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事儿，就听我张哥的！走吧。”林跃拽起我也跟着往里走。而林跃在跨入那扇大玻璃门之前，他并没有预料到实际上他已跨入了追寻久已的幸福殿堂，一个梦中女孩儿正在那扇门后悄悄地等待他的到来。
三十四上 蓦然回首阑珊处 债房在身如蝇芒
林跃恋爱了。爱得死去活来，爱得疾风劲草，爱得痛快淋漓。
眼前这个一头金发热情似火的女孩儿很难让我将交易大厅里身着深蓝色制服、面若冰霜的她与之联系起来，总觉得不是同一个人，可偏偏却又是同一个人。与林跃相识相交厮混这么长久以来，我认为这是他干的最令我佩服和感叹的一件事。
进入交易大厅我便被眼前的景象震慑住，满眼的喧闹让我不禁联想起父亲老家那延续至今的赶集交易习俗。周二是小集，周六是大集，雷打不动。具体说来小集就是周边几个村落的范围，而大集则是十里八村的人挑着自家的土特产品聚到一处交易买卖。
那场景和眼前所发生的基本一致，不同的是露天裸地的空旷场地变成了电子显示牌、抽号机、明亮的水泥地面以及彼此的衣着鲜亮；交易的对象物品也从在自家后院采摘的带着毛刺的黄瓜、鲜红的辣椒、表皮还粘着泥土粪便的鸡蛋变身为动辄几十万、上百万甚至几百万的钢筋水泥盒子；交易的金额也不是庄稼汉从上衣口袋里摸出的一张张油腻腻的皱巴巴的十块、五块的票子，而是成捆成打的却摸不着的数字符号，只须点头同意立上合约后，轻点手指便可瞬间完成一桩桩令庄稼汉们瞠目结舌的几百万个几千万个鸡蛋的买卖，毫不费劲却又费劲心力，直至憔悴终了。
本以为赶了个大早，却发现其实是赶得不算太晚。大厅中央并列安放了长长的三排皮革垫的椅子供人坐着等候，椅子是浅墨绿色，在我看来有些审美失当。近乎一半的座位已被占满，而另外一半由于距窗口较远则无人问津。人们宁肯站着等待也不愿坐到后排，生怕听不到报号机的呼叫声，而错过自己的顺次。
编号一直排到二十几号的一溜排窗口是半开放式的，没有厚重玻璃的遮掩。每个窗口后都坐着一个年轻女孩儿或年纪不超过三十五岁的妙龄少妇，忙碌着应接不暇的工作，对付着一拨一拨心急如焚的男男女女。万一某个窗口前突然插队闯入一两个不速之客，不守规矩地插话询问，就立刻会在坐着等候的人群中引起一阵骚动不安，有人还会起身观望，判断自己是否也要冲上前，生怕被他人抢去本属于自己的位置。这就好比公交车站本来排得好好的队列，只要有一个打破秩序，随后就会自发地跟上一批人，原有的秩序也顿时灰飞烟灭，一切都得重新洗牌再来。
这两日电视里某个财经节目正好在搞一个有关房价的升降和楼市的走势的专题节目，请来了几位专家，让他们对着镜头阐述各自的见解和预测，专家们都忙着引证据理来驳斥对方的观点。其中我印象最深的是一个脸蛋子肥肥的，腮帮子鼓鼓的，满脸油光脑壳几乎秃光的一位教授，他那粗硕的脖子扎进白色衬衫的领口，勒得我都替他感到难受不忍心，觉得他以这种体型还坚持在为民指点迷津的第一线，实在是可歌可泣。
几个嘉宾中，他也是一个语不惊人死不休的背道而驰者，带着浓重的鼻音断言今后三个月到半年的时间里楼市必然会起巨大波动，房价会急转直下，绘声绘色地描绘出一幅夕阳斜下的“美景”。
可是当我今天亲眼见识了大厅里的繁忙火爆后，我真想自费找到他，揪住那条拴在他粗硕脖子上的花格领带把他拖进这个大厅里，然后一记江湖闷棍将其砸倒，让他死也死个明白释然：胡咧咧就是这个下场。
