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直气壮、若无其事甚至还沾沾自喜地说谎，丝毫也不觉得脸红，这几乎是一种民族性格了。一路上，看到多起因些许小事发生的殴斗，而司机则用一路脏话陪同我们——您得相信，他除了骂人就不会说话了。
东北人是一族特殊的灾民，长期争抢有限生存资源培养了原始的敌人意识和以狡猾为智慧的民俗。人们常常说东北人豪爽、大气。可我觉得，东北人是典型的灾民，自私、贪婪、猥琐，富有暴力倾向，有时又胆小如鼠。我认为这种性格和灾害、战乱以及历代饥民流迁这种历史境遇有高度的相关性。灾民性格是中国的民族性格，但在东北，移民之间的陌生感无意间增加了一些不安全感和敌对情绪，近代以来长期的军事动员和战乱则滋生了深刻的恐惧感和暴力精神。当代中国文化生态有两个精神家园：黄土地和黑土地，在军事革命和文化革命期间，两者同时承担了“老区”和“广阔天地”这种政治保姆的角色。如果用梅尼日科夫的尺子量一下这种政治文化的文明高度，得出悲观的结论又有什么奇怪的呢？不仅如此，对于“战斗者团体”而言，无论在部落战争、明清战争、清俄战争、中日战争、日俄战争、朝鲜战争、中苏战争等等军事事件中，还是在屯兵戍边、土地革命、工业化改造、重构二元社会结构、梯级经济开放等经济事件中，东北地区这块黑土地都成为资源单向输出的火药库和生产基地。这就是东北地区发生“富饶的贫困”这种经济困境的历史真相。
是的，“北大荒”的确被征服了，但贫穷并没有被征服。——当我返回自己出生的小村子时，这种问题意识就更加强烈了：几十年来，这里惟一可以称得上繁荣的就是人口，此外一切都沉睡在前清军队的马蹄之下。
在东北松花江上（2）
我的祖辈来到这个小村子安家落户时村里只有3户人家。六七十年的“历史进步”在这里体现为三户人家发展为200多户人家。不过这次回来一个特别的印象是，全村像坟墓一样安静，街上几乎空无一人。原来青壮年劳动力都到城里、南方或什么工地打工去了，其中大部分人宁可在城市的水泥管子里过春节，也不愿花钱返回来，因此这几年春节也冷冷清清。有人被当作盲流“收容遣送”回来，但他们很快又重新踏上征途。
现在村里只剩下老人、妇女和孩子了。我在一家屋檐下看见一些老人蹲坐在那里聊天、吸烟，有的在忙自己手里的活计。他们轻松又无奈地和我谈论起这些年村里的新闻和变故。远处一些脏兮兮的猪、鸭在我童年“游泳”的泥坑里悠闲地寻食——不过那个“大坑”如今已经被岁月的风沙填平，长满了斑驳的青草。
最令我吃惊的“新闻”是：这十来年，只有360多口人的村子，有60多位我熟悉的父辈人已经不在了。他们大多死于贫困、劳累和疾病。而他们过世时的年龄基本上都在五六十岁。在这些早逝的乡亲中，还有我两位小学的同学，他们刚刚过30岁。死因很简单，生病却无钱可医。
这种悲惨的遭遇目前正折磨着我的一位堂哥。这是一个五口之家，伯父摔伤了腿，伯母患了风湿，堂哥和侄儿得了肝炎，而大嫂则刚刚做过癌症手术。对于一个农民家庭来说，这几乎是灭顶之灾。谈到这一家人的情况时，我看见堂哥正从自己家里走出来，一个四十多岁的人，看上去仿佛已经风烛残年……谁来帮他们一下呢？我透过农房的屋顶凝视着瓦蓝瓦蓝的天空，白云朵朵在那里舒卷自如。这世界的苦难和它有什么关系呢！我也想起诗人海子的诗句：万里无云，是我永恒的悲伤……我内心低呼天父，只有他为这苦难死在我们的前面了。
