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苦难,我的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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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苦难,我的大学- 第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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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伤腿是要经常换药的,继父就找人家借了一架板车,车上铺上稻草,稻草上铺上我的棉被,我被裹在被子里,然后和母亲、姑妈(继父的妹妹)三个人拉着推着送我去医院换药。本来是用不着如此兴师动众的,有继父一人拉我去就行,可母亲偏偏不放心继父的脾气,怕他和医生说不清楚,坚持拉了姑妈同去。
  我家离市二院约有十多公里路程,有一半是坑凹不平的泥石路。继父在前面拉着,母亲和姑妈一左一右跟在车侧,脸色和脚步一样焦急。板车的轮子不时从小石头上面压过,伤腿也在颠簸中备受疼痛折磨。我不吭一声,吭声也没有用。再坎坷的路,该经过的总是要经过的。车轮压过路边曾经繁荣过的芨芨草,现在它们已经枯萎了,瑟缩着身子趴在地上等待严霜的来临。而严冬一过,春天降临,它们的生命又会蓬勃展开。我不由联想到自己,此刻的我何尝不是一株窒息在人生严霜下的芨芨草呢?而我的春天在哪里呢?
  为了抄近路,继父准备从火龙港过渡。火龙港是长江的一条支流流经的码头,冬天的长江有点清瘦,而江水依然浑浊汹涌。摆渡的是一条水泥驳船,一来一往,繁忙穿梭。在等待驳船的时候,我对着江面呆呆看了许久,想起几年前从江苏坐着轮船来到安徽8号码头的情景,竟如隔世般遥远。来时我不过是一个扎着羊角辫的胆怯嬴弱的小女孩,而今却无法拒绝地长大成人了。我不明白,岁月可以如水般不停流逝,为什么就冲不走萦绕在我生活中的苦难和伤痛呢?
  本来我要母亲扶我上船的,继父却说江边路滑,不能让我摔跤,一定要背我。我只得顺从地趴在继父的背上,继父的背并不宽厚,蓝色卡其布上衣上还占有矿石的灰尘,肩胛上的补丁一层叠一层,虽是寒冬,走路急燥的继父已经热得出汗,身上发出一股浓烈的汗酸味。更令我感到心酸的是,平时我居然没有注意到,继父的头发已经花白了大半,如果不是生活所迫,如果不是我们孤儿寡母的拖累,才50岁不到的继父何至于如此苍老呢?
  平时是有点恨继父的,恨他的冷酷,恨他的坏脾气,恨他的没有人情味,恨他的大声吼骂……而在此刻,所有的恨都变成了对继父的理解和宽容,变成了爱与感动。我生平第一次紧紧抱住了继父的脖子,一串热泪悄悄地顺着脸颊淌了下来……
  我在心里第一次充满感情地叫了一声——爸爸!
  原来,在人的一生中,有许多领悟是在寻常而无意的时刻感受到的——如果不是我受伤,如果不是继父送我换药,如果不是继父背负我渡过这个江边码头,我怎会轻易摈弃对继父曾有的误会和怨恨?
