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王维君夫妇会面的人却想打开这把锁，因为只有他所在的那个机构有这样的能力去实现。虽然身上穿的是普通市民的衣服，但他代表了中国最具实力的、最受尊敬的组织机构——中国人民解放军。他是有着传奇色彩的解放军八一队的资深教练，这是以1927年解放军建军的日子命名的球队。球队的前身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时在延安就已经建立了，后来几乎每一年都是全国冠军。经过几十年的时间，解放军在全国各地组建了二十支部队球队，八一队就是王冠上的那颗宝石，是任何一个中国运动员向往的顶峰。由于八一队的阵容有着超强的实力，有三分之二的国家队队员来自那里。最重要的是，一项特权保证了八一队能无往不胜：他们可以从全国各地挑选最好的球员，而不用管球员之前和所在地球队或者省队之间的关系。
1949年解放后，解放军凭借在几乎每一种文体形式——从跳水和体操，到芭蕾和京剧——中的优异表现，建立起自己的赫赫名声。但1991年，冷战结束，前苏联解体，中国进入了经济改革的第二个十年。为了给这段更加温和、和平的时期做好准备，国家把解放军的规模从四百万减到了二百五十万，撤除了大多数的部队体育编制。八一篮球队是少数保留下来的队伍之一，但前所未有地连续三年让全国冠军旁落，如何夺回冠军，再创辉煌成了支撑这个地位不那么稳固的体育帝国最后的支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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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被摒弃的童年（7）
解放军队遇到的问题是，它不再享有人才垄断的优势。各个省队曾经被当成八一队能随意挑选人才的储备库，现在也开始从部队球队选拔体育人才。中国高速发展的经济让各省市有了不断增强的经济和政治实力，北京队在1989年与北京首钢，一个国有的大型集团化的企业，形成合作关系，这是体育步入商业化的第一个标志，逐渐成为八一队最强的竞争对手。
在北京的那次秘密会面中，部队的老教练向王治郅的父母讲述了八一队能给予的优惠条件。他指出，北京队已经有了两个稳定的大个子，蒙克·巴特尔和更有经验的2米16的中锋单涛。八一队是支实力很强的球队，但缺乏一个有统治力的中锋——大郅能很快地补上这个位置，成为八一队的先发球员，那几乎就可以保证他成为中国国家队的一员。最重要的是，他将成为中国最有实力和最有声望的解放军队的一个战士。会面即将结束的时候，八一队的教练提出了一份让大郅离开北京队的计划。这份计划看起来更像是一个神话，似乎很难实现，因为他们需要承担风险，耍一些小花招，以及陷入不可避免的争论中。王治郅的父母会接受这个计划吗？在人生里，他们第一次能自己做选择。
这个计划听起来是非常诱人的。和他们那一代很多不富裕的中国百姓一样，王维君和任焕贞一直受到要尊敬部队的教育。那个时候，大多数的中国人都把解放军当成中国社会最重要、最稳定的力量（一直到今天，上海和北京的大街上，还可以看到“军民一家”的宣传海报）。有一个参军的儿子——更不要说是加入中国最好的篮球队了——就会给任何一个中国家庭带去光荣。“很长一段时间里，参军都是任何一个人最强烈的渴望，”徐济成，电视台的评论员，以前也是八一队队员说，“这样生活就有了保证。成为一个战士，你就自然而然地获得了政治和经济上的起点。即使你退役离开部队了，管理退伍军人的部门会为你找一份好的工作，一个家，甚至一个妻子。”夏松，和八一队关系密切的篮球经纪人，更加坦率地评论说：“如果你能代表解放军，穿上八一队的制服，你就自动地成了一个英雄。”
