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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机器上的齿轮（7）
中国的体校和训练中心都是效仿解放军的体育训练模式。但是八一队是最早开始的也是最艰苦的。在红山口这样的部队驻地，运动员在早上五点半起床是再正常不过的了，跑上四五千米，投上几百次篮——这都是在早饭前完成的。这就是军人特有的生活。“我们真正的优势并不在于我们拥有中国最好的运动员，而是我们有最强的精神。”性格开朗的范斌这样说。这位经验丰富的控球后卫在没能长到预计身高的不利条件下，顽强地靠自己的努力进入了八一队（教练估计他能长到1米93，可他只长到了1米79）。“别的球队也有天才球员，”范斌说，“可没有人能和我们一样吃苦。”
八一队的训练每天都要进行，一年里从不间断，只有大概两周的时间用来参加比赛，还有一周休假。和其他小队员一样，大郅也和两个老队员合住一间宿舍——他们是他的“临时监护人”——这样能让他更好地成为一个合格的军人运动员。这位中锋最早的两位老师都是战功赫赫的老后卫：来自新疆的有点早谢的组织后卫阿的江和范斌。“在八一队，我们被教导要用军人的态度来对待所做的每一件事。”范斌说，他总是戴着护目镜参加比赛，这让他看上去就像是一个二战时将要投入战斗的轰炸机投弹员。“大郅急切地想证明他自己。但和其他人一样，他要遵守纪律。”
几年后，当被问及在八一队的训练对他有什么改变时，王治郅耸耸肩回答：“能把圆的变成方的，把方的变成圆的。”意思就是：什么都能改变过来。
对这个生性活跃的年轻人来说，最难学的一件事情是保持克制。不管在什么样的场合——紧张的比赛，裁判的吹罚，奇迹般的压哨胜利——八一队的队员都被要求尽量控制自己的感情。在场下，大郅的情绪会随着比赛的胜利和失败而变得兴奋或者郁闷；但一上场，他学会了给自己戴上一副不动声色的面具，不让人看出他是高兴还是愤怒，已经竭尽全力还是神游物外。这样貌似木然的外表让他的很多精彩表演看上去似乎毫不费力，也使他有时显得有些懒散和孤僻。
克制还不仅限于隐藏自己的感情。中国的运动员，尤其是八一队的部队运动员，常常被期望能够战胜伤痛去参加比赛。这种期望部分是来自一种根深蒂固的观念，那就是没有任何事——即使是很严重的伤——能够打败一个忠诚的军人所拥有的巨大的自我牺牲精神。最生动的例子是刘玉栋，这位留着平头的2米03的前锋队员，有着顽强的精神和勇士的意志。他是一个极其出色的得分手，有一个赛季刚开始，他的膝盖就受了伤，但是八一队需要他为球队带来又一个全国冠军奖杯，于是刘玉栋靠一双受伤的膝盖打完了整个赛季。他的擦板投篮依然精准无比，每场能够得到30多分，可刘玉栋一直忍着巨大的痛苦，蹒跚着在场上跑动。当赛季结束的时候——八一队夺得了冠军奖杯——刘玉栋终于接受了关节内窥镜手术。从他伤势严重的膝盖取出了十块碎骨，部队的医生捧着这些碎骨就好像是捧着从战斗英雄身上取出的炮弹片。“普通人在这样的伤痛下几乎已经不能走路了，”医生说，“这些勇敢的运动员给我们好好上了一课。”
大郅相信自己能成为刘玉栋那样的明星，虽然没有人公开地说过他是球队重点培养的对象。可那时还瘦得像根筷子的大郅，已经比成年队的任何一个球员都要高了。每个人都知道，八一队最高层的教练们都在期望能有一个既能在场上奔跑又能投三分球的大个子。最后一个在中国篮球史上留下印记的，是出自八一队的中锋穆铁柱，一个身高2米28的站桩型中锋，他的移动步伐非常差，以至于教练会开玩笑说他整个十五年的职业生涯都花在了在篮下种树上。八一队的同城对手北京队，有两个杀伤力巨大的中锋，包括身材魁梧、来自内蒙古的身高2米12的巨人蒙克·巴特尔。但是王治郅代表了一种全新的类型——行动敏捷的大个子——八一队很急切地想让他尽快成材，填补球队的空缺。1993年，王治郅在十六岁生日后不久，成为历史上进入八一成年队的年纪最小的队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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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试验（1）
当那些穿着实验室制服的人来到徐汇区少体校的时候，姚明和其他年轻的篮球选手们已经准备要去健身房继续训练了。那里条件非常简陋，没有取暖设备，一阵阵的冷风从一排破败的窗户吹进来。因为那是惩罚性的训练，所以当李章明教练宣布训练取消时，每个孩子都松了一口气。能有一天从严格的训练中逃脱出来，这样的事情听起来实在太美妙了，以至于都不敢相信那是真的了。
不过他们的幻想，在李教练解释推迟训练的原因时破灭了。他说，今天体育科研所派医生来体校，打算为这些小选手做一次体检。男孩们发出了抱怨的声音。如果说有一件事情和额外地绕着健身房跑上二十圈一样让他们感到害怕的，那就是这些突如其来的身体检查。在上海，有些运动员会开玩笑地把这些医生称为“老怪物”。
