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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2007年华为鼓励数千员工辞职后再竞岗事宜还是闹的沸沸扬扬，因发生在新《劳动法》正式实施之前，所以备受争议。事实上，之前任正非经常搞这种运动，以调整公司里的“沉淀层”。
任正非对这一类型运动的评价是：“任何一个民族，任何一个组织只要没有新陈代谢，生命就会停止。如果我们顾全每位功臣的历史，那么就会葬送公司的前途。如果没有市场部集体大辞职所带来对华为公司文化的影响，任何先进的管理，先进的体系在华为都无法生根。”
回过头来看44岁才开始创业的任正非这些年走过的路，不少人对其的刻意低调颇有微词，但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这一低调使得他能集中精力多一些经营上的灵感、创新或是随机应变。
只不过，他的低调一般人难以接受，比如说，华为曾把IBM和三星做榜样，学其管理精华，但当有政府部门找到任正非，让他把自己运作华为的经验与人分享一下时，任正非的第一回应却是“不可能”──在他看来，企业的个性重于共性，没有任何参照和学习价值。
然而，每当华为发展到一个十字路口时，平时低调的任正非往往大胆推出自己的观点，并鼓励及鞭策其团队，这种做法在中国企业家群体中并不多见。比如任正非写过的《华为的红旗究竟能打多久》、《华为的冬天》等文章，不仅影响了华为本身，甚至影响了其他行业的一些经理人们。
《经理人》商学院院长王育琨先生对任正非的一段评语值得玩味──
任正非甘愿把自己藏于九地之下。商人们花巨资才可以现身的媒体盛事，企业家们趋之若鹜的工商联副主席和全国人大代表资格，他守拙婉拒。别人的价值在广场上，他的价值在对企业经营的专注上。他是沉默、孤独、果决、不求闻达、坚持到底的人，而具有敢于胜利的大勇，总能对一切胜利者以及对每次胜利的偶然因素做出独立而精辟的分析。
任正非当年还差一年就要大学毕业的时候，*开始，父亲被关进了牛棚，任正非回家看望父母，父亲劝他回学校继续学习，并称：“别人不学，你要学，不要随大流。”后来的数十年如一日，任正非在“不随大流”上走出了自己的特色，只是步伐稍稍快了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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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有自知之明”
“他有自知之明”──这是华为总裁办的人对任正非的一句评价语。
2000年的时候华为给我们发律师函沟通，结果本想低调的任正非反而成了焦点人物。这是他所始料未及的。不过，5年之后，华为又开始忙着对付美国《时代周刊》的一篇报道，这一次，他们变得很聪明，只是进行了“几点说明”。
2005年4月，任正非登上《时代周刊》年度人物榜。不久后，华为内部网站上挂出了一个网页──“关于任总被《时代周刊》刊登的几点说明”，“说明”出自华为总裁办。
这一短文写的很朴实，开门见山道：“任总近来被美国《时代周刊》评选为当年有影响力的人物一事，事先公司并不知情，公司过往从来没有就此事与《时代周刊》有任何往来，不知他们是因何评选任总的。我们认为任总是不堪此称号的。”在概述任正非的发展史和性格后，又称：“他是一个很普通的人，即使有一点影响力，也仅仅在华为内部。”
“任总为什么不见媒体，他有自知之明。见媒体说什么，说好恐怕言过其实，说不好别人又不相信，甚至还认为是虚伪，只好不见为好。因此，他才耐得住寂寞，甘于平淡。他知道自己的缺点并不比优点少……外界总喜欢将成绩扣到一个人头上，不然不生动，以虚拟的方法塑造一个虚化的人。总之公司领导集体并不认为任总如媒体描述的那样。”
如果就此认为任正非只顾埋头搞经营，而不谙世故，就大错特错了。比如前几年有传闻称，任正非要将华为的总部从深圳迁到上海，当时的上海市长与他见过面，据说还承诺了一些优惠政策，深圳市政府这下子郁闷了，不得已只好答应任正非更优惠的政策，如此一折腾，最大的赢家当然是任正非和华为──总部不挪窝，但上海的土地批下来了，分公司开张大吉。
任正非的这种手腕映射出他在与政治家交往时的不愠不火、以退为进。
据《IT经理世界》报道，1996年，时任国家科委副主任的朱丽兰参观华为，与任正非等高层沟通。之后朱丽兰在其他场合评价说，任正非是一个企业家而不是政治家。但是任正非听到这一评价后曾经私下表示：“其实我就是一个政治家。”
事实上，由于华为股权结构的特殊性（据说股东达2万多人），所处行业的特殊性（电信），在海外扩张的特殊性（相对价格优势），任正非也只有把自己做为一个政治家，才能做到游刃有余。几年前，有人问任正非华为未来的发展重点，他的回答是：“我也说不清，未来怎么发展，我们都是稀里糊涂的。”另有记者问未来华为的发展重点是国内还是海外，他说“我真的不知道将来我们向哪个方向发展。”这种答案，是任正非政治敏感性驱使下，不得不打的太极拳。