他们不勤劳吗？不，他们几乎是世界上最勤劳的人了，但最勤劳的人最贫困，这就是这土地上苦难的核心问题。不仅如此，这种贫困还滋生着自己的“意识形态”，最突出的就是对巫术的迷信和对偶像的崇拜。所谓巫术迷信在农村已经流行了几百年，民间叫“跳大神”。不过我想，“跳大神”不仅仅源于无知，更可能是源于贫困——无钱治病的人显然更乐于接受巫医神汉的廉价处方。人们曾告诉我这样一件事：一个小女孩患了心肌炎，家人认为这是“鬼上身”了，就用各种巫医的法子治疗。孩子受到的痛苦是可想而知的，最后还是我母亲坚持把孩子送到了医院，否则结果真不堪设想。我从小生长在这里，实际上这样的例子有很多。村外野地里有一些小坟就是这样建造起来的。至今风从野地里吹来，仿佛是孩子的哭声……
农民有自己的幽默，他们说，千万不要再给村里换新领导来——为什么呢？旧的已经吃饱了，新的岂不更难填？！当我问到村选举时，他们则哄堂大笑了，我便觉得脸上发烧，就好像乡村选举是我的主意似的。
太阳偏西的时候，我向村头走去。几个满脸汗水的孩子正从田地里回来，她们手臂里挎着和她们的年龄不相称的柳条筐，筐里盛满了在当地叫“芩麻菜”的野菜。这种有苦味的野菜是这里的农民春天里主要的菜肴。十多年了，或者几十年了，这里的孩子们都是这样长大的。春天里挖野菜，夏天割猪草，秋天起土豆，冬天打柴禾，拉着耙犁一大清早去捡粪……“现代文明”离这里仍然非常遥远。从孩子的穿戴上我就知道，她们今天的生活并不比我的童年好多少。我的童年有多苦呢？我讲一个例子吧。
在我上镇里读初一的时候，我过生日，妈妈给了我两毛钱。我约好和我同龄并同学的堂哥一起到饭馆去买了两个白面馒头（那时候只有到过年才有细粮吃），花了一角钱。我们选了一张桌子坐下便狼吞虎咽地吃起来。也许吃得太急了吧，一位女服务员一定看见我们被噎着了，就从厨房里端出两碗有几块肥肉的热汤。我们很害怕，因为我们担心她要我们为这汤付钱。也许这位好心的阿姨以为我们不好意思吃呢，就转过了身去，这时我们急忙喝了一口汤，然后把半个馒头塞在怀里“机智”地跑了出去，甚至跑了很远还回头看是否有人追上来了！
在东北松花江上（3）
我至今还记得那位好心的阿姨，就像我至今还记得喝那口汤时嘴里被灼烫的痛楚，以及那肉汤的香味。即使到了高中，我仍然很馋，我常在食堂里看着有的同学丢在桌上的白肉——我多想捡起来放到自己的碗里啊……
这就是我的童年。我想，对一个个拥有这样的童年的孩子们说，“我们是世界上最幸福的人，我们要帮助天下受苦的人民。”这种宣传的效果的确是很有限的。
遗憾的是，我的童年接受的正是这种教育。今天呢？当老师对那个挎着野菜的孩子讲述改革开放的丰硕成果时，她会怎么想呢？
我当天趁着夜色驱车返回了县城。我自己的一家人已经离开了农村，而我出生的那间老屋也以600元的价格卖给了邻居，并且已经装修得几乎认不出来了。
“我在自己的家乡孤独一人”，“我已无家可归”，一路上，这种伤感再一次袭击了我。我又强烈地思念起远在海外的女儿，不知不觉间我已经泪流满面。我也想起鲁迅的《故乡》来，我突然感到他写得并不真实，我甚至怀疑他受到日本近代思想的“毒害”了，以致真以为自己离开了故乡，并以为真有一个英俊的少年闰土呢。
县里这些年的治安情况也不断恶化，抢劫和杀人等恶性案件不断发生，有些案件多年没有侦破。政府部门也很不容易，治安经费的短缺也许也是制约破案积极性的原因之一。亲戚告诉我走在街上脚步要快，并捂住自己的钱包。事实上夜里的街道上冷冷清清，一些无家可归的人躺在路边，而月亮则板着千古不变的面孔，高高地挂在树梢的后面。
