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帝居轩辕之丘，而娶于西陵之女，是为嫘祖。嫘祖为黄帝正妃，生二子，其后皆有天下：其一曰玄嚣，是为青阳，青阳降居江水；其二曰昌意，降居若水。昌意娶蜀山氏女，曰昌仆，生高阳……是为帝颛顼也。”（《史记&；#8226；五帝本纪》）
“西陵之女”的娘家，有人说在西陵峡一带，也有人认为在四川省的盐亭县，距嘉陵江中游的阆中不远。嫘祖的两个儿子，一个居若水，一个居江水，都和巴蜀有关，二儿子昌意再与蜀山氏联姻，更是亲上加亲。昌意的儿子高阳，即五帝之一的颛顼，算起来也有四分之三的南方血统。难怪后来就连清高的屈原也未能免俗，顺着这条线索把自己的身世和黄帝一族扯上关系：“帝高阳之苗裔兮，朕皇考曰伯庸。”（《离骚》）
对巴国的怀柔和渗透，到帝舜时代也没有间断，甚至还派他的儿子无淫去当了卧底：“有琶裰鬯瓷抟蹬处。是谓巫琶瘛！保ā渡胶＞�&；#8226；大荒南经》）后来，因治水而进入长江中上游地区的大禹，也注意到巴蜀这两股不能忽视的力量。试想，如果能使新兴的巴国为己所用，就等于在三苗的西方山岭和江水上游伏下了一招杀棋，在将来征伐三苗的战役中形成钳形攻势，大大减轻正面战场的压力。聪明的大禹随即在重庆娶了涂山氏为妻，也做了巴人的女婿，不费一兵一卒，就与巴国结为盟友。
“……及禹治水命州，巴、蜀以属梁州。禹娶于涂山，辛、壬、癸、甲而去。生子启，呱呱啼，不及视。三过其门而不入室，务在救时。今江州涂山是也，帝禹之庙铭存焉。”（晋&；#8226；常璩《华阳国志&；#8226；巴志》）
不仅如此，大禹还在丈母娘家举行过联盟大会：“禹合诸侯于涂山”（《左传&；#8226；哀公七年》）。这样，大禹与巴蜀结为姻盟，再次征伐三苗，于是就有了前面提到的誓师和决战。
取得治水和伐苗双重功绩的大禹，志得意满，将天下划为九州（《尚书&；#8226；禹贡》），其中巴、蜀属梁州（“梁”就是桥梁的意思），后来又改称益州。此时的中华大地，已是炎黄独尊的单极世界。为了感谢各诸侯国的捧场，大禹以华夏宗主的身份，在会稽召开了第一次“联合国全会”（约4100年前）。这次非同寻常的会议，传递出一个让人振奋的信息：古老的中国，即将开启虞夏王朝的先河！
“禹会诸侯于会稽，执玉帛者万国，巴蜀往焉。”（《华阳国志&；#8226；巴志》）
在热热闹闹的会场上，巴蜀两国的使者无疑占据着显赫的位置。而且从夏禹时代开始，古代巴国与中原文明的关系开始进入一个相对稳定的蜜月期。这段交情，在巴人后来的记忆里保留了很长一段时间。巴国作为夏王朝南部的友好邻邦和战略盟友，在当时享受着很高的礼遇。双方亲如兄弟，不仅经贸互通、政治互信，有时甚至还交换干部：
“帝启八年，帝使孟涂如巴莅讼。”（《竹书纪年 》）
《竹书纪年》据说是战国时魏国的史书，西晋太康年间有人盗墓得到它的原稿。原稿为竹简，因此称为《竹书》或《竹书纪年》，是我国最古老的史书之一。“帝启”是大禹和涂山氏生的儿子。这位童年时代只见过治水工地上父亲忙碌的背影的孩子，就是后来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王朝——夏朝的第一位国君！
几乎同样的内容，在《山海经&；#8226；海内南经》中还有更为详细的记载。
“夏后启之臣曰孟涂，是司神于巴。人请讼于孟涂之所，其衣有血者乃执之。是请生，在丹山西。丹山在丹阳南，丹阳居属也。”《山海经&；#8226；海内南经》
