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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时女学生D,将跌落在地的教授扶起来,其他演员见状则急忙跑向敞开的大门,飞快地逃出教室。在逃离教室的同时,学生C,很快地顺手将A丢在地上的纸袋捡起来带走。
前后不到三十秒钟,这出戏就结束了。接着教授向二十九名学生坦承,刚才发生的那一场混乱,全都是预先计划好的,然后要求学生将过程中所有记得的细节,逐一写下来。
闯进教室的暴民
那么,这二十九名学生记录这场戏码的结果如何呢?
在这出戏中,突然冲进课堂的演员总共有四人,然而在这二十九名目击学生当中,记得这件事的只有三个人。
但接下来的事实更加惊人。
在这四位演员当中,有三位原本就是那个班级的学生,第四名演员,则是学校的风云人物,全校无人不知、无人不晓。粗略估算一下,在做这项实验之前,这二十九名目击学生与那三名演员学生,足足有八个月的时间,大伙儿是平均每周至少会碰上三次面的。
然而在目睹教授遭到攻击这一幕,二十九名学生当中,居然没有半个人能够将整个事件,完完整整记得清楚;并且这四名演员中,还有三位是自己的同班同学,而另一位,则是校园风云人物。(再重复一次,这些同学有长达八个月的时间,一个星期至少会碰面三次。简单来说,就是从四月到十二月这段期间,他们待在人数不多的班级里,一同上课。)
几乎所有学生都将这件事描写成是,(没见过或不认识的)“暴民”或是“群众”闹事。就算演员中的同班同学,在横越教室、往另一扇门移动时,曾经近距离经过自己的身边,也一样记不得看见的是哪些人。
这二十九名学生的聪明才智,都是在一般水准之上。虽然说,他们面对的是突发事件,不过再怎么说,引发事件的几个主角,都是这些目击学生相处了八个月之久的同班同学,要不就是学校的风云人物,连他们都无法确切地辨认出来,这一点实在令我相当惊讶。
况且,整个实验过程中,并没有任何会危及学生安全的状况(A同学丢的不过是只茶色纸袋,B同学挥舞的也只是一根大香蕉)。你看,就算是刻意安排的特定状况,人类的记忆力仍然显得非常不牢靠;你的记忆也是一样,我的记忆当然也不例外。
因此,我们对于自己的记忆力,最好能够抱持审慎的态度,且随时提醒自己,“虽然看到的都是别人的记忆出错,但我自己的记忆力,也不可能百分之百正确。”如此一来,就能更有效地减少人际关系上的摩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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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记忆不靠谱(1)
以前的我,在法庭上聆听对方证人的证词时,多半会在心里暗自呐喊:“你这个说谎的家伙!”不过,让我常常感觉对方在说谎的那个阶段,恰好是在我当律师经验相对不足的时期。随着出庭经验不断增加,我渐渐发现,大部分的证人说谎并非别有意图;即使他的证词跟事实存在多处出入,也是一样。要说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其实大多是因为,证人会在有意识或下意识的情况下,按照“虚构的记忆”,“主观地”描述事实。
《交叉询问的艺术》一书中曾经提及约翰?罗曼利(John Romilly)爵士,他在某个判决里,提出以下的意见:
“千万别忘了,人类对于自己想要相信的事情,是会抱持多么坚信不移的态度。我们每个人,都必须将这种倾向谨记在心。人只要长期在脑海里思考,那些自己认定必然是发生过的事情,那么最后不论实情如何,也会将自己想象的事当成事实。然而,这一切不过是把凭空想象的产物,转化成自己的记忆罢了。”
