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汉时期
贾谊，天纵其才，十八岁，名闻天下；二十岁，汉文帝召其为“博士”；二十三岁，冷落期到了，被清理出朝廷；二十七岁，皇帝突然想到，便召他回长安，“可怜夜半虚前席，不问苍生问鬼神”！他作《鹏鸟赋》以自喻、作《吊屈原赋》以自伤，而《过秦论》最为人所称道，堪为千古奇文。如此才俊竟徒有经纶之才、空负报国之志，三十三岁忧愤而死。
司马相如，才情出众，汉武帝朝第一畅销书作家，以才华勾引名媛卓文君，抱得美人归，却勾不起汉武帝重用的意思。汉武帝也可谓是他的忠实读者，铁杆粉丝，在相如重病期间，害怕再也读不到他的文章，于是派去他家里去“悉取其书”。但如此出名的司马相如也终未能重用，徒成汉武帝的宫廷弄臣罢了，竟郁郁而终。
司马迁，博闻强志，千古而下，少有的全才，胸怀大志，有“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的宏愿，却只因在朝议上替叛将李陵辩护几句，竟被汉武帝当作牲畜一样给阉了，身受腐刑，只有咬着“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的人生信念，在忧愤中完成煌煌巨著《史记》，最后又在孤寂中死去。
班固，深得“两司马”的衣钵，有司马相如的汉赋八成功力，撰有《两都赋》、《幽通赋》；又有司马迁的春秋笔法，巩固纪传体史书的形式，并开创了“包举一代”的断代史体例，为后世“正史”之楷模。如此之人却不好死，因窦宪案的株连，洛阳令种竞挟私怨，日夜笞辱班固，竟*致死。此时《汉书》未竟，只得由其妹续貂。
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
曹植，出言为论，下笔成文，才子中“超人”，一人独占天下八斗之才，其人生也太让人嘘唏不已。他是一个既得不到父亲曹操的宠爱和赏识，又得不到兄长曹丕的信任和重用的旷世奇才，终生战战兢兢，诚惶诚恐，如履薄冰、如临深渊，一首《七步诗》足见其内心的凄惶，一个可悲、可怜的生不如死的大才子兼公子哥。
嵇康，才高气傲，“竹林七贤”的带头大哥，“学不师受，博览无不该通”，不与世俗同流合污，当竹林哥们山涛向朝廷推荐他做官时，他毅然决然地与山涛绝交，并写下名篇《与山巨源绝交书》，以*志。嵇康隐居竹林，隐身不隐心，司马家欲除之后快，后遭钟会这小人所忌，莫名其妙入狱，终是《广陵散》一曲失传，人头落地，流下碧血数升，年仅三十九岁。
陶渊明，潇洒飘逸，“不戚戚于贫贱，不汲汲于富贵”，二十九岁出仕，任江祭酒，因出身问题而发育不良，直至四十一岁仍为彭泽令这类芝麻绿豆官，终不为五斗米折腰，以傲岸的身姿逃离了奴颜媚骨的官场，从此“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躬耕自资。归隐后的陶渊明过着贫病交加的日子，为宽慰孤寂之心，只有借酒销愁，著文自娱。
刘勰，博古通今，官宦世家子弟，然父亲八岁而亡，致早孤家贫；母二十又亡，因守丧三年而逾婚期，致终生未婚。他笃志好学，一度求官，却无人举荐，只得入定林寺做帮工，完成了“会粹百家句律之长，穷极历代体制之变”的《文心雕龙》，刘勰曾说“操千曲而后知音，观千剑而后识器”，他一生知音未觅，最终凄凉的死在寺庙之中。
谢灵运，自命不凡，出身东晋士族中最高的门第，自负而清高，曾借曹子建之名把牛B吹上天了： “天下才共有一石，曹子建独得八斗，我得一斗，自古及今共用一斗。”他一生想进入权力的中心、政治的高层，怎奈官场似今日这墓地，“墓碑太多，已无用地”，最后却因一诗“韩亡子房奋，秦帝鲁连耻；本自江海人，忠义感君子”，流放广州并被处斩弃市。