在2006年和2007年连续两届的“胡润强势榜”上，任正非均位居第2，第1名是荣智建。任正非的强势，其实更在于他能把自已和华为某些方面的弱势，通过各种渠道或资源，恰到好处地转化为强势──可谓是“技术派强势”；而从来都不喜欢面对媒体的任正非，恰恰拥有最强的传媒话语权。这或许是中国古语“无心插柳柳成荫”的道理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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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1 黑马进行时（1）
即使艰难，也还要做；愈艰难，就愈要做。改革，是向来没有一帆风顺的，冷笑家的赞成，是在见了成效之后……
——鲁迅：《且介亭杂文》
2001年我们制作的榜单，上榜人数由前两年的50位增至100位，成为了真正的“百富榜”了。
这一年的7月1日，中央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80周年大会上，*讲话中关于民营经济的部分引起了各界的强烈关注——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社会阶层构成发生了新的变化，出现了民营科技企业的创业人员和技术人员、受聘于外资企业的管理技术人员、个体户、私营企业主、中介组织的从业人员、自由职业人员等社会阶层。……这种变化还会继续下去。在党的路线方针政策指引下，这些新的社会阶层中的广大人员，通过诚实劳动和工作，通过合法经营，为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和其他事业做出了贡献。他们与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干部和解放军指战员团结在一起，他们也是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
这是执政党第一次把民营企业主定位为“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事业建设者”，这其实是承认了民企的政治地位。*此番讲话后不久，全国有近600名个体经营者、民营企业家相继当上了劳模。
这无疑是中国民营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分水岭。
2001年10月底，我们的“百富榜”在《福布斯》发布，门槛为5亿元。与前两年的“海外热”相比，这一次，中国内地的传媒对百富榜给予了广泛关注和报道。
若按行业来分，100位上榜富豪中，从事房地产业的25位，药业的12位，投资的11位，农业的11位，建材业的6位，汽车配件、摩托车各3位，空调制造业2位，服装纺织品4位，木业4位。
100位富豪当中，47位拥有至少一家上市公司，其中29家在中国内地上市。
刘永行、刘永好兄弟成为中国（大陆）首富，财富为83亿元。中国新闻网第一时间发布了《中国百位首富 ‘饲料大王’居榜首》的消息。《中国经营报》的报道标题为《解析富豪：传统行业还是最赚钱的行业》。
榜单发布后不久，我们在一次电视节目中见到刘永好，他对“首富”的头衔欣然接受。可以说，随着政经体制变革，中国企业家们对个人财富的曝光不再像之前一样诚惶诚恐。在调研过程中我们就有这种感觉，上一年一些富豪对我们非常警惕，对自己的财富数字守口如瓶，这一年他们当中的多数态度已发生变化，开始配合我们。
前十位富豪还包括杨斌、仰融、荣智健、许容茂、陈丽华、鲁冠球、吴一坚、孙广信、张思民。其中，第二位的杨斌、第三位的仰融、第五位的许荣茂和第六位的陈丽华均是新面孔——2000年并未上榜，这一年直接挤进了前十，
2001 黑马进行时（2）
上一届榜单中，IT界富豪集体发力。而在这一届榜单中，最为耀眼的是房地产业富豪。100人当中从事地产业的多达29人，这还不包括那些曾经靠房地产业起家、后来转做其他行业者。前十位富豪中，就有5人从事房地产业。事实上，民营企业从2001年开始进入一轮扩张或说是转型周期，显著特征便是房地产化和重工业化。
榜上最年轻的富豪是第18位的实德集团掌门人、30岁的徐明，最年长的是71岁的大连新型集团老掌门孙生有（2002年去世）。两人正好都是大连人，而且从事的行业都与建筑业有关，大连实德是做建筑材料起家，新型集团主业就是房地产。
国内媒体对一些“黑马”富豪纷纷加以关注。11月2日，《21世纪经济报道》一篇题为《谁是最年轻的亿万富豪》，对徐明进行了报道，开篇写道：“徐明是那种天马行空式的人物，他独自外出，连秘书也不知道他身在何方。”11月3日，《证券时报》一篇题为《财富黑马刘汉元》的报道开篇写道：“这位一直低调的中国鱼饲料大王浑身上下充满了神秘。”12月3日，《北京青年报》一篇题为《揭开科龙“新主人”神秘面纱》的报道开篇是：“收购中国家电巨头科龙的交易使格林柯尔和顾雏军浮出水面，2001中国富豪排行榜第20名的头衔使之前默默无闻的顾雏军更添神秘色彩。”从几家国内传媒对我们的榜单关注的视角可以看出，“神秘”一词在富豪们身上运用最为频繁。