姚明和班上其他的男孩子一起爬到学校的行政楼楼上。在二楼走廊的尽头有一间教室，那是所有不同年龄、不同体型和不同训练项目的运动员每天早上都要集中上物理和政治课的地方。在另一头则是学校领导们的办公室，包括党委书记徐为丽。不过学校最神圣的地方，是靠近楼梯的一个仿佛消过毒一般、不怎么引人注目的小房间，门上的钢印标牌上写着几个字：天才选拔办公室。
孩子们在走廊里显得有些坐立不安，而医生每隔一段时间打开门喊出一个人的名字，然后是另一个。最后，轮到了姚明。
如果是和一般小选手的体检过程一样，姚明会很快赤裸着站在天才选拔办公室里，接受两个医生的全身检查。他们严密地跟踪姚明的身体发育状况已经好几年了，而现在，这个孩子已经长得比他们两人都要高了。姚明那时十二岁，身高1米88，他的体格看上去仿佛是把两个不同的人的躯干拼在了一块儿：两条腿很粗壮，而支撑着的上半身却瘦得连肋骨都凸了出来。
这两个为运动员做体检的医生算不上是陌生人。在姚明那天步入天才选拔办公室的时候，他们对这个孩子的成长已经搜集整理了大量的资料，汇总了过去整整三年里所有检查的结果。事实上，甚至可以说医生们在姚明生下来之前就已经认识他了。作为上海体育科学研究所的医学专家，他们和姚明的母亲其实是同属一个工作单位。大方1980年怀孕的时候，引起了研究所职工们巨大的好奇心。当她把自己体格超大的婴儿带进办公室，同事们把孩子传来传去，争相逗弄着他。不过对后来来看姚明的运动学医生来说，那就不是普通礼节上的拜访了。这个婴儿将成为他们最重要的试验的一个组成部分：把一个具有天生遗传特性的孩子变成中国历史上最好的篮球选手。
中国的体育系统相信，依靠现代科技和古代智慧的结合，他们能够培养出一大批世界冠军级别的运动员。国家的领导人很清楚，成功不可能仅仅依靠资金、设备和不断重复的训练，还需要大量基因方面的筛选，在未来之星们还很小的时候就能把他们选拔出来。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期开始，教练和负责选拔的人员就走遍了全国各地，依靠随身携带的诸如《运动天才的鉴定法》和《选拔运动员的规律和方法》这样的手册寻找有潜质的运动员。即使到今天，人们还能在徐汇区少体校“天才选拔办公室”的玻璃桌面下，看到一张列表，上面是中国的科学家们为七岁和七岁以上的小运动员们制定的选拔标准，包括身高（坐高和站立高度）、体重、臂展、垂直摸高、跳跃能力（向前和横向的跳跃）、奔跑速度（全速跑和长跑）、反应时间和心率。
一个运动员是否拥有理想的潜质，要根据不同的运动来决定。比如，选拔有天赋的举重选手，就要寻找相对矮胖的孩子，年龄一般是九岁到十岁，有着强壮的腿和较短的躯干。游泳选手通常是选五六岁的孩子，甚至有些孩子还没有下过水，这要看他们的体能、体重，还有在四十米水池里的速度。有潜力的跳水选手，一般年纪都非常小，必须具备协调性，要胆子大，有良好的跳跃能力，还有比较小的臀部，这样能把入水时溅起的水花减到最小的程度。篮球项目，在过去五十年里，对中国教练来说，唯一一项真正有意义的衡量数据就是身高。在中国，选拔身材最高大的孩子的训练营非常普遍，如果你今天在上海的街头偶遇一个身高在1米88以上的中年人，那他的孩子有很大的几率是被送到体校去了。现在，中国的孩子有比以前更多的选择，但那些长得非常高的孩子还是很有可能会被体校挑走，从而走上篮球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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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试验（2）
在西方，研究长高的科学最多被认为是一种模糊理论。一个人的身高一般被认为是一种复杂又带着点偶然性的、自然和营养两方面结合的结果，由成千上万种遗传因子（控制着从骨头的构成，到产生刺激生长发育的荷尔蒙的一切因子）和几乎同样多的环境因素（从睡眠和营养到水环境的质量）互相影响造成。大多数科学家都同意，要预测一个孩子未来的身高，最好的办法就是看他父母的身高。但即使这也不是完全值得信赖的，毕竟，NBA历史上最高的两个球员——2米31的乔治·穆雷桑和玛努特·波尔——他们的双亲没有一个身高超过1米77。
不过中国的科学家似乎认为他们已经要揭开身高之谜了。国家的体育系统几乎控制着所有会影响身高的环境因素，从运动员的睡眠姿势到营养的摄取。然后剩下的，就是医生和教练在尽可能早的年龄，选拔出具有遗传优势的孩子，在还来得及的时候使他们培养出成为顶尖运动员所必需的技术和协调能力。