而眼下电视中另一批受宠的耀眼明星就是各类经济学家，金融学者，核心话题直指股市。他们嘴里成串地蹦出我听不懂的词句，试图反复证明我在地面，而他们则飘在空中。难怪银行会不时地从大门外步履蹒跚地走进一个银发苍苍手中拎着黑色塑料袋的老爷爷或老奶奶。
“我买一万。”颤巍巍地掏出塑料袋里包裹了好几层的一沓钱交于股票或基金柜台后的工作人员，露出两排镶嵌已久不舍得换的银牙。真不知这些经济或金融专家学者的父母是否也都买了那一万，如果买了，估计不赔稳赚。
小露，那个坐在十五号窗口后冷漠如霜的金发女孩儿，仅用了一天时间，不，还不到一天时间，便成了林跃的新女朋友，彼此爱得抓狂。两个人的粘乎劲儿让我身边的久美子不知将手搁到哪个位置才妥当，桌子上不行，腿上也不适，又不好意思将双眼遮住，唯一的办法就是低头不语。
而自认为被锤炼得也算是铮铮铁骨的我，此刻也是满身的骨头酥化了，软沓了，恨不得冲过去将正明送秋波不知羞耻的林跃踹翻在地，大喝一声：狗——男女！可是我不能这么做。因为小露刚于昨天亲手办理了我和张经理的交易手续，没有功劳也有苦劳，暂时不好过河拆桥。
在我填写表格和小露审查办理的时候，林跃一直站在我的身后。我清清楚楚地感受到一股不同寻常的热量，热辣辣地烤着我的后背脊梁。小露的业务很熟练，丝毫不拖泥带水，不废话，不多语，“砰！砰！”地在文件上盖了几个印章后，将备份一人一份交于我和张经理的手中，交易完成。
我刚要离开，身后的林跃一步上前，来到窗口。他伸出左手，直指仍是面无表情的小露。小露抬起头望着他，脸上依旧平静的如一泓秋水。我一头雾水，不知所以然。
“什么？”她终于开了金口。
“你的电话号码。”林跃说。
小露抄起桌子上的一支圆珠笔，在一张纸上随手划了两道，确认无误后便伸手抓住林跃的手腕，在左手内手腕处写下一串号码，写完后，将林跃的左手向外一推，重又把圆珠笔扔到桌面上，视线转向身前的电脑屏幕，仿佛什么也没发生过。我呆住了，这二人合演的是哪一出啊。
“晚上我给你打电话。”
林跃留下这暂短的一句话转身就走，坐在那里的小露微微点了点头。一切发生的电光火石，所有人还来不及回过神来就结束了。而火花碰撞的结局就是再见面时，小露的身份已是林跃的心肝宝贝，从此传为一段佳缘，不行就是孽缘。
久美子偷偷地问我这一切是怎么回事，他俩是一见钟情吗。我反问她是否相信一见钟情。久美子先摇了摇头，接着又点了点头，说她也搞不清。我说他俩这种情况更应该被称其为冥冥天意，或者干脆就叫干柴烈火。久美子连忙从包里拿出小本子，口中喃喃重复着准备记下来，却发现不知道是哪几个汉字，只好用拼音代替。拼音这东西她熟烂于胸，有时还会纠正我的发音不标准，不是教科书上的普通话发音。我笑了，我说把本子给我，我给你写下来就是了。久美子则摇摇头，表示拒绝。
“我要自力更生！”她重重地说道。
这女子多半是刚看了哪部爱国主义电影了，现学现卖。自力更生这么绕嘴的词都会说了，不简单。下次找个机会给她解释解释什么叫男欢女爱，并且付诸于实践，这样才能做到学以致用，举一反三。
房子的事情终于告一段落，不必再成为每日饭桌上的必谈话题，暂时远离了我们。而且经过误打误撞后，林跃也终于找到了苦苦追寻的真爱，每日里与小露姑娘甜蜜蜜地活着，绝不会采路边的野花异草，算是创下了一个双赢的局面。