  在回家经过芜钢路的时候,继父停下来,到一个烟酒门市部里买最便宜的红梅香烟,那家小店铺的收音机里正在播放一首歌——“没有天哪有地,没有天哪有家,没有家哪有你,没有你哪有我……是你抚养我长大,给我一个家……”这首叫《酒干淌卖无》的歌我曾在矿山上的广播里听到过,我没有看过这场感人至深的电影,但我知道这是一个养女唱给养父听的歌。我在心里默记下歌词,我想,如果有机会,我一定要把这首歌唱给继父听。
  1987的大年初一是个值得纪念的一天,也是刻骨铭心的一天。那天我第一次喝酒,第一次喝醉,第一次喝伤。
  腊月里,家里就磨了豆腐和年糕,炸了肉圆子,买了一条鲢鱼,割了几斤肉,准备了蔬菜,过年的菜肴基本上准备好了。我和妹妹也一人做了一身新衣服,尽管只是花了十块钱给旧棉衣做了一件新外套,还是令我们欣喜不已的。
  年三十一大早,继父去镇上买回一瓶“醉大圣”白酒,继父回来说花了三块五毛钱。下午四点还不到,村里的家家户户就争先恐后地放鞭炮吃年饭了。农村有种说法,年饭吃得越早,来年光景越好。许是过年的缘故。父母的心情都比较好,说话的声音比往常温和了许多,这比过年更令我开心。
  继父洗了两个喝白酒的小杯子,让我陪他喝一杯。家里能陪继父喝一杯的也就是我了。年三十,我们一家四口,围着热气腾腾的煤炉吃“一锅熟”。锅里有咸肉,有青菜,有豆腐,有粉丝,有肉圆子,十分丰盛。母亲喜欢吃豆腐,妹妹喜欢吃肉圆子,继父喜欢吃咸肉,我什么都可以吃。过年真好,父母不吵架了,还有肉吃,又不会挨骂,还不用干活,世界上任何时刻都没有过年幸福。要是天天过年就好了。我想天下所有的小孩子都有这种希望。
  继父往两个小瓷杯子倒满了酒,白酒像清水一样清,但是酒味浓烈极了。我先举杯对继父说:“爸爸,祝你身体健康。”继父愣了一下,似乎还没习惯被祝福。母亲把一块肉夹到我碗里说:“只要你的腿快点好起来,比我们身体健康更重要。今天还是你的18岁生日,你好我们一切都好。”妈妈的话让我鼻子一酸,我一仰头,把一杯酒倒进嘴里。18岁的第一天,我第一次品尝了白酒的滋味。那酒真辣,像一条抹了辣椒的小蛇,一直钻到肚子里。
  后来我和继父一人又喝了两杯,两人大约一共喝掉了三两。酒瓶里还剩下白晃晃的大半瓶。我感到头有点腾云驾雾似的晕,晕的感觉特别美妙,像有一双棉花似的手在眼前拂来拂去,优雅,奇妙,梦幻……
  那天晚上我睡得很香。第一次领略酒的神奇。所以,大年初一那天下午,当父母和妹妹都去姑妈家吃饭时(我因为腿行走不方便,所以留在家里),我又拿出了那瓶头天喝剩下的白酒,蒸了一碗肉圆子,然后一个人坐在小桌旁,吃一粒肉圆子喝一杯酒,开始的时候,似乎还很潇洒,一杯一口。当一碗肉圆子吃光的时候,六七两白酒也见底了。白酒并不好喝,但是头天领略了微醉之后的美妙感觉,我以为多喝点,感觉会更加美妙的。我并不知道,醉酒之后会生不如死。
  喝到后来,我一边喝一边哭,我不知道那已经是醉了。我只知道我清醒地想着很多前情往事。我想回家,回江苏老家,想去给父亲上坟,给他的坟头除草,多年没回去,父亲坟头的草一定长成青纱帐了。父亲,父亲,在我心里的一个角落隐隐作痛的父亲呵……一想起父亲,我就控制不住感伤,控制不住泪流成河。如果父亲一直活着,我们一家一定不会经历那么多苦难和坎坷的。亲爱的父亲,你为什么要早早离开我们呢?……
  边喝边哭。边哭边喝。边喝边想。喝完今天的酒,我就跨进18岁的门槛了,可哪扇门可以通往春暖花开呢?