罗曼利的这番言论十分精辟,并且清楚点出了一个事实,也就是:证人会产生偏见,相信自己说的是事实,并将“自己的想法”转换成与事实有关的“记忆”。总的来说就是,自己的“想法”或“推测”,使实际发生的事物变了质,并将其转化为自己记忆中的一部分。
然而,这种偏见也可能是由他人造成的。本书所举的实例,大多引自《交叉询问的艺术》,该书的作者威尔曼,是一位相当知名的律师,他曾写道:
“我们脑海里对于过去事物所存在的概念,本质上其实已经遭到毁损或消灭,不只是变得不精确而已,而是掺杂了各种原先并不存在的要素,使这些概念确确实实变成了不正确的事实。比如说,有个男人弄丢了一只价值不菲的领针,结果他的太太暗示他说:‘该不会是被某个品行不好的女佣偷走了吧?’日后当这位男士再度回忆起这件事时,就会在不知不觉中,将真正的事实与他太太臆测的暗示混淆在一起,于是在法庭上,他大概就会作出‘女佣偷了领针’这样的证词。”
受到暗示产生偏见
接下来回到正题,有很多证人,尤其是刑事案件的证人,经常要接受警方接二连三的讯问。原本证人是有权利选择要不要接受警方讯问的,只是一般实际的状况,警方都会强制讯问。如此一来,如果证人的证词,并没有顺从警方的预设想法,警方就很有可能会不断挑剔证人的语病,让证人难以脱身。一旦证人经过警方疲劳轰炸式的质问之后,脑袋会愈来愈混乱,作出的证词,便会开始受到警方问话的误导,诸如此类的状况,绝对不少。
由于多数的证人平时若不是得上班,就是得上学,在心态上,当然会明显希望任何的讯问,警方都能尽快放他们离开。在检察官进行最终诘问之前,证人通常已历经过不下数次的讯问,因而在法庭上作出证词时,证词往往都会偏离事实。再加上证人一心只想尽快从麻烦中脱身,因此随着时间流逝,证人再三确认自己的“认定”(或说“被强行灌输的想法”)无误之后,便会将这样的“认定”转化成自己记忆中的所见所闻。
换句话说,如果我们不断从外部与内部接收到偏离事实的讯息,一段时间过后,就会将一开始所接收到的“暗示”,在记忆中转换成“自己的亲身经历”,或“自己亲眼所见的事实”。txt电子书分享平台
为什么记忆不靠谱(2)
当然,一开始有很多人是因为觉得,“真麻烦,干脆顺着警方的话说好了”。只不过如前所述,我们在许多的案例都可以看到,在经过一段时间之后,人们便会逐渐淡忘了,当初自己是因为他人的“暗示”才产生这样的偏见,进而又依据这些偏见提出证词,还一味地把那些偏见认定成:“我亲眼目睹了整件事,绝对错不了。”
疲劳轰炸之下创造新的记忆
虽然这好像完全偏离了主题,不过我还是想在此介绍几个案例,借以说明检警等搜查机关的调查,会对一般人造成多大压力。
由于律师有守密的义务,我稍微修改了以下案例,但案例的核心特质不变。我试图告诉各位的是,当检警一再对案情进行讯问时,会让一般人感到多大的压力。
某A女申请破产之后,有个放高利贷的家伙(手法不太专业),找上了A女的老家,死缠烂打地向A女的母亲追问:
“我希望你告诉我,你女儿在哪里?”完全没有离开的意思。
凌晨一点钟之后,对方好不容易才离去,并拿走了二十万日元。临走前还撂下狠话:“后天之前,最好把剩下的钱给我准备好!”
放高利贷的家伙留下这句话之后,便扬长而去。翌日,我从那A女的母亲那里得知了状况,立刻便与警方的民暴民暴,日本法律用语“暴力介入民事纠纷”的简称。指暴力集团介入民事纠纷中,以暴力从中索取金钱等。——译者注负责人联络,并进行讨论。然后,负责的警员在放高利贷的家伙说会再来的第三天,部署了更多的警力,在那家伙大摇大摆前来之际,立刻将他逮捕。
根据我所得到的信息,那个放高利贷的家伙是暴力集团的成员,似乎不怎么清楚放高利贷的手法与知识。那家伙后来找了律师帮忙,提出了和解要求。由于对方提出的条件是,“返还强行取走的二十万日元,并支付补偿金”,在我与A女母亲讨论过后,也就接受了和解的提议。
然而,大约在完成和解后的一个月,当我前往检察署时,再次见到A女的母亲,她坐在检察官室前的长椅上,面容十分憔悴。
“您还好吗?照理说,事情应该解决了吧?”