《水经注&；#8226；江水》引郭璞云：“丹山在丹阳，属巴。”不少人认为，此处丹阳应在如今的秭归，这位受命于启而“司神于巴”的孟涂，原来家在三峡，和大诗人屈原还是同乡！
沧桑变幻，时过境迁。屈原时代的巴人，早已退隐川东，国破家亡。而孟涂的家乡、神女的阳台，也已沦为楚地多年。屈原生在巴乡而不自知，跑去做了楚怀王的贤臣。历史绕了一个圈，仿佛又回到起点，让人依稀听到廪君那一声叹息——
“廪君望如穴状，叹曰：我新从穴中出，今又入此，奈何！”……
历史，有时就像一台戏，充满了诗意和巧合，甚至还有些宿命的味道。
来历不明的剑
考古学家提出了一个奇怪的问题：巴务相的“剑”，究竟从何而来？
这把剑的确有些蹊跷：“乃共掷剑于石穴”，这剑一定是金属质地。可是找遍所有早期巴文化的遗址，始终没有发现金属器物的痕迹。四千年前巴人的土地上，并不产铜！
青铜时代，曾经是人类文明进程中一道难以逾越的鸿沟。很多著名的史前文化，比如中美洲的玛雅文明，就因为被挡在金属文明以外，没能再向前迈进一步。人类最早接触金属，是在制作石器时发现了天然红铜。距今9000多年的土耳其和伊朗，已开始使用世界上最早的红铜器物。红铜熔点高达1080度，古人只有在制作陶器达到很高水平时，才有足够的高温技术来进行煅烧和加工。再后来，人们学会在铜料当中掺入少量的铅和锡，使它的熔点降到*百度，可以用它来铸造更多的工具和武器，这就是青铜。
可是，廪君手中的剑，显然不可能来自土耳其和伊朗。
4000多年前，实际上还处于新石器时代晚期。这一时期，铜还不能完全替代石器，史学家称之为“铜石并用时代”。从已有的考古资料来看，古代中国进入铜石并用时代的时间要远远晚于西亚和埃及。我国铜矿储量虽大，但在远古时代，却只在有限的几个地方发现过铜矿。当时整个中原地区，也仅有山西南部产铜，传说当地的蚩尤部落因得盐池之利、金属冶炼之法，一度实力雄厚。
长江的上游和下游，铜矿却很丰富。四千年前的四川盆地西南到金沙江畔，就孕育过以三星堆为代表的青铜文明，其光芒甚至盖过了殷墟。湖北大冶的铜绿山是长江流域最早发现的铜矿遗址，后来又不断在江西、安徽等地发现古代铜矿遗址。看看我国史前的陶器历史，不论是起步还是发展，南方都不落后于北方。这说明，我国南方率先进入青铜时代的条件更好！
这柄来历不明的“剑”，难道是来自南方？
过去我们一直以为，只有黄河流域才是中华文明的源头，北方的华夏族始终站在历史发展的前列，代表着生产力发展的最高水平。现在看来，这些观念有些不大对头。
对于中国人的起源，向来争议很大。西方历史学家依据20世纪中叶以前的考古资料，形成一个基本理论，即中华文明源自炎黄，炎黄源自西北的氐羌，而氐羌来自西亚。“西来说”曾一度雄辩地主导过国内的学界，也是我们思维惯性的根源。但随着近几十年来中国境内人类遗址不断被发现，古文化的链条趋于完整，这一观念开始受到冲击。云南“元谋人”、鄂西“建始人”、重庆“巫山人”相继面世，加上上个世纪发现的“长阳人”，使西南一带成为我国远古人类遗址最为密集的地区。由此，中科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黄万波等一批学者响亮地提出：“长江流域大三峡，人类演化的摇篮”！
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地理学意义上的大三峡，甚至有可能是所有东亚人最早的家园。