和几乎绝大多数中国家庭一样，任焕贞和王维君很想得到这样的敬意。现在，他们奇迹般地有了一个机会，为自己，还有家人。那无疑是一个重大的决定。让八一队挑走自己的儿子，就意味着儿子的童年就此结束，这个十四岁的孩子就要成为一个专业的篮球运动员。一旦大郅离开，在他当运动员的那么多年里，每年就只能有几次机会和父母见面。八一队的教练还向他们展示了大郅非常具有诱惑性的未来：他能成为受人尊敬的战士，为实力强劲的八一队效力，以及成为中国参加奥运会队伍的一员。
任焕贞既紧张又兴奋地结束了这次秘密的会面。当她回到家的时候，她想起了自己的朋友刘玉民——任焕贞以前的队友，和王家一直保持着非常亲密的友谊。在这样敏感的时刻，被尊称为“刘妈妈”的刘玉民是她仅有的能信任的领导。
“八一队看中了我的儿子。”任焕贞说。
“真的？”刘玉民吃惊地问。
“是的，你怎么想？”
“那么，你打算怎么样？”刘玉民说。
“我想让儿子去八一队。”
刘妈妈沉默了，不确定应该怎样回答。她是以朋友的身份和任焕贞进行这次交谈的，但体委最高领导的身份（她是主管北京队的领导）又使她有义务按照规定办事。如果刘玉民支持大郅去八一队的计划，那可能就是对体委规章制度的公然违背。如果反对，她可能就伤害了好朋友的感情，甚至可能毁了她这个干儿子的未来。
“别担心，”刘妈妈仔细地选择着自己的措辞，“不管大郅最后参加了哪个队，他都会成为祖国最好的球员。”
这样让人安心的言语，明显地使任焕贞做出了决定。虽然让王治郅加入八一队的决定，谁也不知道最后会是怎么样的结果，但任焕贞和王维君都很清楚，如果错过这个机会，那么儿子就很难再有这样的机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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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被摒弃的童年（8）
1991年12月的一个夜晚，王治郅背着一个粗呢制的大包，登上了八一队来接他的汽车，向父母说了再见。道别就像一个古老的成人仪式，这个孩子努力想表现得像一个长大的男人。几秒钟后，汽车消失在了茫茫的夜幕里。
第三章 机器上的齿轮（1）
上海的一个冬夜里，孩子们奔跑的身影差不多都隐没在黑暗中了。沥青铺成的篮球场在夜色里已经显得很模糊，气温也降到了接近零度。不过对正在边线外大声喊着口令的李章明来说，2003年12月的这个晚上，热身才刚刚开始。这位四十四岁的严厉的教练，长着浓而弯曲的眉毛，他已经在上海徐汇区少体校给小运动员们当了二十年的教练，其中有五年时间，他的学生里有一个叫姚明的孩子。李章明的日常训练——总共将近三小时的训练课，还沿袭着很久以前来自前苏联的训练模式——并没有发生很大的变化。训练会一直持续到晚上，李章明并不会理会小球员们对寒冷和黑暗的抱怨，还有送他们回家时孩子们疲劳的话语。
小球员们的年纪都在十一岁到十三岁之间，正在做三打二的快攻练习，还有一系列不断重复的、篮球运动最基本的训练。在世界上其他地方，这个年龄段的孩子，基本都是在大声叫喊着争球，为精彩的动作叫好，或者嘲笑别人投歪的球。可这些年轻的中国球员，在逐渐来临的夜幕中，随着枯燥的叫喊进行训练。在冬日寒冷的空气里，仅有的声音是篮球弹到地面上的砰砰声和球鞋与冰冷的沥青地面摩擦的声响——偶尔还有从边线传来的口令。
李教练竖起自己海军蓝夹克的领子，好裹住自己的脖子，这时什么东西吸引了他的注意力。一个高个男孩在四米半的地方把球投到了篮圈上，而没有按照要求把球传给插到篮下的队友。李章明吹响了哨子，大步走向那个进攻队员，这个孩子低着头等着接受预料中的惩罚。对着这个十一岁的孩子，李教练生气地骂出了一连串的上海方言。
