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漱溟
口述：梁培恕
母亲去世以后，父亲就把我们托付给他的妹妹或者侄女照看，而他则是抗战的中心在哪里他就在哪里
我1928年出生，父亲1988年去世。从表面上来看，我的生命与父亲的生命在时间上有60年的重叠，但是实际上却不是这样。从我记事起到我二十岁，父亲很少在家，在他的眼中，救国才是头等大事，家是次要的。母亲在世时是这样，母亲去世后，这种情况也并没有什么改变。所以我很难在我童年的记忆中说出几个跟父亲有关的故事来。
童年记忆深刻的两次“逃难”，父亲却都不在场。一次是1932年，日本人已经占领了东三省并且开始南下威胁到河北，住在北京的人也人人自危，纷纷逃难。那年我4岁，哥哥7岁，母亲带我们先去张家口又从那里辗转大同，住在我的一个表舅家里。那个时候，父亲在山东邹平，他的乡村建设运动正在进入实质阶段。第二次是在1937年，“七七事变”之后的三个月，母亲在1935年已经去世，这一次带我们逃难的是堂姐培昭，从山东去青岛。我后来从资料上知道，父亲当时正在南京开会。
母亲去世以后，父亲就把我们托付给他的妹妹或者侄女照看，而他自己，则是抗战的中心在哪里他就在哪里。记得有一次父亲要去重庆，把我和哥哥送到湖南的姑姑那里。到了湖南，我却不肯留下，在我幼小的心里，已经知道湖南和重庆离得很远了。父亲和姑姑商量着怎么安置我们兄弟的时候，我躲在另外一间屋子里哭。他们听到哭声过来问怎么回事，我就说，我也要跟着父亲去四川。
这让父亲很不忍心，于是把我们从湖南带到四川南充的另外一位表姑那里。这次父亲走的时候，哥哥却哭了。问他时他才说，今后照顾弟弟的责任，恐怕是落在他的身上了。那一年，哥哥十三岁，我十岁。书包 网 。 想看书来
梁漱溟：最后一个大儒的人生侧面（2）
母亲去世后，父亲说“朋友聚会处，就是我的家”。当时他把我们带到南充，主要是因为南充是继邹平之后的朋友聚会之处。1940年，“朋友聚会处”从南充迁到重庆，一年后再迁到北培。虽然我跟父亲在一起的时间很短，但是我毕竟是他的儿子，潜移默化之间，我受他的影响很大。
后来他说自己到老还是保持着出家情怀，然而父亲终于没有出家……
父亲在十六七岁的时候就开始自己看佛书，看到二十多岁的时候，便发愿要去出家，想法十分坚决。当时我的祖父还在世，祖母已经过世了。我的伯父虽然已经结婚了，但是并没有儿子，如果他出家，按照那时的观念便是要绝后了。虽然祖父百般劝阻，但是他也不为所动。
后来他对一位访问他的美国学者说起这件事，说自己到老还是保持着出家情怀，如果让他到山上的庙里去住，他会很高兴。然而父亲终于没有出家。他对那个美国学者说：走上这一步，就起了变化。这一步就是不是到庙里当和尚，而是跟知识分子在一起。父亲所说的这一步是指他到北京大学教书的事情。
“走上了这一步”之后，父亲对于孔子的“仁”有了深刻的体认，他觉得必须遵循和按照孔子的思想去生活。这样，父亲又决定不出家了，“暂留几年，为研究孔子开端”。又过了几年，结了婚，也安了家，而当时中国又有那么多的问题需要解决，他根本就没有办法出家了。
他还是委托我的四舅母为我介绍了一个对象，父亲听过我的暗示，为什么还要托人介绍？
人的一生是在一代一代的重复中又有变化。我儿子长到三十来岁的时候，差一点通知我“不要管我恋爱结婚的事”。他虽然没有说，但是这个意思体现在他的缄默中，似乎我只需等着看结果。当初我比他显得谦恭，虽然我的心里也是不要父亲管，但是我采取了主动汇报的方式，跟父亲说了我择偶的标准，并且对他说，虽然谈婚论嫁的时间已到，但是我并没有急着结婚的危机感。
他听了只是一律点头。有一次我还特地跟他说起我不喜欢让别人介绍，我跟他说，我厌恶去见一个女人的目的是看她能不能和我结婚。即使如约去了，也是心绪恶劣，直到告辞走开才如释重负。他听了还是点头。
但他还是委托我的四舅母为我介绍了一个对象，是四舅母的同事。我当时在心里埋怨他“多事”，但还是决定“圆满地”处理这件事，当然结果还是“不圆满的”。四舅母就表示我应该有话直说，她宁愿我及早回绝，以免给那位同事平添苦恼。我的心思是不伤害我的长辈，而舅母的心思是不伤害同事。显然舅母比我更有理。
父亲是听过我的暗示的，为什么还要托人介绍？看来他只是首肯我的情趣不流于俗，而忽略了我的暗示。后来他对舅母解释：“培恕有一点变化，现在是外圆内方。”
我还有我的哥哥梁培宽在那个年代里都不得不跟他划分界线，但我们是既有界线又有联系……
