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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振业老师个子很高大，虽然瘦，但骨架很大，是个很精干的人，有点像农民的样子，他太太看上去也像个农民。他家住在南苑大门的西边，那房子是土砖房，类似于半地下室，进门要下好几个台阶，里面很黑。李老师家对面，南苑大门的东边墙根是一排马圈，有几匹骡马，旁边还有一排很矮的小房子。从李老师家再往南，大道的左右两边各有一个坛，那就是皇帝祭天的坛，中间是砖石垒的一米多高的大平台，四周围是广场，外围是矮墙，那矮墙跟我们一样高，当我们站在墙根下，只看到上面覆盖着美丽的琉璃瓦，祭坛再往南走，就是我们的宿舍楼。
⒉祖国的花骨朵儿（4）
我们低年级小同学跟住在相隔一里路的大殿里的高年级同学来往不多。宫殿里的宿舍很大，但不太明亮，看来有点阴森。他们住的是上下铺，有蚊帐，好像没有阿姨照顾，床底下放脸盆等物。有些同学可能上学比较晚，在我们看来，简直就像是大人。在我们小同学印象里，大哥哥大姐姐们开朗，自立，球打得好，也不曾见他们打架。
我们南苑东边祭坛的外墙另有一个常锁着的大门，门外就是先农坛体育场。每当那里举行足球比赛或大型运动会时，我们就穿着整齐的服装排着队，到体育场观看各种比赛和典礼。先农坛体育场是北京当时最大的体育场，中间有足球场和四百米跑道。我印象最深的是在一次小雨中的田径比赛，一位瘦而高的苏联男运动员在竞走比赛中，把中国的运动员超过了好多圈。还有，那时足球场的草皮不好，运动员冲撞倒地会摔得很疼，所以一些省际的足球赛，运动员常会与对方打起来……
我们每天早餐有牛奶或豆浆，还有鸡蛋、花卷、糖三角等；午餐和晚餐都有鱼或肉，还吃过对虾。那时候，我们没觉得吃得怎么好。尤其是夏天的午饭每人还要喝一碗绿色的菜汤，是苦苦的，但又不能剩下。有一次，一个别的班的胖胖的女同学走出饭堂以后把含在嘴里的一块大肥肉吐进垃圾桶里，被他们班的一个男同学发现了。那男同学硬是揪着她，逼她把那块肥肉从垃圾桶里拣出来吃了。
我们上午下课后，吃完午饭就要午睡，下午再上两节课，做完作业，大概###半钟就下课了，大家就可以去玩。我们跳绳都是玩双跳的，跳一下，甩两下绳子，甩得耳边嗡嗡响，我们能跳一百多下呢，经常把手磨出水泡来。我们还抽陀螺，抽得陀螺满地转。后来我们自己都会做陀螺，那时学校厨房是烧柴火的，我们捡来柴火棒，用铅笔刀削一个陀螺，再把从家中带回来的单车轴承里的滚珠嵌在陀螺上，相互比斗陀螺，看谁的陀螺又大又好，可以把对方的陀螺撞倒。那时候，我们存放滚珠是用百雀灵牌的雪花膏铁盒装起来，把铁盒往掌心一磕，滚珠就在盒里哗哗地转起来。几十年后，我依然记得百雀灵雪花膏的芳香，最近还在广州小巷的小店里买到了一盒。那时候，同学们的手和脸常被冬天的北风吹得裂口，阿姨常给我们搽雪花膏。冬天的下午，阿姨还打来一盆盆的热水给我们生了冻疮的同学烫手脚。宿舍楼后的祭坛周围的矮墙上有很多琉璃瓦，我们有时也玩打瓦。玩法是：把从矮墙上揭下来的琉璃瓦磨成方形。然后在平地上画相隔约一米的四条线，先把一块瓦立着放在最前边的线上，用另一块瓦打过去，谁先把那块瓦打倒就算赢。几年下来，我们把那些琉璃瓦都打没了，现在想来实在可惜，我们打掉的是一块块的文物呀。我们还玩滚铁环，从老师那儿领来铁圈，用铁钩子推着到处跑，铁环上有几个小铁圈，滚起来哗啦啦响。此外我们还玩拍洋画儿、弹球、扇三角儿…… 电子书 分享网站