唐朝时期
（唐代是值得大书特书的时期，民族融合，经济腾飞，文化核裂变，所以才子最多。然而才子也不好混）
王勃，少年奇才，六岁善辞，十四岁及第，为初唐四杰之一，先因替章怀太子戏作《讨英王鸡檄》，而被唐高宗认为“误人子弟”逐出长安。他游历巴蜀，后再回长安参加科选，却又因私藏官奴曹达险些脑袋搬家，父亲也因此受株连贬为交趾县令，王勃也因此长途跋涉去看望父亲。途中受人之邀写下不朽名篇《藤王阁序》一篇。王勃说“穷且愈坚，不坠青云之志”，结果天妒英才，在此途中溺水惊死，未至而立之年，惜哉。
而同为“初唐四杰”之一骆宾王，七岁便作《鹅》一诗，更是命运多舛，一篇字如匕首、气势磅礴的《为徐敬业讨武曌檄》，竟引得被攻击者牝鸡女皇武则天感慨文才了得，“无人信高洁，谁为表予心”却惶惶的过着亡命徒的生活。继之而后的陈子昂登幽州台录，“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开盛唐诗风之先，却壮志未酬谢，死在射洪县令段简罗织的罪名之中，冤死狱中。
李白，诗中谪仙，抱负不小，属有志青年典范，“仰天大笑出门去，我辈岂是蓬蒿人”得到梨园先生李隆基的召见，兼得其爱人杨肥肥的垂青，得了个什么诗文待诏，给梨园先生和夫人诗文娱乐的差事，说白就是帮闲的“文丑丑”角色，连个屁点大的芝麻官也不是。胸怀大志的太白先生在皇宫很郁闷，“抽刀断水水更流，举杯消愁愁更愁”闹起情绪来，“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使我不开心颜”，一气之下跑出了长安。后来，杨肥肥的干儿子安肚肚造干爹的反，太白先生眼前竟萌生“乱世出英雄”的幻觉，站在心怀不轨的永王李璘那一边。结果入浔阳狱，再流放夜郎，行至巫山，朝廷因关中大旱大赦天下，规定“死者从流，流者免罪”，太白先生已是一包老骨头外加一贫如洗，只得投靠远亲族李阳冰求活，死在当涂。同为诗圣杜甫也经受颠沛流离，死于湘江的一条破烂船中。
温庭筠，晚唐才子，人们都说曹子建七步成诗，这位老兄还真有能耐，竟八叉手下就能整个诗出来，实在是牛人一个，但是像这样的有才华的人，却倍受权贵排挤、压制，数举进士不第，属于光走路不上道的官场动物——仕途驴友。他数次不第，心情当然沮丧，曾流连于秦楼楚馆，结识才女鱼玄机，深得此女之芳心。才子毕竟是才子，吃喝嫖赌还能整出个名堂来，赚了顶“花间词鼻祖”的高帽子。后来，温大才子代人考试，搅乱了科举考试的秩序，便流落于江淮之间，生活十分落魄，曾向扬子院（主管盐铁转运的官方机构）乞钱，结果被兵丁扇了几记耳光，打得满地找牙。为此，温大才子亲自到长安讨要说法，致书公卿大人，申冤鸣不平，朝廷同情了一把，给个国子助教的闲职。在这个岗位上，温大才子也算是整顿组织部选拔干部的不良作风的，结果惹恼了总理杨收，贬成一个县尉，而且一贬再贬，仕途这条路上算是打入了十八层地狱了，结果他就死在掉进十八层地狱的过程，《唐才子传》云“竟流落而死”。
两宋时期
（宋朝赵匡胤虽是以武取天下，却对文人还算仁慈，不擅杀文臣是他规定下来的，所以大宋之天下，是文人最阳光明媚的时期，但也是很难活。）