“你不能糊弄这块球场上的人！”李章明喊道，“如果你总是投出这样愚蠢的投篮而拒绝传球，你能有什么好处？”
孩子紧张地沉默着。
“用用你的脑子！”李教练靠近孩子的脸喊道。
接下来，李教练向孩子们发出了下一个指令。几秒钟里，球员们下蹲做出防守动作，朝着球场另一边的底线做“Z”字形的前后移动。接下来的一个小时，孩子们必须一直做跑和跳的训练——全速跑，蛙跳，折返跑。这本身并没有惩罚性质，只是他们每天正常的训练项目，尤其是在冬天，逐渐变浓的夜色让李教练没有其他的选择。训练快结束的时候，孩子们都疲倦地叉着腰。没有人抱怨。甚至没有人说话。
在今天充满各种文化象征的中国，儒家文化在传统的体育范围里依然非常盛行。从金字塔的顶端（国家队）到庞大的底部（在三千五百多所业余体校接受训练的几十万年轻运动员），这个体系里所有的年轻运动员的表现，很好地定义了什么叫谦恭。徐汇区体校在这个体系里可能只属于比较低的一个层面，但即使在那里，年轻的体操选手、游泳选手和篮球选手，都把他们的教练看成是师长、监护人。和其他几十万被选进体校的小运动员们一样，这些孩子很清楚他们不是到这里来体验比赛的乐趣和运动的激情的。他们的任务很简单：那就是为国争光。姚明的父亲年轻时来徐汇区体校训练时就学过这一课；姚明1989年来到这里，在李章明机警的目光下开始艰苦训练的时候，也将学到这一课。
因为是在中国经济刚开始复苏的时候出生的，姚明可以说是过去四十年里，中国第一代能够体验到实现个人抱负后的快乐的一部分人。小时候，他梦想能够成为开拓新世界的探索者，而不是回到父母那一辈人的旧世界里。“我总是想成为一个考古学家，可以到处去探险，”姚明带着点壮志未酬的表情说，“当然，在那些很小的洞里爬进爬出对我来说太难了。”不过，更难的是他无法回避从出生开始就被预定好的命运。在中国社会，个人的理想逐渐变得重要起来——姚明有很多本来应该是接受国家分配的同学，都自己选择了事业——但是像姚明这样，有着上天给予的身高的运动员，却享受不到这种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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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机器上的齿轮（2）
当父母告诉姚明他要被送去接受篮球训练时——他那时还不到九岁——他没有说什么，既没有反对，也没有说愿意。他一直是个乖孩子，于是就按照吩咐站在小学门口等那个在今后五年里将会主导他的生活的人：李章明。头发蓬乱的李教练那时三十岁，骑着自行车带着姚明穿行在上海迷宫一般的小巷子里，到徐汇区少体校训练，时间是每周五个下午，加上周六。“一开始，感觉就像是被迫的。”姚明后来回忆说，他把自己接受训练的缘由归结为，“纯粹是为了我的父母，因为我很尊敬他们。”他不想让他们感到失望。
训练的第一天，李教练让孩子们排好队练蛙跳。在其他孩子跳着穿过球场的时候，姚明姿势难看地弯着腰，把双手背到身后，还要互相钩住。李教练说，他跳不起来，因为他粗壮的长腿没有什么爆发力。那天，其他男孩子绕着场地全速地跑了四圈。姚明停下来的时候几乎要倒在场地上了，大口地喘着粗气。“他缺乏速度和耐力，”李章明说，“他的骨头还没有发育好，心脏功能也很弱。”
姚明的身高和笨拙，让他从一开始就成了别人嘲笑的对象。体校足球队的一些人，在一个绰号叫“黄毛”的好斗的家伙带领下，总是不客气地捉弄姚明。他们跳到他的背上，模仿他笨拙的步伐，还用手指关节敲他的脑袋。这些调皮鬼还拿姚明的体格开玩笑。因为身体还没有发育好，他的腿很粗，臀部看上去是凸起的，于是他们说姚明看上去像个“胖企鹅”。