  后来,我也不知道怎么跌跌撞撞地倒在了父母的床上,我想打开十四寸的小黑白电视看春节联欢晚会,刚一抬头,胃里忽然翻江倒海,我无法自控地吐起来,一塌糊涂。我知道父母回来我会挨骂的,但我顾不得了,身不由己了。
  我心里很明白,我醉了,但思想清醒着,只是肢体被麻醉了。我披头散发,狼狈不堪地坐在父母的床沿上,吐得翻天覆地,撕心裂肺,像有一只手抓住我的胃,把它翻了过来,要把里面的东西全都倒出来……
  不知道父母什么回来的,只记得后来头上了有热毛巾,有了母亲恼怒的责怪。我还记得我抓住母亲的手,固执地喊:“我想回江苏,我想回江苏……”后来想想,我潜意识里对故乡的感情从来没有因为过去的那场噩梦而变冷,相反,却因为在安徽生活的艰辛而越发思念故乡,思念死去的父亲。那种乡愁,是比醉酒还伤人的一种哀愁。
  我18岁的生日就在这场宿醉中度过的。没有蛋糕,没有许愿,没有祝福。一个惨淡的生日就像那天晚上的鞭炮纸屑一样,很快被冷冷的北风吹走了,一去不返。
  我就这样一头栽进18岁的门槛,尽管还没春暖花开。
  我的腿直到春节以后才逐渐可以下地行走,那时候门口的河水已经开始解冻了,躺在床上也能听到河畔传来的妇女们的棰衣声。从后窗望出去,地里的油菜也发育良好,屋后的柳树也开始吐苞萌芽,一切迹象显示,春天来了。我18岁的春天就这样如期来临。腿好点之后,我依然上山砸石头。
  祸不单行,我的腿刚好,母亲就生病了。从四五月份开始,妈妈便经常性地躺在床上呻吟了。她一会说胸口疼,一会说肚子疼,一会说胃疼,继父吼着叫她去医院看病,妈妈却倔强地躺在床上不肯去医院,也不肯吃饭,不是不想吃,是吃不下。我了解妈妈,她是在硬撑着,不想浪费钱,能挺就挺过去。农村人对待生病都是这样硬撑的。直到实在撑不过去,才会心不甘情不愿地去医院,往往会因为病情的加重而吃更多的苦头,花更多的钱。
  那些天,妈妈的呻吟实在让人胆战心惊,每天,当我从山上回家的时候,就习惯性地远远看望自家的屋顶,如果屋顶上的烟囱在冒烟,我的心便会愉快起来,那说明妈妈起床了,她在为我们做饭了。可多半我是失望的,往往我回家的时候家里依然冰锅冷灶的,连一口开水都没有。偶尔,妈妈会有气无力地喊一声:美萍啊,我疼得架不住了。于是,我就找来汪医生,给她打一瓶生理盐水消炎,她就会安静下来。
  多少次,我都劝说妈妈去医院,但她就是不答应。我也很恼火,偶然也冲“不听话”的妈妈发脾气。不是我不心疼妈妈,而是她从来都拒绝我们送她去医院看病,她心疼钱。但她不知道,她的呻吟对心疼她的亲人来说,是多么大的心灵煎熬和折磨!那时,我就有个刻骨铭心的感受:穷人,是生不起病的。
  那是1987年7月1日,晚上回家,忽然没听到妈妈的呻吟了,我以为她的病情减轻了些,心情一阵轻松。没想到,我一进房间,一看到妈妈的脸,便大大地吓了一跳——妈妈的脸像一只盖了黄表纸的核桃,多皱而蜡黄。她裸露的手臂和大腿也是一片黄色,我翻开她的上衣,全身也是一片蜡黄!她蜷缩在床上,像一只垂死挣扎的猫!我一下子恐惧到极点:妈妈不会是要死了吧?
  继父回来了,他也吓坏了,他在屋子里六神无主地转了一圈后,一路喊着叫着去了姑妈家。继父是个没有主心骨的人,遇到任何意外,他都会第一时间跑去姑妈家讨主意。我和妹妹美华围在妈妈床前,心如刀绞。妈妈要是死了,这个世界上,连棵值得我们姐妹俩依赖的草都没有了,还怎么往下活呢?
  很快,姑父和姑妈都来了,还有汪医生。汪医生翻开妈妈的眼皮看了看,立即下结论:是急性胆囊炎,看样子黄疸已经破了,必须马上送医院,晚了,命就难保了。
  那个7月的夏夜,那个泛着浓烈汗酸臭味的夏夜,那个在妈妈的病痛中变得极其狰狞的夏夜——让我心有余悸!我、继父、姑夫和年保子(妈妈认的一个干儿子),四个人用扁担抬着沉甸甸的竹床,竹床上躺着几近昏迷的妈妈,在那个无月的深夜脚不点地地奔向市内。然而我们都忽略了至关重要的两点:一是这时已是深夜,医生也是要睡觉休息的,妈妈送到医院时不是时候;二是病重的妈妈是要住院治疗的,然而我们没有带够妈妈住院所需要的押金。继父的口袋里,只装着146元现金,这是我们家的全部家当。
  所以,当我们抬了两个多小时,把妈妈终于送到芜湖铁路医院时,那个急诊室的值班医生只是面无表情地说了一句:“现在医生都下班了,只有等到明天早上八点钟上班以后才能治疗。”姑父低声下气地跟医生说:“现在病人都快不行了,求求你先治一下吧。”医生不耐烦了:“跟你说了,现在医生们都下班了,怎么给你治疗?你们带钱没?带钱了就先办住院手续吧!”父亲摸了摸口袋,跟医生说:“医生,我只带了一百多块钱,够不够?”