⒉祖国的花骨朵儿（5）
女孩子最喜欢玩的游戏是揣拐、踢毽子、跳皮筋。到二年级时候，有的男孩子就爱踢球了，只见他们左手一扬，右腿成弓，球踢出去像炮弹一样。同学们嫌我踢得不好，只派我守门，可是我总守不住，守住了一次，球却是砸到我脸上的，“闷”得我眼冒金花。
每逢大家排队去饭堂吃饭的时候，总有淘气的同学走在前面有节奏地拍着屁股、跺着脚口中念念有词地叫着：“啪——哒哒——啪！啪——哒哒——啪！谁是我的兵——跟我走！不是我的兵——拿屁嘣！……”那时候我们喜欢在鞋跟上钉上铁的鞋钉，在水泥地上走起来哒哒地响，像现在跳的踢踏舞。
我们10多个同学一个房间。和我同室有一个叫宫鸣西的同学，他的父母好像是长驻国外的使节，所以，星期天经常没有大人接他回家。他可淘气了经常打架，他是我们班的“二王”。他爱尿炕，要是哪天早晨尿炕了，起床铃一响，他就把被子一掀，大唱“大渡河啊，开船喽——嘿呦呦！”
有一个同学叫温宁，父亲在瑞士当大使，他有一个足球是瑞士产的，漂亮极了。温宁不愿别人碰他的足球，他有时约我一起去踢。
有一个同学叫路书奇，个子很高，没人跟我玩时，我老跟着他，他爱叫我“鸽子哥”。有一次天刚亮，我们醒来再睡不着了。路书奇用被子把头一蒙就大叫：“鸽子哥——鸽子哥。”值班的阿姨听到了，把他被子一掀，这可把他吓坏了。只见阿姨黑着脸大发脾气，“今天下课你们要回来补睡觉。”下午我们下课后，乖乖地回来罚睡。我就常常因起床铃响了还起不来，没有在十分钟内迅速穿好衣服、系好鞋带走出宿舍，被老师罚了好几次。
有一个同学叫侯克平，很老实，很厚道。每星期六下午，家长接小孩的时候，总有军人叔叔开车来接，那可能是他父亲的警卫员。他们坐上吉普车，一溜烟就消失了。他后来在“###”中是北京五中的红卫兵的头，很出名的。
在隔壁班还有一个很会画画的孔丹，长得很斯文，后来他成为“###”中红卫兵里一个很有名的人物。
我能记得的女同学都是长得很漂亮的。章安安眼睛大大的，身材苗条，性格也很文雅；张新奇活泼大方；陈明珠娟秀而胆小……
同学中很多都是军人家庭出身，很爱打架，几乎每班都有大王、二王。后来班里新转学来了一个也很能打的男同学，班里的大王和二王便商量着要跟他拼一拼。一天，他们趁老师不在，便联合起来打这个新同学，还用铅笔刀砍他，幸亏结果只划破了一点皮。
我比较胆小，爱哭，害怕打架，以至班里看来最弱的女同学陈明珠都敢向我挑战。有一次她掐住我的脖子要跟我打架，当时许多同学都起哄，我害羞极了，最后也没分出胜负。从那以后，我就没以前那么爱哭了。txt电子书分享平台
⒉祖国的花骨朵儿（6）
二年级的时候，最常和我一起玩的是张家河，他们家刚从海南来北京，他和我住一个大院。张家河黑瘦黑瘦的，长着一对灵活的大眼睛，显得很精明。体育课上，玩游戏时，张家河显得特机灵。大家围一圈，拿一个球扔向站在中间的同学，谁被球打中，谁就出局，最后圈中间就只剩下张家河了，可是这个球从四面八方怎么打都打不着他。有一个球眼看要打到他了，没想到，他竟像蛤蟆一样迅速往地上一趴，嚯！球又从他头上飞过去，砸在他屁股后面一点的地上，还是打不着他。后来，他跟着父母一起回老家海南岛了。三十年后，我在海南岛采访的时候，顺路去看望他。他的双眼因为得了青光眼，已经瞎了。
上一二年级时候，星期六下午没课，大家吃了饭便等着家长来接。各种外国汽车别克、卡迪拉克和军车停在楼门口。我的爸妈却很少跟机关要车，他们都是坐电车来，偶尔办事经过了才顺带用车接我。我家在北京城的东北角，育才小学在北京城最南，快到永定门了，相隔整个北京城。所以，我经常等到天都快黑了，一个人在宿舍里哭得跟泪人似的，我妈才来接我，出校门时街灯都亮了。