听我这么一问之后,A女的母亲用疲惫不堪的声音对我说:
“荘司律师,已经不能再改变什么了吗?我都不知道被警方和检方叫去几次了,真的好累。早知道会变成这样的话,我就不和对方和解了。”
她以充满悔恨的声音,向我这么诉说。
人是现实的动物,如果大家知道,只要是恐吓罪的案件,不论双方有没有达成和解,被害人都必须面对警方或检察官不断讯问的疲劳轰炸,那么,对被害人而言,既然同样要遭受煎熬,且之后还可能必须上法庭打诉讼,那么与对方和解,并取得和解金,绝对是比较值得。
A女的母亲由于承受过大压力,已经失去一般判断能力,所以误解成,为了要达成和解,才得遭受不断被讯问的待遇。简单来说,通过这个案例让我们看到了,一般人在面对检警讯问案情时所承受的压力,确实超乎想象。
就连没遭到拘留的被害人,在面对检警没完没了的讯问时,都会感到不胜其扰,更别提那些被长期拘留的嫌疑犯,对于反复进行的讯问,会感到多大的压力。因此,迎合承办检警而扭曲了自己正确的记忆,也就不会是什么新鲜事了。
因此,像检警之类的搜查机关,会严重影响到证人(有时是嫌疑犯),让这些人很容易就产生各种偏见。例如秋田县那个年轻母亲杀害幼儿的案例也是如此。这个案例中,警方便是以“任意同行”“任意同行”系指,以被告或犯罪嫌疑人同意作为借口,而强制移送至检察署的情形。的方式,要求被告到警局报到,结果被告就真的像是被拘留一样,在警局待了一整天。警方这种搜查行为其实明显违法,正确的处理方式应该是,警方必须先申请到正式的逮捕令,才能拘留嫌疑犯。这一点,大家应该特别注意。
为什么记忆不靠谱(3)
我并不是说,所有的搜查机关在讯问案情时,处理的流程都这么不适当。不过在部分只有目击证人证词可以影响案情的案例中,证人受到检警影响而产生偏见的情况,通常很严重,恐怕连他们所记得的事实,都会因为检警的诱导,而遭到修正;至于原本不记得的部分,则会随着诱导“创造”新的记忆,这样的案例恐怕也不在少数。
此外,由于讯问次数过于频繁,讯问过程往往冗长费时,因此证人在斟酌利弊得失之后,总是会想尽快顺着检警的诱导,说出证词,好快快结束这些恼人的过程。所以证人自然会采取对自己立场有利的态度,因此而对案情产生了偏见,这也是人之常情。
然而,也不是所有的搜查机关,都是以诱导的方式进行讯问。推理名著《半自白》曾描述过,承办案件的警官,断然拒绝“诱导性讯问”的情形;很多承办案件的检警,其实会为了发现真相,而竭尽所能地进行调查。
我在司法官训练所实习期间,曾研习过如何进行调查程序,结果发现,即使检警原本并无刻意诱导之意,却也经常在无意中影响证人,导致证人产生偏见。例如这样的质问:
“依据你的说法,前者和后者之间的关系不合逻辑,你难道不觉得在这中间,有发生这件事的可能性吗?”