距今五到七千年前，是史前文明大爆发的时期。农业的发展和生产资源的重新配置，促进了原始部落的迅速融合，中华大地上的人口分布已经和现在十分相似。我国夏代以前的这段历史（史称先夏）虽只剩下传说，但随着考古的深入，结合上古神话传说的研究，历史学家逐渐形成三大族系的概念，即中华民族的三个主要来源——华夏集团、东夷集团和苗蛮集团（徐旭生《中国古史的传说时代》）。其中华夏集团以仰韶文化（陕西）为中心，人文始祖是炎黄二帝；东夷集团以大汶口文化（山东）为起点，人文始祖是太昊和少昊；苗蛮集团以屈家岭文化（湖北）为代表，人文始祖是伏羲和女娲！
在苗蛮族群的传说中，伏羲是创世之祖，被列为“三皇”（伏羲、神农、轩辕）之首，史称“人皇”或“羲皇”。传说他和女娲兄妹通婚，繁育了苗蛮的先民（闻一多《伏羲考》）。这一族群起源于三峡，演进于西南，逐渐繁衍到长江中下游流域和华中、华南，甚至整个东南亚地区。留在三峡一带的原住民，成为巴民族的前身和基本群众。
苗蛮的主体，作为长江下游平原地区原始农业的开发者，据说还一度越过淮河，北上进入黄河流域。因为受到北方民族的打击而南迁的苗蛮人，虞夏以前以洞庭湖、鄱阳湖为中心，聚为三苗。到商代以后，才进一步分裂为百濮和百越族群。
这样一说有些令人难以置信：难道务相的身世，居然和如雷贯耳的伏羲有关？ 。 想看书来
大泽生龙蛇
这并非空穴来风。从远古人们的原始崇拜中，我们似乎也能找到些端倪——巴人以及整个苗蛮族群，其图腾崇拜惊人的一致：他们都崇蛇！
先看巴人。最初，巴人崇虎之风不盛。和“巴”字联系最多的是“蛇”。蛇，简直就是巴人的形象标志：
“西南有巴国，有黑蛇，青首，食象。”（《山海经&；#8226；大荒北经》）
“巴蛇食象，三岁而出其骨，君子服之，无心腹之疾。其为蛇青黄赤黑。一曰黑蛇青首，在犀牛西。”（《山海经&；#8226；海内南经》）
《山海经》对“蛇”情有独钟，一共出现过115次。许慎在《说文&；#8226；巴部》说得很明白：“巴，虫也，或曰食象它，象形。”古人认为，巴人崇蛇，即以蛇形为名。有人认为，《山海经》是苗蛮人的作品，甚至有可能是巴人口授的一部“巫师手册”。
有趣的是，苗蛮民族也自诩为蛇的后代。《说文》对“蛮”的解释是：“南蛮，它种”。对“闽”的解释：“东南越，它种”。“它”是蛇最初的象形字，本意就是“蛇”。按许慎的说法，“蛮” 和东南沿海的“闽”都是以蛇为图腾的民族。民族学家认为，古老的氏族都是以本族的图腾命名的。因此，蛮的本义为蛇，而后才是族称。
事实上，作为苗蛮之祖的伏羲和女娲，一开始也是以半人半蛇的形象出现的。《三皇本纪》（唐&；#8226；司马贞《补史记》）里说过伏羲“蛇身人首，有圣德”，《太平御览》等一些著作中也有类似记载。
问题是，《山海经》中与巴有关的蛇，都极为怪异。简单地说，是大得可怕！人们都不相信有那么大的蛇。连屈原都问：“灵蛇吞象，厥大何如？”（《天问》）
几千年来，人们试图为“巴蛇食象”给出一个合理的解释，结果却莫衷一是。有人望文生义，说“巴蛇”是一种极硕大的蟒蛇，大到能吞下一头“象”，“人心不足蛇吞象”这句话即由来于此；也有人从图腾崇拜角度，说“巴蛇食象”是巴人图腾的夸张描写；还有人推测，这是古代“巴族”吞并“象族”的战争记录，等等。笔者倒以为，“巴蛇”的原型，极有可能就是古时被水流冲刷后裸露于河床的某种大型食草类恐龙骨骼化石。长江流域降雨丰富，常遇洪水冲刷，出现这种现象的机率较大。
“深山大泽，实生龙蛇。”（《左传&；#8226；襄公二十一年》）