柳永，柳三变，宋词婉约派带头大哥，人不*枉少年，这位花间*子，可称得上“花柳先生”，混迹于秦楼楚馆，莺歌燕舞，花天酒地，醉生梦死，日子过得*而窘困，几乎是靠给*们填填词打发日子。赵宋皇帝也倒十分欣赏“花柳先生”，喜欢在宫中听听先生的大作，令侍从“歌之再三”。只因花柳先生二次科举未第，作《鹤冲天》发牢骚，埋怨皇帝，让赵宋皇帝心里堵气。花柳先生，自作自受，自讨苦吃，第三次中第了，只等皇帝朱笔圈点放榜，结果看到“花柳先生”的大名，便圈注：“且去浅斟低唱，何要浮名？”柳永只能做白衣卿相，继续自己“我*，故我在”的生活。最后，中华文化史上演了一出“皇帝无情，婊子有义”的诙谐剧。内心孤独的柳永最后在孤独中凄凉而逝，身无分文的他竟然还是那帮歌妓“粉丝”集资营葬。
苏轼，苏东坡，宋词豪放派的带头大哥，这位也是名头很大的才子，王安石变法后，*当立，而苏东坡似乎不偏不倚，做中间派，不想掺这“混局”，认为“京官不好当”，自求外放，便去了杭州做通判，后因乌台诗案，打入死牢，险些人头落地。“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又是“一朝天子一朝臣”，赵宋皇帝神宗一死哲宗立，*倒台，旧党重来，苏轼又自求外放，又回到阔别十六年的杭州任太守，后又被朝廷召回，却因政见不同，又被流放。谁知新旧两党搞起“拉锯战”，*卷土重来，又是一顿政治暴打，贬到广东惠州去了，接着又是海南岛，真是贬到天涯海角。后来诗画皇帝徽宗即位，才召回开封，结果死在归途之中。
陆游，陆放翁，属于多产型文学才子，才子中里中最有血气的一位，一生都想图报国，而立之年考进士，明明是状元及第，用俗话说就是陆大才子揪住了海*，结果竟输给了秦埙。典型的背影输给了背景的案例：陆游身后有的是背影，黑乎乎一片，充其量是江南才子罢了；而秦埙身后有的是背景，风光无限，当朝宰相秦桧的孙子。鳌头占不上手，占龟背就难！陆才子就这样给秦桧这个从头烂到脚的坏货儿给废黜了。后来时来运转，皇帝算是施舍他个进士出身。他的仕途是一塌糊涂，一生不肯屈服于主和派，但是无论他依靠主战派的任何一方，结果也都不大好，都是失败、被贬、被耻笑，弄得青鼻灰脸，只得自谑为“放翁”，直到乘鹤西去见孔大圣人时还想着“但悲不见九州同”，令一咏三叹，真是空负一腔报国热情。
元明清时期
（元明清时期，文人地位沦落了，元、清是少数民族对多数民族的“大一统”，文化心理上自卑自然会对代表先进文化的群体——读书人异常刻薄。而朱元璋是草根皇帝，属于苦大仇深，翻身做了主人，自然也会对有心理优势才子发动一场场血腥“征服战”。所以，这个时期的才子们过得最压抑。）
关汉卿，“杂剧班头”，“生而倜傥，博学能文，多才多艺，滑稽多智，蕴籍*，为一时之冠”，如此出众人物竟混迹于行院勾栏，以“我是个蒸不烂、煮不熟、捶不扁、炒不爆、响当当一粒铜豌豆”自嘲。一生与官场绝缘，只是大元朝太医院一个普通医生而已，可谓弃医从文的鲁迅的革命先驱。虽然没有“学而优则仕”，却成为“元曲”的带头大哥，开辟中国文化新领域。
王冕，元末通儒，幼时家贫，放过牛，属于贫寒士子，屡次应试不第后，将举业文章付之一炬。他奇装异服，有“狂士”风度，堪为杨二疯婆祖宗十八代，经常头戴高帽，身披绿蓑衣，足穿木齿屐，手提木制剑，引吭高歌，往返于市中。或者骑黄牛，持《汉书》诵读。著作郎李孝光欲荐作府吏，冕宣称：“我有田可耕，有书可读，奈何朝夕抱案立于庭下，以供奴役之使！”有关汉卿种子色彩，后朱元璋带兵逼他出山，他不从，一代通儒竟莫名奇妙的作古了。
高启，明初大才子，“吴中四杰”带头大哥，无非是给苏州知府魏观写个上梁文，讨杯薄酒喝喝，一不小心写下“龙蹯虎踞”四个字，成为现行反革命，结果腰斩弃市。腰斩本就是拦腰砍断，卸成二块罢了，而草根皇帝朱元璋哪肯让反革命分子这么好死，下道圣旨要求将高启同学卸成八块。有野史说，卸成八块的高启竟一时死不了，手醮自己的鲜血，连写三个“惨”字。的确很惨。