这样的嘲笑让姚明很窘迫，不过和艰苦的训练比起来，这可算不了什么。每天，李教练都会让孩子们跑到近乎虚脱，跳到两腿发软，投篮投到胳膊都抬不起来。瘦长的身材和比较差的协调性，让姚明很难完成哪怕一半的训练量，即使他能，也要远远地落在比他敏捷得多的队友后面。
姚明和队友们很快学会了什么叫“吃苦”，尤其是在进行纯粹的、枯燥到让人麻木的基础训练时。身体的拉伸运动，跑步，投篮，运球，快攻，跳投，然后再是跑步，日复一日。而且这时候的基础训练，不管运动员身材大小，打球的位置和技术，人人都要进行。一遍又一遍地做同样的练习，不仅仅会让人感觉厌倦，有时候还起着事倍功半的效果（可毕竟像篮球这样的团队项目，这种大量、简单的重复训练是需要的），还会消磨掉年轻人的活力。姚明在离开体校后曾这样说，“和美国的教练不一样，因为你想去做一件事，他们就会鼓励你去做”，而中国的教练更多是让你重复，“于是你就体验不到做这件事的乐趣了。”
十年，姚明对篮球真正产生兴趣大概花了十年的时间，变化的产生并不是因为他的教练，而是其他的人。
1990年亚运会上占压倒性优势的金牌数，大大地增强了民族自豪感，也在国际上建立起中国的形象。姚明和他的小队友们每周都会上几堂爱国主义课，包括其他运动员——从身处金字塔顶的国家队到构成基石的体校。
然而，每个人都会有生活的压力。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中国高速发展的经济使人民的生活水平有了很大的提升。但是对篮球运动员来说，获得一份不错的收入看起来还只是一个比较遥远的梦想。“金牌战略”的提出，使体育系统开始实行奖金制度。但奖励的对象基本是获得奥运金牌的运动员，比如跳水、体操、射击甚至皮划艇选手。篮球队由于很难有机会在奥运会上赢得奖牌，就得不到足够的重视。许多省队解散了，剩下的专业队队员，一年只有一千多元的收入。
姚明的父母并没有指望儿子能够靠打篮球过上优裕的生活，但是从他们决定把儿子送到体校的那一天起，他们就鼓励他尽其所能。当姚明训练后筋疲力尽地回到家，想退出球队的时候，父亲会把他带到自家那栋楼后面，对着钉在自行车棚上的铁篮圈练投篮。和美国家庭玩的游戏不同，他们之间的游戏很简单。每次姚明投中一个球，姚志源就答应给他买一个小礼物——算得上是一个简单版的“金牌战略”吧。“我父亲在比赛时向我行贿！”姚明用一种嘲弄的语气回忆道。
第三章 机器上的齿轮（3）
他的母亲则尝试着另一种策略。姚明九岁时，有一次，大方搞到了两张从美国来访问的哈林篮球队的球票。以前他们从来没有见过篮球能打得这样富有趣味。球场还是正规比赛同样的球场，可这些来访的球员——几乎全是非洲裔美国人——使这项运动看上去是那么有趣、生动。一个球员先是用手指顶着转动的球，然后把球传给切入的队友，完成了一个华丽的扣篮，这在只有三步上篮的中国是非常少见的。观众们发出了欣喜的惊叹。“我想那次看球的经历对姚明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大方说，“他们把篮球变成了一场表演秀，一种娱乐形式。”
哈林篮球队的表演提升了姚明的热情，可他还是躲不掉严酷的现实，那就是他必须回体校接受新手们的基础训练。“姚明不想来这里，”李教练这样回忆，“但他脾气太好了，总是按照别人教他的去做。”
然而即使是最乖的孩子，偶尔也会有反抗的想法。一次，姚明还在徐汇区体校接受半天制的训练时，他所在的小学在一个下午组织了一次到上海市少年宫的活动。姚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