那天去徐汇区少体校的两个科学家，每年都会带走姚明的手和腕部的X光照片，以测定他的骨龄：从理论上来讲，手腕上部三块骨头之间的软组织——或者说软骨——之间的空隙越大，人还能继续生长的时间就越长。如果这种测量持续好多年，科学家就能估算出孩子剩余的生长时间，并且能得出一个比较精确的、未来能够达到的身高（在X光机在中国开始使用之前，科学家们曾仅靠触摸和尺子来估算骨头之间空隙的长度）。检查得出的结论是，姚明十二岁时，骨头间的空隙还非常大，表明今后他还有很多年的能快速长高的时间。
对“骨龄”的信任，在中国的体育系统里传播得非常广泛，以至于使“骨龄”附带上了一种非常神秘的重要性。但实际这并不牢靠。在上海，科学家们发现，“骨龄”并不能完全精确地预测出孩子未来的身高。由于基因代码里有一些比较独特的变化，一些预计能长成具有统治力的、超过2米13的大个子的运动员，仅仅长到了1米8多一点。后来，上海的科学家找到了一些更好的办法。“根据测骨龄做出的预测，当时只能达到80％的正确率。”徐汇区体校的教练王齐敏，坐在自己的办公桌后面这样说，身边还有他的女儿王芸（音译），王芸也曾经是个篮球队员，她的身高比预计的1米80矮了10厘米。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前期，他曾表示，“上海的一些科学家找到了另一种方法，和测‘骨龄’结合起来，能把预测的准确率提高到98％。现在估计出的结果与实际哪怕差一两厘米都是非常少见的。”
另一种方法，最早也是由姚明母亲所供职的体育科学研究所发展出来的，其关键是在于年轻运动员的发育期。科学家测算孩子们发育期延续的时间长短，然后估算出他们还剩下多少生长的时间。像跳水和体操这样的运动项目，运动员需要有很高的柔韧性和比较轻的体重，青春期的发育对运动员的职业生涯几乎是致命的。在篮球项目上，身高的地位几乎和圣杯一样神圣，科学家发现最能长的，往往是那些青春期开始较晚，并且持续时间比较长的人。这正好是姚明身上发生的。那就是一个很有希望的兆头。
那天检查结束后，医生们回到了体育运动研究中心，仔细地研究着姚明的体检报告。在为运动员做体检的这些年里，他们从来没有见过这样一份数据报告。徐汇区少体校所有年轻篮球选手的身高，在他们这个年龄段里都是不同寻常的，但姚明比其余所有人都要高——而且他甚至都还没有到发育期。根据他们收集的数据资料，医生们开始估算这些孩子们将来可能的身高。而计算得出的第一个身高，实在是太令人觉得滑稽，以至于他们都认为自己算错了。但是在经过一遍又一遍的演算后，每次得出的数字还是一样。最后他们的报告指出，姚明将会长得比上海历史上任何一个中锋都要高。如果条件合适，他们估计姚明会长到神话一般的2米23，也就是将近7英尺4英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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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试验（3）
更令人不可思议的是，这个预估还是少了。
这本深黑色的笔记本总是被锁在那位科学家的木制书桌的中间抽屉里。开抽屉的钥匙只有一把，卫国平——上海体育运动技术学院副研究员——每时每刻都把钥匙藏在右边的裤子口袋里。在采访者向卫国平问起这些数据记录时，这位热情的、戴着深度近视眼镜的五十八岁老人，打开抽屉，取出笔记本，小心翼翼地抚平写满他仔细的文字记录和手绘表格的、有些褪色的纸张。这本黑色的笔记本并不是“达·芬奇密码”，可在这位科学家眼里，它和“达·芬奇密码”一样珍贵，因为这里面是他一生事业的顶点——姚明成功的秘密。
在查阅完这本笔记后，卫国平立刻把它锁进抽屉，将钥匙深深地塞进自己的口袋，惟恐那一双双充满好奇的眼睛在他的试验数据上多停留一秒钟。他为自己这种神秘的举动道歉，并解释说他没有被授权可以让其他任何人看这本笔记。“这是内部信息。”他说。这个在中国使用频率最高的官方词汇，“内部”，几乎就等同于“绝密”。然后，就像以前在敏感时期常做的那样，卫国平背诵了一句毛主席语录，是说中医药是人们强身健体的秘密——这个秘密大概是中国人必须珍视的。
姚明来到体育运动技术学院位于上海郊区的梅陇基地，开始接受全日制训练的时候只有十三岁。那是1994年3月，按照姚明的前教练李章明略显生硬的评价，他还是“对篮球没有感觉”。可那时他已经接近1米98，上海体委的领导决定让他接受更加科学的训练，以帮助他发挥出所有的潜力——还有他所有的身高潜力。一般来说，在中国，小于十六岁的运动员是不被允许和专业队一起训练的，但姚明是个特例。这个孩子很清楚自己的年龄是个敏感的话题——没人觉得球队让他参加训练是遵守了规定——但有时候他也会利用自己的这个优势。一次训练时，当助理教练、姚家的老朋友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