所拘牵，而且这种文体看去也有色泽，因近雅而似达，所以易于讨好。这类译法似乎颇难而实在并不难，以我自己的经验来说，要比用白话文还容易得多，至少是容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