可是这债是欠下了，而且不是债权人，而是欠债不还的那一方。亲戚里道之间最忌讳的就是金钱往来，处理不好就会关系崩裂，没了依稀的情面。自从确定这套有些超规格的房子到手之后，全家开始了节衣缩食的运动，准备从牙缝里抠出每一条可能遗漏的肉丝，在期盼母亲早日退休回家拿到那笔公积金的同时，也尽可能的将每一毛每一块可以节省下来的开支省下，唯一的目标就是尽早地将外债还清，彼此都舒服舒服。
突然间，我发现自己的金钱观有了些许转变。过去随便花上一二百元与好友找个街边干净的小店喝上几杯丝毫不觉得什么，而现在却掰着数着每月发到手里的票子却迟迟不肯花出去，觉得这也不必花，那也不必买；连母亲也觉得我转变得有些过了，大可不必如此。节俭固然是美德，可是还不至于到这个地步，又不是吃不上饭了，该花的还是要花。
可是我这次却真的因为买*件痛切地体会到金钱在这个社会的位置，没钱的滋味真不好受，谁也别在那儿装清纯，太假了。过于圣洁的话那都是圣人说的，我就是一个普通老百姓，钱嘛，我喜欢。我暗下决心，一定要珍惜眼前的每一次机会，好好混，好好干，在不违法不害人的前提下，挣更多更好更美的钱，再也不能让还没过门的久美子说出“用我的钱吧。”这样的伤士气的话来，我有责任让她跟我过好，至少不比别的人差。
正当我准备痛定思痛大干一场之奋进之时，却发生了一件小小的插曲：我的久美子差一点被大款拐走，还是个飘洋过海而来的外国大款。
三十四下 入乡随俗须遴选 名花有主安家忙
秋老虎的余韵已经全部散去，夜晚如果不盖上一条毛毯甚至都会睡不踏实。
久美子的新留学生活开始了，又是一个半年的光阴飞转。听她说学校里又来了一批各国的留学生，也走了一批，完成了成百上千次新陈代谢中的不起眼的一次。
久美子经过一年的时间，在学校里交到了不少的朋友，也有中国人，但大多数则是和她同一身份的外国留学生。久美子说只有像她这样找了一个中国人作男朋友的才会真正深入到中国社会的内部，谈及到中国人生活的深层，大部分的留学生还是活在自己的小圈子里不愿出来。
我说这满大街的各种各样的中国人，高的矮的胖的瘦的丑的俊的男的女的，有什么不好接触的！说到圈子也是你们这些人自己创造出来的，把自己故意包在里面不出来，怨不得中国人。久美子白了我一眼，说你没有在外国生活过，不懂，不是简单的一句话两句话可以说清楚的。我追问她那你是喜欢像现在这样投入一个中国男人的怀抱，，还是愿意回到原来的那个小圈子里？
“唉……估计是回不去了，只好对付过了，谁叫我一不留神让你拐跑了呢。”久美子用左手微微捂在额头上，低垂着头，嘴里叹道。
我最近有一个越来越强烈的感受，那就是久美子的心绪越来越放得开，不像初识时总是往内含着，即便是同样的喜怒哀乐也宣泄得含蓄保守，不像中国人那样想笑就笑，想哭就哭，直直通通的不憋屈。这也是到目前为止我所接触到的日本人的一个共性，也是其民族特征和文化。
久美子说过，在东京工作的那两年里，她的精神一直处于紧张和疲惫的状态。日本文化的最大特点就是含蓄，尽可能地束缚住每一个单体的个性，让日本人不善于也忌讳在公众面前表达真实的情感，大家都是端着架子共同构建出一道道的隔离线，谁也不能任意打破这固有的界限，否则将无法在日本社会中生存。
而久美子正是由于生性受不了这种压力和规矩太多的生活才决定来中国留学的。当时的她并没有太多的想法，只是想换一种生活节奏，换一片天空呼吸。我还记得久美子曾抱怨自己回国度假时，由于一段时间离开了严谨规矩的日本社会而放松了心里的戒律，在中国生活中染上身的一些习俗自然不自然地流露了出来，有些地方听得我哈哈大笑，原来在我们看来十分普通的事情，换了空间，换了国度，竟会产生如此不同反响的效果。