校门外有卖炒肝儿的车，车上有个热气腾腾的大锅，车头挂个沼气灯。我妈买一碗炒肝或一碟煎灌肠，撒上蒜茸，吃起来真是很香。我们吃完东西，才高高兴兴地从天桥商场附近坐电车到东单，再转车回家。回到家也该睡觉了。星期天的早晨，起床后，总能见到我爸买的大大的奶油蛋糕摆在我们三兄弟的面前。
到三四年级的时候，我可以跟同学结伴回家了。那时北京治安很好，星期六的下午，我们先不急着上电车回家，而是先去逛天桥。天桥熙熙攘攘地聚集着三教九流的地摊儿，有说相声的，练把式的，摔跤的，变戏法的……说相声的往往是搭个布棚子在里面表演，表演一段就跟人收钱，可能是我太小听不懂，听半天也不觉得好笑。在我看来相声就是耍贫嘴。摔跤的也是口水多多，讲半天也没摔一次，只扎着褡裢，双方晃来晃去，说的比做的多。但那地方很热闹，有各种小吃。我们逛够两个小时才坐电车回家。
有一两次，我还受邀去温宁家做客。温宁家在东交民巷，那里有很多西洋式的房子和别墅。他家就在一个洋别墅里，很漂亮。温宁给我展示他各种西方来的洋玩具。我知道温宁很珍惜它们，所以虽然喜欢，但还是不太敢碰。
在学校的时候，同学有时候比谁的父母官儿大，谁的爸爸是将军，谁的爸爸是大使，谁的爸爸是部长级别的。有一天我回家问我爸多少级别，我爸筷子一放，不吃饭了，很生气地站起来就走开了。我妈说：“小孩子别问这个，干部子弟学校就是这点不好，小孩子不能跟别人比谁家的父母官大，坐什么车。以后不上干部子弟学校了，将来咱们上普通学校。让你们看看老百姓是怎么生活的。” 电子书 分享网站
⒉祖国的花骨朵儿（7）
我给越南胡志明主席献花
建国初期，每年的“十一”国庆节，天安门广场都要举行阅兵和群众###的庆典。当群众###结束的时候，随着广场上放飞和平鸽的鸽哨声，我们在广场上的成千上万少年儿童欢呼着涌向天安门前的金水桥边，这时就有一对男女少先队员登上天安门城楼去给毛主席献花。那时候，我们多么羡慕登上天安门去的大哥哥、大姐姐呀！
我们的音乐老师叫张华，1957年在我三年级那个暑假前，她送我和几个同年级的同学去市委大楼。那里的叔叔阿姨挑选美少年在庆典上给领袖和来华访问的贵宾们献花。张老师把我们几个同学带到北京市委那幢大白楼。我们和其他学校的同学整齐地排好队，几个阿姨坐在对面，让我们一个个站出来报自己的名字。轮到我了，我记得有一个阿姨还拿我左脸上的一颗浅浅的痣开玩笑。
暑假里的一天，老师通知被选出来的同学集合，每人发了一套漂亮的绸衣服。换好衣服以后，就一起坐车去北京南苑机场迎接越南胡志明主席。那天天很阴，好像刚下过雨，我们坐在候机大厅里静静等候。透过落地玻璃窗，见到很多穿军礼服的将军们和高级干部在停机坪上列队站着。趁着雨停，老师也让我们到外边排队，每人发了一束鲜花，并交代我们每个同学给哪一个外宾献花。我和另一个学校的女生排在最前面。等了一会，一架图104喷气式客机缓缓地降落到停机坪上，胡主席走下飞机，将军领导们都走上前迎接，这时老师一声令下，同学们一起冲上前去。
因为将军和领导也往前走，场面有点混乱，等我挤到胡主席面前时，女同学已献完花了。我赶快按老师教的，先敬少先队礼，再献花。胡主席把我抱起来亲了一口，胡主席的胡子比较长，很刺人，扎得我痒痒的。我记得胡主席把我放下来后，我又向他敬了个礼，然后撒腿就往回跑，从将军领导们的腿下钻出来……