思想改造和“反右”运动对于我们这一代人或者说我的父辈们影响非常大。那个时候父亲是反动派，我还有我的哥哥梁培宽在那个年代里都不得不跟他划分界线。但是我是他的儿子啊，而且他的反动也不是真反动，是别人给他扣上的帽子，所以我们是既有界线又有联系。
梁漱溟：最后一个大儒的人生侧面（3）
所谓划清界线就是在经济上没有来往，政治认识上也是各有各的立场，生活上就更不能有“亲密接触”了。我和哥哥每周六、周日到他那里，有时在他那里呆三四个小时，有时呆大半天。偶然有什么特别的事情，下班之后就骑自行车赶到他那里。在五十年代、六十年代、七十年代这三十年里，我们都没有跟他生活在一起，只是知道他大体上怎么生活。
当时他在政治上的朋友已经不大来往了，张申府还是经常来，父亲也经常到他那里去。上次你采访张燕妮不知道她说到过没有？（记者插话说，说起过，张老师说起梁先生当时到张先生家里去，就给张先生打电话，说让大嫂给我准备一碗素面。）
有一次，我和培宽到父亲那里，看到屋子里挂了一幅裱好的对联，父亲在对联中写道：“情可无言喻，文期后世知”。上联是写给我们兄弟两个的，意思是说他对我们两个的感情是不用说的。建国后的历次运动虽然造成了我们与父亲的距离，但是父子之间的情谊很默契。
毛泽东见到父亲，第一句话就是：梁先生这次到京，可以参加我们政府的工作吧？
新中国之后父亲退出政治舞台，世人多认为是因为父亲在一九五三年的“九天九地”说触犯了毛泽东，被迫离开政治。其实并非如此。早在一九四六年，父亲就写信让周恩来转交毛泽东，表达了自己不想参加联合政府，只想专心从事学术研究的志向。但是当时毛泽东不同意，他对父亲说，搞政治与搞研究并不妨碍，你可以一边做联合政府的成员，一方面搞你的学术研究。作为父亲多年老朋友的周恩来说得更直接：我们一起把蒋介石逼得放开了政权，让大家都可以在政府里享有一定的权力，你怎么可以退出呢？
父亲最终并没有如愿，一方面是两位老朋友的盛情难却，另一方面也是因为当时的形势所迫。当时民盟没有秘书长，有些人想当，但是别人却不愿意让他们当，而父亲不想当却偏偏推托不掉。所以父亲答应在民盟暂时当三个月的秘书长，可是三月之后父亲依然无法脱身政治。
1949年3月，父亲到了北京。毛泽东见到父亲，第一句话就是：梁先生这次到京，可以参加我们政府的工作吧？父亲回答说：像我这样的人，先把我摆在政府外面，不是更好吗？当时毛泽东就有些不高兴，但是他的不满一直克制到了1953年才发作。父亲当初的想法是：如果我参加政府，就落到共产党一方面，莫若中立不倚，保持我对各方说话历来的立场资格。当时父亲的想法，可谓天真极了。
到了1953年，毛泽东的不满淋漓尽致地发挥了出来。这之后，父亲的处境可想而知，在那个时代，很多知识分子被迫耗费了自己治学的时间，但是对于父亲来说，那却是个耕耘和收获的年代，他陆续完成了《人心与人生》、《中国——理性之国》等著作。《人生与人心》是父亲晚年最看重的一本著作，书完成以后，他在给朋友的信中说：今日可死而轻快地离去。在我的理解中，父亲是个不喜欢不能工作的生命的人。
父亲弥留之际，最关心的是他的文稿：我的文稿以后交由梁钦东（我的儿子）保存……
大概是在1979年或者是1978年，父亲给我来了一封信，信中说：我老了，有些事情需要你们帮助，同时也有些事情需要交待。那时候，父亲已经七十多岁了。当时划清界线、早请示、晚汇报那一套已经不像以前那么严重了，虽然没有人说那些东西是错误的，但是基本上没有人遵守了，无形中也就不存在了。当时父亲住在一个一居室里面，他和继母一人住一个屋子。我过去也没有地方住，所以只是比以前更频繁地去看望他。
1979年继母去世之后，我和梁培宽下班之后轮流过去陪他一起住。后来哥哥梁培宽的儿子也过去陪他。父亲说他当时的生活是凝固了的，“固守着以前的习惯”。在父亲那里，为了迎合他的生活习惯，我们都主动放下了自己的生活爱好。他是绝对不听西洋音乐的，虽然我喜欢西洋音乐，也只好不听。而谈话，则就是围绕着学术或者政治这些话题展开，但也只有我和哥哥这一代人能够跟他沟通了。
1984年，父亲因为患肾衰竭进入了协和医院，后来他去世，也是因为肾衰竭。在他1988年进入医院之前，我已经看出他不行了，作为儿子，我们只能尽量多陪他走过最后的岁月。但是父亲并不清楚自己的病情，送他到医院去的时候，他还不去，到了医院还一直嚷嚷着回家。但是过了几天，他自己多少也了解了一点自己的病情，就没有坚持回家。
为了排出他身体中的毒素，医生给他开了很多泻药。他对于这种治疗方式并不是十分认可，但是他认为医生为自己看病是在尽一个医生的责任，医生采取的一切措施病人都应该全力配合，如果病人不配合医生，那就会让医生为难。所以虽然他觉得泻药并没有必要吃，可是还是按照医嘱吃了很多的泻药。