“爸爸瞪着眼睛死死地看着我，我都不知道该如何是好了！”
久美子回国的第二天，全家人一齐外出吃晚饭，第一个故事就是发生在那家餐厅里。落座后，店员将菜单留在桌上，在久美子一家决定好要什么之后会应召唤而来。经过一阵众口难调之后，各自想吃的饭菜定了下来，久美子下意识地大喊了一句：“服务员！”
店里顿时陷入一片寂静，其他几张桌子的客人一齐停下手中的筷子，一脸的茫然。而当事人的久美子也在喊完之后的第一时间便追悔莫及，看着桌子一角设置的专门用来招呼店员的按钮窘得不行，桌子对面举起茶杯端到半空的父亲更是愕然地看着自己的女儿哑口无言，想必他从没见过如此大大咧咧的女儿。
“我说你不会小心些啊，都回到日本了，你说你喊的哪门子的服务员哪！你跑日本得瑟什么汉语，谁能听懂啊。”
这件事还算没有引起太大的风波，喊了也就喊了，反正其他的客人也听不懂是啥意思。可是第二件逸事就上升了级别，关系到公众安全的层面。
一日，久美子出门去见高中时期的几个要好的同学。她走到一个人行横道边，准备过马路；而由于恰好来了一个电话边走边讲，所以她稀里糊涂地没有注意到对面亮的是红灯，下意识地看看左右没有车往来，就迈步向前走去。
其实那是一个车辆稀少的路口，此时路上并没有车，不过几个先到的路人都规矩地守在路边等待信号灯由红变绿。可经久美子这么一搅和，其余的几个人也站不住了，心想这女人怎么走得如此大胆且肆无忌惮，莫非这信号灯坏了？肯定是，要不然她怎敢如此放心大胆地。；所以那几个人也被久美子带动着小心翼翼地朝前走去。而已经走到一半的久美子此刻突然意识到：不对！这不是红灯嘛，我怎么走了！
这下子热闹了，久美子扭身便往回跑，急匆匆地赶回了起点；而那几个人也晕晕乎乎地又连忙退了回来，不知所以然。恰巧此刻信号灯由红转绿，可是所有人都面面相觑，谁也不迈步了，不知是该走，还是不该走。末了，一个中年男子问了久美子一句话：
“请问，可以走吗？”
我彻底笑翻了，大牙几乎掉了，二牙在那里摇曳着；对面的久美子则怒目圆睁，颇后悔不应该讲给我听，纯是在自找讥笑和讽刺，却连一句安慰的话都得不到。
“你说你都走了一半了，就干脆带着哥几个冲过去得了呗，怎么又返回来了。”就冲这一点，久美子还没有完全失去日本人的本能潜意识，这教化工作还得接茬搞下去。
“我当时都蒙了。过了马路之后，那几个人还一直瞅我，都羞死我了。唉……”
“羞什么羞，他们应该感谢你才对。”
“谢我？”
“对啊！要没有你，他们几个这辈子如果连红灯都没闯过，你说冤不冤！”刚说完我就后悔了，一不留神又口无遮拦了。这话说的，我本来就不怎么高大光辉的形象在久美子心目中又要打折了；再这么无止境地没完没了地打下去，估计不过多久，就要成为横坐标轴下方的那段曲线了，相交于某点彻底跌入谷底，想要再升上去，则要看久美子的心情了。
日子进入九月份以后感觉一天比一天过得快，来不及细细咀嚼滋味，白昼就从眼前消失，接着是灯火通明的五光十色的夜晚。
现代人的生活中，夜晚的时间要比白昼多很多。有些白昼能干的事情夜晚也可以干，同时，有些事情则必须等待夜幕的降临，待双方都把另一幅面具戴上后方能上演，或者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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