学历层次整体上升成为本届榜单的一个新亮点。有81人受过高等教育，有27人获得过博士、硕士或MBA学位。有趣的是，在我们的榜单发布前，一份名为“全美400富豪”的排行榜显示，400名美国富豪当中完成大学教育的有279人，占总数的70％；非常多的美国富豪，如首富比尔·盖茨，都在读大学途中退学。
《赢周刊》在这一年11月一篇中美富豪对比的文章中，谈及中国富豪整体学历层次迅速超过美国时称：“中国富豪平均学历的提升和高学历企业家的增多，一方面至少部分说明以前那种民企老板‘刘项原来不读书’的现象已经大为改观；但另一方面也有人在质疑中国高等教育文凭的水分问题。而美国人对文凭所代表的文化知识反而显得相对的不重视，一定程度上也凸现出美国文化中的实用主义精神。”
尽管两年后我们才有了系列子榜单，但不少专业媒体在这一年开始各取所需，作了一些行业富豪的梳理。11月2日的《足球报》一则题为《中国足坛四老板跻身富豪榜百强》的报道，对徐明、李书福（第49位）、尹明善（第96位）、宋如华（第86位）进行了报道。
想起来一件好玩的事情。2000年我们去拜访尹明善，他带我们参观了他们的摩托车设计和生产车间，还带我们去看了一场球赛，重庆隆鑫队对上海申花队；我们希望上海队赢，而结果是重庆队赢了。尹明善正是在2000年收购的重庆隆鑫队，声名远扬。不过尹明善最打动我们的是他人老心不老的韧劲。
当然，我们的榜单也引来不少质疑，一方面来自一些上榜富豪，他们担心被曝光后给自己带来麻烦，所以有的打电话斥责我们，有的则在媒体上“澄清”自己的“清白”；另一方面则来自个别媒体，他们质疑我们的计算方式不够精准。
富豪们的质疑我们在1999年就遭遇过，到2001年其实已经习以为常了，只要我们的统计方法无误，我们不可能为了照顾哪位富豪的感情就改变我们的原则，同时也不会因为收到律师函甚至受到恐吓而畏缩不前。而对于媒体对统计方法的一些善意质疑和批评，我们非常感激，这些质疑和批评，都是宝贵的财富，它促使我们在后来的制榜过程中更加严谨。
其实，在一个不尽明朗的体制氛围中，做到最优何其艰难。令人欣慰的是，一些媒体对我们的“次优”做法给予了肯定和支持。2001年11月的《中国企业家》发表的传媒人宋铁军的文章称：“排行榜的意义其实在于纪录中国民营企业的成长和中国富豪的发达，同时提供了一些财经谈资，也会给年轻人一个奋斗目标。”11月6日，《深圳商报》发表美国伊利诺州大学经济学博士蔡增正的文章称：“（富豪榜）从一个尚未引起人们注意、且不易入手的角度，迎合了世界对中国悄然崛起的关注。”
12月11日，中国正式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成为其第143个成员。《人民日报》在这一天发表题为《以入世为契机进一步扩大对外开放》的评论员文章称：“这是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历史必然，也是进一步推进全方位、多层次、宽领域对外开放的重要契机，对我国的经济发展将具有深远的影响。”
足球大佬徐明和宋卫平
大连实德集团董事长徐明和浙江绿城集团宋卫平，同为胡润百富榜上的常客，都是足球界的大佬级人物。一个搞化建、石油、金融与保险，一个搞地产和教育，行业差距甚大，对足球的感情也不尽相同。
徐明爱球爱得更聪明一些──他把足球当作工具和平台，以拓展他的商业帝国；宋卫平爱球爱得更“傻”一些——他不惜血本打造浙江绿城，承载的不仅是他的地产传奇，更有他的足球梦想。
姜还是老的辣
熟读佛经的徐明并不精通足球，甚至组建实德俱乐部几年后，连定位球和越位都搞不明白是怎么回事，不过这并不妨碍他成为叱咤风云的足球老板，他懂得足球对产业的价值，更懂得足球与财富的关系。
当徐明于1999年以亿元代价从王健林手中收购大连万达、并在四年中率领大连实德取得了三连冠和2001三冠王的伟绩、通过系列资本运作构建起“实德系”时，人们开始认识到徐明精明的商业头脑——足球不再是足球本身，它更是影响力和品牌的别称。徐明旗下化建、家电、体育、保险、石化、汽车和医疗等产业借着大连实德足球队的东风红遍大江南北。一位化工类上市公司分析员感慨地说，“实德介入足球以来，相关产业翻番增长。”
我们于2001年在大连见到徐明，他带着我们看工厂、看项目。精明、健谈又热情，其谈吐与城府很难让人看出来他刚到而立之年。我们告诉他，他将以20亿元的财富进入该年度的胡润百富榜前20名，徐明听后并没有太大反应，反而又谈起了佛：“按照佛教的说法，判断一个人财富的多少，主要得看他捐出去多少。”
宋卫平比徐明大14岁，要说在足球界的论资排辈，宋比徐资深得多。他不仅是一个典型的球迷，更是一个行动者：1998年他亲手组建了浙江绿城足球俱乐部，比徐明当实德老板早了近2年。
2002年，我们见到了性格开朗的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