欢迎仪式结束后下起了瓢泼大雨，我们上了车，又回到大白楼。老师给我们找了很多三轮车，两三个人坐一辆。车上有篷，三轮车工人在雨篷下挂着一个马灯，车链条磨得齿轮嘎啦嘎啦响，送完一个同学再送另一个，从长安街直走到东单，再去东四，最后才到北新桥，一直到我家。在大雨中，我拨开雨篷，好奇地看着雨中的街景，看蹬三轮车师傅的穿着雨衣的背影，他那一双粗犷的脚给我印象很深。
回到我家大概已经九十点钟了。我妈在侨委大院的门口传达室等我。见我给胡主席献花回来了，她高兴地撑着雨伞把我搂着回家，给我换下被雨水淋湿的衣服……
多年以后在广州，我在酒酣耳热之际，对一帮同行小朋友们说：“哥哥不是吹牛皮，如果1958年我爸妈不被打成‘右倾’和‘右派’，我就有可能在那年的国庆节上天安门给毛主席献花了……”不过，前年在广州的北京育才学校同学会的聚会上，我还真遇上了当年那位给毛主席献花的“大哥哥”，他叫王小怀，现在是一位年逾花甲的放射科军医，在广州陆军医院工作。他告诉我，在他之后，国庆典礼就取消了由少先队员跑上天安门给毛主席献花的环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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⒊ 北京侨委大院的日子（1）
老房子里藏着蛇
华侨事务委员会的机关宿舍，最早是在北新桥王大人胡同10号（当年叫报恩寺10号）。那是一个大杂院，由很多四合院组成。我家所在的四合院，南房和北房各有三间，我们住在南面三间，北面是政策研究室主任卢心远一家。
卢伯伯是###人士，印象中他身材很高大，卢太太却很矮小，经常穿着一身旗袍。卢家管教子女很严格。他家有两个大哥哥和一个大姐姐。卢迈，和我一样大，经常和我一起玩。有一次，我们和其他院的小孩儿一起玩时，把放在走廊里的一个大铁床碰倒了，砸到了卢迈头上，把他砸得头破血流，哭得很厉害。
10号大院是太老了。有一次，大家在睡午觉，听到隔壁院子传来大人小孩的惊叫声：“有蛇啊，有蛇啊！”大家纷纷跑出屋子。有个叔叔从屋子里提出一条一米多长的花斑蛇来。后来蛇被大家打死了。现在想来，那老房子应该有几百年了，才会藏着蛇。那时整个北京城都已经很破败了。
记得有一年寒假时，我爸扛回来一个收音机，是苏联产的伏尔加河牌的。收音机中间有个绿色的“猫眼”，会随着音量的大小而闪动，很有趣。我爸每天早上都打开收音机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新闻节目。现在这个收音机已经成了老古董了，它至今还能用。
那时候，大人都警告我们别走出大院的大门，吓唬我们说：外面街上有很多野孩子，而且还说外面有“拍花子”的，他往你头上一拍，你就迷迷糊糊地跟他走了。我们就真的不敢出去了。
晚上睡不着觉，我爸就哄我跟我弟弟，给我们讲故事。讲小蚂蚁爬上三轮车浪迹天涯的故事。爸爸还爱给我们画画，他最爱画小咯咯（小鸡）。有一次，我爸到幼儿园接我的时候，托儿所的阿姨就对他说：“哇，你是画家？给我们画幅画吧。”原来，阿姨问我爸爸是干什么的，我就说爸爸是画画的，那时我也不知道爸爸是干什么的。
有一个星期天，我爸和我妈带我和侨委的叔叔阿姨们一起去游颐和园。他们大人又是划船，又是游泳；休息的时候，他们坐在昆明湖边喝着茶，嗑着瓜子，谈笑风生的。只有我一个小孩，百无聊赖地把下巴搁在桌子上吃着零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