  那个医生眼皮都没抬一下,冷冰冰地说:“住院押金300元。交齐才能住院。”继父又懵了,嗓门又大起来,还有一丝哭腔:“这可怎么办哪!这人哪里还活得了……”说着抱头蹲在了地上。竹床上,妈妈蜷缩成一团,悠长的呻吟让人气短。姑父和年保子轮流和那位医生说好话,求情,但没用。
  那一刻,我恨透了没有人情味的医生。我在牙齿缝里诅咒他们的铁石心肠。后来从很多媒体中知道,中国的很多医院都是这种德行,中国有很多穷人就活活病死在医院的大门外。那个年代,没有一家医院把救死扶伤看作天职,那只是病人们一相情愿的美好愿望而已。
  求医生无果,父亲和姑父只好回去筹钱了,父亲把146元现金塞到我手里,嘱咐我医生一上班,就先给妈妈看病。他们走了,我和年保子守着缩成一团的妈妈,在医院的走廊上,从天黑等到天亮。那夜似乎特别漫长,有种从地狱等待天堂的感觉。我不停地凑在妈妈耳边说:再忍忍吧,快天亮了,医生就要上班了,你就快有救了……等到天亮时,妈妈已经气若游丝,脸色黄得可怕,手脚冰凉。
  好不容易,医院里的白大褂们多了起来,我再次跑进急诊室,有位年纪较长的医生正在水池边洗手,我像抓到一根救命稻草,眼泪“哗”地涌出眼眶,泣不成声地对那位医生说:“医生,我妈妈快死了,你快救救她吧!”真是谢天谢地,这位医生总算有些仁善之心,他问了一下妈妈的基本情况,就随我来到妈妈身边。躺在急救室门外的妈妈已经昏迷了,老医生用手翻开妈妈的眼皮看了看,“病人是急性胆囊炎,黄疸已经破裂,生命垂危!”老医生皱着眉头说。他转而问我:“谁是病人家属?你?你家大人呢?”
  “回去取钱了。”我抹着眼泪凄惶地回答。
  “你们没带钱?那病人无法住院啊!”老医生一脸无奈。我急了,双膝一软,就跪了地上,成串的眼泪随之跌落尘埃。我顾不得羞涩或难为情了,此时此刻,只要能救妈妈,让我磕破脑袋我都愿意。我哭着对医生说:“医生,求求你先救我妈妈吧,我爸爸早些年得病死了,现在妈妈又病成这样,她要死了,我和妹妹也活不成了……”我生平跪过两次,一次是多年前,求继父带我来安徽而下跪过,我在冰冷的地上跪了两个小时。而这次,是为妈妈的生命而跪的,这两次下跪都让我刻骨铭心。
  老医生犹豫了一下,果断地一挥手:“先把你妈妈送进病房,打针消炎。钱来了赶快交到财务室。”老医生原来是外科主任,一句话解决了所有问题。在老医生的指点下,我先去医院的财务室交掉了146元钱,终于将妈妈送进了病房。
  一群医生很快对妈妈的身体进行了检查,从医生们神色严峻的交流中,我知道了妈妈的情况十分不妙,她身体极其虚弱,又贫血,且还发着烧,人呈半昏迷状态,如果现在手术,会有生命危险。最保险的疗法就是先退烧消炎,然后看情况再动手术。
  接下来的十多天,妈妈每天在生死边缘挣扎,因为没钱交医疗费,医生们对妈妈不是特别关注。我每天催促医生们给妈妈做手术,医生两手一摊:你们还没交够钱,怎么动啊?
  直到7月12日,继父借了500元高利贷,总算可以把妈妈送上手术台了。可是,正准备给妈妈做手术时,医生又发现她血压太低,手术过程中至少需要要输两袋血,所以还需要补交300元。继父只得又垂头丧气地回去筹钱。医生一再叮嘱一定要在13日上午将钱补齐,病人必须马上手术了。
  7月13日上午,医生决定为妈妈做手术,因为妈妈的病情已经不能再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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