现代化有很多精彩的理论，这些理论的核心思想实际上是“代价论”：在现代化的进程中，必须做这样的选择——让社会的某些部门为此付出代价。由于可以理解的原因，社会的弱势群体永远是代价的承担者。我的故乡就“沦陷”在这些理论中最极端的一种理论的实践之中。大约400多年前，英国的农民为蒸汽工业付出了惨重的代价，不过客观地说，那场工业革命并不是一场骗局，曼彻斯特以极不人道的方式吸收了部分流离失所的农民就业，并为欧洲带来了“双元革命”的黎明。我祈祷市场化在中国不要再像工业化一样仅仅是一个政治神话，中国的农民实在是太苦了。一百多年前，中国的农民持续几十年以古典革命的方式表达过他们对民国伪现代化的绝望，拥有故乡的人们应该长点记性。
我即将告别故乡了。漫天柳絮杨花下起了“六月雪”。
再见了，故乡！
“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当我起飞的刹那，这首歌在万里云空轰然响起……
回到家乡，看见荒凉（1）
响水滩客
春节回了老家一趟。老家在四川东部，嘉陵江畔，一个纯农业县，连绵起伏的低浅丘陵中，藏着生我养我的那个小村。多年未回去了，本来怀着一腔很浓的乡情，结果回去一看，还是深深失望了：山依然是那座山，梁依然是那道梁，村庄依然是那个村庄。在我的眼里，家乡已满怀荒凉与凋敝。
首先让我沮丧的，是村边那条小河已完全被污染了。那曾经是一条清清亮亮的小河，流过两个县上百个村庄，沿岸几十万人靠它生活。那条河有很多滩坝，是我童年的乐园，儿时，天天与伙伴们在滩坝割草、放牛、游泳、玩耍，其中一个滩叫“响水滩”，后来成了我的网名。当然，这种田园牧歌式的描述，也许是对童年的虚幻记忆，但无论如何，那条小河曾经是清澈的，是我乡情的主要皈依。
而现在呢，它已变脏发臭了，部分河段已断流，黑色水草从淤泥里钻出来，冒着有毒的水泡，成群的鱼虾不见了，现在连鸭子都不愿下水，更何况人。我问乡亲们：是咋回事？他们说是邻县办了一个造纸厂，把这条河给染黑了，还有一些人搞网箱养鱼，把鸡粪鸭粪全往河里抛，好好一条河全毁了。我苦笑了一下，按现今时髦的话讲，这又是发展的代价了。一个县级造纸厂，大约能解决一两百人就业吧，提供的税收充其量也就几百万元。这在地方官员来说，是一个了不起的政绩，能成为晋升的资本。可沿岸数十万乡亲就惨了：天天守着一条臭河，啥也盼不上，冬天不能捕鱼，夏天不能游泳，人畜饮水全靠打井维持，生活全变样了。
有人说农村这些年发展了，标志就是农民盖起了新楼房。不错，是有一些人盖了楼房，买了彩电，但在没有河流滋润的土地上，即使盖上了摩天大楼，又能证明什么呢？我的总体感觉是，乡亲们的生活质量并没有实质性提高，特别是在生态环境方面，简直比一二十年前还要差。他们是在为一些官员的政绩买单，这个单也许几代人都买不完。
令我生出荒凉之感的，还缘于乡村的死气沉沉。村里人气极缺，青壮年全部外出打工，甚至很多五六十岁的男人都出去了，剩下的只是一些走不动的老人、少数妇女和孩子。村子以前有两千多人，现在不足千人。许多土地撂荒了，一些长年没住人的房屋也坍塌了。由于买不起车票，很多出去的人没有回家过年，有的甚至十多年都没回来了。我粗略打听了一下，全村出去打工的人，今年回家的只占三成左右。由于没有人气，整个村子冷冷清清，夜晚只听见狗叫声。
当然出去也是一件好事，全部守在家里更穷。那些出去的人，如果他们能够挣上一笔钱，把家安在城市，当然是最好的选择了。然而，能够在城里安家的也就几个幸运者，大部分人还是要回来，回到这块他们打心眼里厌憎却又无法摆脱的土地。更糟糕的是，他们外出打工，孩子只能由留守的六七十岁的老人照管，结果老人得不到起码的休息，孩子也得不到正常的教育。孩子长大了，又像父辈一样出去，把一身力气卖给城市，然后拖着病体回到村庄。我不知道这算不算一种宿命。