即使是更轻描淡写的提问,受到讯问的一方,依然会受到影响而产生偏见。
媒体的偏见影响一般人的判断
如果证人因为搜查机关释放的讯息而产生偏见,之后又经电视媒体大肆报道嫌犯遭到逮捕的新闻,证人便会因为媒体的报道,而深化“嫌犯就等于罪犯”的印象。
即使嫌犯否认犯案,但媒体在嫌犯被逮捕之后,经常会使用“嫌犯为何犯下这种罪行?”、“他是否还有犯下其他案子?”之类的暗示性报道语言。接着媒体会去采访嫌犯住处附近的邻居,详细介绍嫌疑犯的成长过程与目前的职业,根本就是将嫌犯当成真正的罪犯看待。在这里要说明的是,被告在有罪判决确定之前,“推定其为无罪”,这是刑事法上的无罪推定原则,但媒体总是做出过多的臆测与想象。
老实说,我不得不承认,我自己也曾有过“嫌犯等同于罪犯”的偏见。如果连唯一与嫌犯站在同一阵线的律师,都会这么想的话,那也就难怪其他人会有这种先入为主的观念了。
从这一点来看,一般只要目击证人得知了这样的报道,便可能会认为,“哦!原来那不是我自以为是的事实,这些事情确实曾经发生过啊。”如此一来,接着会产生什么变化,也就不足为奇了。
无论是受到检警反复“暗示”的影响、希望自己能早日从讯问的苦海中解脱,或是受媒体报道“嫌犯等同于罪犯”的影响,而产生偏见,凡此种种,都很轻易地就会转变为记忆的一部分。
三种偏见会影响大脑记忆
以下所列举的“有毒咖喱事件”有毒咖喱事件(力しじはん)指,1998年7月25日,日本和歌山县某个夏日祭典中提供的咖喱遭加入砒霜下毒的案件。最初认定为一起单纯的食物中毒意外,最后经警方化验后,确认食物中有含有剧毒的砒霜。由于嫌犯林真须美从事保险业务员的工作,她被指控利用职务之便,在被害者不知情之下为其加保,并且为了诈领保险金在咖喱中下毒。此一事件总共造成六十七人送医急救,其中有四人不治身亡。嫌犯林真须美已于今年(2009年4月21日)遭日本最高法院判处死刑。由于被告行使缄默权,对检方指控全盘否认,而法院仅凭目击证人的证词、被告毒杀他人未遂的前科,及在被告住所搜到的砒霜判处死刑,这个事件在日本社会中也引起广泛讨论。,正可作为典型案例。
在“有毒咖喱事件”这个案例中,居然会发生在像夏日庙会这种人潮拥挤的场合,目击证人的证词竟然完全一致的怪事。这件事怪得令我背脊发毛。如果我是目击证人,在夏日庙会的现场,根本不可能有自信,能把“某人在某个时间是否在那里?是否有其他人在场?”这些事记得一清二楚。
更何况在那之前,被告林真须美的前科是以诈领“保险金”为目标而犯下的欺诈罪,在刑事犯罪的分类上,属于财产犯罪。林真须美用诈领得来的保险金,盖了一栋豪宅,过着优越的生活。这类财产犯,对金钱非常执着,很少会为了金钱以外的理由犯罪。
不管怎么说,这类原先属于财产犯的被告,会被控告犯下共同杀人罪,实在相当诡异。此外,检方发现证据的地点也太过明显,轻易就可以被发现,仿佛证据在对你说:“请你来找我吧,你一定找得到。”
根据犯罪统计资料显示,罪犯会再犯的比率确实非常高;不过,所谓的再犯是指相同的罪行:恐吓犯可能会继续恐吓或胁迫他人,毒犯可能会继续犯下毒品相关的罪行,盗窃犯则可能会不断盗窃。因此,检察署通常会提出被告的犯罪前科作为证据。
只要去翻阅那些书面资料就可以发现,不少被告不但前科累累,而且犯罪的内容几乎相同,总是让律师忍不住想抱头大喊:“老毛病又犯了吗?这次要怎么辩护才好?”