徐文长，中国式梵高，生时寂寞，死后并为后人顶礼膜拜。他一生遭遇可惟“落魄人间”，出众之才却八次乡试名落孙山。入幕胡宗宪，参加东南沿海抗倭斗争，屡出奇计，搏得“东南第一幕僚”，后严嵩当权，胡宗宪被捕，他深受刺激，一度发狂，精神失常，蓄意自杀，竟然先后九次自杀。后又因疑继室张氏不贞，居然杀之，因此入狱七、八年，获释后，抛开仕途，杜门谢客，最后在“几间东倒西歪屋，一个南腔北调人” 的境遇中结束了一生。死前身边唯有一狗与之相伴，床上连一铺席子都没有，凄凄惨惨。
李贽，少有的思想者，12岁开始作文，26岁中举人，30岁至45岁为官，先后任河南辉县教谕、南京国子监博士、北京国子监博士、北京礼部司务、南京刑部员外郎和郎中，最后出任云南姚安知府。一个思想叛逆者，终以“敢倡乱道，惑世诬民”的罪名收捕，并焚毁他的著作。李贽入狱后，听说朝廷要押解他回福建原籍，他感慨地说：“我年七十有六，死以归为？”于是请一位剃头师傅为他剃头，其间乘人不备夺过剃刀自杀身亡。
金圣叹，学生运动领袖，狂放不羁，能文善诗，因岁试作文怪诞而被黜革，后应科试，名列第一，却绝意仕进，以读书著述为乐。评注不少古典，世称“奇才”。金圣叹因为民喊冤，写下《哭庙文》，骂吴县县令任维初和浙江巡抚朱治国“鼠窝狗盗，偷卖公粮”，带着学生到孔庙痛哭三日，终被处于身首异处之极刑。人头落地时，竟从他耳朵里滚出两个字：“好”！“痛”！
曹雪芹，明清小说的带头大哥，出身于“百年望族”，曾祖起三代世袭江宁织造一职，达六十年之久。后曹父因事受株连，被革职抄家。从此，家道中落，深受颠沛流离之苦，饱尝人间艰辛。晚年，移居北京西郊，竟已举家食粥，靠卖画和朋友救济而生，期间奋笔疾书《红楼梦》，乾隆二十七年，因幼子患天花无钱医治而夭亡，他悲不自胜，积忧成疾，于同年除夕怅然辞世。
郑板桥，“扬州八怪”的带头大哥，“八怪”们对当时盛行于官场的卑污、奸恶、趋炎附势、奉承等作风深恶痛绝。他们以“鲁连”、“介之推”为楷模，至死不愿做官。郑板桥做了官，文采盖世，做官哲学是“吃亏是福”、“难得糊涂”，并煞有介事地再加上个注：“聪明难，糊涂难，由聪明而入糊涂更难”。一生只不过是个七品小官。看来，才子们最多只能做个县官。
二十世纪，新文化运动来到中国。“新文化运动”在中华文化史上被称为继先秦百家争鸣之后的第二次中华民族文化的爆发。产生了不少民国才子，如鲁迅、胡适、徐志摩、郁达夫等等。鲁迅标新立异，虽是革命一生，但也能粉丝拥趸，稿费拿拿，无限风光，在国民党统治下能得以善终；胡适教书育人，学而优则仕，做过驻美大使、北大校长、中央研究院院长等若干职务，也算人尽其用；而徐志摩也算死得其所，这位*才子为养花，四处奔波，死于空难，成就一段*佳话。
新中国成立后，特别是“*”发生后，才子们消失了，郭沫若做了应屁虫，他文品一般水准，人品不可恭维，不过投机尚可，竟成为“才子们”的领袖！另外的茅盾也不过如此，作品影响度不及张恨水、张爱玲不说，就其政治面貌也更是戏剧性：入党，退党，要求再入党，如此反复。其他的，如老舍、傅雷、陈寅恪，死得好惨；就不说了，以免伤心。 电子书 分享网站
也谈知识分子
文/龙之鸣（老虫） QQ：58852736
………
知识分子历来是时代的精神，社会的良心，早在春秋战国时期就有“以天下为己任”，替天行道，为民请命的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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