童年的伙伴中，有三人已命抛他乡：有一个在广州某建筑工地被水泥板压死，有一个在东莞得病无钱医治而死，还有一个在深圳因加入黑社会被判了死刑。他们其实只有三十多岁，正是人生的黄金阶段。奇怪的是，乡亲们谈起他们时，口气都淡淡的，也不见得有多少惋惜。也许大家都被这沉重的生活压迫麻木了，对生命的逝去抱一种无所谓的态度。事实也是如此，在中国这块土地上，哪一处缺少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农民？那一处缺少命如蝼蚁的打工仔？当生命早已省略为冰冷的统计数据时，你能指望谁来敬畏这些有血有肉、有泪有痛的躯体？
出去的人日子过得不易，留下的人过得更艰难。这次回来主要是看望外公外婆，他们都垂垂老矣，整天倚在门边，基本上是等待着生命的终结。他们与土地打了一辈子交道，七老八十了，还在养猪、种地，还在交农业税，2005年农业税总算减免了，可农资价格一下子又涨了。外公告诉我，上面说农民增收了，其实去年农资一涨价，年终算帐，反而减收上百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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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到家乡，看见荒凉（2）
两个舅舅都从外面打工回来。大舅今年51岁，还不得不在外奔波，他以前靠种庄稼，但不能糊口，去年一横心去了广州，在一家铁厂干轧钢筋的活，每天干十来个小时，月收入千元左右。大舅对此很满足，但我看着他满头逐渐灰白的头发，心里直叹息：这样的日子又能维持多久呢？二舅更惨，两个子女读书，一年要花费他一万多元钱，打工收入全赔进去了，全家至今还是住在低矮的瓦屋里。舅舅们说，他们最担心子女考上大学，或者家里人生大病，子女读书的费用起码要挣十多年，生一场大病更可能倾家荡产。其实在村子里，我两个舅舅的家境还不算太差，不知道其他家庭的承受力又怎样？说句消极的话，如果仅以能否吃饱饭来衡量乡亲们的生活，他们也可算脱贫了，但要以全面小康标准来考察，那他们还生活在“石器时代”。
村里通向乡镇的一条石板路，早被人撬得七零八落，成了又烂又窄的土路，凹凸不平，茅草过膝，遇到雨天简直无法下脚。旁边修了一条机耕道，说是“小康路”，但路上的石头比车轮还大，大货车都不敢行驶，因此一直没有通车。乡亲们赶场卖鸡蛋买盐巴，还是得走那条烂石板路，到场镇要跋涉一个小时。更伤心的是河边那座石桥，1995年被洪水冲垮，村民多次向村、镇反映，但上面拿不出钱，就一直无人修复。大家只好涉水过河，去年河里已淹死了三个小孩、五头生猪。说实在的，在老家那样的农村，要搞点公益事业，比如修座桥，修条路，修个蓄水堰塘，简直难于上青天。主要就是穷，村、乡镇拿不出钱，村民更拿不出钱，同时青壮年都出去了，也无法组织劳务工。于是，当路烂了、桥断了、堰塘垮了时，只能维持现状，得过且过，村庄也就益发破败、荒凉。
晚唐诗人韦庄说：“未老莫还乡，还乡须断肠。”他是担心功名未立，回乡会被人耻笑。而我这次回乡，倒真是有一种断肠之感，为故乡凋敝的环境、沉重的民生以及黯淡的明天。我不知道，这种状况何时会有所改变？中国太大，在广袤的中西部，如故乡这样的村子，何止千千万万，它们的命运谁来安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