自古以来，巴蜀地区、云贵山区及邻近的三峡一带，就是中国境内恐龙和古生物化石分布最为集中的地方。这里出土的“龙骨”，曾被视为上品。南北朝时期的著名药物学家陶弘景，曾提到龙骨“多出益州梁州间，巴中亦有”（《本草经集注》），他讲的益州和梁州，指的是魏灭蜀汉以后将原蜀汉故地分解而成的益、梁二州，实际上就是秦岭以南巴人居住的地方。古籍记载，这一带的“龙骨”之多，令人称奇——“晋、蜀山谷……随地掘之，尽皆龙骨，岂真龙之骨有若此之多，而又皆尽积于梁、益诸山也”（明&；#8226；《本草汇言》）。
当洪水退却，或遇山体滑坡，那些侏罗纪时代留下的、绵延数十米的古动物脊椎遗骸便裸露出来。有经验的猎手，会轻易分辨它们与普通岩石的区别。古籍不乏这样的记载：
“五城县……有水通于巴。玄武山……在县东二里。其山六屈六起。山出龙骨。云龙升其山，值天门闭，不达，堕死于此。后没地中。故掘取得龙骨。”
——（《华阳国志&；#8226；蜀志》）
“五城县”即今四川德阳市中江县。这是我国历史上发现恐龙化石的最早记录！
可以想见，我们的先辈们在最初见到这种庞然大物时，经历了怎样的心灵震撼！古代巴人在现实中没见过如此巨大的动物，而当时龙的概念还尚未形成，只能认为是大蛇。因为对其大小难以度量，聪明的巴人就用更常见的“象”作为参照。“巴蛇食象”四个字，实际上是巴人留给后人的一张对比图片！而“君子服之，无心腹之疾”这句话，也成了后世迷信“龙骨”治病的理论依据。
蛇是十分常见的动物。如果仅仅是地头之蛇，把它安在大神伏羲身上，并不见得如何恭敬，除非这种“蛇”十分特别，或者现实中根本看不到！“因风而化蛇，乃渐成为龙”，联想到前面对“巴蛇食象”的解释，我们若有所悟：也许巴人和苗蛮所崇拜的，并不是普通的蛇，而是古人们在恐龙骨骼基础上附会出来的一种超越现实的神灵——龙。因巨骨而联想到大蛇、因大蛇而附会为蛟龙，恐怕是中国人对“龙”的最初印象。
原来，所谓的“巴蛇”，其实就是最早的“龙”！而“巴”字的形状，应该就是 “龙”的雏形！
“龙图腾，不拘它局部的像马也好，像狗也好，或像鱼、像鸟、像鹿都好，它的主干部分和基本形态却是蛇。”（闻一多《从人首蛇身象谈到龙与图腾》）
在古代的南方人眼里，蛇本来就是世俗化了的龙。甚至直到今天，南方人仍将蛇视为“小龙”，这种对蛇带有些亲近和褒扬意味的观念依然存在。也许正是这个原因，越来越多的人把羲皇尊为中华的“龙祖”。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巴人才是最早的“龙的传人”！
如果说共同的信仰，还不能说明务相和伏羲有什么关系，那我们再来看：最古老的《洛书》中，也记载着“三皇”的故事。
“《洛书》曰：‘人皇始出，继地皇之后，兄弟九人，分理九州，为九囿。人皇居中州，制八辅。’华阳之壤，梁岷之域，是其一囿；囿中之国，则巴蜀矣。”
——（《华阳国志&；#8226；巴志》）
我们已经知道，“人皇”就是伏羲。《左传&；#8226；襄公四年》断言“茫茫禹迹，划为九州”，看来夸大了禹的功劳，这项工作似乎早在伏羲时代就完成了。和海神波赛冬管理亚特兰蒂斯的方式一样，传说“龙生九子”的伏羲，和他的八兄弟“分理九州”，其中之一，就管理着“华阳之壤”和“梁岷之城”。 “华阳之壤”即囊括了后来巴国的地盘。华阳，即华山之阳（南），相当于今天的秦岭以南，汉水以西和云南、贵州一带。
“伏羲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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