这期间我去美国参加了一次会议，在大洋彼岸，我接到了哥哥梁培宽的电话，告诉我了父亲去世的噩耗。回来后我听培宽说，当时他在父亲的身边，父亲让他取纸笔过来写遗嘱。父亲没有什么财产，他最关心的是他的文稿：我的文稿以后交由梁钦东（我的儿子）保存。后来钦东说他保存也未必保存得好，还不如捐赠给一个学术研究机构，但是目前还没有考虑好捐赠给哪个机构，所以文稿至今还保存在我的哥哥梁培宽那里。
冯友兰：不依不傍著新编（1）
人物简介
冯友兰（1895…1990），字芝生，河南唐河人。1912年，入上海中国公学大学预科班，1915年，入北京大学文科中国哲学门，1919年，赴美留学，1924年，获哥伦比亚大学博士学位。回国后历任中州大学、广东大学、燕京大学教授、清华大学文学院院长兼哲学系主任。抗战期间，任西南联大哲学系教授兼文学院院长。1946年，赴美任客座教授。1948年末至1949年初，任清华大学校务会议主席。曾获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印度德里大学、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名誉文学博士。1952年后，一直为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
1923年夏，冯友兰以《人生理想之比较研究》（又名《天人损益论》）顺利通过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博士毕业答辩，获哲学博士学位。是年秋回国后，沿博士论文方向写成《一种人生观》。1924年，又写成《人生哲学》，作为高中教材之用，在这本书中，冯友兰确立了其新实在主义的哲学信仰，并开始把新实在主义同程朱理学结合。在燕京大学任教期间，冯友兰讲授中国哲学史，分别于1931年、1934年完成《中国哲学史》上、下册，后作为大学教材，为中国哲学史的学科建设作出了重大贡献。
从1939年到1946年，7年冯友兰连续出版了六本书，称为“贞元之际所著书”：《新理学》（1937）、《新世训》（1940）、《新事论》（1940）、《新原人》（1942）、《新原道》（1945）、《新知言》（1946）。通过“贞元六书”，冯友兰创立了新理学思想体系，也使他成为中国当时影响最大的哲学家。
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是冯友兰学术思想的转型期。新中国成立后，冯友兰放弃其新理学体系，接受马克思主义，开始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研究中国哲学史。著有《中国哲学史新编》第一、二册、《中国哲学史论文集》、《中国哲学史论文二集》、《中国哲学史史料学初稿》、《四十年的回顾》和七卷本的《中国哲学史新编》等书。
冯友兰
口述：宗璞
虽然父亲身上有各种“枷锁”，但是思维却十分清晰，而且还去掉了过去思想上存在的种种“枷锁”……
父亲晚年最重要的事情就是撰写《中国哲学史新编》，每天上午他都是在书房写作，很多年都没有中断。父亲的生活非常规律，他一生做了那么多的工作，但是从来没有开过夜车。在晚年，父亲依然保持了他持之以恒的规律生活。每天上午一进入书房，各种哲学上的思想就纷沓而来，坐下来之后，就开始口授存在他头脑之中的《中国哲学史新编》。父亲的晚年生活很艰难，因为身上各种病很多，眼睛也不行了，所以采取口授让人记录的方式来完成他的著作。我最近在报上看到让年轻人戴上各种仪器来体验老年人的生活的实验，以此来说明老年人的生活就像带上了各种枷锁，关节等身体的各个方面都不灵了。父亲就是在这种的情况下来坚持“写作”的，虽然身上有各种“枷锁”，但是思维却十分清晰，而且还去掉了过去思想上存在的种种“枷锁” 。
那个时候，他经常去医院，吃各种药。他经常说：现在是因为书还没有完成，等书完成了，有病就不用治了。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有一段时间，他的腿肿得很厉害，我就叫人给他做了一个放脚的木架子，以便让他能够舒服一点。现在我的脚有时候也会肿，但是那个木架子却不知道到哪里去了。当时我就没有想到，自己有一天也会老的。 。 想看书来
冯友兰：不依不傍著新编（2）
父亲的《中国哲学史新编》是从六十年代开始写的，到了改革开放的时候，他已经完成了两册，但是，他要推倒以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